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峰：活佛的世界——金席大师贡唐仓（四）

　　在历史转折关头

　　1948年至1949年，正是国民党政权即将在大陆崩溃，中国共产党掌握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在历史的这个大转折关头，年轻的贡唐仓大活佛也面临界着一次重大的抉择。大师凭着直觉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初步了解，以及他对草原、对藏族人民、对祖国始终不渝的挚爱和留恋，毅然婉谢了美国传教士多次劝他去美国的“好意”，坚持留在草原，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大师的这一选择，使他亲身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一段蓬勃向上，尤其是民族团结，宗教兴旺的新生岁月……

　　美国传教士失望地向活佛告别：“愿上帝保佑您！”大师不无幽默地说：“上帝是你们的，就保佑你吧！”

　　在贡唐仓大师1948年秋天率领100多名僧俗信众，前往青海塔尔寺拜会十世班禅大师时，随行的还有大师的翻译秘书果瑞。汉名吴振刚，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大学蒙藏系，精通藏文。在大学期间，他和另一位藏族同窗平措旺杰秘密组织了“藏族马列主义青年联盟”，平措旺杰担任书记，吴振刚担任副书记，在同学中秘密传递马列主义书籍。后来校方发现了平措旺杰的进步活动，便将他开除。吴振纲得以幸免，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搞联络工作。不久当局发现化名果瑞的吴振纲也是“共党分子”，便下令通缉他。幸得友人通信，吴振纲逃脱，秘密来到甘南藏区，在他当喇嘛的哥哥推荐下，到贡唐仓大师身边做秘书。

　　贡唐仓大师年轻时并不懂汉语。从灵童到正式成为拉卜楞寺大赛赤，以及后来在主持查理寺的10多年间，大师看的是藏文，讲的是藏语，所接触的更是操藏语的僧侣和百姓。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师似乎不需要一个把汉语翻译成藏语的秘书。因此大师对身边多了一个秘书，开始并不怎么在意。他有一台收音机，因不懂汉语，只能听听音乐，秘书果瑞便给大师翻译新闻节目，使大使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接触多了，大师渐渐对果瑞有了好感。

　　在40年代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世事的变化真是日新月异。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人民解放战争又节节胜利，社会的大变迁几乎震撼着神州的每一个地方，包括一片牧歌声中的藏区草原。果瑞在大师身边，经常向大师讲述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讲起国民党的腐败，大师点头认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在草原上的横征暴敛。但当果瑞说起共产党的时候，大活佛却不表示态度。他以前听老师毛尔盖特卜丹讲过清朝政府、孙中山、吴佩孚，对共产党却知之不多，只听说这个经过爬雪山、过草地壮大起来的政党，代表穷人的利益，深受老百姓的拥护。如今其解放大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打得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

　　拉卜楞寺所在的夏河县，当时有两个“福音堂”，一个是天主教的，一个是基督教的，都是美国传教士所建。有一个吉牧师和大师接触较多，经常向大师讲起“天主”、“耶酥”，大师只是出于礼貌静听而已，并不说什么。虽然大师的心目中只有佛祖释迦牟尼，但他认为信仰什么是每个人的自由，不能尊此抑彼，这是大师一贯的宗旨，也正是这一点，大师的影响才超越了藏区，赢得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国家人们的尊重和敬仰。虽然吉牧师未能在信仰上影响大师，但大师也从与这位碧眼黄发的传教士接触中有所收益，那就是学会了一些英语，知道了不少国外的情况。

　　有一天，大师的舅舅阿丹土司从若尔盖草原来看大师。吉牧师知道后，特意宴请大师和佛舅。席间，吉牧师说国民党政府快垮台了，其失败的命运已无可挽回，连上帝都救不了他们。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事了，他们的大军正向大西北进军。这位牧师危言耸听地说：“解放军的到来，对宗教是极大的灾难，寺庙经堂要被烧毁，宗教人士都要遭到象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屠杀。”最后，牧师说他要关闭教堂，回美国去了，希望大师早作决断，跟他一起到美国去，一切费用由他们负担。

　　从吉牧师处回来，大师忧心忡忡，愁得连饭也不想吃，望着佛祖绣像，一句话也不说。果瑞见大师发愁，轻声询问大师“有什么心事？”大师叹口气说：“吉牧师说共产党要毁灭宗教，这叫我怎么不发愁呢？”果瑞平静地告诉大师：“吉牧师只说对了一句话，共产党的确快要来了，其它的话都是谣言。共产党虽然信仰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无神论者，但共产党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说到这里，果瑞向大师坦白他就是共产党员，见大师似乎不惊讶，果瑞继续说：“我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我十分敬重大师，也完全理解藏族人民对佛的一片赤诚，大师千万不能相信美国传教士的话，大师也知道，当年马麒、马麟毁坏拉卜楞寺，屠杀藏族人民，后来还是共产党员宣侠父和贾宗周联络各方人士，帮助成立了“甘青藏民大同盟”，发表了《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最后才使冯玉祥派来国民革命军赶走马麟部队，拉卜楞寺得以恢复正常的宗教生活。

　　听了果瑞的一番话，大师想想也有道理，他虽然没有见过宣侠父、贾宗周，但听五世嘉木样大师讲过，再联系他身边的这位共产党员秘书，大师觉得吉牧师的话也许是靠不住的。然而当大师想起30年代中期红四方面军长征路过查理寺时，一些战士打佛像、烧经卷的事时，心里又忧愁起来。果瑞听后对大师说：“长征时红军中确实发生过对宗教的过火行为，但毕竟是少数人的行为。共产党早已纠正了那样的错误，明确规定保护宗教。人民解放军所过之处，宁肯露宿街头，也不进寺院，不扰民宅，正是这样的纪律严明，才受到群众的拥护。”

　　过了几天，吉牧师真的要走了，临行前他来见大师。这位依旧穿着一身黑色的牧师袍，一个黄铜十字架挂在胸前甩来甩去的美国牧师，一改往日的满面笑容，吊着面孔严肃地说：“大师，我们要离开中国了，最后再来劝劝您，希望您能同我们一起，到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美国去，您和您的亲属及随从人员的一切费用，由我们完全负责！”

　　看到相处了几年的异国朋友要远走高飞了，也许从此再也见不了面，大师不免有点伤感。但对吉牧师的劝说，大师依然不为所动。他说：“吉先生，我再三思考您的建议，对您的好意，我表示感谢。但我还是离不开我的寺院，我在这里登席，在这里利度，就要把终生交给这里。我不能离开草原，离开信教的群众。共产党来了好也罢，坏也罢，我愿与寺院共存亡，出家人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吉牧师听后大失所望，悲天悯人地在胸前划了划十字，说：“愿上帝保佑您！”大师不无幽默地合掌回答：“上帝是你们的，就让他保佑你们吧！我作为佛门弟子，只求佛祖保佑！”

　　吉牧师离去不久，便不断传来解放军挺进兰州，马步芳军队节节败退的消息，特别是谷关峡一役，马步芳的精锐骑兵十四旅被人民解放军全歼，号称常胜将军的旅长马得胜也被击毙，夏河等地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

　　就在这个时候，果瑞向大师建议：和共产党建立联系，迎接解放。大师果断同意，让果瑞代他写了一封拥护共产党的信。之后，大师离开拉卜楞寺，到阿坝州查理寺，作迎接解放的准备。

　　果瑞带着大师的信，在1949年7月到了西安，见到了王震将军。王震将军看了大师的信非常高兴，叫秘书立即写了回信交给果瑞，还特意赠送了一张毛主席的相片。信和相片辗转多时才送到大师手中，那封信写在一张发黄的纸上，钢笔字，文字虽然简短，内容却十分热情，对大活佛的深明大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说甘肃的解放已指日可待，到时再与大师相见，那张毛泽东主席的照片，大师很是珍爱，后来常年摆放在他的拉章，直到1958年他蒙冤被抄家时不见了踪影。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师抉择的果瑞，在人民解放军进入夏河前，曾去劝说曾经但任过国民党夏河县参议长、这时准备逃往草原的黄祥留了下来，欢迎解放。黄祥解放后当了夏河县第一任县长，果瑞也是领导人之一。不幸的是，这位给贡唐仓大师留下深刻印象的共产党员，有一天去夏河师范给师生讲话，回来的路上被人刺杀了。大师为此十分痛心。

　　周恩来总理拍着贡唐仓活佛的肩膀说：“桑木丹工作得很好。”简短的一句话，竟使贡唐仓大师一生难忘。

　　1949年5月，贡唐仓大师回到川北的查理寺，主持安曲仁波且的转世登席继位。8月15日起，又应故乡辖美部落民众的请求，传授时轮大灌顶（第三次）。9月22日，与萨木察仓活佛一同主持了德瓦仓活佛的转世入寺登席。在查理寺期间，大师闻讯解放军已经抵达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首府临夏，便立即召集梭磨、松岗、卓克基、卓斯甲等川西若尔盖12个部落的土司，敦促他们拥护共产党，前去同解放军接恰。有些土司由于受以前国民党所说共产党要“同化、灭教“的宣传影响，态度暧昧，听大师说共产党好，便转变了态度，大家向活佛表示：“我们相信大师的话，大师说共产党好，我们就拥护。”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大师即带着若尔盖12个部落的代表，从查理寺返回拉卜楞寺，对解放军的到来表示欢迎。

　　在兰州的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他说，对来自甘川草原的这一喜讯，他“比解放了一座大城市还高兴”，当即派人（大师只记得当时称宋主任）代表他，从兰州来到夏河，向大师赠送了一面五星红旗，同时送给大师三条防身用的步枪。大师十分珍惜这面红艳艳的新中国国旗，把它高高地悬挂起来，并常常站在经堂前面的台阶上久久凝视，心中充满了对新中国的拥戴和期望。

　　1946年底，在波兰华沙召开了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派出由郭沫若任团长的6人代表团，贡唐仓•丹贝旺旭大师作为中国藏族人民的代表和有很高声望的宗教人士，也名列其中。但最后真正赴会的却是当时的夏河县县长黄祥。原来大师得知那次大会的组织者是前苏联后，便不愿前往，因为国民党关于苏联的反面宣传，给他的心里留下了的不好印象尚未消除。他不愿去，只好临时由黄祥作了他的代表。这次误会造成的遗憾，直到大师出狱后于1990年元月赴莫斯科参加了“人类环境保护与发展会议”，才得以弥补。

