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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文化研究:户县紫阁峪玄奘遗骸调研纪实 |
 
佛教历史文化研究:户县紫阁峪玄奘遗骸调研纪实 玄奘大师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高僧、佛学家、译经大师,是中国佛教义理学的全面开创者,也是中国哲学的有力推动者。他一生译经75部1335卷,占隋唐两个朝代译经数量的一半,占两千年来我国译经总量的四分之一:玄奘大师所译佛经,文笔优美,义理深刻,被尊为“天子之书”,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由于玄奘巨大的学术成就,所以,他被公认为世界文化名人。但是,其身后事却不尽如人意,遗骸在圆寂后一再遭迁,一度不知所终,千年后顶骨又突现南京,且被一分为三,三分十二,流布大陆、台湾、日本、印度多地。其中间环节,即遗骸主体部分究竟存留何处,近千年来一直是文化人苦苦追寻的一个未解之谜。从南京的《建康志》《金陵新志》及出土石函获知有“终南山紫阁寺”一说,对此,2001年2—3月份,原陕西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常委张勃兴同志与原陕西省委副秘书长、省政协常委刘万兴同志分别在国家政协全委会和省政协全委会上提出《关于开发保护玄奘遗骸安葬地紫阁寺遗址》的提案,希望有关部门重视,对紫阁峪古文化积淀调研、评估、开发、保护。同时,户县籍西安市政协委员在户县原政协主席孙芒德的组织下,集体提案,同样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调研、评估、开发、保护紫阁峪存在的古文化资源。当然,这一千年历史公案是历史形成的,业内人士多认为历史问题要历史地去解决,对于现在就着手去解决信心不足,迟迟未动。这一情况被刘万兴同志知悉后,他认为:基层可以组织一个调研小组,先调研一下,以便对业内人士及有关部门给予启发。刘万兴同志的想法和孙芒德同志的想法不谋而合,孙芒德同志遂于2002年4月份在县政协属下,组建了一个以刘高明、孙立新二位同志为正、副组长,以史生辉、李养民、刘育宏、刘忠利为成员的六人调研小组。这六位同志就像六个初生牛犊,无所顾虑,无所畏惧,痛痛快快地就把这项任务承接下来了,其后都自觉不自觉地把主要精力、才智、心思融化到了参解这一千年疑案中去了。 一、对遗骸迁存的初步追踪 探究玄奘遗骸迁存一事,当时首先把注意力聚集在了南京的有关资料上: 1. 南京景定《建康志》和元代至大《金陵新志》在天禧寺条目下均有同样记载:“白塔在寺东,即葬唐三藏大遍觉玄奘法师顶骨之所。金陵僧可政端拱元年得于长安终南山紫阁寺,俗呼白塔,事俱塔记。”这段文字给户县三点启示,一是存放于南京天禧寺的玄奘顶骨“得于长安终南山紫阁寺”;二是由“可政”和尚带去的;三是时间为“端拱元年”,即公元988年。 2.1942年日军在天禧寺旧址掘出安放玄奘顶骨石函,石函上有文字,记述如下: 大唐三藏大遍觉 法师玄奘顶骨早因黄巢 发塔今长干寺演化大师 可政于长安传得于此葬之 天圣丁卯 二月五日同缘弟 子唐文遇弟文德文庆 弟子丁洪审弟子刘文进 这对户县又有启示:可政和尚传得顶骨的原因是“早因黄巢发塔”。 3.由日本方面当时让谷田阅次署名的《三藏塔遗址之发掘报告》知:出土的顶骨“骨色灰褐,形态长方,约二寸宽,四寸长,边缘破碎成不等边式”,属“连带耳部之头骨一部分”,不是顶骨的全部,也不是顶骨的核心部分。 