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中国佛教史 第五章 第一节 印度佛教的经院化和密教化 之 印度及其南北邻国佛教变化大势

　　正当阿拉伯的哈里发国家向东胜利进军的时候，在隋代统一基础上强大起来的唐王朝，也越过帕米尔向西扩张。从7世纪30年代到8世纪中期的100多年，唐的势力远达里海东岸和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并在与阿富汗接壤的波斯境内设置都督府。大约同时，在青海到咸海的广大地带，来自阿尔泰山的突厥，由漠北南下的回纥，从喜马拉雅山脉兴起的吐蕃，也都参与了同东西两大帝国的争雄。犬牙交错，时战时和的复杂形势，促进了东西南北多民族的大范围的流动和大面积的接触，加上源自古印度的传统影响，使这一地带的文化和宗教的面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8世纪初，新罗僧人慧超发自中国南海，经海路进入天竺，自中印向南印，转西印而抵北印，继续北上阿富汗、伊朗，迄于河中地区（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然后折回阿富汗，逾帕米尔回到龟兹（727年）。记载他这次旅行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已经残缺），大体勾画出了当时这一大区域的宗教形势：从拂临国（在地中海沿岸）、大食国到波斯国，均“事天不识佛法”；建在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的安、康、曹、史、米、石诸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跋贺那（苏联中亚之费尔干那）与葱岭的识慝（帕米尔的锡克南）诸国，也无佛法。但是，以犍陀罗为中心，印度河上游的乌苌国、喀布尔河北岸的滥波国，以及以迦湿弥罗为中心，处于克什米尔及其附近的大小勃律国和胡蜜国（阿富汗东北之瓦汉），佛教依然盛行，且有短期复兴的模样。

　　拿几个重要国家作个比较看：7世纪上半叶，玄奘到达犍陀罗，那里的僧寺十余所，全已荒废，塔多颓坏，“天祠”百数，异道杂居；约90年后，慧超来时，突厥占有其地，王室敬信三宝，王室及首领等竞相立寺，其信仰也由法显时代的“多学小乘”，改成了“专行大乘”；8世纪下半叶，唐僧悟空在城内还巡礼了突厥王子和皇后所造诸寺。地处印度河上游和斯瓦特地区的乌苌国，法显时代有500伽兰，皆小乘学；玄奘来游，改信大乘，伽兰增至1400，但多荒芜，僧众18000；慧超到时，“僧稍多于俗人”，显然也有新发展。相对而言，迦湿弥罗的佛教比较稳定，玄奘所见，有伽兰百余所，僧5千余人，慧超来时，伽兰增至300余所，包括突厥王室新建的部分，大小乘俱行。这里一直是说一切有部的大本营，所以悟空记为“皆萨婆多学”；不过这也许仅是律学方面的情况。

　　佛教在这些地区的复兴和发展，与突厥贵族归依佛教和迦湿弥罗的强大直接有关。地处今喀布尔以南的漕矩吒国，玄奘时即有伽兰百所，僧徒万余人，均习大乘；慧超时突厥统治者继续敬信三宝，行大乘法；罽宾之西谢飓国，其突厥王亦“极敬三宝”，行大乘法。处于今巴基斯坦旁遮普地方的磔迦国，玄奘原记作“少信佛法，多事天神”，到慧超时记：“王及首领百姓大敬信三宝”，“足寺足僧，大小乘俱行”。同磔迦国西境接壤的新头故罗国（即造《顺正理论》的众贤的故国），其佛教状况也与磔迦相同。这两个国家也都是突厥统治。这个时期正是阿拉伯人向木尔坦行进的时候，慧超说，新头故罗国已有半国为大食所侵，就是反映这一局势的。不过，由于突厥、迦湿弥罗和唐朝、吐蕃的势力依然强大，大食的东进明显受阻，而上述诸国，全是支持佛教信仰的。从大食完全占领的吐火罗（葱岭以西，阿姆河以南）看，初期对佛教也还是宽容的，国王、首领及百姓依然“甚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小乘法”。但稍久一些就有变化，玄奘见到的波刺斯国（即波斯），尚有伽兰2、3，僧数百，学一切有部，到慧超时，被大食所吞，国俗已是杀生事天，不识佛法。

　　总之，原先在月氏和康居地区盛行的佛教，到8世纪初，已被源自波斯的火祆教挤出河中地区，唯有康国残留了一寺一僧，表示这里曾经是佛教的重要基地；波斯的佛教和火祆教又被事天教（伊斯兰教）驱出了国境；印度河上游和喀布尔河流域，在6、7世纪被印度教压得衰退了的佛教，在新统治者的支持下，到8世纪又有了短暂的复兴，大乘佛教不断壮大，取代了小乘学派。这个高潮一过，紧随东方诸国的内乱和衰弱，大食相继占领了这些地区，佛教也逐步消失。就是说，佛教向西、向北的传播道路彻底被阻，原有的大片活动地区不得不退出，向东向南另觅发展方向。