　　后来，大师应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邀请来到兰州，受到了习仲勋等领导人的接见。他们握着大活佛的手说：“见到你很高兴，感谢你在甘川藏区深明大义的行动。我们希望你能出山，代表那里的藏族人民政府工作。”大师婉言谢绝，他说：“我身在佛门，政府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做一做，我当尽力去做，但一不要官，二不要钱，还是让我回草原去吧！”习仲勋等只好尊从了大师的意愿。

　　1951年，拉卜楞寺六大学院执事、亲王府、各部落共同推举，由贡唐仓大师主持，迎请住锡塔尔寺的十世班禅前来拉卜楞寺认定五世嘉木样的转世。三月初三日，贡唐仓大师在西宁向班禅大师呈送了报告。十月初一日，班禅大师在拉卜楞寺经堂前世嘉木样的灵塔前确定灵童周本塔尔为第六世嘉木样。贡唐仓大师在六世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的寻访认定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年底，大师前往北京出席全国民族工作会议。路过西安时，初次会见了享誉国内外的藏传佛教大师碌奔•喜铙嘉措大师（在赵朴初之前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特意设宴款待。在北京出席会议时，大师就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寺院等问题作了发言，其间同代表们一道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其中周总理在接见中说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给贡唐仓大师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还是在1949年的时候，大师身边有个叫毛尔盖•桑木丹的藏族秘书。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在藏族地区挑选精通藏文的藏族青年到北京做翻译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专门向贡唐仓活佛写信要求帮助。大师便把他的秘书桑木丹派到国务院翻译局工作。桑木丹1949年底到北京，到贡唐仓大师赴京出席会议时，已工作了整整一年。毛泽东主席接见会议代表一个星期后，周恩来总理又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大家。走到贡唐仓大师身边时，当时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统战部长的汪锋介绍说：“这是甘肃拉卜楞寺的贡唐仓活佛。”周恩来总理听后用手拍着贡唐仓活佛的肩膀，十分亲切地说：“桑木丹工作很好。”这句只有他们俩人才明白的话，在贡唐仓活佛听起来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尤其是那语气和表情，都仿佛在向25岁的贡唐仓活佛说：我们俩个早就认识了，而且是好朋友了。这句简短的话语，让贡唐仓大师一生难忘。几十年后，大师回想起来仍十分感慨，他说：“当时我什么政治地位也没有，周总理却像老朋友一样对我，这不仅使我十分感动，甚至让同行的一些参加过长征的藏族干部都有了意见。”

　　这位桑木丹因不习惯北京的气候，后来离开北京回到四川省阿坝州工作，成了著名的藏族学者，一生著作很多，直到1993年80多岁时去世。

　　1952年，贡唐仓大师又回到了查理寺。宗教活动之余，大师以他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协助政府做了许多有益于国计民生和社会安定的大事，其中一件就是劝说流窜在川西的一股残军土匪归降人民政府。

　　四川西部的黑水县，由于当时还未解放，国民党军队一个叫胡炳勋的师长，带着一批残兵败将盘踞在这一带。为壮大自己的势力，这股残军纠集了当地的散兵游勇，共同组成“三省（甘川青）边区反共指挥部”，利用川西一带山大林深的地理，与解放军为敌，负隅顽抗。这股土匪人数虽然只有500余人。但他们熟悉当地地形，流窜不定，一时难以剿灭。剿匪部队一到，他们便钻进深山老林，隐匿不出；部队一撤，他们又窜出来杀人抢劫，四处滋扰，使得当地农牧民人心惶惶，无法安居乐业。贡唐仓大师后来得知，原来是黑水大土司的道吉华桑（汉名苏水和），这时被匪部利用为副司令，他曾和大师有过施主关系，对大师十分信服。为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考虑，大师毅然展开了对土匪的劝降工作。

　　大师先是不顾辛苦，亲自前往松潘、茂汶、汶川等地，向各土司宣讲实现和平解放的好处，要求他们不要与匪军来往，助纣为虐。然后亲笔署名，向土匪经常出没之地撒去一张张传单。大师传单的大意是：为民举善，佛将赐福；祸害百姓，不要说政府不容，佛也不容！尔本我佛信徒，若继续为胡匪炳 勋所用，为害草原，则难逃灾祸。快快弃恶从善，我保尔等身家平安，政府也会既往不咎。我等着你急速归来。我佛慈悲！

　　这张言辞恳切、恩威并重的传单传到道吉华桑手中，他展读再三，沉思良久，终于被大师所感化。在川西地区，道吉华桑声名赫赫，是个出了名的铁石心肠，鲜血流成河，他连眼都不眨一下。当年红军长征途经黑水时，道吉华桑凭仗地势险要，硬是不让红军通过，河里的水都染红了，道吉华桑的堡垒还是攻不下来。为避免遭受损失，红军只好被迫改走雪山。道吉华桑也和国民党军队打过仗，他曾和四川军阀邓锡侯的24军两次血战，打得对方狼狈逃窜，对他毫无办法，就是这么一个藏族土司，毅然听从了贡唐仓大师的劝说，率领自己的人马，下山归降了解放军。他一走，胡炳勋残军如釜抽薪，很快土崩瓦解，被解放军剿灭。匪乱平息，黑水县随之解放。为感谢大师的慈心善举，四川军政领导天宝等专门在马尔康接待了大师。在四川三年期间，大师出任川北藏族自治区（即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前身）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和政协副主席。

　　道吉华桑归降后，人民政府既往不咎，不久即让他参加了赴朝慰问团，代表藏族人民去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来他又出国定居到印度和加拿大，1979年归来，两年后在成都去世。大师闻讯，专程从北京赶去参加了追悼会。

　　1954年，根据六世嘉木样大师的提名，拉卜楞寺僧众大会派代表嘎藏等到达贡唐仓大师静修的“丹达林”（在今四川省红原县城附近），敦请大师出任拉卜楞寺第八十五任总法台。总法台是藏传佛教寺院宗教事务的最高主持者，具有绝对权威，总法台之下，各个学院如时轮学院、医药学院、喜金刚学院、续部上学院、续部下学院都有自己的法台。这是贡唐仓大师第一次出任拉卜楞寺总法台，直到1957年8月15日辞职为止，这一段时间是拉卜楞寺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僧侣多达3000名，活佛、格西云集，施主人财两旺，贡唐拉章也十分兴盛。大师除主持日常经会、教务外，还广为布施，改善僧人的学经和生活条件

　　贡唐仓总法台主持盛大的“柔扎”大法会。在政通人和、香火旺盛的历史时刻，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先后莅临拉卜楞寺。

　　贡唐仓•丹贝旺旭大师在1954年出任拉卜楞寺总法台不久，便主持举行了盛大的七月“法会”。在藏传佛教众多的法会与纪念日中，藏语称为“柔扎”的七月法会仅次于正月的默朗木祈愿大法会，默朗木法会由藏传佛教格鲁派始祖宗喀巴大师于1409年在拉萨首创，柔扎法会则是宗喀巴大师范的弟子加央却杰（1379——1449年）创立，在拉卜楞寺则开始于第二世嘉木样时期，后由第三世贡唐仓大师丹贝仲美倡行至今。这一法会主要是纪念护法神和法王的，会期自农历6月29日至7月15日，共17天，正式大会在七月初八日。一年一度的“柔扎”大法会在草原上最美好的季节举行，即是盛大的佛学知识竞赛会，又是热闹的民间物资交流盛会。参加者除本寺的所有僧侣，还有附近寺院的喇嘛和成千上万的信徒。寺院周围的空地上，早早便布满了绣着祥云图案的大小帐篷。大法会的施主是总法台，他不仅对所有参加法会的僧侣提供斋饭，还要每日向每个僧人布施七元。这个费用是十分惊人的，既是对总法台财力的一次检验，也是其在信民中影响、威望、号召力的一次反应。供斋饭的情景是非常壮观的，数千喇嘛就地一排排坐在法会场地上，由负责供斋的喇嘛提着桶将斋饭一勺一勺舀到大家自备的碗中。

　　法会的第一项内容是进行佛学答辩。第一天由总法台讲述闻思学院（俗称大经堂）大业，之后和学院法台（每年只有一个学院的法台参加）进行辩论。这一天由学院法台提问，总法台宣讲。第二天学院法台讲述后，由总法台提问，学院法台回答。如此认真，是为了表示法台必须要有高深的学问，才能担任。从七月初一开始便进行佛教哲学大辩论。这一天，贡唐大师身着红色袈裟，头戴金色尖顶的法帽，在众高僧簇拥下来到闻思学院前的广场上，就坐于为他设的专座上，其它赛赤和堪布地位的活佛则坐在他的两旁。全体僧侣和信徒磕头拜见后，大师宣布辨论开始。

　　参加大辩论的喇嘛，为六至十二年级的学习优秀者和各班级中有地位的少年活佛。辩论前一天，大家要前往各个经堂、佛殿的佛像前献花，并在大经堂向僧众散花，花瓣如雨，蔚为奇观。大辩论既有秩序又有很大的随意性，谁都可以进入场内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这是学习和展示自己才华的最好时机。辩论时或一人讲众人听，或七嘴八舌，手舞足蹈，掌声、欢呼声时起时伏，妙趣横生。

　　七月初八日是“米拉日巴劝法会”表演。早晨先在大经堂背后献（晒）巨幅佛象，同时到冬季讲台上陈列寺主及各大活佛的衣服、法器等，供信徒们触额祈福。中午时分，便在大经堂前面的广场上演出圣僧米拉日巴劝化猎夫贡保多吉的故事。

　　米拉日巴（1040——1123），生于西藏后藏贡塘的加阿杂地方，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创始人之一，一生以苦修著称于世。在藏族人民中米拉日巴是位妇孺皆知的圣僧。他七岁时父亲去世，与母亲相依为命，受尽了亲戚们的欺侮，家产被瓜分一空，生活十分艰难。他便开始学法，起初只是想以恶咒咒死仇人，后自忏罪孽，改信佛教。公元1077年，他38岁时找到当时已负盛名的噶举派创始人玛尔巴。玛尔巴经过对他六年八个月的观察，看他勤服劳役，极尽苦行，确信他“根器”好、可以造就成才，便对他口传了密道全部修法。米拉日巴遂在45岁时返回西藏海拨4000米以上、绝世苦寒的阿里地区，隐迹山岩中，只着白棉布衣，采食荨麻度日，按照玛尔巴传授的密法潜心修行9年，终于练出腾空飞行、降妖除怪等等神通，成为藏族地区广为流传、经久不衰的传奇人物。观看法会表演时，僧俗群众均坐于广场，内层为僧人，外层为群众，嘉木样大师、总法台贡唐仓大师及各大活佛，则就座于前殿二楼的前廊上，居高临下观看。

