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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中:中国佛学 七、中国特色(一)儒学转向 |
杨维中:中国佛学 七、中国特色(一)儒学转向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就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这种中国化从学理的层面说,主要表现为佛教的儒学化。作为结果,是中国佛教逐步走上了世俗化、伦理化的道路,这种世俗化、伦理化,到了唐、五代之后,终于演化出注重世间、强调人生的“人间佛教”。本节旨在探讨这样一些问题:第一,中国佛教为什么会走上人间佛教的道路?第二,如果说人间佛教发端于古代中国,那么,它是否仍然适合于现、当代的中国社会?第三,从世界范围看,人间佛教的前景如何? (一)儒学转向 佛教的儒学化,从思想理论层面看,主要表现为佛学的心性、人性化。这种心性化在天台宗的思想中已初露端倪。天台慧思释佛性曰:“佛名为觉,性名为心。”佛性则是“觉心”,基于这种佛性理论,后来天台宗在修行方法上就十分注重“反观心源”、“反观心性”。华严宗讲法界缘起、理事圆融,但尤强调“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至澄观更倡“一心法界缘起”,主张“总统万有,即是一心”并且用“灵知之心”来解释“本觉”,使心逐渐具有具体心的内涵。 天台、华严之心性说,多具二重性,既指清净真心,又指当下现实之人心。当然,从主要倾向说,主要是指真心。这种现象到了禅宗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是六祖慧能。慧能在佛教史上有“六祖革命”之称,那么,“六祖革命”的“革命性”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南宗思想集中体现在《坛经》中,《坛经》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象传统佛教的经典那样艰深晦涩,而是比较通俗易懂。《坛经》的基本思想之一,是“即心即佛”。在《坛经》中,慧能把一切众生乃至诸佛都归结于“自心”,反复强调“自心是佛”。慧能这里所说之“心”,已不象传统的佛教经典中的“心”那样虚玄、抽象,而是给人一种较为现实、具体的感觉。 当然,在中国佛教中,也不是禅宗一家把佛教的佛性心性化,隋唐之天台、华严二宗亦都有此倾向,为什么独有慧能南宗之倡“即心即佛”称得上“革命”呢?这里也许有一个哲学上常说“度”的问题,亦即尽管天台、华严二宗也谈心性,亦把佛性心性化,但它们所说的心性,虽含有现实人心的成份,但在更大程度上是指抽象本体之“真心”,充其量只具有从抽象“真心”向“现实人心”过渡的性质。但是在禅宗那里却不同,慧能南宗所说的“心”,虽然也常不同程度地具有抽象“真心”的性质,但从根本上说,是指当下现实之人心,这一点,慧能的《坛经》有许多直接的论述:“内调心性,外敬他人。”“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法无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自归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狂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过。”慧能这里所说的“自有等差”的“人心”、与“外敬他人”相对应的“内调心性”以及所谓善、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等,很难作为传统佛教中那种抽象本体的“真心”来理解,而在相当程度上与儒家所说的那种具有善、恶之现实人心更接近。禅宗“心性”内涵的这一改变,导致了禅宗思想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之最著者,则是把一个外在的宗教,变成一种内在的宗教,把传统佛教的对佛的崇拜,变成对“心”的崇拜,一句话,把释迦牟尼的佛教变成慧能“心的宗教”。 “心性”之外,“六祖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把传统佛教抽象的佛性,直接诉诸现实的“人性”。《坛经》之谈“人性”,可谓俯拾皆是:“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世人性自本净,万法从自性生。……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特别是“人性本净”等等说法,直接把佛性直接诉诸现实人性的结果,是把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逐渐引向了伦理化的道路。 诚然,印度佛教中也有其伦理思想,如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慈悲为怀,利他济世”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伦理思想,但勿庸讳言,传统佛教的落点,并不在现实的人生,而是出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为了回应儒家的批评和指责,也经常语及人伦孝道,但其所说的多指“大孝”,如当时佛教思想家所说的“佛家之孝,所包盖广,理由乎心,无系乎发。”(《弘明集》卷八《灭惑论》)亦即佛家所说的孝与世俗所说的不尽相同,世俗所言之孝,多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无敢损伤,以及跪拜赡养之类,而佛教所说之孝,则是指弘道济世,利济群生,因此,“一人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弘明集》卷五《沙门不敬王者论》)亦即只要学佛得道,则不仅能光宗耀祖,而且泽流万世, 也就是如老子所说的“上德不德。”这种“大孝”、“上德”,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具有论辩的价值,而较少现实伦理的意义。 到了隋唐之后,佛教在对待现实伦理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景象,其时之佛教,都十分注重纲常伦理、忠孝仁义,认为孝是天之经,地之义,甚至把孝推到百行之端,万善之首,认为它在各种道理中是至高至大的,而且此时佛教所说的孝,与传统佛教所说的“所包盖广”的“大孝”截然不同,而是大谈色养之孝,把父母视为“天下三大本”之一,与“道”、“师”并提,认为,道是神之本,师是教之本,父母是形之本。本来,人之形体在传统佛教中是不足为道的,它不过是假相、幻影,但是,隋唐之后的佛教却把作为形之本的父母列为“天下三大本”之一,足见此时之佛教已在相当程度上把眼光投向现实之人生,或者换句话说,已被相当程度地伦理化了。 从理论上说,隋唐之后佛教的伦理化,在慧能把抽象本体转向现实人生,把佛性心性化、人性化时就被注定了的,因为,既然现实的人生、现实的心性、人性已成为佛教关注的对象,那么,作为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伦理问题,自然成为佛教必须加以重点探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隋唐之后中国佛教的伦理化,就不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谈论人伦孝道那样,主要是为了回应儒家的批评以求自身的生存,而在相当程度上是自身思想发展的一种内在需要和逻辑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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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