综合以上三点,户县认为:顶骨是可政和尚于公元988年从紫阁寺带往南京的,且是头骨的侧骨一小块。 对于“早因黄巢发塔”及玄奘灵骨的更葬,户县尊重社会上的主流学者的意见,认同民国年间已经固有的说法:“唐三藏大遍觉法师玄奘灵骨总章二年自产东徒葬于樊川,是为兴教寺塔。后因黄巢发塔,发的是兴教寺玄奘葬骨塔,因黄巢发塔,玄奘遗骸才“播迁于终南山紫阁寺”。 对于“黄巢发塔”,户县也知道当代的一些学者持有异义。如陕西省社科院的陈景富先生,在《五台山研究》上发表《玄奘顶骨今何在?》一文,认为玄奘圆寂后亦不过用苇席裹葬,无论是原葬还是迁葬于兴教寺,都无陪葬珍宝。黄巢义军对玄奘无敌意,就没有发塔,南京出土的顶骨,应属于可政和尚“演化”之物,非玄奘真骨。为此,户县专门拜访了西安市文物局原总工程师韩宝全研究员,带回了其1986年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上的《玄奘顶骨播迁记》一文,该文认为:黄巢发塔是可信的,祸源在厚葬。 韩先生引用玄奘门人慧立所著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讲:玄奘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去逝,唐高宗闻讯“哀拗伤感,为之罢朝”,并敕令将玄奘灵柩移远归京,其“葬事所须并令官给。。。。宜听京城僧尼造幢盖至墓所”,入葬时“都内僧尼及诸士庶共造殡送之仪,素盖、幡幢、泥洹、帐舆、金棺、银棺、娑罗树等五百余事。。。。。而京邑及诸州五百里内送者百万余”,可见玄奘葬事办得十分豪侈。此后户县进一步查证了韩保全先生的引文出处,其依据确实可靠,同时,核查了兴教寺现存玄奘塔,其砖为明代青砖,塔上有“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吉日”正书文字,说明该塔明代曾经修茸,已非唐代原物。查阅兴教寺修茸资料,塔下玄奘遗骸尚存的信息绝无一字。故否认了陈景富先生的观点。 另外,户县进一步查阅了《唐书》及其他书籍中关于黄巢占据长安城时的一些相关情况,为:唐广明元年十二月初五(880年元月8日)黄巢兵入长安,中和元年(882年)四月初八撤离,历时两年零四个月。其间由于唐兵围困,乡民入山,田园荒芜,关中大饥,斗米三十缗,军需紧张。黄巢虽与玄奘无冤,但为了生存,寻财掘宝,发塔实在情理之中。当时乱军发塔,寺僧捡拾、整理玄奘遗骸,护携至紫阁寺安葬,显然是出与虔诚。可政和尚能从紫阁寺带走一块顶骨,说明玄奘头骨已经破碎。这个破碎,就应该是黄巢乱军所为。黄巢当时曾经发掘乾陵,乾陵西侧的黄巢沟至今尚存,亦可佐证。 二、紫阁寺遗址 《建康志》《金陵新志》载:玄奘顶骨“得于长安终南山紫阁寺”,宋代诗人李陶在《宿紫阁山》诗的注释中讲:“南山诸寺,以紫阁为冠“:唐代诗人姚合亦有《寄紫阁寺僧》的五言律诗,这就是说,紫阁寺在历史上真实存在,不属杜撰。那么,紫阁寺在哪里呢?核查终南山北麓,唯户县境内有以紫阁冠名紫阁山、紫阁峰等域名。故户县认为,紫阁寺的地理位置应该在紫阁峪的峪地或紫阁山区。在古人吟咏紫阁的诗中,也有“紫阁山头寺”“古寺藏山坳”“古寺期秋宿”等诗句,《户县文物志》就讲:“紫阁寺即宝林寺”(遗址在紫阁峪内),因此上,当时考证紫阁寺的确切位置时,范围一开始就划定在紫阁峪内的紫阁山区。因清代邑人王心敬的“紫阁山头寺”的诗句最具诱惑力,2002年5月10日,调研组刘高明、史生辉、李养民三同志进住紫阁峪,首先实施考查山头计划。登峰路线选择在剑插沟,早晨7:00出发,在当地向导的引领下前行,一路披荆斩棘,历尽艰辛,于下午3:50分终于登上海拔2144、8米的紫阁顶峰。