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中国佛教史 第八章 第二节 藏传佛教教派的形成和演变 之 噶当派

　　噶当派是以所传教法的特征命名的。“噶”意为佛语，即佛的言教，“当”为教诫、教授，两字合在一起指佛的一切言教，包括显密经典，都是佛徒全部生活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其教法渊源于阿底峡，但创始人则是阿底峡的著名弟子仲敦巴。

　　仲敦巴（1005—1064），出生在堆垅（拉萨以西）的富豪家庭，幼年在许（郎县）学藏文，后迁居康区，拜赛尊为师学佛。1045年初，至布让正遇拟邀请的阿底峡，后与来迎阿的卫藏僧侣代表一起，经后藏贝塘抵拉萨。自此一直追随阿底峡。1056年，阿底峡死后的第二年，仲敦巴接受藏北当雄一带地方头人的邀请，前往热振传教，并建立了热振寺，以此为中心，噶当派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仲敦巴一直是在家居士。随他学经的僧人有5、60人。他死后，热振寺的堪布由阿底峡的另一弟子南交钦波（1015—1078）继任，扩建了寺院。再传之后，才由仲敦巴的弟子博多哇（1031—1105）担任堪布。博多哇和仲敦巴的另一弟子京俄巴分别收徒传教，由此分成噶当派的两个支系，即教典派和教授派。

　　教典派强调佛教经典的地位，重视对佛籍的学习，由此而得名。博多哇在未担任热振寺堪布以前，门徒已有千余人。后来他离开热振寺，另建博多寺，使噶当派的声势在卫藏地区大加发扬。

　　博多哇门下以朗日塘巴（1054—1123）和夏尔哇巴（1070—1141）最有影响，都着重于讲经传教，前者有徒2 千多人，后者有弟子3600人。夏尔哇巴弟子中的甲·怯喀巴和董敦，又分建寺院，在教典派内形成两个系统。

　　甲·怯喀巴（1101—1175）在拉萨附近的墨竹建怯喀寺，并任堪布，死后，由赛·基布巴继任。赛·基布巴（1121—1189），于1164年左右又建基布寺（又称新怯喀寺），任两寺堪布。死后由拉·隆格旺秋继任。

　　拉·隆格旺秋（1158—1232）出身于吐蕃王室的后裔雅隆觉卧家族，自此开始，怯喀和基布两寺的堪布都由代表封建地方势力的这一家族成员担任。拉·隆格旺秋曾向1204年进藏的喀且班钦·释迦室科学习佛法。据说喀且班钦是印度那烂陀寺的最后一任寺主，他带来了“说一切有部”戒律，使四部戒律，（说一切有部、大众部、犊子部、上座部）在西藏佛教中得以齐备，此后继任两寺堪布的是拉·卓微衮波（1186—1259），本名绛曲沃，在任两寺堪布期间，凭借自己的宗教影响和本家族的政治经济实力，兼并了许多寺院及其属民，在13世纪初，形成了一个与雅隆觉卧地方势力关系密切的寺院集团。此后的四任堪布都属雅隆觉卧家族，直到1377年。这个家族同萨迦派的关系也很密切，在13世纪后半叶萨迦和止贡噶举的纷争中，怯喀寺、基布寺系统就是和萨迦派联合，一起反对止贡噶举的。

　　夏尔哇巴的另一弟子董敦（1106—1166），在纳塘讲经传教12年，1153年创建纳塘寺，以此为中心，发展成为纳塘寺系统。这一系统由传授喀且班钦所传律学而著名。13世纪晚期，纳塘寺僧迥丹惹迟，将该寺所藏藏译佛经编订为《甘珠尔》、《丹珠尔》，当是编纂藏文大藏经之始。

　　噶当派的教授派以注重师长指点教授下的实修而得名。也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京俄巴系统：一是内邬素巴系统。

　　京俄巴20岁时在热振寺从学于仲敦巴，得受某些秘密传授的佛法。他着重提倡念咒、供佛和静修，这也是教授派的显著特点。

　　京俄巴的弟子甲域哇钦波（1075—1138），是甲域寺（在隆子县境）的创建者。有徒2 千多，其中藏巴仁波且担任洛寺（京俄巴建）和甲域寺的堪布，冲协仁波且创建岗岗寺，2人均传承京俄巴的教法。

　　教授派的另一系大师内邬素巴（1042—1118）是热振寺第三任堪布衮巴哇的弟子。他在倡导修定的同时，也注重经典研习，且能替人看病。他有两个著名弟子，其中皆贡钦波创建仁钦岗寺，绛曲格哉常住达坚寺，他们都以传承内邬素巴教授的修持和密法为主。

　　以上就是教授派的两个系统（京俄巴、内邬素巴）和四个传承（甲域、岗岗、仁钦岗、达坚）。

　　噶当派的主要寺院是拉萨以南、聂当以东的桑浦寺，1073年由阿底峡的弟子俄·雷必喜饶创建，原名内邬托寺。以提倡因明和辩论而著名。俄·雷必喜饶被称为大俄译师，幼年出家，后到康区向赛尊学佛法。1045年，他同枯敦·尊追雍仲等回到前藏，在拉萨附近建立扎纳寺，讲经传教。当阿底峡来前藏时，他也追随学法。他对仲敦巴十分敬重，曾多次去热振寺求教。他翻译和修订过不少有关因明的著作。死后，其侄子俄·罗丹喜饶（1059—1109）继任桑浦寺堪布。

