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中国佛教史 第十章 第一节 朝鲜民族佛教的形成及发展 之 李朝的崇儒排佛和佛教的衰微

　　李朝（1392—1910）是朝鲜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初期实行科田法，按新贵族、官僚的等第授与一定数量的收租地（科田），强化中央集权，农业和工、商业有所发展。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派兵侵略朝鲜，李朝联明抗日，击败了这次入侵。17世纪中叶以后，社会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动乱很多。19世纪中叶，美、法等国侵犯朝鲜，被人民击退。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从此朝鲜逐渐被日本控制，1905年沦为日本的附属国，1910年被日本吞并，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始复为主权国。

　　在文化上，李朝基本采取崇儒排佛政策。高丽末年兴起的儒学，到李朝时又有发展。设国学乡校，传授儒家经典，因受宋、明朝影响，尤重程朱性理之学。设置科举取士之制，选取儒者为官。佛教经高丽王朝的发展，势力已很大，寺院遍于全国，占有很多良田和奴婢，对国家的财政和统治有潜在的威胁。继高丽未年儒臣排佛之议，李朝也多次发生排佛言论。从历代国王看，太祖和世祖继续崇佛，但太宗、世宗以及燕山君等主张排佛。后者推行抑制和排斥佛教的政策影响很大。到李朝末年，虽然佛教信仰仍在广大人民之间流行，但僧尼被迫居于深山寺院，而且社会地位低下。佛教已趋衰微的境地。

　　1.对佛教的削弱和限制

　　太祖以祟佛著称，尊曹溪宗僧自超为玉师，又任天台宗僧祖丘为国师，建兴天寺作为修禅道场，建兴德寺作为教宗道场。然而他也同时看到佛教失控带来的弊害。他说：“佛氏之道，当以清净寡欲为宗。今住寺院者，务营产业，至犯其所谓色戒恬不知愧。身死之后，其弟子有以寺社及奴婢称为法孙相传，以至相讼。予自潜邱，思革其弊。其令有司，勘究以闻。”但直到太宗之时，才开始对佛教采取实际的排斥措施。

　　太宗（1401—1418在位）时规定全国各宗派可留置寺院的限额：曹溪宗、总持宗共70寺，天台疏字宗、天台法事宗合43寺：华严宗、道门宗合43寺；慈恩宗36寺：中道宗、神印宗合30寺；南山宗、始兴宗合10寺。令裁减下来的寺院沙门还俗，土地归国有，奴婢由政府处理，又下令严格出家为僧的度碟制度；废除历代沿续下来的任命王师、国师的做法；废止在王陵墓附近建立寺刹的惯例。

　　世宗（1419—1450）以儒教为国教，置集贤殿以振兴学问，确立了李朝崇儒的文教体制。他同意臣下的奏议，对佛教各宗进行合并，确立了教禅二宗的管理体制，下令禁止每年春天沿街诵《般若经》的“经行”活动。

　　成宗（1470—1494在位）时下令撤毁汉城内外的尼寺23所，严禁度僧，检查出僧中无度牒者令其还俗。

　　燕山君（1495—1505在位）大力推行排佛政策，废除僧科考试选拔高僧的制度，把禅、教二宗的管理教务中心（都会所）移到城外，废除京城内的一切寺社，把世祖时兴建的圆觉寺改为“妓坊”，把儒教学府成均馆改为“宴乐之所”。

　　中宗四年（1509）下令把都城内的一切寺刹皆废为公府。由于僧科选拔制度的废除，对僧尼放松管理，到中宗后期，寺院成为游民与盗贼栖息之所，中宗三十年（1535）领议政金谨思等议：“这罪逃役偷盗无赖者，以寺刹为之窟穴，其土著良丁亦聚莫就农。僧俗混淆，良盗杂揉，连结为奸，出没行劫，靡所不至”。

　　此后，经朝明联合抗日战争，僧人武装从军、曾立功黜，佛教情况稍有转机，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李朝崇儒排佛的政策。显宗即位（1660）下令禁止良民削发为僧，犯者一律还俗。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天主教在朝鲜发展迅速，李朝采取严厉镇压政策。为此，对佛教的抑制有所放松，原来禁止僧尼入城的禁令也渐废止。随着日本的入侵和吞并，朝鲜佛教被纳入日本统治者的严密控制之下。

　　2.禅教二宗体制和僧官制度

　　朝鲜佛教的诸多宗派，大多数直接源于中国，也有的是据中国汉地佛教著作由自己创立的，但都带有自己民族的特色。这些宗派的传承关系，不都十分清楚。高丽时期有“五教”之法，也只是一种概说。义天之时有六宗存在，即：戒律宗、法相宗、涅槃宗、法性宗（三论宗）、圆融宗（华严宗）、禅寂宗（禅宗）。到知讷创立曹溪宗，发展为七宗，统称“五教二宗”。到李朝之时，则变为曹溪宗、总持宗（密宗）、天台疏字宗、天台法事宗、华严宗、道门宗、慈恩宗、中道宗（三论宗）、神印宗（当为密宗）、南山宗、始兴宗等11宗。