　　贡唐仓大师身任总法台后，以盛大、欢乐的柔扎大法会揭开了拉卜楞寺新的一页。1955年，大师又以总法台的身份，先后隆重接待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为拉卜楞寺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国藏传佛教的两位领袖，在同一年中先后来到拉卜楞寺，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不仅是拉卜楞寺的荣幸，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整个藏区和睦团结的象征。当两位大师将来拉卜楞寺的消息传出之后，整个安多藏区为之轰动，甘、青、川草原的几乎所有僧侣和信徒，闻讯在半个月前赶去迎候，激动之心、虔诚之态，笔墨实难祥述。贡唐仓大师作为拉卜楞寺宗教事务的最高主持，自然率领全寺的活佛，喇嘛，早早地在马莲滩设帐迎接。

　　对于十世班禅大师，贡唐仓大师已经多次接触，彼此十分了解。班禅大师在未被中央政府正式册封、处境微妙的困难时期，是贡唐仓大师第一个率领僧俗信徒来到青海塔尔寺，以其在藏区的威望和影响，给予少年的班禅大师有力的支持；又通过请班禅大师认定安曲活佛转世和六世嘉木样，表示了对班禅大师的尊重的拥护。多次的相处和来往，两人已建立了非同寻常的情谊。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则是首次来到拉卜楞寺。大师只和他见过一面：1954年9月，达赖和班禅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联袂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次达赖喇嘛先期到达拉卜楞寺，贡唐仓大师以总法台的身份，陪同年轻的达赖喇嘛察看了寺院喇嘛们的学习和生活。晚上，达赖喇嘛又单独和贡唐仓大师晤谈，详细询问拉卜楞寺的情况，大师从坐床不久的寺主嘉木样六世到各大赛赤、堪布的佛学造诣，生活情况，僧侣数目，属寺和群众基础等，一一作了简要明确的汇报。在三年之后达赖喇嘛逃亡印度，这次的晤谈竟成为贡唐仓大师的一条罪状。

　　视察拉卜楞寺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前后分别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和独雄大威德灌顶。

　　这年九月十九日，大师的经师毛尔盖•图丹嘉措圆寂，大师悲痛莫名，举行了盛大的祭供。

　　1956年，甘南的碌曲和川北毛尔盖的部分地区的民众，因听信了在藏区也要搞合作化的谣传，发生了武装动乱。面对草原上乌云滚滚的局势，贡唐仓大师十分忧虑。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走出寺院，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工作团，并担任副团长，向参加动乱的群众做说服教育工作。

　　听说贡唐仓大师冒着枪林弹雨来到山下，山上的人派代表悄悄下山来探真相，果然见大师端坐于帐篷，正在为多灾多难的草原祈祷。人们惶恐地问：“大师，公家真的不在藏区搞合作化吗？会不会是骗人？”

　　大师郑重地回答：“不会，现在的公家不是过去的官家，是为老百姓着想的，不会骗人。就是将来进行民主改革，也要大家自愿，不会强迫。回去对山上的人说，不要再打了，各回各的帐篷，安心地放牧牛羊去吧。政府让我来给你们做工作，是为你们好，不要做不利于草原的事了。”

　　乌云散去了，草原又恢复了安宁。贡唐仓大师也要返回拉卜楞寺了，牧民们沿途顶礼相送。

　　这年8月15日起，大师接受青海省河南蒙旗达参部（今赛龙乡）信民的请求，传授了时轮大灌顶（第四次）。甘、青、川三省二十一县的数万名僧俗信众参加了法会。针对前一段三省边界地区不太安宁的情况，大师再次宣讲国泰民安的道理。后来，在红原县附近发现了一药水泉，大师亲自为之开光，被群众称为“贡唐药泉”。

　　1957年3月15日起，贡唐仓大师应甘南州卓尼县车巴沟僧俗信众的恭请，向以热丹嘉措为首的万名信众传授时轮大灌顶（第五次）。也就是在这一年，反“右”扩大化的影响开始波及甘南藏区，加上一股要搞高级合作社的传闻，刚刚平静的藏区又一次人心不安了。贡唐大师根据藏区的情况，把自己的一些意见和看法反映到甘肃省委，希望能引起省里的重视，以维护藏区的稳定和安宁。不料省里个别手握大权的领导，根本听不进大师的意见。

　　大师沉默了。他不愿被卷进可能发生的任何风潮中去，便于8月5日主动辞去拉卜楞寺总法台之职，把多年积攒的群众给他的布施，大部分送给了僧侣们。当时拉卜楞寺3000多僧侣，每人得到贡唐大师赠送的一袋面，外加九块银元。九月初，大师忧心忡忡地离开了拉卜楞寺，面对依依不舍前来相送的喇嘛们，大师说：“佛门中人，与世无争。我走后你们好自为之，以寺院为重，以学业修行为重，少管寺外之事。我想我总有一天还会回来的！”

　　大师回到了四川查理寺，闭门静修、讲经说法之余，大师决心为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他看到牧区畜产品资源十分丰富，却处于自给自足、初级消费的自然经济阶段，没有加工，商品经济十分落后，便自己拿出30万元银元，在四川红原县建起了贡唐和平乳品厂。这在当时的藏区是破天荒的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以至直到1979改革开放之初，四川省委的一位领导还用大师这一深具远见卓识的善举，启发各级干部从计划经济“以粮为纲”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引导群众大力发展商品生产。1994年10月，大师在北京回忆这件事时说：“当时我手头只有30万银元，又要办学校，又要办乳品厂，资金不够，还是群众听说后纷纷捐助，才得以办成。”大师出狱后，还经常关心厂里的生产，帮助解决困难。现在贡唐乳品厂有职工200多人，生产的各种奶粉销到成都、上海、广州等地。

　　也就是在这一年，贡唐仓大师的诗学著作在佐盖新寺刻成。1958年春节，大师主持编导、上演了三世贡唐仓•丹贝仲美著的《琅吉惹哇王传》，被有关专家赞誉为“对藏族戏剧艺术有新的创新”。2月15日起，大师根据原来之请向查理寺僧俗信众一万多人传授时轮大灌顶。这是大师从21岁开始大讲经以来，举行的第六次时轮大灌顶。不曾想，大师从此竟遭厄运，与热爱、崇拜他的信民，一别就是21载！

　　其实，大师对此早有预感，在查理寺传授时轮大灌顶后，大师曾到附近一座叫“嘎尔钦寺”的小寺，一次念经时，殿中挂的唐卡画上绘的牛首护法神，鼻中突然流血。对于虔诚的佛教徒来说，这是不祥之兆是不言而喻的。当时，不少人劝大师出国避祸，但大师不为所动；这一方面是大师襟怀坦荡、光明磊落，无所畏惧，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大师心里真不愿离开草原、离开热爱他的信民。

　　一场灾难终于降临到大活佛身上……

　　蒙冤入狱二十一载

　　五十年代的西藏，和平与动荡交替出现。风云突变中，贡唐仓大师遭遇了本可以避免的灾难……

　　如高大的界碑耸立在中国西南边陲的西藏，总面积12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1个浙江省或33个台湾省。这个举世无双的地方，不管王朝如何更替，同祖国大家庭始终密不可分。

　　早在公元7世纪到9世纪，青藏高原上以藏族为主体建立的吐蕃王朝，就与盛世大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唐朝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嫁给吐蕃赞普（王）。公元821年的唐蕃会盟载明：唐朝与吐蕃“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正如大诗人白居易在《代王 答吐蕃北道节度使论赞勃藏书》所说：“国家与彼蕃，代为舅甥，日洽恩信。虽云两国，实若一家。”

　　元朝时，西藏已被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即位后，仿照中国历代旧制，设置了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军事民政事务的总制院，命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管总制院院务。

　　到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更加系统化和制度化。1652年，清朝顺治皇帝在北京亲自接见第五世达赖，正式册封其“达赖喇嘛”的名号。1713年，康熙皇帝又册封第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的尊号。从1727年起，雍正皇帝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在拉萨设衙办公。1751年，乾隆皇帝又在西藏地方建立噶厦政府，规定四名噶伦由三俗一僧出任，地位平等，秉承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指示，共同处理西藏地方事务。

　　岁月如梭。历史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藏局势风云激荡、丽日和风与山雨欲来交替显现。

　　1949年7月，西藏噶夏政府在国外反动势力的唆使、怂勇之下，驱逐了驻拉萨的国民党政府机构，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驱汉事件”。

　　1950年3月29日，根据正在原苏联出访的毛泽东主席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组成进藏先遣部队，从四川乐山正式出发，揭开了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序幕。

　　同年8月6日，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的十八军主力部队向西藏进发。部队“一边修路、一边进军”，于9月到达康北重镇甘孜。

　　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坚持的既定方针，早在1950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要求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进京商谈西藏和平解放问题；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宣布进军西藏后，再次电告西藏地方当局速派员进京谈判，并要求对方随时与进军中的解放军司令部联系。但以摄政达扎为首的噶厦当局，却在外国反动势力的怂恿支持下，关闭了和谈的大门。

　　德高望重的西康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1936年红军长征经过甘孜时，曾与朱德总司令成为好兄弟。解放军到达甘孜后，深明大义的格达活佛以西藏民族利益为重，不顾朱德、邓小平的急电劝阻，毅然前往拉萨劝和。在到达昌都后，于1950年8月13日被英国特务福特下毒茶毒死。

　　1950年10月5日夜，18军52师突击队突破被认为“雪山恶水赛过十万大军”的金沙江天险，顺利偷渡过江，打响了昌都战役。不久，新任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命令藏军放下了武器。10月19日，古城昌都宣告解放。

　　1950年11月17日（藏历10月8日），年仅15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西藏局势动荡不安、人心浮动的时刻，在布达拉宫举行了亲政典礼。