　　俄·罗丹喜饶曾与两译师到阿里参加“火龙年法会”，后去克什米尔留学17年，约在1093年返藏。又到尼泊尔学密教。他翻译了许多佛典和因明论著，西藏大藏经中有他译出的经论40余部，人称小俄译师。他常在拉萨、桑耶一带讲经，特别讲授他翻译的因明著作《量庄严论》、《量决定论》、《量决定论疏》和“慈氏五论”中的《现观庄严论》等。有弟子 2万8千多，涌现出大批在佛学方面很有成就的人才。此后还出现了小俄译师的活佛转世系统，转世寺院是昌都查雅的马贡寺，但不知发端于何时。

　　小俄译师的弟子中，以卓垅巴的成就最大。他为许多显密经论作注疏，其中根据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写成《教次第广论》和《道次第广论》，阐扬噶当派的教义，为后来宗喀巴撰写《菩提道次第广论》提供了蓝本。

　　恰巴却吉僧格（1109—1169）是桑浦寺第六任堪布，著有《量决定论广注》、《量论摄义颂》及其自释。他写的《量论释义》，被称为西藏因明入门书之祖，提供了学习因明的独特方法，促使因明学更加兴盛。据说西藏佛教各派学经，普遍采用辩论的方式，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桑浦寺极盛时期，西藏佛教各派僧人常来这里学习，成为讲授因明的重要据点。大小俄译师所传的因明被称作“新因明”。此外，以《现观庄严论》及其注疏为主的般若学、以《入中论》及其注疏为主的中观学，也多由桑浦寺传播发展开来。它在西藏佛教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桑浦寺在恰巴却吉僧格以后，分为上下两院。在萨迦派掌握地方政权时，有几个扎仓曾被萨迦派收管。15世纪格鲁派兴起后，该寺与噶当派其它寺院一起并入格鲁派。

　　噶当派以修习显宗为主，所习经典为《大乘经庄严论》、《菩萨地》、《集菩萨学论》、《入菩提行论》、《本生鬘论》和《集法句论》，称为“噶当六论”；加上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又称“噶当七论”。此后还增加了“慈氏五论”和龙树的“六如理聚”。它特别强调佛徒的修习次第，认为应该先学显宗后学密宗，并且只有对少数有“根器”的人授以密宗。主张显密二宗不应当相互攻讦，而应相互补充。

　　噶当派的密宗修习以《真实摄经》为指导，此经属于密宗四部中仍以显宗教义为基础的瑜伽部，和萨迦、噶举等派推崇无上瑜伽密有所不同，又与宁玛派大量吸收苯教成分有很大差别。一般认为，噶当派的显密教法被认为是比较“纯净”的。

　　噶当派比较正统，与汉地佛教一样，既重“观”，也重“行”。所谓“观”，相当于哲学世界观，“行”指修持实践。阿底峡讲“观”的书有《入二谛论》和《中观教授论》，讲“行”的书有《摄行炬论》和《发菩提心论》，《菩提道灯论》则为噶当派全部教法提供了概括性的依据。

　　《菩提道灯论》把众生分成三类：一类曰“下士”，他们不求解脱，只求今生“利乐”，属“人天乘”；第二类为“中士”，这类人只求个人解脱，不想普度众生，属于“小乘”；第三类是“上士”，他们自求解脱，也救度众生，属于“大乘”。与此相应的修行次第也分下中上，合称“三士道”。学者从学“三士道”，必须先求名师，依照师长指导，再去身体力行，否则难免误入歧途。有了这个先决条件，就可以从“下士道”依次修起。

　　“下士道”要求学者认识有生即有死，按业报法则，轮回无已。为了避免死后堕入“三恶趣”，求得“人”、“天”福报，就要皈依“三宝”，努力做止恶行善的事。即所谓“下士勤方便，恒求自身乐”。

　　“中士道”要学者认识修待“下士道”，虽然能求得世间乐，但不能超脱流转苦，为了从世间诸苦中彻底解脱出来，就要遵循师长指导，进一步修持佛教规定的戒、定、慧“三学”，达到涅槃境界。是谓“中士求灭苦，非乐苦依故”。

　　“上士道”要求学者发“大慈悲心”，决心自利利他，修“菩提行”，实践布施等“六度”。这样，既可度己成佛，又可度人永离诸苦，这才是大乐。故曰“上士恒勤求，自苦他安乐，及他苦永灭，以他为己故”。

　　“三士道”把“人天乘”列进佛教教法，意味着沸教已自觉地将社会的道德教化列为自己的职责范围，这一思想不是始于阿底峡，而是8至9世纪间的唐宗密。但整个说来，“三士道”均属显宗的教法，地位远不如密教为高。因此，《灯论》的最后部分就是论述密宗的修习，它划密宗经典为作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四部，强调了先显后密的修习次第。《灯论》为噶当派确立了思想基础，也确定了西藏佛教以实修为主的精神。

　　噶当派在11至12世纪的200年中得到很大发展，尤以僧徒众多，寺院广布而著称。13世纪中叶，领兵进藏的蒙古将军多达那布在给阔端汗的信中谈到：“在边地西藏，僧伽组织以噶当派最大”。他们与地方割据势力结合在一起，曾形成相当规模的寺院集团，尽管并没有实际掌握过世俗政权。

　　西藏佛教请教派普遍受到噶当教法的影响。噶举派的初祖玛尔巴曾从阿底峡听闻教授。达波噶举的达波拉杰先从贾云答学习噶当教法，后来又从米拉日巴学习大手印，他所传的教法，是噶当教法与大手印合修的教授。此外，噶举派的帕木竹巴、枳贡世间估、达城塘巴钦波、噶玛知三世等，都学过噶当教法。萨迦派的四祖庆喜幢曾从内邬素巴的弟子吉沃雷巴学习噶当教授，他的著作中所说的大乘共道的修法，即渊源于噶当派。

　　15世纪格鲁派按噶当派的教义发展起来，原属噶当派的寺院都变成了黄教寺院，噶当派不复存在，而黄教则被称为新噶当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