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中国佛教史 第十章 第三节 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诸国佛教 之 缅甸上座部佛教的昌盛

　　1044年，阿奴律陀的蒲甘王朝统一缅甸。据缅甸《琉璃宫史》记载，他听从来自孟人国家直通上座阿罗汉的劝告，决定废止泛滥成灾的阿利教，恢复和发展上座部佛教。他遣使向直通国王摩奴哈迎请三藏佛典和舍利，遭到拒绝，遂发兵破城，俘获包括国王、工匠等在内的僧俗3万人，用32头象驮30部三藏和佛舍利回蒲甘。以后，他以搜集三藏和舍利名义，继续四处征战，成为缅人建立统一国家的重要措施。阿奴律陀将得来的30部三藏由孟文译成缅文，又派人去斯里兰卡求回锡兰三藏，由阿罗汉作了校读。为供奉佛舍利，他还决定兴建瑞寿宫宝塔。塔的结构为实心，周围有37个地方纳特（精灵）环绕，形成佛教与土著信仰结合的典范。他未能完成此项工程就死了。

　　阿奴律陀时期，缅甸佛教与斯里兰卡开始结下不解之缘。1067年，阿奴律陀应维阁耶巴护王一世的请求，向楞伽岛派去了满载物资的船只，支持驱逐注辇人的斗争。此后又派遣佛教传戒使团，帮助斯里兰卡重建上座部僧伽。这个使团在楞伽岛搜集并抄写了大量散佚的佛经，在1077—1084年间先后送回蒲甘。其中重要的巴利文经典都译成缅文。11世纪，在蒲甘建立的波睹丹耶寺，有壁画数百幅，保留至今，上面即有巴利文佛经及孟语注解，说明“纯正的”上座部佛教此时已经在缅甸扎下根来。

　　江喜陀时代（1084—1113），壮丽的瑞寿宫塔终于完成了，塔下供藏着维阁耶巴护一世赠送的佛牙舍利。江喜陀还在国内广建塔寺，其中最有名的是阿难陀塔。他本人崇尚盂人文化，信奉佛教，但他的加冕典礼却是按婆罗门仪式举行的，说明蒲甘王朝及其周围印度教的影响依然很大。在他立的众多石碑中，有一块铭文说，佛陀曾经预言江喜陀将于世尊入灭时建造室利差罗城（卑谬），并且将于1084年在蒲甘为王，在更遥远的未来复为佛陀。从得楞孟人的碑铭中可以知道，他还是第一个在印度菩提伽耶修造寺庙的缅甸王。另一块铭文记载，某位注辇王子曾到过缅甸，并在江喜陀的劝说下放弃印度教，皈依佛法。江喜陀对缅甸佛教史的主要贡献是继续搜集巴利文藏经并加以整理。他为了收藏和研究这些经典，建筑藏经楼，他的一个儿子出家后率领一批僧人在这里探究学问。

　　江喜陀的继承人阿隆悉都（1113—1167在位），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尽管他的治下叛乱迭起，依然广建塔寺，其中冰瑜寺完全可以同阿难陀寺相媲美。传说阿隆悉都还是缅甸佛教文学的创作者，他在瑞姑寺的巴利文铭刻中留有一首诗歌，表达他乐于帮助一切人超越生死轮回的愿望。

　　在那罗波帝悉都时期（1173—1210），发生了缅甸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地位相当于国师的乌多罗耆婆，于1180年率领一批门徒前往锡兰，其中他的弟子车波多在这里呆了十年之久，并在大寺受具足戒，参加了锡兰僧团。此后车波多带着弟子重回缅甸，即以大寺戒法为正统，否认其他缅甸僧人的合法性，拒绝与他们一道举行法事。那罗波帝悉都王支持车波多等人的作法，同意他们在缅甸弘扬大寺戒法和仪式。

　　缅甸佛教由此分为前宗和后宗。后宗便是自居正统的僧伽罗僧团，也称大寺派。前宗则指源于直通孟人一系的承传系统，尽管它也来源于南传上座部。

　　缅甸佛教最终统一在大寺派之下。大寺派进行了改革，使佛教深入到了民众生活。在它的刺激下，前往斯里兰卡求法求戒的僧侣络绎不断，同时影响缅甸境外的泰族、老挝及柬埔寨，意义深远。到了下一个历史时代，当伊斯兰教赢得马来亚和印尼人民的信仰时，佛教仍然保持着它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统治地位，原因之一，在于大寺派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相对而言，马来群岛诸国，不论湿婆及毗斯奴的印度教，或梵语系统的小乘及大乘佛教，大致都限于宫廷范围，主要功能是神化王权贵族，缺乏人民的深层信仰。

　　到13世纪的最后20年，在元帝国的攻击下，蒲甘王朝崩溃。此后国内动乱，持续了200年，最后出现以阿瓦和勃固为中心的两个国家。

　　15世纪下缅甸的孟人国家勃固，继续奉行佛教。信修浮女王（1453—1472在位）以大量黄金涂饰瑞寿宫塔，并为它增建了附属僧院，成为今缅甸文化的象征。女王还向斯里兰卡派出求法教团，再次激起国内的佛教热情。这一运动的中心在迦耶尼寺，该寺得名于锡兰的佛教圣地迦尼耶河。被派往楞伽岛求法的僧人，在迦尼耶河的木筏上受戒，回国后形成了缅甸的另一大派罗曼那派。

　　信修女王的女婿达摩悉提（1472—1492在位）原来也是迦耶尼寺的僧人，被佛教徒视作理想的法王。1475年，他遣使臣率22位上座长老前往锡兰，按大寺法受戒，并研习经典。