　　1951年1月，达赖喇嘛在亚东亲自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谈判代表，与同时由拉萨派出的四品官土登列门和桑颇•丹增顿珠一道，经康区前往北京和谈。达赖喇嘛亲自拟定了西藏地方政府方面的五项谈判条件。

　　4月27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他的堪布会议厅各负责官员一行45人也到达北京。

　　1951年4月29日，西藏和平谈判在北京正式拉开了序幕。中央人民政府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李维汉为首席代表，同西藏地方代表团举行谈判。

　　1951年5月21日，举世关注的西藏和谈胜利拉下了帷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了签字仪式。

　　首先是离开30年的班禅大师回到了西藏。

　　1951年5月30日，十世班禅主动给十四世达赖发了一封表示祝贺的电报。电文中说：“在您亲政之日，……派遣了自己的代表来中央谈判，并签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这是我们西藏民族僧俗人民的伟大胜利，班禅愿竭绵薄，精诚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协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实行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

　　1951年7月19日，十四世达赖复电十世班禅：“……希望您即速启程回寺，所经道路决定后希先来电为荷。”

　　这是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失和后，十世班禅与十四世达赖第一次彼此以友好的态度发生的联系。对于班禅返藏，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周恩来总理于1951年初，亲自主持专门会议，对班禅返藏的组织领导、交通运输、物资供应、安全保卫等各个方面，都做了认真周到的安排。

　　1951年10月26日，张国华将军、谭冠三政委率领的十八军主力部队，经过两个多月艰苦卓绝的行军，到达拉萨。在各界人民两万多人的盛大欢迎下，进藏部队举行了雄壮的入城式。

　　1951年12月，达赖和三大寺派遣的欢迎班禅返藏的代表到达塔尔寺。

　　1951年12月18日，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特命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为代表，前住西宁为班禅送行。班禅一行从西宁出发，经香日德，翻过唐古拉山，过黑河（今藏北那曲），终于在1952年4月28日抵达拉萨。这次长途行军极其艰苦，到达黑河时，随行三万余峰骆驼便已死去大半，牛马也死去不少。

　　据西藏地方档案记载：班禅在返回后藏之前，曾在拉萨逗留了43天，在这43天里，拉萨市到处洋溢着团结喜悦的气氛，人们传唱着“达赖班禅和好，幸福的好时光”的新歌，班禅驻拉萨办事处不断接到各地僧俗人民的来信，许多信件真挚地写道：“在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班禅大师光荣地回来了。达赖和班禅和好了，我们永远忘不了毛主席的这个恩情……”

　　1952年6月25日，班禅一行经过由拉萨到后藏首城日喀则的15天行程，在班禅行辕的500人警卫营和西藏军区警卫营二连的护送下，到达日喀则。从1923年11月15日九世班禅离开日喀则流亡内地，到此时十世班禅光荣返回，整整30个年头过去了。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后藏各地的属民们，奔走相告，妇孺老幼，蜂拥而出，前来迎接的竟达6万多人！

　　西藏和平解放了，但千百年来形成的封建农奴制度，却仍然牢固地束缚着广柔的西藏高原。斗争和动荡一直时起时伏于西藏高原。

　　先是1952年1月中旬，在司曹鲁康娃等人的策动下，西藏上层组织了一个“人民会议”，公开提出反对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反对改编藏军。3月31日清晨，“人民会议”以请愿为名，纠集约4000人，包围了阿沛•阿旺晋美等上层爱国人士的住宅，同时包围了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全权代表张经武的办公处，在四周屋顶架起机枪，公然提出要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的要求。在中央代表张经武的交涉下，达赖喇嘛解除了幕后策划的两名司曹职务，取缔了“人民会议”，拉萨的局势暂时趋于平静。

　　1954年，十四世达赖喇嘛与十世班禅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联袂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摄下一张历史性的照片：毛泽东主席和达赖、班禅同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人人笑容满面，神态十分融洽和谐。

　　1955年3月4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以协助西藏地方政府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改革。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央派来了陈毅为团长，由各兄弟民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拉萨祝贺。本着“要以和平协商方式进行改革的”的宗旨，中央决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改革，也要到时视情况再定……”把等待民主改革的期限延长到1967年。

　　然而西藏的局势却一天天严峻起来，反动分子到处聚众闹事，上书请愿，公然号召反对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反对民主改革。这股浪潮越涌越汹，很快波及到甘肃、青海、四川的藏族地区。从此，以西藏为中心，包括四川、青海、甘肃等藏族地区在内，开始发生了一系列流血事件，直到1959年3月10日拉萨发生大规模武装叛乱而达到高潮，随后人民解放军奉命平息叛乱，达赖喇嘛出走印度……

　　贡唐仓大师遭遇的21载牢狱之灾，就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降临的……

　　1958年5月22日深夜，32岁的贡唐仓大师在成都突然被捕。没有逮捕证，也不知什么罪名……

　　1957年底到1958年初，受西藏局势的影响，冰雪地的甘青川草原一反常态，到处涌动着一股不安定的气息。先后住在查理寺和四川红原的贡唐仓大师，却安之若泰，处变不惊，一如既住地夜夜坐禅，全身心沉浸在佛法经典描绘的玄妙世界里。农历3月15日，大师在查理寺如期举行了大法会，向万千僧众讲经传法，劝导人心向善，祝愿草原六畜兴旺、人民安居乐业。象以往多次一样，大师以他宽广的胸怀和慈悲的佛心，祈祷已经降临草原的“暴风骤雨”快快过去，不要使绝大多数善良的人们陷入无边的痛苦。不曾想，这次“暴风骤雨”竟是如此狂烈无情，连大师本人也不幸蒙冤其中。

　　1958年4月左右，四川省委统战部一位姓刘的处长受省委领导的委派到贡唐仓大师在红原县的住所，说四川藏区有些地方发生了动乱，有的寺院也被卷进去了，为防大师被牵连，请大师到成都去。大师感谢政府的关心，毫不犹豫地启程前往成都，住在离成都50公里的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招待所，其间，大师还兴致勃勃地登上峨嵋山，从佛教圣地空灵悠远的意境中，感悟宇宙之大、佛法之妙。在成都休养期间，藏族副省长天宝经常来看望大师。

　　有一天，大师的家乡来人向大师禀报说，他的那位以前的热合东部落土司、解放后担任若尔盖县副县长的舅舅去世了。虽然在大师看来，人的生死祸福自有定数，谁也无法改变，但对舅舅的辞世，他依然十分伤悲；因为他生在舅舅家，舅舅一直抚养他到5岁被认定为贡唐仓五世的转世灵童，他对舅舅的感情非同一般。大师准备回若尔盖为舅舅奔丧，便去向省领导告别。一向对他十分敬重的一位省领导却突然避而不见。大师又写信给这位领导，回答说是等两天，等他去重庆开会回来再说。

　　过了几天，阿坝州统战部突然派大师的一位学生前来“陪伴”他，起初大师曾感到奇怪，来成都多时都不曾有人来陪伴，怎么突然派人来陪伴他呢？但他没有深想，过后他才明白原来是来监视他的。这位学生“陪伴”大师不做别的事，几乎天天晚上拉着大师去看电影。不管大师愿不愿看，看的电影无一例外都是国民党怎样镇压、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师不由猜疑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国民党过去镇压共产党，与我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国民党对共产党所犯的暴行中，有我的份儿不成？

　　疑问就这样一步一步变成了现实。大师清楚地记得这一夜：5月22日晚，他又一次看完电影回来，洗了澡，那位学生提议大师量量体重，他尽管觉得没多大必要，还是无可无不可地站上了体重仪。之后便回到卧室就寝。

　　夜里12点正，自称从阿坝州来的人来敲大师卧室的门：“麻烦您开一下门。”大师开了门，来人进来便说：“州上来了电话，您去接一下。”成都的五月已经很热，大师只穿着单衣往客厅接电话，来人却把绒衣给大师披上，还让他带上手表和护身符。大师莫名其妙，接个电话何必如此呢。但还是无可不可地接受了来人的举动。这时他看见他的随员特布丹等人，站在他们住的房间门口望着他。

　　几步走到与卧室相连的客厅，大师看到两边的沙发上各坐着两个人。他正要去抓屋角的电话，那四个人忽地站起来，把他围了起来。大师开始还以为这些人站起来是对他的礼貌和尊重，顿时又觉得不对头。他想问问阿坝州来的那个人，那人已不见了踪影。这时围住他的四个人，一人手中拿着枪，一人亮出手铐，大师这时反而镇定了，心想肯定是发生了什么误会，便坦然地伸出双手，让拿手铐的人把手铐戴在了他的手腕。大师是如此坦然和不慌不忙，以至于捉他的人十分紧张，尤其在靠近他时呼吸是那样急促。

　　从大师走出卧室接电话，到那四个人围起来铐他，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谁也没有说话，铐他的人既没有说明他们是什么人，也没有向大师出示逮捕证，宣布为何要逮铺他。

　　在四个人中的一个打了一个“走”的手势后，大师便被他们押着走出了房子，他看见院子里停着一辆白色的捷克造小轿车，院墙的四周架着机枪。这时候，大师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是不是有人组织对他暗杀？因为这很有可能，在解放初甘肃甘南和川北藏区发生的几次风波中，他都亲自出面做了平息工作，自然会有人怨恨他。眼下听说又发生了动乱，是不是有人怕他出面做平息工作，提前来下毒手呢？

　　正这么想着，大师已被推进汽车，铐他的人也钻进来左右围定了他。汽车在夜幕下急速驶去，拐了几个弯后停了下来，前面是一座监狱。司机一打喇叭，沉重的大铁门开了。大师这时反而放下了心，看来这不是暗杀，而是政府采取的行动，这就好了，误会总会解除的。

　　进了铁门，下了汽车，众人拥着他来到一间像是办公室的房间。在门口给他开了手铐。办公桌后坐着一个年轻人，有人介绍说是处长，旁边还有两个来做翻译的藏民（那时大师还不懂汉话）。年轻处长神色严峻地在大师全身上下摸了一遍，见没发现什么危险东西，便让大师坐在一张凳子上，随即这位年轻处长操着北京口音问：

　　“你的事情你知道吗？”

　　“不知道。”大师回答。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若没有什么事，怎么会让你到这里来呢？”

　　“我也感到奇怪。我是省领导请到成都来的，除了休息，不接触其他的人。为什么把我突然抓到这里来呢？”大师镇定而不解地询问。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年轻处长带着无奈的口吻说。

