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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法师:往事百语之永不退票 4 面对问题,不要退缩 |
 
星云法师:往事百语之永不退票 4 面对问题,不要退缩 人从出生下来之后,就会慢慢地感受到人间有很多问题,像生老病死的问题、人我是非的问题、贫富贵贱的问题、烦恼得失的问题,此外还有国家、社会、政治、经济、人事、感情等诸多问题。许多人容易被这些问题所打倒。我在一甲子以上的人生中,也曾经历过这些问题,很多人好奇地问我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一次和信徒开示中,我终于告诉大家:「面对问题,不要退缩。」 佛陀是最能够做到「面对问题,不要退缩」的人,面对生老病死的问题,佛陀投入整个生命去体证解脱的方法;面对亲情感情的问题,佛陀用智慧的言语来感动他的父亲及未出家前的妻子;面对人我是非的问题,佛陀用平常心及实际的行动来破除谣言;面对政经社会等问题,佛陀简明扼要地提出净化的要点。我有幸出家,在佛法教育的熏陶下,每当「面对问题」的时候,总能抱定「不退缩」的精神,勇往直前,从而解决了许多问题。 记得我童年祝发之后,就奉家师志开上人之命,在栖霞律学院就读。那时,我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夹杂在二十岁以上的同学当中,不要说别人嫌弃我什么都不懂,我自己也觉得不够资格,但我知道如果退缩畏惧,不加紧脚步努力学习,将来就没有前途,所以硬着头皮「面对问题」,在自我鞭策之下,居然也由每年扛榜,读到名列前茅。 一九四一年,家师命我参加三坛大戒。本来按照规矩,受具足戒的戒子必须年满二十岁以上,而我那时才只有十五岁。或许由于家师当时是栖霞山寺的监院,因此所有的戒师都看在他的面子上,破格录取我进坛受戒。起初我也怀疑自己是否能堪受大戒,后来我想到人生的历史必须要由自己去创造,既然已经出家,又在佛教学院打下了基础,如果再延续个五年才去受戒,也是拖延时光,不如及早「面对问题」!如今回想往事,很庆幸当年「没有退缩」,使我在佛法的体验上提早迈进一步。 我在焦山佛学院就读的时候,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全国佛学院联合举办的演讲比赛,和六百名僧青年一起角逐胜负。我当时连什么叫作演讲都不知道,但想到既被推选为院方代表,是一次难遭难遇的学习机会,只能向前,「不能退缩」,因此在一番准备之后,鼓起勇气上台,没想到竟能入选,为院争光。 二十岁那年,我从佛学院结业出来之后,第二年被地方人士推选为小学校长。由于过去十年所接受的都是封闭式的教育,自己也从未读过国民小学,一下子面对两百多名活泼蹦跳的学生,其中还有幼稚园的儿童,内心实在有点茫然。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每一次的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所以「没有退缩」,因此又获得了教学上的经验。 我慢慢发觉,其实有些「问题」是因为不曾经历过,不懂得诀窍,所以觉得是「问题」,如果能用「不退缩」的铠甲将自己的心理武装好,就不会被「问题」所击倒。 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播迁来台,因局势未定而采取戒严政策,那时高层人士多信耶教,佛教地位低落。许多同道「面对」弘法受阻、行动受限、调查临检、处处报备等诸多「问题」,因为感到前途茫茫,不易生存,所以纷纷改装易俗,更换跑道,而我则始终抱持「永不退缩」的态度,「面对问题」,不意竟为佛教开拓出一片天地,一路走来,颇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例如:在新竹教书时,我应当地派出所要求,为民众国语补习班授课,人数从第一天十四人,增加到第二天八十人,第三天两百多人……,解决了过去派出所下达传票也没有人前来听课的「问题」。