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佛教·观察与研究：固始汗和格鲁派在西藏统治的建立和巩固(陈庆英)

　　陈庆英

　　[摘要]明末清初，格鲁派联合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推翻统治西藏大部分地区的第悉藏巴政权，取得了对西藏的统治。这一统治地位的建立，经过了几十年尖锐复杂的斗争，而巩固统治也经历了长时期的外部和内部的斗争。本文综合各种资料对这一历史过程作了细致的分析探讨，并解释了历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

　　[关键词]固始汗：格鲁派；统治；建立；巩固

　　[中图分类号]K281=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08)01－0068－17

　　一、17世纪初格鲁派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

　　格鲁派自15世纪初宗喀巴大师创立以来，其发展过程并不完全平静。初期，格鲁派得到帕木竹巴政权(以下简称帕竹政权)和拉萨、山南地区的世俗贵族的支持，以系统的佛法传授、严密的寺院组织、严格的清规戒律和井然有序的法会活动，主张僧人过严格的宗教生活，按照显密次第进行修行，因而形成良好的社会影响，力量逐步壮大。从宗喀巴在世时创建拉萨三大寺到1447年根敦珠巴兴建扎什伦布寺，格鲁派经过了几十年平稳发展时期。随着帕竹政权力量的衰落，西藏在16世纪进入了一个社会动荡的时期，政治上帕竹政权内部不断发生政权的内争，后藏地区的贵族仁蚌巴、第悉藏巴相继兴起，不断出现贵族领主之间的混战，宗教上仁蚌巴家族和第悉藏巴家族在噶玛噶举派和觉囊派等教派的鼓动下，逐步对格鲁派采取限制和打击的办法。1498年，掌握帕竹政权的实际权力的仁蚌巴·措杰多吉下令禁止格鲁派僧人参加宗喀巴大师倡立的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就是为了削弱格鲁派在拉萨地区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下，格鲁派在内部采用活佛转世的办法，建立以根敦珠巴的转世根敦嘉措为权威领导的新体制，以加强教派内部的团结，共同对付外敌，在外部除了更加紧密依靠帕木竹巴家族和拉萨地区的贵族吉雪巴的支持外，还通过各种途径努力争取新的外援。1577年根敦嘉措的转世索南嘉措(三世达赖喇嘛)应移牧青海并希望向藏族地区扩大自己影响的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的邀请，前往青海湖边，与俺答汗举行了会见。索南嘉措和俺答汗的会见，不仅是一种宗教上的联系，而且是格鲁派和北方的蒙古势力的政治结合。索南嘉措还通过与俺答汗的会见，与明朝建立了关系，被明朝皇帝封为“朵儿只唱”，获得了向明朝进贡的资格。1586年索南嘉措又因俺答汗去世的超荐法事到土默特部，使格鲁派传播到大漠南北的广大蒙古地区，为格鲁派争取到了更多的后援。1588年索南嘉措在蒙古地区圆寂后，蒙藏双方认定俺答汗的曾孙云丹嘉措为他的转世，成为唯一的一位蒙古族出身的达赖喇嘛。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1603年到达拉萨后，处于险境中的格鲁派获得了生机，虽然1605年取代仁蚌巴的第悉藏巴家族打败了吉雪巴，控制了拉萨地区，第悉藏巴及其支持的噶玛噶举红帽系活佛等对格鲁派急于扫除而后快，但是由于格鲁派的背后有蒙古军事力量的支持，使得他们一直不敢贸然动手。

　　1616年年底，四世达赖喇嘛在哲蚌寺突然去世，年仅28岁。四世达赖喇嘛的去世，使得第悉藏巴认为对格鲁派进一步打击的时机已经到来，加紧对格鲁派及其支持者的压迫。为了对付第悉藏巴，格鲁派的施主第巴吉雪巴于1617年请来了喀尔喀部的一支蒙古军，联合起来与第悉藏巴的军队作战。战败后，喀尔喀蒙古军撤走，而哲蚌、色拉二寺和第巴吉雪巴的许多庄园被第悉藏巴占有，哲蚌寺和色拉寺被迫向第悉藏巴缴纳大量罚金，第悉藏巴还下令禁止寻找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力图用取消格鲁派领导核心的办法，削弱和控制格鲁派。

　　后来被认定为五世达赖喇嘛的阿旺洛桑嘉措于藏历第10饶迥火蛇年(1617年，明万历四十五年)藏历九月二十三日拂晓在西藏山南琼结的秦瓦达孜城堡(今西藏山南琼结县县城所在地)出生。其父亲名霍尔·都杜饶丹，母亲名赤坚贡噶拉则。他出身于霍尔家族亦称萨霍尔家族，据五世达赖喇嘛称，该家族的霍尔·班觉桑布在担任帕竹政权的桑珠孜(今西藏日喀则市)的宗本时，成为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的施主，在根敦珠巴1447年创建扎什伦布寺时捐赠大量资财和土地，起了重要作用，这是霍尔家族与格鲁派建立关系的开端。不久，班觉桑布被仁蚌巴排挤出桑珠孜，班觉桑布的幼弟官却仁钦在帕竹政权里任职，主持修建了琼结的秦瓦达孜堡寨(其遗址留存至今)，并在琼结定居，从此霍尔家族与琼结地方紧密相连，又被称为琼结家族。五世达赖喇嘛的母亲贡噶拉则出身于浪卡子家族，该家族亦称羊卓家族。浪卡子地处前后藏交界之地，该家族成为后藏地区的一支重要地方势力，在后藏的仁蚌巴、第悉藏巴相继兴起并与前藏的帕竹政权争雄的过程中，该家族是仁蚌巴和第悉藏巴的支持者，与第悉藏巴彭措南杰关系密切，在宗教上浪卡子家族与第悉藏巴支持的觉囊派有紧密联系，奉觉囊寺的活佛多罗那它(1575－1634)为家族的宗教指导者。五世达赖喇嘛父母的婚姻还是由第悉藏巴彭措南杰促成的。

　　五世达赖喇嘛出生后不久，第悉藏巴彭措南杰控制了拉萨地区。而且，以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却英多吉为首的噶玛噶举派和觉囊派、萨迦派的僧人承认和尊奉第悉藏巴彭措南杰为前后藏地区的最高的统治者。显然，被排除在外的格鲁派已经走到了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艰难关头。1619年初，琼结家族内部因为信奉不同的教派发生冲突，一些反对第悉藏巴遭到失败而逃跑到琼结的人，声言要清除在琼结的第悉藏巴的内奸(指五世达赖喇嘛的母亲贡噶拉则)，使琼结地方发生内乱。贡噶拉则闻讯后，携五世达赖喇嘛与几名侍从连夜逃离秦瓦达孜。后来贡噶拉则母子按第悉藏巴的指示，转到贡噶宗的德吉林居住。都杜饶丹本来与第悉藏巴关系较好，但是后来第悉藏巴因都杜饶丹与宁玛派僧人交往密切，对都杜饶丹的忠诚产生怀疑，把他召到日喀则软禁起来。

　　在这个时期，由于1618年的战乱的影响，有一些活佛去世，因此出现了许多关于转世灵童的传言，还在他们母子逃往后藏的时期，就出现都杜饶丹之子应是某个活佛的转世的议论。当哲蚌寺吉索派人到桑耶寺向护法禀告土马年战乱情况并请求预言时，护法暗示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应出在雅隆的一个官府家，因此贡噶拉则的多数侍从又到处宣扬贡噶拉则儿子可能是哲蚌寺活佛(即达赖喇嘛)的转世。格鲁派将达赖喇嘛转世的希望寄托到贡噶拉则儿子的身上，显然是考虑其父母双方的家族与格鲁派和第悉藏巴双方都有密切关系，是双方都可能接受的人选之一。尽管当时第悉藏巴明令禁止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但是这些传言立即引起了第悉藏巴的注意，他从日喀则派人前来命令贡噶拉则母子迁到日喀则居住，以便监视。由于都杜饶丹在日喀则已被软禁，贡噶拉则不愿前往，派人向浪卡子娘家请求，由浪卡子家族首领出面担保贡噶拉则到浪卡子居住，才获第悉藏巴准许。

　　1618年第巴吉雪巴和格鲁派战败后，哲蚌寺的强佐(即襄佐)索南饶丹佯称到曲科杰寺(在今西藏加查县境内，为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创建)去取前世达赖喇嘛埋藏的财物以缴纳罚金，向第悉藏巴请假数月。他在半路上巧妙地摆脱了第悉藏巴派去监视的人员，间道前往青海，向驻在青海的蒙古土默特部 求援。1620年，青海蒙古土默特部的拉尊穷哇罗桑丹增和洪台吉二人率骑兵2000人和索南饶丹一起到达拉萨，与吉雪巴和支持格鲁派的武装联合，对抗第悉藏巴的军队。此时刚好第悉藏巴彭错南杰已在攻打西藏东南部时在一场天花中病逝，由他的16岁的几子丹迥旺布继任第悉藏巴。在蒙古土默特部的军事力量压迫下，第悉藏巴地方政权不得不向格鲁派寺院集团做出让步，答应交还以前夺占的哲蚌、色拉两寺的庄园，并把拉萨河下游地区交给格鲁派班禅大师派人管辖。而且同意准许寻找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四世班禅洛桑却吉坚赞和嘉央衮乔群培等格鲁派上层立即着手进行。转世灵童候选人有3个，为了让转世灵童合法化，格鲁派中资历最深的四世班禅和下密院夏仲嘉央衮乔群培经过商议，决定到热振寺的文殊菩萨像前以糌粑丸抽选。1621年他们在拉萨北面热振寺的文殊菩萨像前以摇糌粑丸抽选的方式，最终确定了阿旺洛桑嘉措为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此后，经过一番尖锐复杂的斗争，五世达赖喇嘛才在1622年2月被迎请到哲蚌寺坐床，在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前削发出家，四世班禅为他起法名为洛桑嘉措(阿旺二字是后来增加的)。