峰顶松涛阵阵,云海齐眉,有入仙境的感觉,调研组体验了唐代诗人邵谒登临紫阁峰时“绿崖下视千万寻”的感觉,也品尝了诗仙李白登临时“凭崖望咸阳,宫阙罗北极”的壮观。但是,紫阁山顶无寺,连五尺平地都没有,亦无任何建筑遗迹。故调研组取消了在山头寻找紫阁寺遗址的初衷。也是后来才清醒“紫阁山头寺”的诗句是吟咏《紫阁禅院》的,禅院确实在峰下又一名曰东岭的小山脊上,现在崖石上还刻有“广福禅院”四字,山沟中还有界碑,与紫阁寺不是一回事。 由于否认了寺在山头的概念,因而对明代邑人王九峰诗中指认的“古寺藏山坳”的信念就增强了许多,对位于紫阁峪中现在尚存大量寺院建筑遗物的寺院遗址就倾注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经实地多次踏勘和走访,我们掌握了以下情况: (1)遗址位于离峪口约十华里的山坳中,面积呈椭圆形,约6000M2,其中大量散布着古寺遗留下来的墙基、柱基、条石、残砖、碎瓦、脊兽残件(带铀)等建筑遗物及数量很大的已经残碎的青瓷、黑瓷等生活器皿遗物;东侧山崖上至今尚存二十余副北宋年间名人游客题留的摩崖石刻;寺址边缘地带的一座山头至今尚存高十七米的一座青砖结构,七级四面,仿楼阁形制的北宋葬骨塔;寺址区域内的山崖上的遗留有隋唐佛教文物金刚座;寺址砌梯田的石堰上砌有寺院遗物石塔构件。 (2)据《户县志》记载:该寺院主要毁坏于清同治十三年的回民起义,建国时一座菩萨庙尚存,另外两座小塔尚存,香火未断。山权、地权、林权旧中国时归长安县后庵山敬业寺所有,粮食、核桃、柿子均由敬业寺僧人或指定人员监督,。 (3)当地群众至今仍称该遗址为“阁儿寺”,即紫阁寺的简称或俗称。 综合以上的情况,当时调研组认为,如此丰富的古寺院遗物在紫阁峪内唯此一处;也只有如此丰富遗物所反映的昔日辉煌,才能称得上“南山诸寺,以紫阁为冠”,此遗址应该就是紫阁寺遗址,与《户县文物志》上的记述一致。其后,调研组对寺院遗址现存的宋塔上隐匿的塔铭进行了研究,并初步鉴定了遗址上遗存的釉陶残件及瓷器残件,就更坚定了看法。 其一是隐匿在该塔第五层西侧小龛内的砖质塔铭上有文式排列整齐的“山主”“寺主”“本院主”前边按照古语中的定语省略法则,则把“紫阁”二字都省略掉了,故“寺”“院”前边虽无“紫阁”二字,但“寺”指的就是“紫阁寺”,“院”指的就是“紫阁院”。因此上说,这一语已经道破了天机,指明该塔是紫阁寺、紫阁院的主要建筑之一,该塔就建在紫阁寺、紫阁院的辖域内,该遗址就是紫阁寺、紫阁院遗址,实属确凿无疑。 其二,初步鉴定了遗址上存留的部分釉陶残片及瓷器残片。从结果看,少量属唐代的,绝大多数属北宋的。唐代的有低温釉陶唐三彩、绿釉红胎陶及个别褐彩瓷。但一枚短流刻花青瓷残件,却耐人寻味,其流是典型的唐末形制,短而直;精美的刻花青瓷在当时属极品,反映了该寺院在当时有着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是一个相当兴盛的寺院。而玄奘遗骸正是在这个时期迁存于紫阁寺的,看来寺院的兴盛也是当时玄奘遗骸择寺而入的一个基本条件。另外,遗址遗存的大量的北宋青瓷、刻花青瓷标明寺院的兴盛在北宋一朝延续时间很长,而北金及元、明、清瓷器存量很少,则标明其后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已经衰落。也就是说,紫阁寺是一个兴于唐、盛于宋的寺院,残存的釉陶及瓷器将其反映得淋漓尽致。 这里重复一句,唐末兴教寺僧护携玄奘遗骸至紫阁寺安葬,显然是冲着紫阁寺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及安全保障来的;北宋端拱元年,可政和尚来紫阁寺朝山,显然还是冲着紫阁寺的兴盛来的。