　　作为释迦牟尼创教活动的主要舞台，中印度的佛教从5世纪初即已现出衰败现象，到玄奘、义净巡礼时，进一步集中到了几个地区和几个大寺院，而大范围的则是持续的衰败。其中摩揭陀的佛教最发达，法显来时，首府巴连弗邑有大小乘僧众6、7百人；玄奘记有伽兰50余听，僧徒万余人，多习大乘。这里有著名的那烂陀寺，僧数千。师子国王为其国旅印僧众建摩诃菩提伽兰（大觉寺），有僧近千人，所习为大乘上座部学。义净还记，大觉寺西有迦毕试国寺，异常富有，是小乘学者聚居处，北方来僧，多住此寺。大觉寺东北两驿许，有屈禄迦寺，是南方屈禄迦国王造，南印诸僧多住于此。10世纪下半叶，宋僧继业行至摩揭提（陀），还记有迦湿弥罗寺和汉寺。“汉寺”是义净之后专为中国来僧建造的，所以继业说“僧徒往来如归”。在新王舍城中，还有一隶属汉寺的兰若。另有“支那西寺”，即古汉寺，似乎也已修复。从这些记载看，摩揭陀也是国际游僧的集中居留地，以中国、斯里兰卡和迦湿弥罗的来僧最多。

　　曾作为诸国争夺重点的曲女城，在法显时还只有小乘二寺，到玄奘时，急剧扩展成为寺有百余所、僧徒万余人、大小乘兼习的佛教大镇。这当然与戒日王的支持有关。但到继业来游时值热衷宗教的波罗王朝晚期，曲女城已成了“塔庙甚多”，“全无僧尼”了。另外一些佛教活动地区，如吠舍离国，玄奘时伽兰数百，“多已圮坏，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及至慧超再来，连巷罗园寺也已荒废无僧，佛教几乎绝迹。中天竺诸国佛教处在这种逐步衰败之中，是普遍的。造成这种大波动的原因，固然与战争频繁、政治和文化中心时有变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印度教，特别是崇拜大自在天的“涂灰外道”（即湿婆教）急速兴起，大大冲击了佛教的扩展，以至威胁着佛教的继续存在。就以摩揭陀说，玄奘记有佛寺50所，天祠亦有数十个。那烂陀寺住有“正邪”万余人，佛徒只占4千。戒日王时的曲女城，是佛教最发达时期，佛徒引以为骄傲，但也难与外道平分秋色，佛寺百余所，而天祠有200多。至于佛教在其它地方，例如婆罗痆斯国，伽兰30余所，僧众3千余人，抽象看为数不少，然而天祠百余所，湿婆教徒万余人，是佛教的三倍。舍卫城（室罗伐悉底国）在法显时，佛教已经败落，但圣迹祇园精舍周围尚有18伽兰，唯有一处无僧居住。玄奘时有伽兰数百，多半圮坏，僧徒寡少。相反，“天祠百所，外道甚多”。

　　佛教退到几个主要国家和主要寺院，既是印度教在广大群众中不断扩大影响的结果，也是佛教越来越多地失去群众基础的重要动因。

　　据玄奘说，五印境内有两个学术发达的国家，除摩揭陀外，就是西南的摩腊婆国。摩腊婆约在纳巴德河北马尔瓦一带，玄奘列其为南印度。当时有伽兰数百所（或百数），僧徒2万余，属小乘正量部。但民众同样是“邪正杂信”，有“天祠数百，异道寔众，多是涂灰之侣”。曾经支持佛教大发展的案达罗国，玄奘去时有寺20余所，天祠30余所；恭建那补罗国（贝尔高姆）有伽兰百余所，天祠数百。秣罗矩吒国（马拉巴尔一带），寺院存者既少，僧徒亦寡，而天祠则有数百，异道实多。

　　玄奘列出东印五国，除乌荼国（奥里萨地区）外，几乎全是外道的势力范围，迦摩缕波国有天祠数百，外道数万，恭御陀国有天祠百余，外道万余人，都是完全不信佛法的。西印度有十五个国家，信度国（巴基斯坦信德之苏库尔），是小乘正量部力量最强的地区，伽兰数百，僧众万余。但这里也是阿拉伯最早攻占的地区，所以佛教兴旺的时间并没有维持多久。在印度河下游的阿点婆翅罗国（巴基斯坦之海德拉巴）和河口以北的臂多势罗国（卡拉奇）同信度的佛教情况几乎完全相同。余下的所有国家，全是外道，特别是涂灰外道占绝对优势。