　　但是各种矛盾还是接连产生，四世班禅和下密院夏仲嘉央衮乔群培、索南饶丹等人掌握了对年幼的五世达赖喇嘛的监护权，却使格鲁派的重要施主第巴吉雪巴感到不快。据《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当时恢复了对拉萨地区统治权的第巴吉雪巴又鼓动拉尊和古如洪台吉等蒙古首领五世达赖喇嘛迎请到青海去，表面上是为了保证五世达赖喇嘛的安全，实际上也有送走达赖喇嘛以巩固自己的权威的用意。由于害怕拉尊和古如洪台吉强行把达赖喇嘛带到青海去，索南饶丹等人带着五世达赖喇嘛连夜秘密地渡过拉萨河，到山南地区桑日宗的艾日果地方居住，并派人向第悉藏巴报告此事，表示达赖喇嘛服从第悉藏巴的管辖。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虽然当时蒙古土默特部对格鲁派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是格鲁派危难时的依靠，五世达赖喇嘛也是由于蒙古武力的干预才得以认定和坐床的，但是土默特部的首领们对于如何经营西藏和如何巩固发展与格鲁派的联盟关系，以及如何共同对付第悉藏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他们只是满足于以格鲁派的支持者的身份取得对拉萨和格鲁派部分的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在此后的几年中有土默特的首领和呼和浩特的夏仲强巴活佛等人来拉萨朝佛，并拜会达赖喇嘛，对格鲁派表示支持，但是双方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1630年土默特部的拉尊和古如洪台吉在拉萨发生内讧，匆忙撤回了青海。而且紧接着喀尔喀蒙古的一部在却图汗的带领下南下青海，统治了在青海的土默特部众。在这种情况下，格鲁派的这一重要支持者退出了西藏的政治和宗教斗争舞台。

　　五世达赖喇嘛的少年时期，西藏处在一种暂时的平静状态。第悉藏巴统治了前后藏的大部分地区，并力图协调和平衡各教派的关系，在尊崇萨迦、觉囊、噶举等教派的同时，对格鲁派也比较宽容，以争取将各个地方贵族势力和教派势力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而格鲁派依靠蒙古土默特部的力量在拉萨地区保持了自己的势力，同时由洛桑却吉坚赞出面与第悉藏巴接纳关系，保持和平的局面，在表面上服从第悉藏巴的管辖。但是在实际上，格鲁派上层集团和对立的教派的争斗仍然十分激烈，对新建立的第悉藏巴政权并未真诚拥护。噶玛噶举派红帽系六世活佛却吉旺秋对格鲁派在拉萨地区的存在感到坐卧不安，一心想把格鲁派清除出去。却吉旺秋看到格鲁派之所以能够顽强地存在和发展，得到蒙古的支持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自己也在蒙古各部中寻求支持者。却吉旺秋寻找到的支持者即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和喀尔喀部的却图汗。

　　察哈尔部的王族是达延汗系统的直系子孙，是达延汗长子图鲁博罗特传下来的长子长孙，在封建社会的家族里，嫡传和长子系统一直受到特殊的重视，所以察哈尔部的汗王被认为是达延汗汗位的正统的继承者，被推为“大汗”，地位要高于喀尔喀、鄂尔多斯、土默特等部，喀尔喀等部在许多事务上都是听从或依附于察哈尔部的。当时察哈尔部的首领是林丹汗，他生于公元1592年，13岁时即汗位。大约在1627年至1628年，林丹汗率部西行，打垮土默特部，占据了土默特部的根据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接着又征服了鄂尔多斯部。林丹汗毫无疑问是个藏传佛教信徒，他的名字林丹(legs-ldan)是一个藏文词，意为“具善”，他曾经从不同教派的藏传佛教僧人受戒，他在察哈尔部修建了不少藏传佛教寺院，有的寺院建筑一直保存到近代，所以藏文史籍中又称他为林丹呼图克图汗。但是当他占领归化城后，又使当地格鲁派寺院受到严重摧残，可见林丹汗的宗教信仰也是服务于他的政治需要的。

　　喀尔喀部与藏传佛教发展关系的代表人物是阿巴岱。阿巴岱是格捋森扎的第三子诺诺和的长子。他出生于公元1554年，青年时代即骁勇善战，在诺诺和诸子中功劳最大，使诺诺和一系在邻近诸部中声威大震。1581年，当阿巴岱28岁时，派遣阿拉格、塔尔罕二人前往土默特，迎请藏传佛教的高僧去喀尔喀传教。阿巴岱对请来的高僧十分敬重，藏传佛教遂得以在外蒙古地区复兴。阿巴岱为了表示对格鲁派的尊崇，在窝阔台和妥帖睦尔住过的沙拉·阿吉尔嘎地方(在今乌兰巴托附近)建寺，此即后世著名的额尔德尼昭。阿巴岱的四弟图蒙肯曾到过西藏，公元1616年年底四世达赖喇嘛去世，图蒙肯闻讯即率领军队进入西藏，他于1617年到达拉萨，并使藏巴汗的军事力量暂时受挫。他返回喀尔喀部后，一直是格鲁派和班禅活佛系统的施主。班禅四世也曾授给他“诺门汗”的尊号，并给银印一方。后来五世达赖喇嘛赠给他“赛因诺颜”(好官人)之称。其部众从土谢图汗部中分出来另成一部，成为喀尔喀部中的赛因诺颜部。

　　林丹汗在企图统一蒙古各部的战争中，也曾经攻打喀尔喀部，并造成喀尔喀部各个封建领主的混战。1632年，蒙古喀尔喀部的一个首领却图汗带兵到青海，击败在青海的土默特部，控制了青海的蒙藏各部。却图汗的两个伯父阿巴岱和图蒙肯都是格鲁派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他最初应当也是信奉格鲁派的，但是他到青海以后，受噶玛噶举派的红帽系活佛的影响，与察哈尔部林丹汗联合，准备合兵进军西藏，支持噶玛噶举派攻打格鲁派。

　　在噶玛噶举派红帽系六世活佛却吉旺秋(1584－1635)的撮合下，却图汗、林丹汗和康区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吉组成了一个反格鲁派的联盟，他们计划由林丹汗带兵到青海与却图汗会合，共同进兵西藏，铲除格鲁派。却吉旺秋和第悉藏巴联络却图汗和林丹汗，其目的可能仿效格鲁派的办法取得蒙古军事力量的支持以对付格鲁派及其背后的蒙古支持者，而却图汗和林丹汗本来是在对后金的战争和蒙古的混战中的失败者，他们向西藏发展的意向，则更多的是出于为自己寻找退路的目的。他们能够联合白利土司，则和却吉旺秋1609年曾经到云南丽江和康区去传法并帮助丽江纳西族木土司制成藏文《大藏经》木刻版，因而和康区的政教首领熟悉有关。白利土司顿月多吉是苯教信徒，其辖区在金沙江西岸以今天昌都县妥坝区为中心的进藏的通道上，却吉旺秋联络他加盟，是考虑到却图汗、林丹汗发兵进藏时能 够得到后勤的支持，以及在必要时可以截断格鲁派往东的退路。因此，却吉旺秋实际上争取到的是两个已经遭受过打击接近于失败的蒙古首领，他促成的这个联盟，是一个政治和军事目标并不完全明确、信奉的教派也不完全相同的松散的结合。把他们联系到一起的动因是对付格鲁派，但是到具体的行动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各行其是的情况。

　　无论如何，一个针对格鲁派的计划开始实施。1633年和1634年林丹汗率领部众攻击宁夏地区，接着进入河西走廊，准备越祁连山前往青海，与已经在青海的喀尔喀部却图汗会合，以便摆脱后金的追击，进一步向西藏扩展势力。1634年，林丹汗在去青海的途中病逝。林丹汗死后，其妻子和儿子额哲等放弃了去青海的计划，率众东走，途中部众离散。后金的皇太极听到这个消息后，派兵前往，额哲在战争中被俘降清。额哲向皇太极献上传国玉玺，受到皇太极的隆重礼遇，皇太极还将次女固伦公主嫁给他。1636年，以额哲为首的蒙古十六部的49个封建主在盛京(今沈阳)集会，一致决议给皇太级上尊号为“博格达·车辰汗”，从此漠南的蒙古各部正式归附了后金，皇太极就在这时改国号为“大清”，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的王朝清朝开始形成。从此开始，西藏地区的政治和宗教历史中又因西藏和蒙古的交往延伸到西藏和清朝的交往，从而加进了清朝这一关键性的重要因素。