可政和尚当时能从紫阁寺存放的玄奘遗骸中请到一块顶骨回南京,显然是得到了紫阁寺僧的许可。但是,由此却将紫阁寺存放玄奘遗骸的秘密泄露了,让今人追踪到了紫阁寺。 三、“无主”葬骨塔 在紫阁寺遗址被基本确定以后,那么,玄奘的遗骸被安葬在紫阁寺的什么位置呢?奇妙的是紫阁寺的边缘地带有一座“无主”葬骨塔。该塔前文已经提及。七级四面,仿楼阁形式,青砖结构,高约五丈,挺立在紫阁寺旧址正南侧的一座小山头上,远看形若敬德钢鞭,原以为是唐塔,俗呼敬德塔。1987年维修顶,在正西面第五层塔龛里发现了一块小砖碑,碑文为: 紫阁山主贵师伯 寺主大师崇净小塔主得用 舍塔上铃人阿周薛清本院主 官王庆东京制鞋人曹佯木 作都科刘顺本县修塔都科 杨升塔下庄功得人郑明 元佑七年八月十五日起塔 碑文中没有讲塔下安葬的是谁,但讲清了起塔的时间是“元佑七年”,即1092年;本县修塔都科是杨升;木作都科是刘顺;塔下该庄的功德人叫郑明;该塔建在紫阁山区,山主被呼为贵师伯;寺下有院,寺名在修词中按定语省略法则被省,应呼紫阁寺,寺主法名崇净;寺下有院,院名亦被省,仍呼紫阁院,该院主管(管)王庆;另外东京制鞋人明显对修塔有功,其名叫曹佯,可能是个鞋商;且山上可能另有小塔,小塔主名叫得用;其中“舍塔上铃人阿周、薛清”一句,讲的是塔上的铃是阿周、薛清施舍并挂上去的,句中的“上铃”二字,已经完全表达了这层意思,“舍塔”在这里指的是该塔属舍利塔,与佛寺中实心塔多属葬骨塔的情况一致。 调研组当时分析了该塔的存在与玄奘遗骸安葬的巧合关系后认为: 1.玄奘遗骸是唐广明元年(880年)被兴教寺僧护送迁存入紫阁寺的;104年后,即北宋端拱元年(988年)可政和尚请走部分顶骨;又过了108年,即元佑七年建塔安葬寺藏玄奘遗骸,时间顺序上合乎情理。 2.该塔高大清秀,重檐七级,与玄奘的身份地位相符。玄奘圆寂后被谥为“大遍觉”,即完全觉悟者,达到了佛的境界。寺僧以七级灵塔安葬,符合敬仰虔诚之心态及玄奘地位。 3.地理位置符合玄奘遗嘱。唐龙朔三年(662)年十二月,玄奘大师在玉华宫翻译完600卷《大般若经》,自觉身力衰竭,知无常将止,谓门人曰:“吾来玉华,本缘《般若》,今经事既终,吾生涯亦尽,若无常后,汝遣吾宜从俭省,可以(juchu)裹送,择山涧僻处安置,勿近宫寺,不净之身宜须屏远。”该塔确在“山涧僻处”,远离帝王宫室;且塔下有庄,庄在寺外,寺院可以照顾其安全,却与寺院有一定距离,符合玄奘遗嘱。 4.不留塔铭,密而不宣,一是在隐匿秘葬玄奘遗骸行为;二是在寻求尸骨安宁。玄奘先葬白鹿原遭迁,再葬兴教寺遭黄巢发塔,这均属违训遗疚,没有遵其遗嘱俭葬及葬地过于显赫使然,后世弟子对这一点显然是清楚的。此次安葬,若留塔铭,向世人昭示,显然仍不利于尸骨安宁;若不留塔铭,可以省去很多烦恼。且寺僧移玄奘遗骸进紫阁寺时就密而不宣,可政携走部分顶骨时仍密而不宣,此次安葬也密而不宣,是前两次密而不宣的继续,也在情理之中。 事实上,这一“无主”葬骨塔的存在,就是在向世人昭示——玄奘大师的遗骸在此。 四、名山紫阁隐圣贤 紫阁山名闻天下,不仅仅是李白、杜甫、白居易、贾岛、岑参等一大批文人骚客都曾亲临其地,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也不仅仅是司马光、程颢、章谆、蔡京等朝中重臣曾亲临其地,重要的是紫阁山区曾经是多位古圣、名僧的隐修之地。 汉相张良,当年封印辞相,“偕赤松子游”,就在紫阁山上。山腰有明万历年间石碑一通,名《大明修建丫鬓山记》,文中就有“盖黄石公优游于其上,赤松子偕良于其间者也”之句。今其地有山名子房山,有峪名子房峪,有庄名子房庄,且旧时子房庄有留侯像,这均是对这一史实的记述。