　　后为这批学成归来的僧人在京城西郊另辟清净地界，专为国内青年比丘授戒传法。这是罗曼那派的正式出现，势力逐渐强大，一直传播到今日的泰国、柬埔寨和斯里兰卡。达摩悉提王还派使者前往印度，求得菩提伽耶菩提树的分枝，描绘伽耶寺的图样，回国后建造寺塔僧院。当时的佛教共有六派，分属于柬埔寨和锡兰系统。达摩悉提要求他们一律按大寺制度，在他指定的上座苏伐那索跋纳主持下重新受戒，统一起来，由一个上座部僧团指导。从15到16世纪，是勃固佛教最繁荣的时期。

　　从18世纪开始，缅甸佛教僧团就僧服穿着是全衣还是袒肩的问题，展开了争论。“袒肩派”和“全衣派”都声称自己的行仪符合正统戒律，先后争论了75年，直到孟云王（佛陀波耶，1781—1819在位）宣布全衣派合法才告结束。但直至今日仍有袒肩的僧人，说明袒肩派并未因此而消失。

　　1871年，曼同王（1853—1878在位）在曼德勒召开了南传佛教史上第五次结集，有2400名比丘参加，由三位博学的上座轮流主持。这次结集考订对校了以巴利文为主的各种文本的南传藏经，并将结集的三藏镌刻在729块石碑上，立于曼德勒的拘他陀寺，四周环绕45座佛塔。刻石5年方成，至今犹存。

　　在13世纪蒙古入侵之前，缅甸的佛教文化得自最初的孟人国家。到了东吁王朝（1531—1752），政治和文化的领导权才完全转到缅人手中。整个雍籍牙时代（1752—1885），缅甸所有的君主都扶持佛教，既使佛教深入民众，也促进了学僧对经典的研究，特别是对《摩奴法典》及阿毗达磨的研究。孟云王在位时，吴貌东上座从印度迎来大批梵文经典，在一些婆罗门协助下，展开了对星象、医学和文法的研究，并将许多经典译成缅文。

　　从蒲甘王朝开始，历朝君主大都从事佛塔佛像的兴造活动，同时拨给大量土地和劳力维修塔寺，供养僧众。孟云王时代，王太子进攻阿腊干地区，迎取那里的大牟尼佛像送回曼德勒；又拨250名战俘给供养这一佛像的寺庙。这种耗费民力民财的佛教活动，在缅甸也史不绝书。

　　缅甸佛教有自己的本色，这就是与传统的纳特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结合。缅甸人历来相信大地、虚空、森林、山谷、家宅、村寨等都有精灵司理，均须按一定仪式进行祭祀。曼同王曾明令取消这种不符佛说的YIN祀，但效果极微。相反，有些祭祀往往转变成了佛教节日。最有代表性的是作为“水祭”的泼水节。这原是为祭祀一切纳特之主“塔伽王”（塔伽即蛇，或印度神话中的因陀罗大神）的，反映人们对于司雨者的敬畏和崇拜，尔后就成了盛大的佛教节日。

　　佛教与缅甸人生活的密切关系表现在许多民俗习惯上。男孩长到7、8岁，都要到寺庙中过一段出家生活，时间一般在“夏安居”的雨季三个月。届时举行出家仪式，男孩效法佛释迦和达摩悉提王故事，身着王子打扮，在家人的簇拥下进入佛寺。习俗认为，男孩出家对己对家都有功德，社会上则认为是有教养的表现。

　　在家的佛徒，必须接受比丘关于三皈五戒的教诲，再请僧人念诵巴利文的护咒经。佛徒追荐先祖，要请僧众在家供养，饭后僧众唱颂佛偈，与此同时，施主将一杯水滴入一个容器中，为故去的先祖默默祈福，称作“滴水咒愿”。佛徒还特别重视种种定期的佛教行事，例如每月有4天持斋的布萨日，夏安居结束有灯节，纪念世尊诞生成道寂灭有卫塞迦日，还有祭祀佛塔等等。其中大的行事也是节日，常常伴有舞蹈、演戏等活动。

　　16世纪以来，缅甸也先后经受了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殖民主义的武装侵略，随之基督教传教士于1689年进入缅甸，1885年，最终沦为英国殖民地。佛教成了反对外来侵略，抵制外来宗教势力的重要力量。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东方觉醒，缅甸僧人积极地投入政治斗争，1906年创立了佛教青年会，倡导民族觉悟和人民团结，其中的一些激进分子还加入了政治团体，甚至组织政党。1930年以后，佛教青年会改组为“缅甸人民联合会”，由著名的爱国比丘吴欧德马和吴沙威领导。吴欧德马曾到过印度，受到甘地不合作运动的启发，于1923年起领导缅甸反英统治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他与吴沙威多次被捕入狱。吴沙威绝食死后，激起了缅甸人更大的抗英风暴。1938年缅甸全国罢工，反抗殖民政府，17名死难者中有7位比丘。1948年缅甸独立后，政府实行佛教社会主义政策，直到60年代初，对佛教复兴运动给予政治和经济的支持，包括创办弘法学院和国际高级佛教研究院等。1954—1956年，由国家出面，举行了南传佛教的第六次结集，有7个国家、2500比丘参加。1961年8月，缅甸议会通过第三次宪法修正案，宣布佛教为缅甸联邦的国教。1962年8月以后，国家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取消佛教的国教地位，同时采取一系列限制僧侣干预政治的措施。

　　今日缅甸的佛教僧团经过多次分合，主要有三派：善法派、瑞琴派和门派。全国佛寺约2万所，佛徒占总人口的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