　　虽然林丹汗去世和察哈尔部归降了清朝，在青海的却图汗仍按原定计划派他的儿子阿尔斯兰带兵1万进入西藏，准备配合第悉藏巴攻打格鲁派。1635年阿尔斯兰到达藏北以后，并没有立即对格鲁派用兵。他领兵入藏本来就是在反对格鲁派的名义下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对西藏的第悉藏巴、格鲁派、噶举派等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和固定不变的态度。他在了解西藏各教派的情况后，看到西藏军事防御力量薄弱，就计划独自以武力统治西藏，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而不愿仅仅充当噶玛噶举派的施主和第悉藏巴的联合者。当阿尔斯兰在当雄观察形势时，格鲁派就主动派人和阿尔斯兰多次接触，送上礼品，并达成了一定的默契，而第悉藏巴对阿尔斯兰当作雇佣来的军队对待，只想让他攻打格鲁派后返回青海，不愿让他的军队到后藏。阿尔斯兰看到格鲁派对他恭敬有礼，又没有军事力量与他对抗，而噶玛噶举派对他以邀请者自居，颇不顺从，因此他决定把格鲁派暂时放置一边，先用武力迫使第悉藏巴就范，然后再来解决格鲁派。1635年末，阿尔斯兰与第悉藏巴兵戎相见。为在拉萨立脚，阿尔斯兰试图与格鲁派改善关系，1636年新年即写信要求和五世达赖喇嘛在拉萨见面。阿尔斯兰在西藏期间，已看到了格鲁派的实力和可利用的价值，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使他转而倾向了格鲁派。而格鲁派更是乘势而上，与阿尔斯兰进一步改善关系。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使得第悉藏巴竟反过来要求五世达赖喇嘛和索南饶丹、噶mb活佛、达隆寺活佛等人到藏北去充当蒙藏两军之间的调解人，于1636年6月间第悉藏巴与阿尔斯兰达成了停战协议，并由洛桑却吉坚赞和索南饶丹在白朗地方充当第悉藏巴和阿尔斯兰定立和约的见证人。格鲁派又一次用善于交际的办法做到了化险为夷，绝路逢生，不仅躲过了可能致命的一击，而且取得了调解人的地位，改善了和第悉藏巴的紧张关系。

　　红帽系活佛却吉旺秋见到阿尔斯兰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攻打格鲁派，就写信给在青海的却图汗，指责却图汗和阿尔斯兰违背诺言，并和阿尔斯兰当面发生争执。不久却吉旺秋被阿尔斯兰害死，而却图汗在接到噶mb红帽系活佛的信时，格鲁派的支持者固始汗已经开始进兵青海，却图汗一面下令召阿尔斯兰带兵回青海，一面密令其部将将阿尔斯兰杀死。阿尔斯兰在西藏停留一年多，由于处置失当，树敌过多，使得自己无法立脚生根，只好带兵向青海撤退，途中在康区又和白利土司发生冲突，阿尔斯兰被自己的部将杀死，部下逃散。

　　二、固始汗和格鲁派在西藏统治的建立

　　(一)固始汗援助格鲁派进行统治青藏高原的战争

　　卫拉特蒙古亦称漠西蒙古、西蒙古，其名称源于明朝初期曾经在蒙古草原称雄一时的瓦剌部，是明朝初期在阿尔泰山一带兴起的一个蒙古的部落联盟。到明朝后期，卫拉特部以现今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勒泰和今天的蒙古国的西部等地作为其活动中心，包括和硕特、准噶尔、土尔扈特、杜尔伯特等四部，卫拉特联盟的盟主是由和硕特部的首领担任，这是因为和硕特部的首领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尔的后裔，在蒙古的王公贵族中属于最高贵的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不过，随着准噶尔部的实力日渐增强，和硕特部的领导地位开始遇到了挑战。在卫拉特四部中形成了以和硕特部的拜巴噶斯为首和以准噶尔部的哈喇忽喇为首的两大集团。

　　大约在1610年，卫拉特蒙古听到土默特等部信奉了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消息，当时担任四部盟主的和硕特首领拜巴噶斯决定信奉格鲁派，派人冒险越过昆仑山到西藏和格鲁派联系。格鲁派随即派出一个叫彻甘诺门罕的僧人前去传教。1616年拜巴噶斯等卫拉特蒙古四部的十几个首领每人各派一个儿子到西藏出家学佛，他们大多数后来都成为格鲁派的转世活佛和高僧。

　　拜巴噶斯去世后，和硕特部的首领是拜巴噶斯的儿子鄂齐尔图，他同时也是卫拉特联盟的盟主。和硕特部另一个重要的首领是拜巴噶斯的弟弟固始汗。固始汗本名图鲁拜琥(tho-rol-pavi-hu，1582－1655)，是和硕特部的王公哈尼诺颜洪果尔之子，其母为阿海哈屯(va-havi-ha-thun)。固始汗少年时期以勇武著称。当他25岁时(火马年，1606年)，其生母阿海哈屯去世，他倾其家产，广散布施，为母亲做佛事，得到部众的拥戴。在喀尔喀部与卫拉特部之间发生战乱的一段时期，二部之间壁垒森严，行旅断绝，固始汗冒生死风险，前往喀尔喀部，通过巧妙而高超的调解活动，平息了双方的战争，给二部人民带来了和平。东科尔呼图克图(应是东科尔三世甲哇嘉措)和喀尔喀部的封建主们对此十分满意，共同赠给他“大国师”的称号，后来他通常所用的“固始汗”的称号即是“国师汗”的音转。由此可见，东科尔呼图克图已经在蒙古各部之间起着作用，很可能他作为格鲁派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调解活动。据说在这以后固始汗捐出资产，担任施主，翻译了许多经典，似乎这时他已与格鲁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1635年格鲁派派出的人员到达卫拉特部帮助时，正是卫拉特四部兵戈扰攘的动乱年代。一方面，固始汗与俄国地方当局发生了冲突。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和畜群的增加，加上准噶尔部哈喇忽喇之子巴图尔浑台吉做了准噶尔部的部长以后，欺凌其他各部，使得卫拉特蒙古的一些部落开始向新的草场转移，寻找新的牧场。据记载固始汗与巴图尔浑台吉也曾经产生了矛盾，后来虽然取得了和解，但矛盾依然存在。在这种内乱与外患交替的情况下，固始汗为了摆脱困境，谋求本部的生存和发展，自然会产生率部外迁，另寻出路的想法。恰于此时，西藏格鲁派寺院集团派人向卫拉特部求援，于是固始汗在卫拉特联盟的首领大会上自告奋勇愿意率部进兵西藏帮助格鲁派，并且得到了原来与他有矛盾的准噶尔部首领哈喇忽喇的儿子巴图尔浑台吉的支持，这可能是因为巴图尔浑台吉考虑到固始汗南下既可以减 少内部矛盾，又可以使卫拉特部向青海、西藏扩展势力，取得实际利益。

　　为了实地察看形势，以决定行动计划，固始汗和巴图尔浑台吉带领少数随从化装成商人，经柴达木盆地到长江上游考察高原的地理交通。1635年，却图汗派其子阿尔斯兰率军1万人进入西藏，在通天河上游阿尔斯兰遇到固始汗和巴图尔浑台吉一行，固始汗向阿尔斯兰说明了不能侵害格鲁派的原因。从固始汗1635年年底就已率部到青海湖边看，他们这次的侦察行动并没有进入西藏，可能只是到了青海玉树，就返回新疆。固始汗和巴图尔浑台吉返回卫拉特部以后，立即行动起来，1636年秋末，固始汗率自己的和硕特部众，加上巴图尔浑台吉所派的部分准噶尔部军队，自伊犁地区出发，穿越塔里木盆地，进入青海。固始汗先在柴达木盆地休整兵马，次年正月进兵青海湖西北岸，向却图汗进行突袭。固始汗以少胜多，在很短时间中即以1万余精兵摧毁却图汗的3万(一说4万，见《西藏王臣记》)军队，却图汗被俘获处死。经过这场战争，固始汗掌握了青海广大游牧地区。固始汗将自己的女儿阿明达兰嫁给巴图尔浑台吉之子，并赠送给巴图尔浑台吉大批礼品财物，请他们率领部众返回准噶尔部。1638年，固始汗的和硕特部众陆续移牧青海境内。

　　固始汗统治青海以后，加紧与格鲁派寺院集团联系，积极准备进军西藏。1637年秋固始汗带领1000多人到了拉萨，与五世达赖喇嘛和索南饶丹等人会见。五世达赖喇嘛赠给固始汗“丹增却吉杰波”(执掌教法法王)的称号和印章，还给固始汗的儿子和手下官员赠给称号。固始汗给索南饶丹和仲麦巴·赤列嘉措等达赖喇嘛的主要随从赠给“达赖强佐”、“宰桑第巴”等各种称号。双方这种互赠尊号的方式沿袭了三世达赖喇嘛和俺答汗的做法，因此可以说这次会见实际上是格鲁派和固始汗的正式结盟。当时格鲁派还在第悉藏巴的控制之下，所以双方对此都没有大肆张扬。《五世达赖喇嘛传》只是说双方商议了今后的事务，决定由达赖喇嘛派遣格鲁派高僧去卫拉特部和喀尔喀部传教，而没有记载他们商议的政治事务。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这次会见时一定就双方采取配合默契的行动达成了协议，至少决定了以下三件事。一、决定共同派遣专人到盛京与当时尚未进关的清朝联络关系。二、由固始汗进兵康区，消灭康区的白利土司，保证双方的交往和在康区发展格鲁派。三、在消灭白利土司以后，共同对付第悉藏巴政权。为了不引起第悉藏巴的警觉，固始汗只在拉萨作短暂停留后就返回了青海。五世达赖喇嘛此时刚满20周岁，到了受比丘戒的年龄，因此在1637年藏历十月四世班禅也到了拉萨，给五世达赖喇嘛传授经典和教法。从时间安排上看，四世班禅是以传法授戒的名义赶来拉萨的，有可能也会见了固始汗，并参加了双方的商议。直到1638年藏历三月初五，五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大昭寺以四世班禅为师受了比丘戒。