　　“有逮捕证吗？”大师问。

　　“有个电报。你要看吗？”

　　“不看了。”

　　审问到此结束。年轻处长要去了大师的手表和护身符，说是代为保管。临走时，处长告诫大师：不要和别的犯人说话，也不要告诉别人你是什么人。

　　年轻处长拿着被褥，带大师穿过一道小铁门，来到一间牢房。房子倒还比较干净，只是竖着铁条的窗户比一般的房子高得多。牢房中有四张床，三张床上已有人，大师便被安排在中间床上。这一夜，大师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眼前老是晃动着最近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五一”节那天他还坐在主席台上检阅庆祝节日的游行队伍，没有几天经常见他的省领导突然不再见他，学生整天寸步不离地陪他，接连让他看那种电影，看来这一切都是有意安排的。大师想自己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政府的事，这样做一定是有误会，既有误会，就应该明确问，为什么这么神秘呢？

　　与大师同牢房的三个犯人，一位是上海人，一位是工程师，另一位原是部队干部，自我介绍在西藏呆过，懂得几句藏语，便问大师“是从哪里来的？”大师根据年轻处长的叮嘱，没有回答。

　　第二天，那位处长把大师叫到办公室，例行公事又把昨夜入狱时问的话重复了一遍，末了还劝大师不要担心，说你这样的人政府会宽大处理的。态度和蔼，与审问别的犯人俨然不同，大师一笑置之。

　　十天之后，年轻处长又把大师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面已经有几个陌生的人。处长向大师一一介绍了几位生人后，先问：“贡唐仓，你在这里生活习惯吗？”大师没有回答，心想：坐监狱难道还有习惯不习惯的？处长见大师不语，笑了一下说：“甘肃来人接你，你的问题在甘肃。”

　　为了在路上不让人出来，甘肃来的人便让大师换衣服。大师身材魁悟，他们带来的衣服不能穿，监狱方面帮着找来一些衣服，试来试去还是穿不了。后来不知谁想到了戏衣，便找来一件唱戏穿的宽腰大裆灯笼裤，才解决了这一难题，不过如此一来，大师被他们打扮得不成“样子”：裤子是蓝底红条的戏剧服，上衣却是袖口有红道的大号公安服，外披一件斗篷。手上戴着手铐，脸上则是一副大口罩，一副墨镜。

　　从成都出发前，四川方面的那位年轻处长把他代为保管的大师的手表交给甘肃的公安人员，把护身符还给了大师，并说：“这是你的信仰，你戴上。事情总会搞明白，你思想上不要有负担，路上也不要想着跑。”大师点了点头，算是对他“关心”的答谢。至于跑，不要说有这么多人武装押解，就是大师心里，根本没有跑的念头：我无愧于政府、无愧于人民，为什么跑呢？那不是畏罪潜逃吗？

　　汽车送他们到了成都火车站，直接上了软卧包厢。大师在下铺，对面是甘肃来的那位处长，一位科长在上铺，门口荷枪站着两个士兵。从成都开往兰州的火车上，白天，双手戴着手铐的大师盘腿端坐打禅，依然一副活佛仪态。到了晚上，这位被押解的犯人若无其事地酣然入睡，押解他的四个人，却谁也不敢合眼，唯恐这位修行高深的大活佛施展什么法力，跳窗逃跑，或有崇信他的信徒在半道营救。

　　大师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变成了特殊的“二十四”号。在狱中，大师以惊人的毅力开始学习汉语

　　经过两天大师泰然自若、押解者却紧张不安的旅程，火车到了兰州。一下火车，大师便被直接关进了贡元巷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十分破旧，很脏，有臭虫，很有些历史了。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就有，不过那时候多用来关押被捕的共产党人和其他政治犯。关押大活佛尚是破天荒第一次。

　　从被关进贡元巷看守所开始，贡唐仓大师便失去了自己的名字，成了一个代号——二十四号。

　　“二十四号出来！”静夜的灯影里，看守喊道。大师从狭小的监房中站起来，脚上的长铐发出沉重的撞击声。出牢门向审讯室走去，身后又发出轻轻的金属之声，大师虽没有回头，但他听得明白，那是子弹推上膛的响声。

　　第一次审讯还算客气。参加的人很多，其中有两位翻译，大师后来得知，一位是民委干部，一位是从西北民族学院请来的老师。大师走进审讯室时，里面的人们原来坐着，先是一位藏族女副处长和一个藏族干部站了起来，接着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人人显得比较恭敬。正式审讯时，对方只提出一个要求：只要大师承认参与了甘南的武装叛乱，就可以放大师出去。

　　大师以他惯有的沉静自若的口吻，认真地回答：“你们也知道，我去年就辞去了拉卜楞寺总法台职务，到四川去已经快一年了，甘南发生的事，我一概不知道。现在让我承认参与叛乱，这不是让我说谎吗？作为一个佛教徒，我无法做到”。

　　第一次审讯一无所获。从第二次审讯开始，对大师的态度就变了，审问者声大气粗，表情严厉，常常一审就两三个小时。有一次审问时，有人说他1956年去美武地方六天，向群众搜刮了60万元。大师一改往日的冷静沉默，据理反驳：“共产党怎能说假话呢？我要是六天收了60万无，现在有多少钱？反过来说，我要是那么搜刮钱财，不但有愧于人民政府，而且在佛门也难以立足”。大师愤然质问：“你们不是查抄了我的家吗？我到底有多少钱财，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嘛！”

　　大师在牢中受审，对外间发生的一切，并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在与同牢一个干部出身的犯人对话时，有意问“知不知道贡唐仓这个人”时，这位犯人告诉大师：早在1959年八九月间，报上已经公布了贡唐仓的“罪行”，说他是甘南大规模武装叛乱的总后台，已经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而且还举办了“罪行展览”，有电台、机关枪、手榴弹等实物照片。大师问这位只知道他是二十四号的犯人“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那人回答说他当过“罪行展览”的讲解员。

　　大师虽然修行高深、境界非常，但对于这样赤裸裸的诬蔑、造谣，还是感到惊讶和气愤。终于在又一次审讯中，当有人对他说：“你要相信共产党”时，大师忍无可忍地坦露他的心迹：“对共产党，我过去不相信，后来相信了。共产党让我做什么事，我认为是好的，便冒着生命危险去做，从无推托。现在我又不相信了，说过的话没有根据，叫我怎么相信呢？甘南发生的事我不仅没有参与，而且怕被牵连，早就退避到四川，没有的事硬说有，还搞出罪行展览。”

　　审问的人无言以答，只好说：“那是发动群众的手段，百万农奴要翻身，首先要打倒你们。”那时大师还不理解，共产党也会犯错误，共产党的某些领导干部也会不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

　　从1958年5月底开始，大师已在兰州贡元巷看守所被整整关了3年。这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在监狱中的他，生活更是好不了，吃不饱饭，洗不上澡，人消瘦不堪，蓬头垢面。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大师当时的一张照片，被国务院总理李富春看到了，也不知这位副总理说了什么话，他受到一点优待。

　　1961年7月1日，贡唐仓大师被“换了地方”，从贡元巷看守所转押到甘肃省第一监狱。这里不愧是“第一监狱”，环境比贡元巷看守所好多了，监房干净整洁，被褥也是新的，伙食也好得多，不仅能吃饱，隔三差五还有点肉吃。在这里，大师一直被关押到1969年。

　　还是在兰州被押往第一监狱时，大师发现和他一同“换地方”的还有一个气质不同一般的人，到监狱后和他一样住的是一个单间。每当放风时，大师和这个人常常碰面，因语言不通，无法交谈，只有互相点点头，笑一笑。后来他才知道，这个人叫蒋云台，是解放前夕起义的国民党军长，在当时“左”的狂风下，他也未能幸免。

　　自从被捕入狱以来，大师与过去生活的环境完全隔绝了，看不到一望无际、绿毯一样连绵起伏的大草原了，年复一年触目所见的是监狱高高的围墙和几平方米大的监房窗外那一片狭小的天空。再也见不到善良、纯朴、骠悍，跨骏马、讲藏话、吃牛羊肉的虔诚信民们了，不论是神色严厉的管教干部，还是垂头丧气的犯人，清一色讲的是汉语。在这样一个本来十分封闭，压抑的环境里，又不懂汉语，可想而知，会是一种什么境况！

　　与人交流只能以目示意，需要什么只能用手比划。面对这种因语言不通而带来的困扰，大师决心用最短的时间学会汉语。最初的时候，大师为此曾闹了不少笑话和误会。比如，他指着杯子想问“这叫什么？”对方却以为他要喝水，便给他倒来一杯开水。大师却以此为起步，借审问的机会，跟翻译学会了“这叫什么东西”，这是大师学会的第一句汉话。以这句话为敲门砖，大师抓住一切机会，向管教干部学习，他指着门、窗、床、墙壁问：“这叫什么东西？”又指着被子、枕头、床单乃至碗、筷子、吃的食物问：“这叫什么东西？”总之，凡是牢房里能看到的一切，都被大师问遍了。为了举一反三学习，大师还在纸上画上人的眼睛、鼻子、嘴、手以及树林、汽车、房子、草原上的牦牛、藏羊、河曲马等等，用汉语一遍一遍地读出来。或把汉语的读法用藏语注音，对照着念。这样学了几个月，便会说了不少汉语单词。在此基础上，大师又开始学写汉字，他用写交待材料的纸，一笔一画地写，会写了不会念，再向人请教；会念了不知字的含义，再向人问。

　　有了一定的汉语读、写的基础后，大师请人先后从外面买来藏文版和汉文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毛泽东著作。在那个“左”的年代，一位正被“改造”的藏族大活佛主动要求买来毛泽东著作，这自然被监狱方面看作是好的表现，不仅不予干涉，而且积极支持。大师呢，买这些著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汉语，他夜以继日地坐在桌前，面前打开汉、藏两种文字的书，看一句藏文，对照着看一句汉文，并为此自己编出厚厚一本藏汉文对照词典。就这样，大师就像当年全身心投入到学经中一样，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写汉语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从未间断，以至经常错过了放风的时间。蒋云台看大师如此用功，曾多次劝他：“学汉语是应该的，可不能不顾身体啊！”大师用生硬的汉语回答：“关系的没有（没有关系），我身体很好。”

