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法师：华雨集第四册 三 中国佛教琐谈 八 还俗与出家

　　佛教有出家制，出家的可以还俗吗？还了俗可以再出家吗？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依「律部」说：出家的可以舍戒还俗，佛教与社会，都不应轻视他；出家与还俗，每人有自决的权利。还俗的原因很多，做一个如法而行的在家弟子，不 [P152] 也同样的可以修行解脱吗？不过，还俗要合法的，公开的舍戒而去，不能偷偷的溜走(以便偷偷的回来)。男众(比丘)还了俗，可以再出家：落发，受沙弥戒，受具足戒，又成为僧伽的一分子。但不论过去出家多久，年龄多高，对佛教的贡献多大，这些资历，由于舍戒而全部消失了，现在还要从末座──最小的比丘做起。女众如舍戒还俗，是不准再出家的。为什么不准再出家？律师们也许会知道原因的。总之，出家是大丈夫事，还俗并不等于罪恶：佛法是这样说的。

　　出家与还俗，与世间的入籍、出籍，入党、退党一样，都有一定的制度，决不能要去就去，说来就来的。我出家以后，一直往来于闽院，武院，普陀佛顶山阅藏楼，对中国佛教的实际情况，实在知道得太少。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开始，我却在武院病倒了，恹恹无生气，一直无法康复。忽有三位僧青年，从宁波来到武院，大家爱国情深，决心要投入抗战阵营。三位去了半月，又回武院来了。他们曾去了延安，参观，共党表示欢迎，但勉励他们到华中方面宣传抗日。他们有点失望，乙同学回湖南去，丙同学不知怎样的到了云南。甲同学知道了沈君 [P153] 儒到了汉口，就渡江去拜访。沈君儒为他介绍，到山西李公朴主办的民族大学去学习。于是甲同学脱下僧装，参加革命阵营去了。似乎不到三四个月，由于日军的侵入晋南，民族大学瓦解，甲同学随着民大同学，又渡河去延安访问，但还是回到了武院，重披僧装。似乎有些失望了，所以赋诗说：「再探赤域力疲殚」。不久，去香港宏法，成为宏法海外的大德。那时，我感到非常难过。虚大师门下的僧青年，竟这样的来去自由！新僧！新僧！我不禁为虚大师的革新运动而悲哀。在我出家的岁月中，国难，教难，而自己又半生不死，这一年是我最感到沮丧与苦恼的日子(其实，这种情形，中国佛教由来已久，只怪自己无知，自寻苦恼)。三十八、九年间，在香港见到了又一位，使我更感到震惊。一位天台宗传人，本来在香港弘法。抗战期间，到了后方。响应蒋公「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决心还俗从军，以身报国，这是多难得呀！后来，他陷身在北平。由于香港某教团的需要，设法请他来港。一到香港，马上披起大红袈裟，讲经说法，大法师又回来了。等某教团的事务办妥，又一声不响的去了台湾，从事党务工作。天台 [P154] 宗被称为老派，而竟与新僧同一作风，这是我意想不到的。这位天台传人，一直到退休，才以居士身分，与佛教界相见。过了好几年，台湾中部某寺，举行住持晋山典礼，长老们大多来了。他宣布重行出家，据说长老们为他证明，他就是老法师了。从此弘法中外，住持道场。脱掉又穿上，穿上又脱下，一而再的自由出入，我这才知道，在中国佛教界，是由来久矣！以上还可说爱国爱教，事难两全，而另一位优秀的僧青年，却大为不同。弘法多年，忽而与同居人改装还俗。由于生活艰难，只好再度出家，在台北临济寺闭关。槟城某法师来台，想请一位法师，于是关中的青年法师，被推介而出关了。槟城的极乐寺，是福建鼓山涌泉寺的下院，历届的监院与大护法，都是闽北人。这位去槟城的青年法师，恰好是闽北人，所以得到护法们的拥护供养。大概一年吧，青年法师得到了不少供养，所以一回台湾，就重过家庭的生活。为什么要闭关，原来这是有旧例的。清末民初，上海租界有一位知名人物黄中央，得到哈同夫人罗迦陵的赏识。中央劝迦陵发心，由他自己主编了一部『(迦陵)频伽大藏经』；中央与中山先生等往来，对 [P155] 国民党的革命事业，有相当的贡献；这真是一位为教为国的伟人！二次革命失败后(那时，罗迦陵又赏识了一位伊斯兰教友)，黄君回到了镇江金山寺。据说：原来他本名宗仰，是接了金山寺法(有资格当住持)的法师。金山寺是江南名剎，还了俗的不好意思让他再当住持，赶快闭关吧！掩关三年，金山寺推介到另一名剎去任住持。这样看来，还俗的只要闭关一次，就恢复了完全的僧格，可说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制度。我以为，这决不是创新，而是中国佛教的惯例。以上几位，有的根本不认识，总之与我说不上恩怨。我所以说起，毫无对人的攻讦意义，而只是略举一例，慨叹佛教界的法纪荡然，由来已久。「入僧」与「出僧」，没有法纪可言，传戒有什么意义？如说佛教(出家众)要组织化，那真是缘木而求鱼了！