　　固始汗攻占青海后，断绝了第悉藏巴再从蒙古和汉地取得外援的可能性，固始汗和格鲁派联合起来在军事上打败第悉藏巴以及和他结盟的康区的白利土司是完全有把握的。但是固始汗也遇到一个“投鼠忌器”的问题，他考虑到格鲁派的中心孤悬在拉萨地区，如果直接从青海进兵西藏，第悉藏巴一定会提前采取行动，由白利土司将固始汗阻击在康区，第悉藏巴在西藏先打掉格鲁派的据点，就会使固始汗失去在西藏的内应和支持格鲁派的宗教旗帜，即使打入西藏也会孤军奋战，难以立足，也不利于固始汗统治整个青藏高原的计划。同时，格鲁派内部也存在着对第悉藏巴政权采取主战和主和的两种意见分歧。索南饶丹等人主张请固始汗带兵入藏一举消灭第悉藏巴，而五世达赖喇嘛对当时格鲁派在西藏的势力和地位有着自己的认识，他想确保住格鲁派目前的地位，暂时还不要冒险和第悉藏巴决战。在这种情况下，固始汗宣称满足于取得对青海的统治，在青海迎请高僧，修建寺院，并由固始汗几次派出使者到拉萨，宣布要迎请五世达赖喇嘛到青海去传法，五世达赖喇嘛和强佐索南饶丹等又派人到日喀则去向第悉藏巴请示，使得第悉藏巴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果同意五世达赖喇嘛去青海，又担心格鲁派和固始汗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如果不同意五世达赖喇嘛去青海，又总觉得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对第悉藏巴有某种威胁。格鲁派的领袖四世班禅洛桑却吉坚赞、五世达赖喇嘛等人也作出努力改善和第悉藏巴的关系的姿态，在格鲁派的拉萨正月祈愿法会上，索南饶丹安排格鲁派的僧众当着第悉藏巴及其属下念诵四世班禅洛桑却吉坚赞撰写的祈祷第悉藏巴健康长寿的愿文。1639年夏天固始汗在进兵攻打康区白利土司时，还派他尊奉的一个青海的格鲁派僧人戴青绰尔济(即车臣曲杰)和一些蒙古首领入藏，向各个寺院布施财物，并到桑珠孜，一面以武力威胁，使第悉藏巴不敢对格鲁派动手，一面由四世班禅洛桑却吉坚赞出面，宣称固始汗和格鲁派一致尊重第悉藏巴在前后藏的统治地位，希望以第悉藏巴为首，由西藏各教派的僧俗首领和固始汗联合派一个使团到穆克顿(今沈阳)去，与清朝建立关系。这使第悉藏巴觉得合情合理，欣然同意，由第悉藏巴、噶mb黑帽系活佛、萨迦法王、达赖喇嘛、四世班禅、主巴噶举活佛、达隆噶举活佛等写了给清朝皇帝的信，准备了礼品。显然，由于第悉藏巴·噶玛丹迥旺波还很年轻，缺乏政治经验，他所支持的噶举派、萨迦派首领又各为自己打算，目光短浅，所以这一西藏的使团竟由格鲁派和固始汗一手包办，由戴青绰尔济充当使者，西藏和清朝联系的主动权全部操纵在固始汗和格鲁派的手中。格鲁派的这些行动，果然使第悉藏巴产生了自己在西藏的统治依然稳固的错觉，第悉藏巴在这几年中为巩固自己的地位，重新制定了被称为《十六法典》的法律文本，修缮日喀则桑珠孜、白朗伦珠孜、江孜、达孜等堡寨，以防御来自外部的威胁，并在桑珠孜、拉萨的格鲁派寺院附近兴建噶玛噶举派的新寺院，以抵消格鲁派的影响。

　　在第悉藏巴面对威胁仍在按部就班安享太平的几年当中，固始汗和格鲁派却按部就班照自己的计划行事。固始汗以康区的白利土司崇信苯教、迫害佛教僧人为由，1639年从青海进兵康区，攻打白利土司。经过将近一年的战斗，最终击溃白利土司，白利土司被俘获处死。不过此时固始汗仍然对第悉藏巴采取一些迷惑的办法，他释放了被白利土司监禁的萨迦派、格鲁派、噶举派等教派的僧人，让他们返回西藏，宣传固始汗将要从康区返回青海，又说要派他的两位王妃到拉萨，向觉卧佛像献礼，酬答佛的保佑，并宣称王妃身体不好，不能去桑珠孜，请四世班禅到拉萨一见，然后王妃返回青海。固始汗本人也确实率兵向青海走了一段路程。这些现象使第悉藏巴迷惑不解，仍然一厢情愿地希望固始汗不会冒险进入西藏，因此始终没有下决心集结军队把拉萨地区和格鲁派控制起来，在思想上和军事上都没有认真做好和固始汗交战的准备。

　　当固始汗的王妃和使者到拉萨通报固始汗的军队在康区取得胜利的消息时，格鲁派中关于是否请求固始汗立即进兵攻打第悉藏巴的意见仍不统一。五世达赖喇嘛希望固始汗先带兵返回青海去，等待更适宜的时机，但是索南饶丹等人急切希望固始汗继续进兵攻打第悉藏巴。最终，主战意见占了上风。

　　在1641年5月固始汗的大军抵达当雄前，进兵的消息一直封锁得很严密，按照固始汗的安排，拉萨方 面派人以与到拉萨朝佛的固始汗的王妃见面的名义请四世班禅到拉萨来，以躲避战火。四世班禅走到仁蚌时，第悉藏巴才从达隆寺那里得到固始汗入藏的确实消息，立即下令将四世班禅扣留在那里，后来第悉藏巴又想要四世班禅代他向固始汗劝说停战，四世班禅才得以脱身到拉萨。固始汗到达达木后，索南热丹赶往军营，同固始汗对战争作了统一部署，派达东乃充当固始汗军队的向导，引领固始汗经南木林直插后藏，将第悉藏巴包围在桑珠孜城堡中，还派色布饶丹担任军需官，为蒙古军队供应粮草。蒙古军还分兵一部，切断前后藏的交通联络，并由格鲁派组织的僧兵配合，招降前藏各地方首领，攻打拒不听命的第悉藏巴的守军和地方贵族。格鲁派的全力帮助，使固始汗能够集中大部分兵力，在第悉藏巴没有来得及逃跑时，就将其包围在桑珠孜城堡中。

　　由于第悉藏巴没有认真做好战争准备，加上格鲁派在前藏地区的多年经营，蒙古军和格鲁派在前藏进行得十分顺利，少数顽抗的城堡被迅速攻破，各地方首领纷纷参加到反对第悉藏巴的行列，这就使战争的胜负只取决于桑珠孜的攻防一战，不过，到了生死关头，第悉藏巴还是表现了它作为一个新兴政权的顽强战斗力，在外援断绝的艰难条件下，与数量占优势的固始汗和格鲁派的联军拼死决战，并给进攻者以重大杀伤，坚守桑珠孜城堡达10个月之久。到1642年3月，桑珠孜城堡终于被固始汗和格鲁派的联军攻破，第悉藏巴噶玛丹迥旺波被俘。第悉藏巴政权仅存在了短短的24年就被推翻了。噶玛丹迥旺波被俘后，固始汗先把他监禁在拉萨附近的内邬宗，准备给他一些庄园，让他做一个小贵族。后来，由于第悉藏巴手下的一些人发动叛乱，企图杀死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喇嘛，救出噶玛丹迥旺波，固始汗为铲除第悉藏巴政权复辟希望，把噶玛丹迥旺波投入拉萨河中处死。

　　(二)固始汗和格鲁派在西藏统治的建立

　　在攻下桑珠孜以后，固始汗已经成为统治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的汗王，他是以保护格鲁派的旗号进入青藏高原的，根据青藏的具体情况，他决定效法藏文史籍中所说的元世祖忽必烈对帝师八思巴的三次供养的故事，将卫藏十三万户献给五世达赖喇嘛。1642年3月，他将五世达赖喇嘛迎请到后藏日喀则，举行了隆重的献礼仪式。