　　伴同印度教在五印范围持久地扩展，佛教逐步向几个文化大国和主要寺庙退缩，由此造成了两个关系重大的后果：一是佛教的经院化，一是佛教的密教化。经院化把佛教的理论阵地全部限制在寺院之内，特别是那烂陀寺，除在逻辑方面有些新贡献外，只能作些细琐的注释和无关宏旨的争论，这就扼杀了佛教的理论生命。密教化似乎为佛教重新夺回群众，开辟了一条新路，但也因此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固有本色，反而成了信徒离开它投向印度教的桥梁。佛教在自己本土，不但受到日渐南下的伊斯兰教的威胁，它自身的内在结构，也危机重重。它的新出路是越过自己的国境，从南北两路持续地向东流传，造成一股历史大势。到7世纪和8世纪，中国的隋唐和吐蕃，密切结合本地的传统文化和土蕃信仰，形成了两个新的佛教传播中心，即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大约与此同时，以斯里兰卡为基地的南传佛教，也有新的变化，与汉传佛教一起，影响着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诸国。

　　据玄奘所闻，僧伽罗国有伽兰数百所，僧徒2万余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大寺派依然是斥大乘，习小教；无畏山寺则学兼二乘。总的看，斯里兰卡的佛教依然兴盛。

　　公元4世纪，师子国王尸迷法拔摩（约352—379年在位）曾请笈多王朝的三谟陀罗崛多王（约330—375年在位）帮助在摩揭陀佛成道的菩提树附近建立“摩诃菩提僧伽兰”，专门安置自楞伽岛来此巡礼的僧侣。玄奘到时，此寺有僧近千人，亦习大乘上座部法。公元7世纪前后，大乘上座部当是斯里兰卡佛教特有的派别。作为佛牙舍利产地的印度羯陵迦国，有伽兰10余所，僧500人；坎贝湾东岸的跋禄羯呫婆国有寺10余所，僧300人；卡提阿瓦半岛及其东岸马希河一带的苏刺侘国，有寺50余所，僧3千人，也都属于大乘上座部。它们都是沿海国家，受斯里兰卡佛教的反影响是很方便的。

　　所谓大乘上座部，当是接受大乘思想的小乘上座系统，无畏山寺派是最显著的代表。但这“大乘”的内涵，日前还未弄清。从汉文文献看，佛牙供养和密教兴旺是7、8两个世纪楞伽岛上两大突出现象，这与修禅持戒维持佛教早期思想的上座部传统，严格说来，是格格不入的。斯里兰卡的佛牙供养，名振东方。据义净记，仅7世纪中后期，唐僧前往瞻礼佛牙的就有大乘灯、义朗、无行、僧哲等8、9人，其中僧明远曾潜入阁内，密取佛牙。另有高丽玄游，随师僧哲在这里出家，并定居岛上。佛牙对岛外佛徒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是斯里兰卡佛教变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

　　在唐代传播密教的开元三大师，有两个人与斯里兰卡有关。其中金刚智（671—741年）于南印修学《金刚顶瑜伽》等密典，来唐之前，两次往楞伽城，住无畏王寺，顶礼佛牙，涉楞伽山顶，瞻仰佛迹，曾被师子国王室哩室罗延入宫中供养。室哩室罗王可能就是阿迦菩提四世，他接受密教信仰，崇奉的也属金刚乘系统，中心在南传上座部大本营的大寺。另一个人是金刚智的弟子不空（705—774年），本身就是师子国人，随师入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被遣送回国，受到师子国王尸逻迷迦的“殊常”礼接，迎住佛牙寺，“重学秘密总持，三密护身，五部契印，曼陀罗法，三十七尊，瑜伽护摩，备皆精练”，经8年，奉王命献方物至唐，天宝五年（746）抵京。据此可见，斯里兰卡的密教到8世纪中已相当发达，它的几个主要寺院，都是密教的基地。在古首都考古发现，13块铜板上镌刻的全是密教陀罗尼。密教沿海向东传播，斯里兰卡成为最重要的口岸。直到晚唐时期，还有师子国来唐僧人译出《吒呮罗天女法经》。

　　10到11世纪之际，北宋再次打通了海上交通，与斯里兰卡的往来也有所恢复，师子国沙门先后来中国的有佛护、觉喜、觅得罗、妙德等，带来的有梵经、佛舍利、菩提树和画像等。但一般认为，由于密教的盛行，冲击上座系统的传承，致使戒律败坏，佛教衰微。传说到公元1072年，维阇耶巴护一世（1055—1113年）再次打败注辇人，企图着手整顿佛教时，国内竟然已无5个受过具足戒的僧侣来主持剃度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