　　李朝世宗六年（1424）对上述11宗又进行合并，中道、神印合为中神宗，总持、南山合为总南宗，天台疏字、天台法事合为天台宗，华严、道门合为华严宗，此外尚有曹溪宗、慈恩宗、始兴宗，共7宗。此后，为加强对佛教的管理和削减佛教势力，世宗又将7宗合为禅、教二宗，即：将曹溪、天台、总南3宗合为“禅宗”，将华严、慈恩、中神、始兴4宗合为“教宗”。选择36寺分属禅、教2宗，各配定量僧人，给寺院田地。取消原来统管全国僧尼事务的僧录司，将原来僧录司的奴婢384人分给禅、教2宗。2宗的事务分别由设于汉城兴天寺的禅宗都会所和兴德寺的教宗都会所管理。

　　禅教2宗每3年通过僧科考试选拔教务人才，授以僧阶。禅宗的僧阶是大选、中德、禅师、大禅师。从大禅师中选任兴天寺住持，即禅宗都会所的“禅宗判事”，则称为“都大禅师”。教宗的僧阶是大选、中德、大德、大师。从大师中选任兴德寺住持，即教宗都会所的“教宗判事”，则称之为“都大帅”。担任各寺往持的，要从禅教二宗的中德以上僧阶的人中选任。至僧科废止，情况有些混乱，此后虽一度恢复僧科，但已不同以前了。

　　宣祖（1567—1607在位）以后，因西山休静等禅师率僧兵在抗日卫国战争中立有战功，授予僧职，任休静为“禅教十六宗都总摄”，继休静为都总摄的是他的弟子惟政。此后担任管理南汉山城修筑职务的僧人也被授于都总摄之号。到仁祖（1623—1649在位）时江陵的月精寺、茂朱的赤裳山城、奉化的觉华寺、江华的传灯寺等四寺住持，曾担当过守城之任，也被授“总摄”之职。此后建的一些表忠祠等，也置都总摄，但主要是掌管祈祷修法事务。任水原的龙珠寺的住持，称“八道部僧统”，负责检查全国僧尼风纪。

　　3.休静及其门下

　　公元1591年，日本丰臣秀吉悍然派兵入侵朝鲜，第二年（壬辰年）日军攻陷汉城，史称“壬辰之乱”。此后，李朝联合明朝展开了英勇的抗日卫国斗争。朝鲜名将李舜臣与明将李如松、邓子龙协力，在1898年把日军最后逐出朝鲜。在朝鲜存亡的危急关头，爱国禅僧休静及其弟子戎马上阵，立有战功。

　　休静（1520—1604），号清虚子，久住妙香山，世称西山大师。俗姓崔，21岁出家，从曹溪宗一禅（1488—1568）受戒，后到灵观（1485—1570）门下参禅。30岁经禅科考试，从大选升至教宗判事、禅宗判事。37岁舍职入山教授弟子。宣祖时一度因受诬告入狱，出狱后名声越来越高。日军入侵，宣祖任命他为“八道十六宗（按，禅、教二宗，八道合为十六宗）都总摄”，使募僧为兵。休静以73岁的高龄在顺安的法兴寺集僧1500人，并向全国寺院传械号召义僧从军卫国，弟子惟政在杵城乾凤寺集义僧700人，处英在全罗道集义僧1000人，灵圭在公州的甲寺集义僧700人，会兵归休静统一指挥。休静的僧兵与明军统帅李如松配合，在牡丹峰战役中表现英勇，在收复平壤、开城和汉城中也立有战功。宣祖回到汉城时，明将李如松给休静送帖嘉奖，题诗曰：“无意图功利，专心学道禅，今闻王事急，总摄下山颠。”后因年老，把“都总摄”及事务交任弟子惟政、处英，往来各山寺刹教导弟子（李廷龟《休静大师碑铭》）。著有《禅家龟鉴》、《三家龟鉴》、《禅教释》、《清虚堂集》、《云水坛》等，对李朝末期的佛教有较大影响。休静有弟子千余人，以惟政为嗣法弟子，此外，彦机、太能、一禅也有名。他们四人的法系各成一派。休静在与日军对阵中多得力于惟政及处英、敬轩、灵圭的帮助。灵圭阵亡于锦山之役。休静的法系在战争结束后占据全国寺院的主流，一直影响到现在。