　　实际上，在消灭第悉藏巴以后西藏的政权应当如何建立的问题上，固始汗有自己的精心策划。固始汗以格鲁派的施主和保护者的身份进入青藏高原，介入藏族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事务。经过6年的征战，他已经控制了整个青藏高原。但是，固始汗和元世祖忽必烈不同，忽必烈是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经营西藏的，经营西藏只是他的事业中的一个部分，因此忽必烈可以委任萨迦派来管理西藏的地方事务，并吸收萨迦派的首领来参与全国的佛教事务的管理。固始汗与俺答汗也不同，俺答汗虽然也亲自带领部众到青海，但是他的根据地还是在蒙古土默特地区，而且当时明朝力量还比较强大，不能容许俺答汗长期在青藏高原停留和统治。固始汗是率领自己的全部部众进入青藏高原的，并且是通过战争攻打下来的，而且当时已经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王朝或者蒙古势力可以迫使他退出青藏高原，卫拉特部也不会欢迎他退回新疆，因此固始汗的目标是要在青藏高原长期统治下去，并且保证自己的子孙长期掌握统治权。固始汗可以吸收成败经验的例子只有被他消灭的却图汗。却图汗在攻占青海以后，自己坐镇青海，派儿子阿尔斯兰率军进藏，结果阿尔斯兰不能在西藏立足，却图汗自己也很快覆灭。因此固始汗认识到西藏是青藏高原的政治和宗教的重心，要保持自己对整个青藏高原的控制，必须巩固对西藏地区的统治。固始汗的力量只有和硕特部的一部分兵力和部众，进兵青海时只有1万多军队，加上收编的在青海的蒙古其他各部的残余，人口并不很多，不超过10万人，并且是混杂在众多的藏族部落之中。固始汗是接受格鲁派的请求进兵青藏高原的，保护格鲁派的名义使得他师出有名，节节胜利，在战争结束后，他仍然需要“保护格鲁派”的这个旗号，如果他抛弃了保护格鲁派这面旗帜，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同时，在西藏地区，政教两权始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脱离了宗教的政权必然是短命的。因此他考虑的是在不将西藏的统治权完全交给格鲁派的情况下，如何与格鲁派上层，特别是五世达赖喇嘛结合，利用格鲁派的宗教势力使自己的世俗统治合法化。再进一步，他还想利用格鲁派的宗教势力，特别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宗教威望，进一步扩大他在蒙古族社会，特别是卫拉特蒙古各部中的地位影响，并与中原的王朝建立关系。因此固始汗向五世达赖喇嘛奉献卫藏十三万户这件事，是固始汗当作战后的首要大事来做的，不过在当时所谓十三万户已经名存实亡，奉献十三万户也只能是一种象征意义，他的目的是要给自己的统治披上一层宗教的灵光，建立蒙藏联合、政教联合的政权。

　　对消灭第悉藏巴以后如何处理与固始汗的关系的问题上，格鲁派内部也有不同的考虑。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索南饶丹等格鲁派上层不是没有想过建立自己的政权，但是缺乏自己的武装力量，也没有行政统治的经验，又面临第悉藏巴的残余势力的反抗，他们审时度势，认为在大局刚刚稳定的情况下，以格鲁派自身的实力，还不足以左右西藏局势，认为“在西藏这块土地上如果有一个领袖，时局才会安定，萨迦、噶举、宁玛等其他教派四分五裂的局面才可能有所改观”，因此五世达赖喇嘛对固始汗的统治权予以认同，希望固始汗留在西藏。甚至还期望固始汗成为平衡格鲁派内部各方面的矛盾的一种力量。

　　在双方都认识到必须相互依存的情况下，格鲁派上层集团与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联合统治西藏的格局终于形成。在统治方式上，是由固始汗本人设汗庭于西藏，以长子达延鄂齐尔和第六子多尔济(亦称达赖洪台吉)辅佐，以得到五世达赖喇嘛承认的“丹增却吉杰波”(执掌教法法王)的汗王身份君临于甘丹颇章政权之上，直接控制着西藏的权力中心。除外，他对作为他的和硕特部众的大本营的青海湖地区也作了精心安排。自1638年和硕特部众陆续移牧那里后，他给他的10个儿子划分牧地和属民，让他们继续率部在那里驻牧，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同时他还命第五子伊勒都齐的儿子罕都(mkhav-vgro)总管康区，带兵在康区驻扎，用康区的赋税收入作为和硕特部收入的补充，即所谓“征收康区赋税，以养青海之众”，“令子孙游牧青海，而喀木纳其赋，唯以藏、卫二部给达赖、班禅”，使得青海湖地区成了和硕特部众的游牧地，并保证他们在新的住地能够衣食无虞。这种安排实际上就是使青海和康区成为固始汗直接管辖的地区，其行政权力不与五世达赖喇嘛分享，同时也使青海和康区成为西藏地区的天然屏障，可以阻挡来自北方的其他蒙古军事力量，从而防止固始汗在西藏的统治地位被其他蒙古首领觊觎。

　　在西藏地区，固始汗则充分利用格鲁派和五世达赖喇嘛的地位和影响，用“奉献十三万户”的名义，将地方行政事务交给格鲁派管理，甚至将这一联合的政权的名字以达赖喇嘛在哲蚌寺的寝宫“甘丹颇章”命名。但是在人事安排上，固始汗绕开了五世达赖喇嘛的宗教领袖地位，将甘丹颇章政权权力的实际行使者第巴一职的任命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在1637年秋天会见五世达赖喇嘛时给索南饶丹和仲麦 巴·赤列嘉措等达赖喇嘛的主要随从赠给“达赖强佐”、“宰桑第巴”等各种称号，就已经埋下了任命格鲁派的管事人员的伏笔，到攻灭第悉藏巴以后，他正式任命索南热丹为首任第巴，也就是掌握了主要的人事任命权。因为第巴索南热丹在政治态度上可以说一直是依靠固始汗的，在格鲁派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他同蒙古和硕特部在政治上的联系要比五世达赖喇嘛密切得多。

　　在这个蒙藏联合政权中，还有一项明确的分工。固始汗和蒙古首领负责军事行动的指挥，固始汗留下一部分部众，住牧于藏北当雄草原。遇到战争时，由蒙古军和从西藏各地征集的藏族军队联合行动。军队由固始汗直接指挥，其长子达延鄂齐尔和第六子多尔济有时也领兵担当一个方面的统帅，而第巴索南饶丹等人也有带兵协同作战的责任。在宗教事务方面，则由五世达赖喇嘛和格鲁派上层负责，五世达赖喇嘛除了管理格鲁派的僧人和寺院以外，在固始汗的支持下，也取得了对其他教派寺院的管理权。掌握宗教权力成为后来五世达赖喇嘛扩大其权力的基础。

　　为了给这个蒙藏统治者联合的甘丹颇章政权制造舆论，同时因固始汗的要求，1643年4月到7月，五世达赖喇嘛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写成了一部《西藏王臣记》。这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记述西藏历史发展的书。从赞普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开始，一直记述到和硕特部固始汗进藏，西藏噶丹颇章政权建立为止，前后整整1000年。但是记述最为详细的是元代萨迦政权以来各个地方贵族的历史，是想让固始汗以史为鉴，通过对西藏历代统治王朝的了解，借鉴一些统治、治理西藏的经验。这对一个外来民族的统治者来说，是尤为必要的。另一方面，五世达赖喇嘛在书的后面专门写了一篇固始汗的小传，讲述固始汗的事迹和他为了格鲁派而领兵进藏的经过，并把固始汗宣传为宗教预言中所说的金刚手菩萨的化身，这实际上也是论证蒙藏联合的政权建立的合理性。

　　在政权建设方面，蒙藏联合政权另一个急需解决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政权中心，这是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喇嘛取得胜利后的最大愿望，也是格鲁派的当务之急。早在1643年3月，格鲁派决策人物之一的林麦夏仲就提出应在拉萨的布达拉山修建一座红色和白色相间的规模巨大的城堡，将格鲁派的色拉寺和哲蚌寺连成一线，使格鲁派在拉萨的防御稳固可靠。对此五世达赖喇嘛表示极大的赞同，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布达拉宫从1645年4月破土动工后，固始汗、五世达赖喇嘛、索南饶丹等人始终关注着工程的进程，到1649年底建成白宫部分。布达拉宫的兴建，动用了全西藏各地的人力、物力，显示了新成立的甘丹颇章政权在西藏的权威。同时格鲁派强调布达拉宫继承了吐蕃王朝在拉萨红山上兴建的宫殿，有意安排在工程动工时由固始汗的王妃将流落到青海的据称是松赞干布的本尊神像的世自在观音像洛格夏拉像送回布达拉宫供奉，同时维修了山上塑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和赤尊公主像的法王洞，以松赞干布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和历辈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的共同性，将宫殿所在的红山命名为布达拉山，将宫殿命名为布达拉宫，以显示甘丹颇章政权继承了吐蕃王朝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使布达拉宫成为甘丹颇章政权的中心和精神象征。不过固始汗由于指挥军事行动和蒙古的游牧传统生活方式，并没有经常在布达拉宫居住，这使得布达拉宫建成后实际上成为了达赖喇嘛的住所，达赖喇嘛的侍从机构和举行宗教活动的南杰扎仓也设在布达拉宫。在五世达赖喇嘛去世后，历辈达赖喇嘛的灵塔也建在布达拉宫。经过格鲁派多年的经营和努力，使得布达拉宫和和硕特汗王的联系比达赖喇嘛要松散得多，达赖喇嘛和布达拉宫一起成为藏区和蒙古各地格鲁派信徒崇拜和朝礼的中心。