因此,连所长都亲自登门道谢,告诉我:「以后外出弘法可以不用到派出所报备。」 在宜兰布教时,也因为我将念佛会借给警察局作为考试场地,局长将那个不断刁难我的警员调到偏远的乡下去。凡此让我在各地弘法时,省却了不少麻烦。但二二八事变之后,当局对于匪谍的肃清一再雷厉风行,我所驻锡的雷音寺因为年轻人出入频繁,所以三天两头就有人前来察探,甚至刑警队派人每来公然监视,但我「毫不退缩」,除依然二六时中接引信众之外,遇到无辜受嫌的人求救于我,我也尽力协助。结果不但度化许多青年人,连前来监视我的刑警队长周德先生也皈依在三宝座下,成为雷音寺最得力的护法,他的太太后来还随我出家,法名叫作满梵。 「面对问题,不要退缩」,若能做到结缘而不结怨,固然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也有许多时候,我们想沟通协调,对方却来势汹汹,不愿罢休,这时,我们还是要秉持「面对问题,不要退缩」的勇气,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记得有一次我在龙潭弘法时,警察命我将听众解散。我和警察说:「是我找大家来听经的,我怎么能宣布解散呢?你要解散,那你自己上台去宣布。」他回答:「不行,我怎么能讲?」我告诉他:「既然你不能讲,那就让我上去讲,讲完了,大家自然就会解散。」警察无理可辩,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大家听我讲经。当时一般百姓唯恐被治罪名,大多怕得罪军警,而我敢理直气壮地面对他们,不知得到多少人的喝采。 还有一次,我在花莲弘法,警察以没有事先申请为由,强行取谛,我当即表示:「我在台北弘法都没有申请过,花莲是什么化外之区?」由于台北是台湾的首府,在四、五十年前,从台北来的人都被视为有来头的人,所以对方一听也楞住了,我又获得小小的胜利。类似这样的「问题」不知凡几,但都因为我「不退缩」,智取而不力夺,所以总能迎刃而解。 一九六三年,创建寿山寺,也为我带来不少「问题」,首先是警察局将寿山公园通往寿山寺的路砌了一层一层的阶梯,好让汽车不方便到寺院里来。我找来工人改成斜坡,警察马上跑来取缔。记得那天,我正在二楼主持皈依典礼,从窗口一眼望见,连忙停止仪式,下楼与警察交涉:「昨天蒋夫人到寿山寺后面的妇女习艺所参观,就是因为你们做成阶梯,让车子不能上来,她只好下车走进去,万一走这一段路发生了危险,你们担当得了责任吗?」警察一听,事关蒋宋美龄的安危,马上答应让我铺成斜坡。 后来,高雄要塞司令部又以楼房超高为由,下令拆除寿山寺,我「面对问题,毫不畏缩」一人独往抗议:「中国大陆因为毁佛逐僧遭到国际人士的谴责,如果寿山寺拆除的时候,被记者照了一张照片登在报纸上,岂不令海内外所有的人都以为中华民国也是宗教不自由的国家。再说,前不久,越南总统吴廷琰之所以被推翻,就是导源于他将佛教教旗烧毁,以致民怨沸腾。」主事者一听,为之语塞,立刻取消前令。 一九七六年,中国佛教会要我组团到美国参加开国两百周年纪念庆典,由于内政部、外交部都已核准,所以便及早将沿途路程、旅馆等事情安排妥当。但就在要出发的前两天,我们才被通知赴美的签证没有通过。这时全团的人无不惊慌失措,只有我认为:既然知道是美国政府的「问题」,为何不向美国政府说明争取呢?所以我赶紧打电话给美国驻台大使安克志先生,并于第二天兼程赶往台北依约拜见,一席谈话之后,承蒙安克志大使亲自打电话到领事馆,隔天上午前往领取签证,下午才得以顺利出国。记得那天,团员之一的萧慧华女士因为到银行结汇之后,来不及回家整理行李,衣服没有换,踏着一双拖鞋就跑到飞机场去,匆忙的情况可想而知。有了这次的经验,我更确信:「面对问题」,唯有主动沟通,「永不退缩」,才能把握成功的契机。 佛光山最初开山的时候,信徒们看到光是偌大的竹林有待整理,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所以个个裹足不前。我与弟子、学生们誓言要将荒山辟为圣域,但天公不作美,经常狂风暴雨,造成山洪暴发,将平日的心血毁于一旦,例如:初铺的草坪、初种的树苗,在一阵台风过境之后,马上化为乌有,我们「不退缩」,重新来过,才有现在绿荫满山的景观。