　　贡唐仓大师在狱中这样一个十分封闭的特殊环境里，用一年时间便学会了汉语，可以读报纸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之所以能有这个奇迹，除了大师超乎常人的聪慧和努力外，更主要的是大师以他对人生和社会独特的感悟和信心，具有了常人难以达到的处逆境而自强，遭厄运而不悲的精神境界。大师为此写了许多感受和心得，发表过《纪念经师》、《赞鹰》等文。

　　到1969年，贡唐仓大师已在甘肃省第一监狱度过了漫长的8年岁月。这年3月，大师从报纸上看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中国和苏联界河乌苏里江，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报道说，中国边防部队自卫还击，打退了苏联入侵者。这个事件当年虽然震动世界，但对于囚居在中国西北一座监狱中的贡唐仓大师来说，惊心只是短暂的；因为西北一座监狱中的贡唐仓大师来说，惊心只是短暂的；因为西北距离事件发生的东北毕竟十分遥远，何况他此时正身陷囹圄。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这件事还是影响到了贡唐仓大师， 这年11月，他住的牢房外响起了已经久违了的“二十四号出来”的喊声。看管人员对他说：“收拾东西，要给你换地方。”

　　在这里8年了，为什么又要换地方？换到什么地方去？大师心里想着这些不能问的问题，回到牢房收拾自己的洗漱用具，特别是与他朝夕相伴的汉藏两种文字的书籍和他自编的汉藏对照词典，向他的狱中朋友蒋云台告别。之后在又一番大口罩、墨镜的化装后，大师被监狱方面送进一辆拉严了窗帘的小汽车。汽车离开兰州向东驶去，翻过车道岭、华家岭、六盘山，到了距离兰州300多公里的甘肃省平凉地区，甘肃省第四监狱就设在这里。大师后来才知道知道，他之所以被转关到平凉第四监狱，是因为有关方面因“珍宝岛事件”而对他采取的“预防”措施。大师闻之，苦笑一叹：“怎么说我也是中国人啊！”

　　大师成了学习马列著作的模范，款款登台向犯人们讲课，并为此写下20多万字的讲稿

　　在平凉第四监狱，大师被关在一号监房，这是一个看管十分严密的院子，房里共住着四个人，除了三个犯人，另外一个是监狱内管理图书的工作人员。虽然这里受严加看管，犯人只能在放风时间在指定的区域活动，但条件还算不错，除了比较整洁的床褥外，房内还有桌椅，可供看书、写字，生活上也比较优待。在其他犯人眼里，大师是个神秘的人物，大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是“重点严管”的“二十四号”，身份不同于他们，狱内称大师这样的人为“特犯”或“高犯。”

　　大师一如既往，安之若泰，利用一切时间读书。开始看管得很严，不许他与别的犯人接触，他便除了放风，整天埋头于桌前，一边学习，一边写读书笔记，真是“两耳不闻监外事，一心只读汉文书”。后来渐渐放得宽了，大师便与同监区的犯人有了点接触，其中有一个大学生与大师很谈得来，经常向大师请教一些藏族历史和草原牧区风俗习惯方面的知识。大师也把他视为朋友，把自己写的一些学习心得拿给大学生看，互相交流。这位大学生见大师谈吐充满哲理，看问题与众不同，又对哲学方面的书籍很有兴趣，便向大师推荐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在这位大学生朋友的帮助下，大师每读一部分，都要写下心得体会。作为博学多才的大活佛，大师对佛教哲理的研究和认识博大精深，见微知著，他想从毛泽东的著作中探究这样一个问题：马列主义、唯物主义与佛教哲理，到底真是像宣传的那样，是互相对立、水火不相容的，还是有某种共同之处？

　　就这样，大师饶有兴味地在两个哲学的世界里徜洋。默念经卷和坐禅时，大师的心神沉浸在佛祖释加牟尼和藏传佛教格鲁派始祖宗咯巴大师等佛教高僧大德阐述的佛学世界里，心境超脱了世俗世界的烦恼，进入物我合一，无欲无求，无喜无悲的境界，甚至自己所受的牢狱之灾，也是那么微不足道。学习《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时，大师的思考之舟又驶入马列主义的哲学领域，一切又显得那么客观、唯物、理智而辨证。久久思索的结果，大师豁然顿悟：佛教和马列主义，虽然一个有神，一个无神，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强调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强调人的主观努力的重要。辨证唯物论与佛教唯心论之间有一座相通的桥梁，即是客观世界，用马列主义的眼光看，佛教即是“客观唯心主义”。

　　大师对知识的渴求，引起了监狱方面的关注，他们起初不明白，这位慈眉善目，乐观豁达的藏族大活佛，学会了汉话，会写了汉字之后，又孜孜不倦学习马列著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及至有一天监管人员查房时发现大师写的厚厚一本读书笔记时，人们更为惊讶了。这些政治上十分积极，但文化不高的监管人员，翻看大师的心得笔记时虽然不能全部理解，但对大师的敬佩之情却是溢于言表的。监管人员对大师又多了几分尊敬，监狱“领导”则对大师直率地说出“学得不错，好好学”的赞许。

　　他们对大师的关注很快就变成了行动。有一天，一位监管人员走进大师房间，一改过去命令的口吻，很客气地问大师：“我们想开一次学习讲用会，想请你在会上讲一讲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行不行？”大师看这位监管人员一脸真诚，觉得这是练习汉语的一次好机会，便点头答应了。然后用当年吉牧师送给他的派克金笔（他带进监狱的旧物只有这支笔和一只手表），连夜写讲用稿。大师一气呵成，在一种16开大的横格稿纸上，写了四页讲解提纲。

　　这真是一次独特的讲解会：监管人员指挥全监几百名犯人，整齐地坐在一间大房间里。监狱“领导”简短的训话之后，宣布“现在由二十号讲”。身穿囚衣的贡唐仓大师从人群中站起来，在数百名犯人惊异的目光下，不慌不忙地走上台去。那时的大师脸色红润，短发乌黑，当他在台上的小桌后坐下后，神情庄重，炯炯的目光先扫视一眼台下目不转睛盯着他的听众，就像当年他在法座上扫视他的信民一样。听众中有一百多名藏民，掩饰不住兴奋地对旁边的人窃窃私语：“这是我们的大佛爷。”当大师开口用流畅的汉语讲起时，不少犯人惊奇地张大了嘴，会场鸦雀无声，人们专注的神情不亚于当年讲经时聚精会神的信徒们！大师用他惯有的不急不缓的语调，用身边的小事、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景来讲述马列毛著作中抽象的论述，通俗而形象，客观而不褒贬，不仅犯人们听得津津津有味，连那些听惯了简单说教的监管干部，也被大师新鲜、生动的讲述所吸引。

　　第一次讲解获得监狱方面和犯人们一致的好评。大师却没想到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监管人员经常找上门来，要大师去给犯人作“改造思想”的讲说。讲的次数多了，大师难免有自找麻烦的感觉，但反过来一想，经常讲讲又有什么不好呢？一则可以提高汉语的读、写、讲的能力，二则向狱中这些来历复杂的犯人多做一些弃恶从善的教育，也符合佛家普渡众生的宗旨。如此一想，大师也就心安理得，只要监狱方面有要求，他就去讲，而且每欠都要写讲解提纲。在大师心里，他把这种讲说就当作昔日的讲经，只不过对象不同、形式不同罢了。前后算起来，大师在平凉第四监狱期间，先后给犯人做“改造思想”的讲解达五十多次，写了不下二十万字的讲解稿，这些讲解稿，是马列主义思想与佛教哲理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在监狱这种特殊的环境和政治气候下，大师只能以谈马列为主，另一方面，大师在其中又融会了他对人生和社会的认识和感悟，大师以他佛教大师的特殊眼光和认识高度，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佛教哲理之间构通的桥梁。正是因为这一点，大师的讲解别具一格，不同于某些政治工作者只是简单的说教和灌输。这是大师的讲说特别受欢迎的真正原因。

　　历代贡唐仓大师以博学多才、才华横溢闻名藏区，第六世贡唐仓大师更无愧于这一赞誉。在无数的犯人喟叹着命运的苦难，在监狱中接受强制改造，深感度日如年的时候，贡唐仓大师却把监狱当作一个大学校，他就象一个闭门苦读的大学者，读完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又去读《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仿佛他不是来蹲监狱而是来读书的。到后来，他的床头、桌上，堆满了厚厚薄薄的书籍，虽然这些书籍中没有一本是佛家经典，但这并不影响大师的参禅感悟。在大师看来，知识是没有穷尽的，真正的智者应当是无论身处何境，都会从一草一木乃至风雨雷电这些最常见的自然天象中，都会有所悟求，从而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升华。何况他现在所读的是造就了许多象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这种被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理论，何以成为千百万劳苦大众的精神支柱？这难道不值得智者探求吗？

　　在这种渗透世俗人生的境界下，大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通过马列著作这一辨证唯物主义的特殊载体，从全新的认识角度进一步参悟佛理的玄妙广大。监狱有统一的关灯时间，灯熄了他就盘腿坐在床上，闭目进入参禅的境界，经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种功夫是他从小在寺院学经时练出来的。在佛的境界里，宇宙是无穷无尽、无量数、不可知的，如果一定要用量数来表示，今天科学认为大得不得了的太阳系，在佛看来仅仅是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像太阳系这么大的小千世界才构成一个中千世界，而一千个中千世界才是一个大千世界，在目前人类所感知的虚空中，至少有三千个大千世界，这是多大的一个概念啊！佛却说，世界何止这三千世界，它是不可知、不可量的，就象印度恒河和中国黄河的沙子一样，根本是数不清的！

　　现在，贡唐仓大师身处监狱这个小小的小世界，他就用佛理和唯物主义的双重眼光，来审视他周围的犯人。这些来自社会各个阶层，被大众眼光视为“罪人”的人，却是有好有坏、有善有恶，这些人同聚一围高墙之内，集中了社会的复杂性、人性的多样性。对此大师曾有一个亲身感受；有一个来自河南的小偷吃了信徒们给大师送进来的酥油，反去向监管人员告发，说大师拉拢他。大师闻听一笑置之，对这位告发者毫无责怪之意。在多年的相处中已对大师为人深有了解的管教干部和犯人们，更是把小偷的“检举”当作笑料而已。正是由于社会复杂，生活环境千差万别，才有了监狱中这些品质各异的人。把他们放在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来改造，首先就改变了他们“存在”的环境，断绝了他们任意妄为的条件，强制他们按社会认可的道德、行为标准改变自己，这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完善个人，无疑是“大慈大悲”的善事、好事啊！