　　休静是朝鲜曹溪宗祖师之一，上承知讷，又受他师承的正心——智严一系的影响，实际属临济宗禅法。据他所著《禅家龟鉴》，可概述为四点：

　　（1）重心性、圆相，说“禅是佛心，教是佛语”。休静认为，心性佛性虽为“诸佛之本源”，但不可用文字语言表达，借怀让的话说，“说似一物即不中”，用图表示是一“○”（圆相），直接悟解这种佛心的，就是禅宗。但众生的素质不同，为了适应传教、解悟的需要，又不能不借用语言文字“随缘”解说，形成通过言教传法的“教宗”（华严宗等）。他说：“世尊三处（传说释迦于多子塔前分半座，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涅槃后从棺中示双脚背）传心者为禅旨，一代所说者为教门。故曰：“禅是佛心，教是佛语。”他对禅、教的分辨，一是说禅宗优于教宗，二是据实际传教需要，说教、禅均不可缺。李朝虽并七宗为禅、教二宗，实际上以曹溪宗为代表的禅宗则据全国佛教的主流。休静的理论对这一现况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2）顿悟渐修与融会禅、教。高丽和李朝虽分禅与教，但兼习禅、教的僧人很多，在诸教中尤以华严宗影响最大。

　　休静虽一再强调禅宗是“直入菩提正路”，但又认为，离开言教不可能使一切人内心自悟。他说，学者应先通过言教，了解“不变、随缘二义，是自心之性相；顿悟、渐修两门，是自行之始终，然后放下教意，但将自心现前一念，参详禅旨，则必有所得，所谓出身活路”。此外，修禅悟道还必须“持戒”、“护三业”、“断贪欲”，也需借言教才行。因此，除了所谓“上根大智”者外，教门是不可缺的，此即谓之“理须顿悟，事非顿除”。

　　（3）重视参话头，强调“参活句”。休静继承中国临济宗“参话头”的禅风而有所发展。他强调，对所参活头应从提出疑问开始，通过参究得到觉悟，所谓“大疑之下，必有大悟”。他提出常参的话头有“狗子无佛性”、“庭前柏树子”、“麻三斤”之类，认为只要真心参究、都可过关斩将，佛祖可期。他同时又强调，这种参究，“须参活句，莫参死句”。所谓“活句”，亦名禅宗“经截门”，他指的是言说道断，思虑路绝。“没心路，没语路，无摸索故也”，所谓“死句”，属教门的“圆顿门”，他指的是以正常的推论思维去理解领悟，即“有理路，有语路，有闻解思想故也”。由“参活句”所要达到的精神境界叫做“无念”，也就是《坛经》提倡的宗旨。休静说：“见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名无念，无念名解脱”。还说：“禅门密旨，则本无一念”。

　　（4）主张“念佛”应“心口”相应。高丽时代曹溪宗普愚曾主张“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将禅与净上统一起来。休静说：“念佛者，在口曰诵，在心曰念，徒诵失念，于道无益”，而主张“心口相应”。他认为从“本门”（意指“真谛”）说，心外无佛，“守本真心，胜念十方诸佛”，但从“迹门”（意指“俗谛”）说，“实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念佛十声，可往生极乐净土。

　　休静的嗣法弟子惟政（1544—1610），字离幻，号泗溟，又号松云，俗姓任，自幼学儒书和李、杜诗，出家后在休静门下受禅法，壬辰抗日卫国战争中集僧兵于休静麾下，多立战功。战后奉国书到日本媾和，带回被俘男女3500人。有《泗溟堂大师集》行世。弟子应祥（1571—1645）继师形成曹溪宗的松云派。

　　彦机（1581—1644）是休静的另一位弟子，号鞭羊堂，著《鞭羊堂集》。他的法系称鞭羊派。

　　太能（1562—1649）从休静受禅法，在壬辰卫国战争中从军御侮。因号逍遥，他的法系称逍遥派。

　　一禅（1533—1608），号静观，休静弟子。门下开静观派。

　　与休静同时在佛教界有重大影响的禅僧是善修（1543—1615）。他与休静一样都曾在灵观门下受禅法，曾受到光海君（1608—1622）的崇信。弟子党性（1575—1660）在壬辰卫国战争中立有战功，任判禅教都总摄，后受任八道部总摄负责修筑南汉山城，明崇祯九年（1636）清兵从北方入侵，他召僧数千人组成“降魔军”北上，闻清兵已退而还。善修的门下共分为7 派，以党性的一派势力最大。

　　从高丽知讷以来，曹溪宗既无严格的组织系统，传法世系也不明确，至李朝时一些禅僧皆自命曹溪禅系，而在曹溪宗内实际传播的主要是临济禅法，一些禅、教二宗的僧人往往禅、教双修。休静先任“教宗判事”，又任“禅宗判事”，壬辰卫国战争中受任“禅教十六宗都总摄”，弟子也继任此职，可以说明李朝禅、教二宗融合的情况。李朝佛教至休静及其初代弟子时，稍见恢复，但经过不到半个世纪又受到压抑，日渐衰微。朝鲜在20世纪初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