为了将沟壑填平,我们搬砂运土,但是一场洪水来袭,砂土流失殆尽,我们「不退缩」,再去开山挖土,甚至从山下买了一万卡车以上的砂土填补,才有现在处处平坦可行的地面。 佛光山在登记寺院时,也遇到许多「问题」,先是县政府和省政府之间互踢皮球,八年之后,好不容易有了眉目,办理寺庙登记时,官员又问我:「你们登记的表格内怎么只有住持,没有管理人呢?」我告诉他:「我住持就是管理人。」就这样又周旋了一段时日,才获核准。但想到多少寺院因为不懂法令章程,找地方士绅作管理人,到头来外行领导内行,意见不和时,住持反倒被管理人赶走,所谓「乞丐赶庙公」,真是岂有此理!所以我无论讲演开示,或和政府官员交谈的时候,都一再表示现有的寺庙法规应该改进,寺院庵堂既有住持,何必又要有管理人,导致两个头把寺院搞得污烟瘴气。 我认为寺庙负责人必须具备宗教学院毕业的资格,才不致使神棍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越演越烈。如今民间各种版本的宗教法规草案呼之欲出,如何采用实行,就要看政府能否具有「面对问题,不要退缩」的勇气与智慧。 不定时的天灾与不合理的法令还算好应付,最无奈的是山下一些乡民见利忘义。像麻竹园和东山男众学部之间原本是深不见底的沟涧,我们倒了数千卡车的砂土,铺上柏油,才成为一条壮观的大道,但乡民偏说那是他们原有的道路,通车未果,便聚众滋事,有一次还用铁牛车围山示威。县政府唯恐事情闹大,建议我将麻竹园前面的栅栏拿掉,让村民搬运农产品的卡车通行。我觉得:遇到「问题」,应该勇于「面对」,而非茍且姑息,我便对县政府说:「要拆掉佛光山很容易,但是要拿掉这个栅栏可不容易。」僵持数日之后,为了来山信众的安全及道场环境的安宁,后来还是由县政府及佛光山在后山会勘地点,做了一条产业道路,才算解决问题。 佛教徒经过长年累月的教训,终于从睡梦中慢慢觉醒:「问题」来了,不能逃避现实,唯有勇于「面对」,「不要退缩」,用理性的方式提出诉求,用团结的力量抵御外侮,才能解决问题。 一九九四年,异教徒挑衅造成「七号公园观音事件」,明光法师发起「观音不要走运动」,昭慧法师与林正杰立委在公园绝食抗议。眼见即将酿成政教冲突,许多人却「面对问题」,无动于衷,甚至隔岸观火,置身事外。基于佛教的权益及社会的和谐,我「毫不退缩」,挺身而出,不但亲自拜访耶稣教灵粮堂,而且和市议员、市政府作各种协调。后来佛光会决议发动三百辆游览车北上陈情,震惊市府,各相关单位遂连夜商讨,达成共识,才让观音圣像继续留在公园里。 四十年来,我一直主张将佛诞节订为国订假日。今年,昭慧法师与沈智慧立委发起佛教徒向政府申请立法,并请我协助促成。我欢喜允诺,与教界大德联络会商,发动信众集体签名,并且主动拜访道教会、一贯道、人事行政局、及立法院。结果今年六月初终于在立法院,获得二百零七位立法委员的连署,赞成将佛诞节订为国定假日。消息一经发布,佛教徒无不欢欣鼓舞,因为这是大家「面对问题,没有退缩」,携手合作得来的成果。 许多人见我邀众聚会,侃侃而谈,以为我乐于此道,其实我最怕应酬吃饭,最怕到公共场所亮相,也不喜欢写信、打电话,但是面对社会大众的「问题」,我不能不设法解决;许多人看我行事快速,说到做到,以为我神通广大,其实一生中也曾遇到力有未逮的时候,但面对义之所在的「问题」,我不能不秉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戮力以赴。 例如:二十二岁那年,我担任南京华藏寺监寺,必须应付寺内旧僧与地方土豪勾结作恶所加诸的种种迫害,尽管生命危在旦夕,但「问题」既然来了,我自觉更要坚守原则,「不能退缩」,所以力挽狂澜,和恶势力周旋到底。虽说革新计划没有成功,却很自豪僧格立场终究没有失败。 一九九六年,陈履安先生竞选中华民国的总统。由于他是虔诚的佛教徒,立身公正清廉,所以我明知没有雄厚的政治背景很难当选,却依然坚持「信仰第一」的原则,公开表示支持他。竞选期中,曾闻一些人抨击:「宗教不宜和政治并提。」