　　三、为巩固统治而进行的斗争

　　(一)对噶举派反抗势力(工布叛军等)的军事镇压

　　第悉藏巴政权被蒙藏联军消灭后，引起了一直在该政权的支持和保护之下的噶玛噶举派和一些地方贵族等格鲁派反对势力的极大恐慌。他们乘固始汗立足未稳，格鲁派政权尚未巩固之机，在后藏和工布等地举兵反抗。为首的是噶玛噶举派除黑、红帽两系活佛之外势力最大的噶尔巴师徒。“噶尔巴”原是康区类乌齐一带的一个家族名，有记载称曾经控制帕竹政权的实权的仁蚌巴就出自这个家族。该家族历史上一直和噶玛噶举派关系密切。1642年6月间，当第悉藏巴在固始汗和格鲁派的强大攻势下败局已定时，噶尔巴师徒为了保存噶玛噶举派的实力，向五世达赖喇嘛请求“给予一份保持噶举派地位权利的盖印文书”。当时五世达赖喇嘛正在计划战后如何收复以前被噶玛噶举派占据的寺院、庄园等，在征求了固始汗的意见后，没有答应噶尔巴的请求。此举深深激怒了噶尔巴，为日后的叛乱埋下了伏笔。

　　1643年上半年，噶尔巴师徒以洛扎(今山南地区洛扎县)为大本营，分别在工布地区的桑日(今山南地区桑日县)、沃卡(今山南地区桑日县沃卡乡)和后藏的仁布(今江孜地区仁布县)、江孜(今江孜地区江孜县)、白朗(今江孜地区白朗县)、南木林(今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等地举兵，对拉萨形成了扇形包围圈，严重威胁到固始汗和格鲁派的统治。

　　这次反叛开始不久，后藏的形势就已经岌岌可危。南木林宗最先失守。在仁蚌的曲贝也拱手让出了仁蚌宗。离日喀则较近的白朗宗也被叛军包围，以达那沃兰巴为首的叛军在日喀则周围骚扰，对四世班禅构成严重威胁。索南饶丹委任管理江孜宗的囊索诺尔布放弃了宗城，仓皇逃命。后藏所有的地方几乎都被叛军控制。在工布地方，以工布噶悉的主帅雪喀瓦为首的居巴、普、孜、苏等反对格鲁派的地方首领组成的8000多叛军也展开了大规模的骚乱。面对这样的严重局面，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喇嘛不得不改变原来只推翻第悉藏巴的统治，对其支持者一般不予追究的初衷，下决心彻底打击噶玛噶举派及其支持者。首先，固始汗看到囚禁中的第悉藏巴仍然对格鲁派构成威胁，还有可能死灰复燃，于是下令把第悉藏巴用牛皮包裹，抛入拉萨河，以绝后患。对于战争，经过商议后，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喇嘛作了如下部署：由固始汗率军经墨竹工卡、沃卡、达布一线消灭工布的叛军；喀尔喀蒙古达颜诺延的300骑兵和固始汗的大王妃所属的蒙古兵在孜重木会合，开往后藏平叛。两地战事进展十分顺利，后藏的叛军在蒙古兵的打击下也土崩瓦解。此后，工布地方又陆续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叛乱，但都已成强弩之末，很快被镇压下去了。固始汗的军队准备乘胜追击，直捣噶尔巴的大本营。噶尔巴兵败后自知不能在洛扎立足，他一方面派达垅夏仲出面调停，一方面设计逃脱，跑到康区去了。受这次反叛的牵连，楚布寺的黑帽系活佛却英多吉也离开西藏，逃往云南丽江。取得这次平息反叛的胜利，固始汗和格鲁派在西藏的联合统治才真正确立起来。

　　(二)固始汗去世后的汗位之争以及与不丹的战争

　　在解除外部敌对势力的威胁之后，和其他的封建政权一样，甘丹颇章政权也遇到了内部的权力之争。1654年6月，固始汗在同五世达赖喇嘛巡视前后藏的途中突然患病。当年藏历十二月八日，这位“持教法王”在拉萨的噶丹康萨去世，享年73岁。固始汗1642年领兵进藏时已经61岁，他在西藏统治了12年，成为甘丹颇章政权建立和巩固的关键人物，他的去世引起了甘丹颇章政权的首次振荡。

　　随着固始汗的去世，和硕特部汗王的继立问题遂成为格鲁派政权上层和固始汗的后代关注的焦点。由于缺乏史料，我们还不清楚固始汗生前是否就汗位的继立立有遗嘱。但从《五世达赖喇嘛传》的记载看，在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期间，固始汗已经有将长子巴图尔台吉(即后来的达延汗)召至西藏，协助自己处理政务的打算。不过后来“丹津法王(固始汗)一改初衷，说长子巴图尔台吉宜留居鲁特部”，而且将此事交给正行进在青海的五世达赖喇嘛处理。五世达赖喇嘛立即派索南旺杰兼程七昼夜赶往青海和硕特部的驻地通知巴图尔台吉留在青海。从这件事看，固始汗在晚年确实有过让长子巴图尔台吉继承汗位的打算，并且五世达赖喇嘛也参与其中。

　　由于没有明确指定继承人，以及固始汗诸子之间的矛盾，在固始汗去世后的近4年内，和硕特汗王的汗位一直虚位，表面上当时是由固始汗的长子达延汗和第六子多尔济联合主持西藏的政务，实际上一些重大事务已经开始由五世达赖喇嘛定夺。如在固始汗去世后不久，五世达赖喇嘛就决定将青海和硕特部划分为左右两翼，并派哲蚌寺的堪苏霍尔·阿旺赤列伦珠到青海去召集诸台吉商议此事。当时固始汗的第七子额尔德尼岱青和第八子衮布为划分牧地发生纠纷，多尔济提出要按自己的想法划分时，五世达赖喇嘛将他召至哲蚌寺“郑重劝说”，最终还是多尔济服从了五世达赖喇嘛的决定。

　　1657年底，在五世达赖喇嘛的努力下，终于确定由达延汗继任和硕特部汗王。1658年正月初五，在五世达赖喇嘛的主持下，举行了达延汗的即位典礼，并赠给达延汗“丹增多吉杰布”的名号(1660年五世达赖喇嘛又赠名号为“丹增达颜杰波”)。为了在固始汗诸子之间取得平衡，当年的十一月，五世达赖喇嘛赠给固始汗第六子多尔济“达赖洪台吉”的名号，赠给他衣冠、弓箭囊、宝剑等物。

　　在固始汗去世不久，格鲁派占统治地位的西藏地方与主巴噶举派占统治地位的不丹从1642年格鲁派推翻第悉藏巴政权以来就一直存在的矛盾更加激化，西藏方面经过商讨后决定派出蒙藏联军对不丹作战。联军由固始汗的儿子达赖巴图尔台吉和玛久台吉统率，第巴索南饶丹及其属下囊索诺尔布等人或者随军行动，或者在后藏负责后勤供应。一开始蒙藏联军取得节节胜利，1656年7月攻入门域的本塘地方(在不丹东部)。不久因为蒙藏联军不适应南方炎热的气候，以及第巴索南饶丹患重病返回拉萨后，后勤供应方面出现了问题，蒙藏联军陷入不利的境地。在本塘地方坚持一段时间以后，玛久台吉在军中病死，军事上出现胶着状态，格鲁派中有许多人主张将军队撤回。于是由萨迦派的首领为首的一些后藏僧俗人士共同出面调停，交战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蒙藏联军撤离了不丹。和不丹的战争是固始汗进兵西藏以来和硕特蒙古军第一次遭到重大损失并且未能取得胜利的战争，和硕特蒙古的军事威望在人们的心中开始下降。

　　(三)平息囊索诺尔布之乱

　　1658年3月，达延汗继任和硕特部汗王刚两个月，甘丹颇章政权的另一个重要人物第巴索南饶丹就因病去世。随着格鲁派政权中两位实权人物(固始汗和索南饶丹)的相继去世，西藏的政局进一步发生了微秒的变化。

　　五世达赖喇嘛感到把行政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的时机已经到来，开始设法掌握任命第巴的权力。他首先利用达延汗威望还不足以立即任命第巴的继承人的机会，说服达延汗兄弟同意对第巴索南饶丹之死匿丧一年。在这一年的时间中，五世达赖喇嘛多次和他们就第巴一职的人选和由谁来任命等问题进行密商。达延汗本来有自己的继任第巴职务人选的考虑，但是各方的意见不一，使得他犹豫不决，加上他本身对行政事务并不太热衷，所以只好听从五世达赖喇嘛的意见，使得五世达赖喇嘛得以顺利实现人事任免权方面的改变。