　　刻字、焊接、制鞋、设计图案……贡唐仓大师那双从未劳动过的手，竟出奇的灵巧。监管人员称他是“技术多面手”，人们纷纷请大师刻公章、印鉴

　　即使是身陷囹圄之中，贡唐仓大师慈悲之心依然。在监管干部看来，这位落难的“大活佛”只知读书学习，要求他们的事情最少，给他们的帮助却最多，他不仅自觉遵守监狱规定，不越雷池半步，而且经常通过他深入浅出的讲解，解除犯人们心中的烦虑，燃起他们对人生美好的希望。除了在精神上鼓励之外，他还常常乐善好施。后来几年，对他的看管不怎么严了，监狱方面允许信徒们送吃的东西给他。有了这一“松动”，从甘肃甘南、四川阿坝及青海草原，大师虔诚的信徒们经常三五成群向大师送来产自草原的酥油、牛羊肉。每当收到这些包含了信民真诚之意的的食物，大师总要分给同监狱的人分享，尤其是那些家里困难吃不饱的犯人。因为在大师的心目中，始终有一个群众观点，他认为他所拥有的东西，来之于群众，应用之于群众，尽管这两个“群众”内含是不同的，一方是真诚信仰他的信民，另一方面却是被强制改造的犯人。但在“佛”的眼里，他们都是经受人生苦难的人们，只是善根有别，醒悟程度不同罢了。

　　为了更多地体会人生的苦乐，大师后来又向监狱方面提出参加劳动的要求，回答说他这样的“特犯”监狱无权决定，要“上面”发话才行。大师想，这个“上面”层次太多，凡是级别大于监狱的都属于“上面”。于是，大师直接给大权在握、红得发紫的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写信，要求参加劳动。理由堂皇而充足：“劳动也是思想改造的一种方式。”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周转，后来终于传来了：“上面”的决定：“二十四号”要求劳动的愿望是好的，但他从来没有劳动过，还是以思想改造为主，劳动要以他本人自愿为好，不能强迫，也不定任务。

　　有了这道“上方宝剑”，大师劳动的愿望得以实现。当时监狱中最大的劳动场地是印刷厂，大师便从满是书籍的监房踏进了印刷车间。他那双先后翻遍了藏文经卷和马列著作的大手，劳动起来竟是出奇的灵巧，先是排字，接着又去铸字，几乎都是一学便会。这更引起了大师劳动的兴趣，经常工作起来忘了时间，更不顾脏和累。久而久之，连监管干部也为他担心起来，常常提醒他：“二十四号，你没有生产指标，愿意干就干，不想干就休息，可别累着了。”大师轻松地笑笑，回答说：“我身体很好，不累。毛主席说过劳动其乐无穷，干干活，掌握点生产技术，我也觉得其乐无穷。”

　　印刷车间有一个刻字、修版的老师傅，技术很好，带了两个年轻的徒弟。大师学会排字、铸字之后，也跟着去学刻字。结果两个正式的徒弟学得半生不熟，他这位业余学员却很快学会了。不久这位老师傅刑满出狱了，刻字、修版的工作理当由两个徒弟承担，但这两位徒弟功夫不到家，不是刻字老是出错，就是机械故障频频。看到监管干部十分着急，大师便毛遂自荐说：“让我来试试。”监管干部有点不相信地问：“他们两个学了很长的时间都不会，你能行吗？”大师不动声色地说：“我说过试试看嘛！”

　　大师坐到工作台前，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慌不忙刻字、修版，结果大出人们意料，他刻的字几乎和字模铸出的字难以分辨，修的版和以前的老师傅修的没有两样。监管干部反复查看，最后不得不由衷地感叹：“二十四号真是一个不一般的人啊！”大师刻字刻出了名，先是平凉地区司法机关的一些公章拿来让他刻，后来恢复被砸烂的公检法时，门牌匾也让他来刻。至于监狱干部的名章，大师刻的就更多了。工厂产品的商标版，差不多全是他所刻的，为此监狱曾给予他15元人民币的最高技术奖励。

　　就这样，贡唐仓大师把监狱当作体味人生的一所大学校，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和毅力，学会了排字、铸字、刻字、修版、制鞋、图案设计乃至锡焊技术，成为当时监狱中有名的“技术多面手”。尽管由于岁月的流逝，人们难以亲睹大师亲手制作的“产品”，然而笔者却十分荣幸见过大师的劳动成果。那是1993年10月在甘肃省政协大师那间铺了地毯、十分雅致的办公室，笔者无意中发现书架上有一个红色的硬书匣，里面装了四本毛泽东选集。方方正正的硬书匣，看起来与正规工厂生产的没有什么差别。笔者初以为这书连同书匣均是大师买来的。便问大师“现在还看这些书吗？”大师回答：“只是留着作个纪念。”见笔者不解的样子，大师只好直言相告，“因为这书匣和上面的字是我在监狱中亲手做的。”我细细看去，硬纸书匣的正面，有烫金的“毛泽东选集”四个大字及五角星图案，与我过去在书店看到的一模一样。

　　对于劳动，大师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不少人曾这样问大师：“坐牢是件不幸的事，所有的犯人都在熬时光，像你这样享受特殊待遇的人，又没有人强迫你，为什么这么努力地劳动呢？”

　　大师深沉地回答：“我的出身很特别，从小在比较优裕的环境中生活，入狱使我有了体会人生之苦的机会，劳动便是我体会人生的一种方式，对我来说，能够通过劳动，掌握技术，亲身感受一下大众创造物质世界的辛劳，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21载牢狱之灾，大师同样有其不同于常人的感悟。他说：“开始抓我时我思想上是想不通的，因为我解放前就与共产党有来往，后来硬说我反对共产常，根本没有的事。甘南发生了动乱，我事前一无所知，就因为我是活佛，群众相信我，就想当然把我抓了起来。其实我要到国外去的话，早就走了。1957年，安曲活佛等去西藏时，希望我一同前往，说西藏形势不好再去印度，我对他们说：共产党的政策好，群众幸福，我不会有事。政策变了，群众受难，我也要受难。我要与群众站在一起，同甘共苦。后来看到为共产党打江山、国民党曾悬赏几百万大洋捉拿的高级领导人，像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等，最后也是那样悲惨的下场，与他们相比，我的这点痛苦算不了什么。这样一想，我便想通了。

　　“另一方面，从藏族、佛教徒的角度说，入狱这是我前世欠的债，我这一世把它还清就行了，入狱后我原来100多万元的财产没有了，后来官方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的财产来自人民，又还给了人民，我没有什么意见。我出狱后也从未提过财产的事，后来政府给了7万元补偿，又给了4万元的房屋补偿，用这11万元，我在兰州小西湖柏树巷建了一所住宅，现在实际成了各地藏民来兰州的办事处。

　　“在狱中，我学马列，学技术，学会了汉话，再也不用翻译了，尤其是知道了毛泽东说过什么？马克思主义又是什么？它与佛教哲理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共同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坏事对我变成了好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这就是辨证法。

　　没有“罪名”，监狱方面只好尴尬地在“释放证”上写下“因长期关押”的字样，并不得不用“押”字盖住“罪”字。激动的人们狂热地欢迎贡唐仓大师出狱归来

　　到1974年，贡唐仓大师蒙冤入狱已经16个年头了，其实，在这之前，他的“事”不论是在监狱的犯人中，还是在管教干部中，都渐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人间的事就是这么奇怪，尤其是在那个“左”得不可理喻的年代，虽然人们都明白事实的真相已经清楚，但大师却出不了狱，原因并不复杂：1958年逮捕大师时，有关方面上报中央说贡唐仓是甘南大规模武装叛乱的总后台、幕后指挥者。大师入狱后，他们又是在甘南七县、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所谓大师的“罪行”展览，有电台、机关枪、手榴弹等拼凑的“实物”照片，要判刑又无真正的根据，只好长期关押下去，到后来想放了，首先“上面”交待不了，你们不是上报说他是“总后台”吗？怎么就放了？再次给群众也不好交待，“罪行”展览不是有电台等照片吗？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又拿不出来，就这样，大师被年复一年地关在监狱。

　　直到1974年这一年，狱中传来消息，说要特赦国民党团以上的党政军犯人。虽然大师对这个消息并不关注，因为他与国民党没有什么关系，但出乎意料，他也被列为特赦对象。首先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他不再吃犯人饭了，而改吃一种“特赦饭”，一天吃多少报多少，保证供应。当时在平凉的甘肃省“四监”里，关着两个国民党团以上的犯人，但特赦大会开过很久了，这两个人也走了一个多月了，还没有人来宣布释放他。人们都莫名其妙，连管教干部也不理解，还劝大师放宽心，心里不要波动，大师却平静地说：“我本来与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从未担任他们的职务，释放国民党人员不会与我联系到一起，这我心里很清楚。我很坦然，谈不上思想波动。”

　　于是，大师继续吃“特赦饭”，但释放的事却杳无音讯，一拖又是五年。

　　但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1979年4月13日，大师被宣布特赦出狱。此时，发生了一件令监狱方面尴尬、大师却说“很有意思”的事：释放犯人要发“释放证”，那是早已铅印好的一张纸，抬头空着，放谁就写谁的名字。下面印着“因什么罪，关押到什么时候”等内容。大师在狱中一蹲便是21年，却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定罪，要发释放证，一定要写上是什么罪，这可作难了监狱方面，怎么办呢？监狱方面无计可施，只好在释放证上写上“因长期关押”，并用“押”字盖住已印好的“罪”字，以免尴尬。如不盖住“罪”字，便是“因长期关押罪”，倒成了监狱方面的过错了。

　　大师至今忘不了4月13日出狱那天监狱内外肃穆的气氛，他从监狱往外走，早已知道大师身份的犯人们，聚拢在监狱院子里，默默地目送大师，有的招手，有的作揖。大师双手合掌，微笑地向这些苦难未尽的犯人们告别，默祝他们洗心革面，早结善缘。监狱门外同样聚满了送别的人们，除了监狱干部和他们的家属，还有不少从附近赶来的群众，他们是专来看看“活佛是什么模样”的，大师缓缓走过送别的人们，神情泰然，面容慈善，从他沉静安祥的举止，人们看不出常人那种结束21年冤狱之后的喜悦和兴奋，大师真是一派“获喜不惊，遇难不怨，渗透人生、大彻大悟”的圣者之风。