另北周高僧法藏于周武帝“建德二年二月,刷心荡志,挟钵擎函,也投于紫盖(阁)山”,“乃独立禅房高崖之下,衣以百衲,餐以术松,面青天而沃心,吸白云而填志”,一隐整整八年,幸运的是无意间避开了周武帝灭佛劫难,出山后重度众僧,又点燃了佛门香火,对佛门可谓功德大焉。其后佛子道宣,在峪内辟白泉寺,建伫麻精舍,精修佛典,为开创南山律宗奠定了基础,终成一代大师。巧合的是我们翻阅《道宣传》时,其文间有“有处士孙思邈亦曾隐居终南山,与宣结林下之交,每一往来,议论终夕”,知医圣孙思邈亦曾隐居于此。经调查考实,紫阁山腰有药王洞,即其隐居处,现在人们还在祭祀。另外,新罗“无名头陀僧”慧昭,在唐代后期也入紫阁峪,“登万仞之峰,饵松实而止观”。时达三年,后下紫阁山,当四达之道,织芒鞋广施,又经三年,大和四年(830年)始还故国,在新罗广宣佛理,弘化佛法,后被国王赐名慧昭,也是一代大师。玄奘的遗骸能选择在紫阁山区安葬,这里的仙源关系的源远流长,应该说为其奠定了基础,高僧葬名山,僧不辱山,山不负僧,这是基本的情理关系。 五、社会各界及新闻单位均十分关注紫阁峪古文化积淀 户县政协调研组2002年8月份将调研情况行成材料后,先以送阅件的形式送达户县四大班子领导及各部、局、委、办,同时,专门呈送给一直关注支持这件事情的原省委书记张勃兴、原省委副秘书长刘万兴、国家玄奘研究中心主任黄心川黄老及省社科院宗教所有关同志。接着以《紫阁峪玄奘遗骸存留考》为题,全文刊登在《户县文史资料》第十六辑上。省社科院宗教所所长王亚荣先生在接到户县的材料后,于2002年8月21日偕同台湾玄奘大学宗教系主任黄运喜先生实地踏勘了紫阁寺遗址和考查了“无主”葬骨塔;10月4日,国庆长假期间,户县县委书记田党生、县长王柄南实地考察了紫阁峪;2003年3月25日,《华商报》头版以《玄奘遗骸在户县》为题,报导了调研实况;4月3日《文汇报》转发了消息:4月9日《美报》以整整四版篇幅,综合报导了紫阁峪玄奘遗骸存留情况有关史实;其后陕西电视台,西安电视台亦作了报导,将紫阁峪玄奘遗骸情况全面推向了社会。 4月中旬,户县图书馆馆长刘高明与北京黄心川黄老互相通电话,黄老提出了中央台前来拍摄专题片,组织专家召开座谈会及在户县召开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三件事宜,为此事的专家确认勾画了三部曲。 4月下旬,刘万兴同志参加完太白山登山节预备会议,归来时途径户县,就这项事情如何向前推进,向有关人士作了细心交待。其后,户县县长王炳南、县委书记田党生分别在召开专家研讨会的有关材料上批示。王炳南的批示为: 同意,请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开出质量和水平,具体问题,请刘博、景玺同志关注,一定要拿出详细的会议方案。 王炳南 4月25日 田党生的批示为: 华旭、海林、张萍同志:这件事从批露,我就认为是件大好事,亦感兴趣,因为它的考证成功,对户县的影响比“农民画”更具影响力。请全力支持考证,使其成为户县振憾举国之瑰宝,需我协调,望及告之。 党生 9月21日 两份批示,奠定了地方工作基础。10月10日,省社科院宗教所所长王亚荣、副所长张应超等五位专家再次考查了紫阁峪;接着县委书记田党生、县委常委张萍专程赴京,拜访了国家玄奘研究中心主任黄心川;县委常委李海林代表户县,与省社科院商定了在户县召开专家论证会及拍摄专题片等相关事宜,安排了会务保障,把这一揭示玄奘遗骸迁存千古之谜的大课题推向了会议论证,推向了新闻聚焦,让世人关注。 