　　《五世达赖喇嘛传》的记载隐约地透露出，当时在格鲁派内部对第巴的继任人选有重大的分歧。五世达赖喇嘛及其身边的人员希望赤列嘉措继任第巴，第巴索南饶丹的一个亲戚囊索诺尔布②也是许多人认为的合适人选。五世达赖喇嘛自己和赤列嘉措的关系密切。赤列嘉措出身于拉萨色拉寺附近的娘真村的仲麦巴家族，幼年时在哲蚌寺出家，五世达赖喇嘛坐床后，他一直是五世达赖喇嘛身边的随从人员。1629年五世达赖喇嘛13岁时就曾经到仲麦巴家中做客，受到热情接待，以后他还多次到过仲麦巴家里。因此青少年时期就和赤列嘉措关系极深。仲麦巴家族对格鲁派甘丹颇章政权的建立也出力很多，赤列嘉措的一个弟弟仲麦巴·贵巴扎西就是在协助固始汗攻打桑珠孜城堡时受伤，不久因伤去世的，他的另一个弟弟仲麦巴·阿苏克(即著名的第巴桑结嘉措的父亲)也参加了推翻第悉藏巴的斗争，并担任甘丹颇章政权的官员，1656年在日喀则任职时因食物中毒亡故。1632年9月赤列嘉措成为负责照料五世达赖喇嘛学经和生活的助手，从此赤列嘉措成为五世达赖喇嘛形影不离的侍从。1637年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喇嘛在拉萨首次会见时，固始汗赠给赤列嘉措“宰桑第巴”的称号，也表明赤列嘉措是五世达赖喇嘛的主要助手的身份。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时，赤列嘉措是全程陪同的主要随员之一。有这样一层深厚的关系，加上五世达赖喇嘛身边的侍从僧人们的拥护，五世达赖喇嘛是很希望任命赤列嘉措继任第巴的。不过赤列嘉措也有他的弱点，他一直是作为五世达赖喇嘛的侍从僧人在寺院里生活，缺乏行政管理的经验，和世俗官员接触不多。而囊索诺尔布是第巴索南饶丹的本家兄弟，早期也在五世达赖喇嘛的侍从僧人中任职，后来还俗到拉萨的盖噶萨家族入赘为女婿，成为一家世俗贵族的成员。在甘丹颇章政权中，他也是一个老资格的官员，也曾经为甘丹颇章政权的建立出过力，参加过攻打第悉藏巴的战争，也曾陪同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朝觐，当时他正在主持后藏事务，还把他的一些亲信安排在一些宗担任宗本等职，得到一些地方上的官员和首领的支持，而且看来达延汗兄弟也希望囊索诺尔布继任第巴。如果在索南饶丹去世后立即任命第巴，囊索诺尔布继任的可能性比赤列嘉措要大得多。因此对索南饶丹去世匿丧一年，实际上是五世达赖喇嘛为赤列嘉措继任第巴争取到了进行准备的一年。这反映了格鲁派内部达赖喇嘛为首的佛教上层僧侣们和以索南饶丹、囊索诺尔布为首的世俗官员们的矛盾和权力之争。宗教上层希望打破惯例，由达赖喇嘛的亲信继任第巴，将权力进一步集中到达赖喇嘛的手中，而世俗贵族们希望囊索诺尔布担任第巴，是想在索南饶丹之后在甘丹颇章政权的首脑人物中保持一位世俗官员的代表，延续固始汗时期的权力和甘丹颇章政权内部的权力平衡体制。

　　在这种情况下，达延汗兄弟和五世达赖喇嘛都不得不考虑不同的意见，同时也要考虑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在这两人之中都一时难以作出选择，这就造成迟迟不能任命第巴的情况。这种情况对五世达赖喇嘛比较有利，他可以利用他的宗教领袖身份，先做到自主处理重要事务，等待时机成熟再作出决定。《五世达赖喇嘛传》说，1659年5月，五世达赖喇嘛按照乃穷大护法的指示闭观修行，“但我仍在此期间同宰桑第巴、达如鼐、鄂尔鼐、桑达鼐五人商议决定，在闭关期间所有可以决断的事由他们依次决定，决定不了的要事，则由宰桑第巴在早晚两座法之间向我逐一扼要禀报，我一一给予明确的指 示。此外，我将呈文、批示、蜡封、粉简和礼品等全部带到内室，这样不仅可以得到涂泥封门闭关修行的美名，也能名除贻误公务之口舌，所以我一丝不苟地依此行事。”达延汗看到这种自己的权力旁落的形势，希望自己中意的囊索诺尔布尽快得到五世达赖喇嘛的同意，继任第巴职务，因此他从藏北写信，催促五世达赖喇嘛同意任命，实际上是给五世达赖喇嘛施加压力。

　　1669年5月，囊索诺尔布带领一批随从来到拉萨，达赖喇嘛迫不得已表态同意他担任第巴，并派人向他解释以前一直未同意任命他为第巴的原因，要他不得穿戎装来晋见，同时还安排人监视囊索诺尔布的行动，派人观察他的支持者在日喀则的动向，足见五世达赖喇嘛对他的不信任和防备。

　　一时间拉萨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候任第巴的囊索诺尔布和迫不得已同意他出任第巴的五世达赖喇嘛互不信任，私下猜疑，而达延汗不知道究竟应该支持哪一边，举棋不定。这时五世达赖喇嘛提出，拉萨的囊索诺尔布的重要支持者盖噶萨家族的住地距布达拉宫太近，所以决定在山南地区为其交换一块大致相等的地方，并派人前去通知。五世达赖喇嘛的这一行动引起了囊索诺尔布在拉萨的支持者的紧张，一些人找借口离开拉萨到后藏去。在他们的影响下，囊索诺尔布真正感到五世达赖喇嘛方面对自己强烈的敌视，对能不能在拉萨顺利地继任第巴职务失去了信心，于是在1659年10月和第巴索南饶丹的儿子等人偷偷潜回日喀则，准备集合自己的支持者，组织武装，再和五世达赖喇嘛方面摊牌。他们在日喀则的活动，使得后藏地区再次动荡不安。

　　囊索诺尔布这一行动，恰恰把斗争的主动权交到了五世达赖喇嘛的手中。五世达赖喇嘛争取到扎什伦布寺的僧人的支持，通过他们又争取了南木林地方的官员。他还分析清朝对自己的态度不会有什么变化，平定囊索诺尔布的反叛不会有什么阻力。在得到多数僧俗首领的支持后，五世达赖喇嘛派人到达延汗那里，反复说明自己和囊索诺尔布产生矛盾的原因和囊索诺尔布的行动对甘丹颇章政权的危害，在争取到达延汗兄弟的支持后，由达延汗和五世达赖喇嘛派兵到后藏平息动乱。看到达延汗等蒙古首领改变了态度，囊索诺尔布的许多支持者纷纷转向，向五世达赖喇嘛和达延汗表示服从。先是盖噶萨家族的首领看到囊索诺尔布胜利无望，返回拉萨，在达延汗的宽恕下被安置在达隆。囊索诺尔布在属下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也只好和索南饶丹的儿子逃离日喀则，不知所终，从西藏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排除囊索诺尔布的影响后，和硕特部中的实权人物——达延汗以及固始汗的另外两个儿子济农和达赖洪台吉都同意五世达赖喇嘛选择的人选。在各种条件完全具备后，五世达赖喇嘛才正式启动任命赤列嘉措为第巴，并于1660年藏历七月十三日，在哲蚌寺甘丹颇章的三楼举行了赤列嘉措就任第巴的仪式，五世达赖喇嘛给他赐名为萨迥赤列嘉措，达延汗兄弟参加了仪式，并向赤列嘉措祝贺。特别的是，五世达赖喇嘛在这个仪式上把原来赠给达延汗的“丹增多吉杰波”的汗号改为“丹增达延杰波”，实际上也是为了显示在平息囊索诺尔布之乱和任命赤列嘉措为第巴后，达赖喇嘛的权势凌驾于达延汗之上。

　　囊索诺尔布之乱本来是一次不大的事件，但是它产生的结果影响重大。在甘丹颇章政权中，不仅汗王的汗权进一步削弱，而且世俗官员的权力也被削弱，使得五世达赖喇嘛可以任命自己侍从僧人担任最高的行政官员——第巴，再加上1662年四世班禅去世，格鲁派中没有了可以和五世达赖喇嘛相提并论的领袖人物，西藏地方的政教两方面的权力都集中到了五世达赖喇嘛的手中。

　　(四)和拉达克的战争

　　1656年的战争并没有解决不丹和甘丹颇章政权之间的矛盾，在经过几次小规模的冲突之后，经过20多年后到1679年更扩大为不丹和拉达克联合起来和甘丹颇章政权的战争。

　　西藏西部的拉达克王与普兰、古格小王都是吐蕃赞普的后裔，是朗达玛赞普的孙子吉德尼玛衮的三个儿子繁衍出来的三支。被称为“阿里三围”的这三个土王在西部并立的局面延续了数百年。到16世纪上半期，中亚地区伊斯兰化的蒙古人曾由新疆进入拉达克和巴尔蒂地区，其中一个名叫米尔咱·马黑麻·海达尔(1499－1551)的贵族成为了克什米尔的统治者，建立起克什米尔地区的默格本王朝。大约在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克什米尔的巴尔蒂土王阿里·谢尔·汗曾进攻拉达克，俘虏了拉达克王嘉央南杰(vjam-dbyangs-rnam-rgyal)，并娶了拉达克王的女儿，在拉达克王承认默格本王朝的统治权后，才将嘉央南杰放回。虽然此后拉达克王并没有皈依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的噶举派在拉达克仍很盛行，但伊斯兰教还是从此开始传入了拉达克地区。伊斯兰化的蒙古人建立的印度莫卧尔王朝的时期，拉达克王和印度克什米尔的土王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得到巴尔蒂王支持，使得拉达克小王成为在阿里三个小王中武力最为强大的一个。