　　出家受戒，舍戒还俗，是僧伽「依律而住」的基石，这才能达成「正法久住」的目的。大概的说：佛法传来中国，最没有成就的，就是律。早在宋代，离律寺别有禅寺、讲寺；等到只有「传戒训练班」式的律寺，持律只是个人的奉行， [P156] 无关于僧伽大众了。我国出家与还俗的杂乱，原因是：一、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流，儒家重道德而不重法治，佛弟子受到影响，总觉得律制繁琐，学佛应重内心的解脱。在来台湾以前，听说「天理，国法，人情」，现在台湾上下，改为「情，理，法」。提倡法治而人情第一，可说是「甚希有事」。佛教中，大家人情第一，这样的来去自由，也没有人提出异议。见多了成为常态，只要回来了就好。二、重定慧而轻戒律：唐无着文喜去五台山，遇到有人(据说是文殊)问：「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文喜答：「末法僧尼，少修戒律」。文喜反问：「此地佛法如何住持」？那人说：「这里是龙蛇混杂，凡圣交参」。文喜不忘律制的佛法立场，那人所说，就是大乘佛教了。「龙蛇混杂，凡圣交参」，等于中国佛教隆盛期的忠实描写。等到蛇多龙少，大家向经忏看齐，大德如凤毛鳞角，在社会人士的眼光中，到底佛法是怎样的宗教？三、与佛教的受迫害有关：西元千年以前，中国佛教已经历了「三武一宗」的法难；赵宋以后，又经历了多少的折磨(如宋徽宗，明世宗)。严重的僧尼被杀，轻的也被迫还俗。好在法难时间不久，佛教 [P157] 恢复，心存佛法的又回来了，不一定再受戒。例如禅宗的沩山灵佑，在唐武宗毁佛时，被迫还俗。他觉得道在内心的修证，不在乎有没有落发，后由门人劝请，才再度落发的。还有政府(如唐肃宗)为了筹措经费，大批的出卖度牒(出家的可以免兵役与免丁税)，这样的出家众，怎能如法清净？如真是「王难」，「贼难」(如衣服被盗贼剥光，只能临时找衣物来蔽体，再来乞化僧衣，也不能说是还俗)，那是佛教的大不幸！但一再遭受迫害(被迫还俗又出家)，引起的副作用──还俗而又自由出家，是相当大的。中国出家众，是多苦多难的！如民国三十七、八年间，有的出家人，被强迫的抓来从军，有的为了避难而混在军中(大陆的十年文革，更彻底的被消灭了)。来台湾后，再设法次第的回到僧中(有的就一去不返)。又如服兵役后出家，逢到临时召集，还得改装去参加几天。这样的脱却僧衣，重新穿上，是「王难」一类，出于无奈，是可以谅解的。不过被迫改装再出家，还是会引起副作用的，僧伽是会一天天杂滥起来的。如要整顿佛教，要先将一切出家的纳入组织，有出家与舍戒的档案可查(及「王难」而被迫的 [P158] )，进一步做到破戒(不是犯戒)的勒令还俗，不得再出家，僧团才会有清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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