六、玄奘大师与紫阁寺学术论证会 2003年11月5日-7日,“玄奘大师与紫阁寺”学术论证会在户县召开,到会的有国家玄奘研究中心主任黄心川、北京大学教授林承节、台湾玄奘大学宗教系主任黄运喜、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杨学义、宗教所所长王亚荣等十四位博士生导师及其他九位专家;主政陕西多年的原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到会致词,陕西省社科院院长余华青致开幕辞,原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刘万兴参与了会议全过程。会议前的一天晚上,专家组组长、德高望重的黄心川教授就拿出会议间准备发言的文稿,言:“关于玄奘遗骸迁存的问题,户县政协遗骸调研组从七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玄奘遗骸在黄巢起义后确定迁葬至紫阁寺,我觉得这个结论是十分慎重的,也是可信的。其中有三条可以说是铁证如山:一是《建康志》有所有记载;二是《金陵志》有所记载;三是玄奘顶骨石函两侧文字有记载,都是可以使人信服的”,听取与会专家意见。 会议第一天,专家学者实地踏勘了存在与紫阁峪中的紫阁寺遗址,考查了遗址遗存的条石、墙基、柱础、方砖、板瓦、筒瓦、脊兽残件、残塔构件、摩岩石刻、生活器皿残件及挺拔俊秀的紫阁寺塔;第二天会议讨论,两岸学者各抒己见,活泼而激烈,最后形成意见书,主要三条: 1.陕西户县境内的紫阁寺就是古代玄奘大师顶骨的迁移供奉之地。 2.陕西户县境内紫阁峪的佛教寺院遗址,极有可能就是传自古代长安兴教寺,传向金陵长干寺的玄奘顶骨迁移供奉寺院紫阁寺。 3.陕西户县境内的紫阁峪现存的佛塔与寺院遗址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建议有关部门予以高度重视并予以科学保护。 会议第三天闭幕,原省委副秘书张刘万兴同志对会议能将数百年来文人学者苦苦追寻的玄奘遗骸在流迁过程中“中断的两根链条成功的衔接在户县紫阁峪”表示祝贺,他认为这无疑是玄奘研究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实质性的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用意见书对照黄心川黄老的文稿,仍不免有几点遗憾:一是会议忽略了黄老强调的因黄巢发塔,是“遗骸迁存紫阁寺”问题,不仅仅是“顶骨”迁存紫阁寺;二是会议淡化了该遗址存在的大量的难以胜数的寺院遗物及塔铭中存在的“紫阁”二字对遗址就是紫阁寺遗址的佐证作用,只下了“极有可能就是”结论,没有下肯定结论;三是忽略了“无主”葬骨塔与玄奘遗骸迁存之间存在的时间、规格、葬地、遗嘱、世情等诸多吻合关系,回避了这一现实存在。当然,玄奘遗骸迁存问题是一桩历史公案,正如会议期间北京大学林承节先生讲的:历史问题需要历史的去解决。解决这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一定时间,只凭一二次会议不可能完满。 现在户县的“玄奘大师与紫阁寺”学术论证会已经成功的将玄奘遗骸迁存过程中中断的两根链条衔接在了户县紫阁峪,这确实是玄奘研究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也无疑是政协提案结下的一颗硕果,北京、陕西、乃至台湾的专家学者也为之努力,让人感动。但是遗留的问题也是很繁重,仍需要社会关注、支持、协力参解,以便在不长的时间内,彻底揭开这一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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