　　大约在17世纪初，拉达克王开始向东扩展自己的势力，蚕食古格的土地。这时古格地方的政治和宗教正在发生剧烈变化。拉达克和古格地区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时，是噶当派和噶举派传播的地区，元代萨迦派也传入这一地区，明代中期格鲁派的势力也进入古格地区，特别是根顿珠巴在日喀则兴建扎什伦布寺时，曾经派遣其弟子到古格化缘，与古格王室建立了关系，在古格建立了格鲁派的寺院和僧团。1616年四世达赖喇嘛去世后和1618年格鲁派在拉萨地区受到第悉藏巴的打压时，四世班禅洛桑却吉坚赞为格鲁派寻找新的支持，1616年和1617年两次应邀到古格的托林寺活动，受到古格王扎西扎巴德的父亲和弟弟等人的热烈欢迎。在这两次时间都长达半年多的传法活动中，四世班禅委任古格王的叔祖父拉尊·洛桑意希沃为古格的格鲁派僧人的首领，使得格鲁派在古格地区占据了主要教派的地位，古格的五六千佛教僧人中格鲁派占了大多数。由于格鲁派影响的扩大，造成当时的古格王扎西扎巴德和古格的格鲁派的宗教领袖——其实主要是古格王的弟弟之间的矛盾加深，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古格王夫妇转而接近新到古格活动的西方传教士，打算借助西方传教士的帮助来平衡藏传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古格王扎西扎巴德于1626年向葡萄牙传教士安东尼奥·德·安夺德提供土地和资助，在扎布让兴建了西藏的第一座基督教的教堂。教堂建成后，古格王为安夺德等人提供生活所需，并奉献了可观的资金，安夺德等人向古格王夫妇等人宣传基督教的教义，还在古格的百姓中发展了少量的基督教信徒⑤。古格王还支持安夺德等传教士利用各种机会抨击古格的藏传佛教僧人，并对藏传佛教僧人采取限制和打击的措施，企图削弱藏传佛教在民众中的影响，巩固自己的王权。这些都造成矛盾不断激化。1630年春，安夺德返回印度果阿，随后古格王扎西扎巴德身患重病，古格的佛教僧侣们乘机发动了反对古格王的武装暴动，将古格王包围在扎布让的王宫城堡中。古格王的弟弟联合与古格王室同宗的拉达克，拉达克王僧格南杰(?－1646)乘机出兵古格攻打古格王，最终结果古格王扎西扎巴德及全家被拉达克人带回拉达克首邑列城，关进了监狱。

　　拉达克王统治古格以后，委派自己的儿子因陀罗菩提南杰(Indara-bhoti-rnam-rgyal)统治古格地 区，和第悉藏巴的管辖区直接接界，当时第悉藏巴主要是在前藏地区扩展自己的势力，无力西顾，双方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平静。在1644年甘丹颇章政权建立以及随后的蒙藏联军与不丹战争期间，拉达克王僧格南杰及其子德丹南杰(bde-ldan-rnam-rgyal，约1646－1675年在位)都声称自己信奉噶举派，应当支持不丹。在1678年不丹和西藏之间又发生了冲突，这时的拉达克王是德丹南杰之子德列南吉(bde-legs-rnam-rgyal，约1675－1705年在位)，他更是以支持不丹的名义加紧打击在古格的格鲁派僧人和寺院，宣称要把格鲁派驱除出阿里地区，并准备出兵东进，在军事上呼应不丹打击格鲁派，这就造成了西藏和拉达克之间的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在得到拉达克军将从阿里地区东进的消息后，五世达赖喇嘛专门派人去召请一位名叫甘丹次旺(dgav-ldan-tshe-dbang，亦译噶尔丹策旺)的和硕特蒙古王族的成员。藏文文献记载，甘丹次旺笃信格鲁派，极有胆略，当时正在扎什伦布寺出家为僧。五世达赖喇嘛命他去阿里反击拉达克军的进攻，改变格鲁派在阿里地区受迫害的局面，并对他面授机宜，亲手授予他护身符、护法神幢，对他寄以莫大的期望。甘丹次旺亦表示愿意遵命而行，但是考虑到参与征战必定要杀害生灵，所以便提出要退戒还俗，才能够率兵出征，在得到达赖喇嘛同意后，向自己的堪布退还了戒律和袈裟。他从藏北的纳木错湖畔征集了2500名蒙古骑兵，向阿里进发。甘丹次旺进抵萨噶地方时，得到在此处任职的颇罗鼐的祖父阿松的配合支持，征调了一些当地的武装一同出征。

　　关于这次西藏军队和拉达克的战争的情况，成书于1733年的《颇罗鼐传》，由于传主颇罗鼐的祖父和父亲都与此有关，特别是颇罗鼐的父亲颇拉哇·白玛杰布是甘丹次旺的主要部下，因此对甘丹次旺和这场战争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恰白·次旦平措等先生编写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则主要依据《颇罗鼐传》对此做了详细的论述。该书记述说，甘丹次旺带领的蒙藏近万人的军队，大获全胜，而且夺占了拉达克国都列城。从甘丹次旺作为一个刚刚还俗的僧人就能够指挥近万人的军队攻打拉达克的首府列城来看，他的和硕特蒙古王族的出身和五世达赖喇嘛对他的委任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同时，这次战争表明当时在西藏的蒙藏统治集团在遇到重大问题时能够通力合作，甘丹颇章政权还具有蓬勃向上的朝气，所以蒙藏联军能够在遥远的西部边境可以集中全力来争取胜利，这一点对甘丹颇章政权的巩固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拉达克王及其臣下不甘心失败，请求克什米尔的巴恰王(pa-chavi-rgyal-po)，出兵援助。克什米尔王来到比图(spi-thub)地方和蒙藏联军交战。蒙藏联军仍取得胜利。此后，主巴噶举派的活佛巴萨姆旺布(vbrug-pa-sprul-sku-dpag-bsam-dbang-po)前来斡旋，蒙藏联军后勤供应困难，也不想继续追击，于是交战双方罢兵。拉达克王德列南吉前来甘丹次旺将军处认错，叩头赔礼。甘丹次旺将列城、比图、赤斯(krig-se)等7处碉楼、土地、财产归还给拉达克王，并要求拉达克方面发誓保证今后不再危害而要敬奉格鲁派，并要善待众属民。甘丹次旺还把生活在阿里地区的吐蕃赞普后裔洛桑白玛(blo-bzang-pad-ma)委任为王，拨给他1000户百姓。此外，还令阿里地区的达布噶举派和宁玛派的各个寺院仍照以前的规矩奉行本派教法，不得对其扰害。对阿里地区的格鲁派的各个寺院，已破败者进行修葺，未破败者则加以扩展。双方还约定，拉达克王每年要向西藏进贡致谢，向达赖喇嘛的商上缴纳10钱黄金和10两藏红花，10匹霍索布料(hor-zhog)及1匹颇达布料(bab-sta)；西藏方面则为拉达克进贡的使团发放路费，派驮畜200头、马15匹等帮助运输。甘丹颇章政权还同意，从那时起，拉达克可与西藏阿里地区牧民进行商品交换，西藏地方政府商人每年赶200头驮畜运送茶叶，销往拉达克，拉达克方面则保证为其格鲁派寺院每年向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敬献供神灯火提供便利。

　　无论如何，自此时开始，阿里地区又重新归属西藏地方政府管辖。《颇罗鼐传》还记载说，甘丹次旺在战争胜利后留下数百名蒙古兵丁驻守阿里，带领其他的军队返回。甘丹次旺到达拉萨时，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但是当时第悉桑结嘉措正秘不发丧，宣称五世达赖喇嘛严格闭关修行，不会见任何人，因此他只能把大量的战利品奉献在五世达赖喇嘛的寝宫外面，把阿里地方及其百姓的名册奉献给甘丹颇章政权。当时掌政的达赖汗和第悉桑结嘉措特别在大昭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仪式，赐给他大量财物。后来，他又奉命返回阿里驻守。甘丹次旺可能就是甘丹颇章政权委任的第一任阿里总管。他应该是1682年到1688年在阿里地区任总管，按照甘丹颇章政权的制度，在阿里地区建立行政制度，设立驻军和委任宗本的制度，改变了阿里地区一直由土王统治的局面，对于加强阿里地区和前后藏的联系起了重要的作用。从他以后，西藏地方政府向阿里地区派驻总管、噶本，并委任各宗的宗本，形成了定制，直至1959年民主改革时为止。

　　这一时期的西藏地方的历史演变说明，格鲁派和噶举派作为藏传佛教的重要教派，长期以来一直深深地卷入到西藏地方的政治事务之中，格鲁派通过与蒙古各部的关联，其命运又与更大范围的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固始汗和格鲁派在西藏的联合统治的建立和巩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平稳地发展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战争和各种政治权谋，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和斗争成为这一时期西藏政治历史的主要的内容。

　　[本文责任编辑 黄维忠]

　　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