　　大师登上停在监狱门外的一辆大轿车，同车的大部分人是因1958年甘南事件被判重刑、如今也被释放的藏民。轿车驶离平凉，翻山越岭，向甘南方向进发。想当年，大师被从兰州转押到平凉途中，车上荷枪实弹，车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不知外面是什么景象。这一次，大师自由了，他随着颠簸的汽车临窗远眺，但见四月的黄土高原，到处是一派寒冬尽逝、生机勃勃的春天景象，起伏的田野麦苗翠绿，村庄的四周、农家的庄前屋后，盛开着粉红的杏花、桃花、雪白的梨花。公路边，笔直的白杨在清风中摇动着圆圆的叶子；山坡上，瘦乏了一个冬天的羊群悠然啃吃着刚刚冒出的嫩草。眼前汉族农区的田园风光，虽与贡唐仓大师从小熟悉的草原牧区大不一样，但他同样感到亲切而生动。世事沧桑，而年复一年，春天却照例降临人间，给芸芸众生带来多少欢乐、多少希翼。春光是这么美好，而大师却被无端剥夺了21年感受春天的自由！今天，春天终于迎来了大师，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大师知道，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路线，才把春天还给了他。

　　4月14日，大师回阔别20多年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解放前叫黑错），被安排住在合作第一旅社。大师出狱回来的消息，就象轻灵的春风一样吹遍了草原，几乎是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信民从四面八方涌到合作，争相来朝拜他们朝思暮想的贡唐仓佛爷。当人们打听到大师住在旅社二楼之后，立即把旅社里外围得水泄不通，木结构的旅社二楼及一楼到二楼的楼道，挤满了风尘仆仆骑马赶来的牧民们，激动的人们争先恐后，拜见完的下不来，急着拜见的又上不去，其情之切，笔难描述。面对此情此景，大师不免感慨万千：这各人山人海的场面他已有二十多年不见了，二十年，政治的狂飙冲跨了多少人人生的信念和心中的追求。而草原上这些质朴善良的人们，却矢志不移、痴心不改，如此魂牵梦萦他们心中大慈大悲的佛爷，这是怎样的一种信仰啊！“文革”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些造反派想把大师从狱中揪出去批斗，却又担心大师出现后群众对他叩头朝拜，他们控制不了局面，最后只好拿着大师的照片去组织批斗会。

　　朝拜的人们川流不息地涌向大师居住的小楼，人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州上的领导担心起来，怕拥挤的人群挤塌了那幢土木结构的小楼，更怕出了挤伤事故。州里派来一辆小车，以开会名义把大师接到公安处，随后公安处长、副处长来见大师，寒暄后，他希望大师能在第二天的释放大会上代表释放人员讲讲话，大师说：“你们清楚 ，我不是叛乱的总后台，怎么能在释放叛乱分子的大会上代表他们发言呢？”公安处长无言以对，只好“随机应变”：“那就代表您个人讲几句，您在监狱学得好嘛 。”

　　在第二天的释放大会上，大师说：“我不代表别人，代表我自己讲几句。我坐了二十多年的冤狱，被抓进去时32岁，出来进时已经53岁了，说没有怨言那是不真实的。但一想到一些出生入死打江山的老帅最后都冤死了，我觉得我受的冤枉算不了什么。现在出来了，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佛教讲因果报应，马克思主义要人们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其实两者都是讲人的主观努力的重要，如果一个人纠缠于往事不能自拔，那还怎么往前走呢？更不要说去济世救人了！”

　　大师宽广的胸怀，令当年一些愧对大师的当事人既惭愧又感动。

　　在释放大会结束时，又给每个释放人员发一个“释放证”。给大师的“释放证”上，竟赫然写着“因参加叛乱”的“罪名”。大师一看，严肃地对有关人员说：“二十年多年了，我有没有参加叛乱还没搞清楚吗？还要让我背这种罪名吗？这个释放证，我不能接受。”对大师这个理直气壮的要求，主持会议的州委副书记是无力答复的。他只能诚恳地表示向省里如实反映大师的意见。

　　释放大会之后，大师又被请到州委会议室开座谈会，朝拜的群众知道后，又扶老携幼赶到州委，不顾一切地开门就来拜见佛爷。州委会议室自然不能成为朝佛之地，尽管这是群众自发、自愿而来，但如果真是那样，在拨乱反正正在进行、“左”的思想还比较浓厚的1979年，很可能又会作为大师的一桩“罪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大师只好悄悄离开，坐一辆小车绕道来到甘南民族学校。校长班智达以前曾是大师的秘书，看到大师突然出现在他家门口，真是又惊又喜，急忙将大师迎进家。在班智达家，大师刚刚吃了碗糌粑，朝拜的群众又涌到了甘南民族学校，恳求在门口劝阻的几位干部让他们进去看一眼佛爷，有的情急之中干脆硬往里闯，竟把拦阻的人都挤伤了。听着信民们非要给他当面磕个头才心甘的急切之语，坐在房里的大师真想出去见见群众，亲自劝说他们回去，但他知道这样一来人群会更拥挤，赶来的人会更多。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离开这里。于是，好多人把大师围在中间，有的开道，有的断后，奋力才将大师从人群中护送了出来。

　　合作城里到处是前来朝拜的群众。显然，不管住在哪里，都会被发现。没有办法，大师只好悄悄住到城外的合作寺。

　　但街上的群众还在到处寻找大师，这些至诚至信的人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见不了佛爷的日子。20多年了，他们朝思暮想的佛爷终于回来了，可一时却难以见着，这是多么令人伤心的事啊！如果能当面给佛爷磕个头，再让佛爷用手摸摸顶，他们心中有多大的痛苦和怨屈，也在那一磕一摸间烟消云散了。

　　人们没有找到大师，却在一处地方发现了大师在匆忙中留下的行李。于是，人群激动了，无数的人扑上去，很快把大师的行李“瓜分”贻尽：被子、毛毯、褥子、枕头，被千百双手撕扯得粉碎，你抓了一片，他拿了一条，人人就象见到了佛爷一样，欣喜万分。在信民们的眼里，大活佛用过的东西吉祥万分，如能拿一点供在家里，那是一生的福份，可大师的行李毕竟有限，无法使成千上万的人个个如愿，没有抢到一点的，便在大师坐过的地方不断磕头，或把大师走过地方的土，捧起来拿回家去。

　　真像俗话说的：“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大师住在合作寺的消息，很快又被群众知道了。人们便又涌向合作寺。在这种情况下，大师只好按照省里的安排，于18日下午离开合作，先到临夏，第二天到了兰州，被接到甘肃省委干部招待所住下。

　　第一个来看大师的是省政协秘书长沈求我。他们过去就认识，久别重逢，自然格外高兴。沈求我告诉大师：省里正在组织一个老干部参观团，大部分是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共40多人，其中有四名省部级干部，省上领导特别关照要请大师一起去南方参观。

　　大师说：“谢谢省上，还记得我！”沈求我说：“明天就要出发了，每个人的后面要有职务，不知您的事有没有结论？”

　　大师谈了出狱和到甘南的情况。沈求我听后着急起来：“这次去参观的都是老干部，到一个地方都要介绍，可怎么介绍您呢？”

　　事不宜迟。经请示国务院有关部门，晚上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位副院长匆匆来到大师的住处，写了一个“根据党的政策和本人表现，给予公民权利”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留下了许多“尾巴”，言下之意，不是大师无罪，而是因为党的政策宽大、本人表现又好，才给予释放和公民权利的。虽然如此，大师还是暂时默认了：就当这个结论是来应急的吧！大师的身份，最后被定为“甘肃省政协委员、宗教界知名人士”。

　　从1979年4月20日起，贡唐仓大师参加甘肃省老干部参观团，从兰州乘火车南下，开始了他出狱以来第一次较大范围的参观考察活动。大师随团陆续到达成都、重庆、武汉、南昌、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等地，足迹几乎踏遍祖国南方的名山大川、古城重镇。大师饱览着长江三峡的绮丽、黄鹤楼的雄姿、井冈山的松涛、江南水乡的秀美，心境顿时变得开朗、豁达。参观团的老干部，人人都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牢骚和怨言几乎随时可闻。但大师却以自已博大的胸怀，常常劝说同行者中那些对自己不平的遭际仍愤愤不平的人。大师常说的一句话是：“人生之路本来就坎坷不平、苦乐相伴，既已渡过了苦难、跨过了坎坷，就向前看吧！”大师的气度感染了不少人：参观团的老干部中，有谁像贡唐仓大师这样，一蹲便是21年冤狱？扪心自问之后，人们释然了，想开了，在以后的参观中，笑声多了，牢骚少了。

　　1979年12月，贡唐仓大师正式当选为甘肃省政协委员。1980年又当选常务委员。1981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虽然大师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但21年冤狱的事一直没有正式的结论，许多关心大师的朋友经常向大师问起这件事。于是有一天，大师问甘肃省委统战部部长王世杰：“你们对我过去的事情，到底怎么看？我究竟有没有罪？总得给我个结论吧？”

　　王世杰笑着说：“你1958年前是省政协专职委员，现在不仅是省政协常委，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政治地位已超过了过去，从这个实际来说，已经给你平反了。”

　　大师说："你的话有你的道理，我也并不把平反的事看得很重。但我一坐就是21年班房，不是十天半月啊！就这么糊里糊涂没有了结，总是不好。”

　　后来，不少了解、关心大师的老同志提出，还是要正式的平反文件，不然将来情况有了变化，就说不清了。1981年大师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见到班禅大师，谈起冤狱尚没有正式平反的事时，班禅大师说他因为向中央写了反映藏区情况的“万言书”，坐了九年监狱，至今也没有平反。班禅大师说：“应当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重新审理。”

　　大师便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状”，详细说明了他1958年被捕前后的情形，要重新审理，给予公正判决。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一年多调查，于1984年做出“终审判决”，宣布大师无罪，给予彻底平反！

　　至此，蒙在贡唐仓大师心头的阴影，终于被共产党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阳光拂去！大师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不禁感慨地说：“共产党犯了不少错误，但敢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这一点不简单，就从这一点来说，这个党还是有前途的、也是值得信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