我听了这些话,并「没有退缩」,因为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我们生活在人间,每天「面对」的都是与社会大众有关的「问题」,虽是宗教徒,何能置身于其外?再说,佛教界不支持佛教徒,优秀的佛教徒没有力量,那里肯出来为民服务?事实证明,这一次佛教徒的总统虽然落选了,但佛教徒没有落选,因为经过这次选举的教育之后,更多的佛教徒乐意出来为民喉舌,说明了佛陀「人间佛教」的本怀终将被大家所接受。 我不但热心佛教的事务,「面对关系大众福利的问题」,也「不曾退缩」。记得多年以前,我率弘法团从东南亚归国时,看到许多台湾渔民在机场迎接,不禁奇怪,后来才想起,在此之前,有几艘台湾渔船被印度政府扣押,尽管有人劝我:中印断交,能够访问印度已经不易,不要再节外生枝,但我认为:「面对自己同胞的问题,岂可退缩?」于是乘便向尼赫鲁总统请命释放我国的渔船,竟蒙允准。渔民们因感念此事,所以集体到机场欢迎。另一次,有七百多位华人因移民问题被印度政府逮补,我代表佛教向印度政府请求开释,居然也发生了一点力量。 台湾未解严之前,每次安全单位的人员到佛光山来,我都为囚禁在绿岛的政治犯请命,许多人看我经常被人密告诬蔑,自身难保,一再劝我不要碰触这个敏感的「问题」,但我还是「没有退缩」。美丽岛的事件发生之后,我和南区警备总司令常持秀先生见面谈起此事时,也表示希望当局宽容,不要追究,用开放的胸襟来解决「问题」。中国国民党十三全大会时,我应邀参加,当时蒋经国、俞国华等要我起来讲几句话,我就说:对于反对党,要容他,化他,不要排挤他,才能让社会更加祥和。对于两岸「问题」,有鉴于多少人因为一海之隔,有家难归,有亲难投,妻离子散,骨肉别离,我建议政府应开放观光,让两岸民众交流。甚至一九八九年我赴大陆弘法探亲时,与中共主席杨尚昆先生见面时,也曾建议中共应宣布台湾为和平区,不要武力犯台。后来台湾的政治开放,两岸的人民交流,虽然不一定是因为我的话起了作用,但至少我能「面对问题」,就事论事,为所当为。 此外,对于户政机关刁难民众、税捐处催税无视别人的尊严、社会人士忽略工商企业辛苦经营等「问题」,我都在讲演时公开提出,希望大家能有所改善。甚至多年以前,一位素行不良的候选人硬是要我为他助选,人都已经站在我的讲台上了,我还是「没有退缩」,勇敢地向大众宣布:「请大家不要选他!」而面对许多人避讳不谈的「问题」,我也都勇于提出看法与解决之道,例如:对于优生保健的「问题」,我提出应该由怀胎的母亲来决定;对于安乐死的「问题」,我主张应该由最爱病患的人才有权力决定;对于复制生命的问题,我认为个人的业力无法复制,如何除惑证真,找回自己的本来面目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于服兵役的「问题」,我觉得佛教主张慈悲不杀,但是为了尽忠报国、为了拯救万千生灵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义举,绝非妇人之仁可喻。 许多人以为:自己修行就好了,不必管社会上这许多「问题」,但你逃得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的「问题」你能逃得了吗?只要你存在的一天,你的「问题」和社会就有密切的关系,社会的「问题」也和你有密切的关系。 佛教向来不怕「问题」,甚至禅宗还主张提起疑情,注重当下,真参实学。世界上许多伟人也都是由于「面对问题,从不退缩」,所以能建立永垂不朽的功勋伟业,其中艾森豪总统就因为从小谨记母亲的一句话而立志向上,她说:「人生好象玩桥牌,无论你手上的牌多么不好,你都要好好地打完这场牌局。」这就是一种「面对问题,不要退缩」的理念。所以,真正的修持,真正的生活,必须「面对问题,不要退缩」;真正有抱负的人,真正有操守的人,也应该「面对问题,不要退缩」。唯有人人「面对问题,不要退缩」,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祥和进步。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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