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巴仁波切文集：突破修道上的唯物 难行之道

　　既然没有人能救我们，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奇迹似的令我们开悟，我们现在所谈之道乃名“难行之道”。此道不合乎我们的期望；我们所期望的是：涉入佛教是一段温和、愉快、充满慈悲的过程。其实，此道难行，是硬碰硬的心对心：你若敞开自心，愿意相晤，则上师也会敞开其心。这里面没有奇迹可言，敞开是双方共同创造的情况。

　　通常，一谈解脱或悟道，我们就以为这些成就无需自己动手，会有别人帮忙。“你没问题，不用愁，不要哭，你将安然无事，我会照顾你。”我们总以为自己所须做的，只是宣誓入会、缴入会费、签名登记、遵命行事而已。“我深信你的组织是有效的，能解决我所有的问题。你怎么给我安排都可以；如果你想要让我吃苦受罪，请便。我什么都听你的。”这种除了遵命别无他事的心态，令人觉得安适。什么都交给别人去办，让别人教导你和改正你的缺点。但我们却大吃一惊的发现，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认为自己什么都不用做的想法，完全是打如意算盘。

　　通过修道的种种困难，而正确的深入人生实况，需要极大的努力。因此，难行之道的重点似乎是修学者个人必须勉为其难，承认自己的真面目，摘下自己的假面具。你必须肯自立自强，难就难在这儿。

　　这并非说，难行之道是要我们非做英雄不可。英雄的气概是建立在假定上；假定我们不好、不净、没有价值、没有悟道的本钱，以致我们必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例如，我们若是中等阶级的美国人，那就必须放下工作、退学、搬出郊区的家、留长头发，或许还吸食毒品；我们若是嬉皮，那就必须放弃吸毒，剪短头发，丢掉破烂的牛仔裤。我们以为自己能不受诱惑就是与众不同，就是英雄作风。我们成了素食者，成了这个那个。我们想成为的，太多了。我们以为自己是在修道，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与过去完全不同，但这全然是冒牌英雄的行径，而此冒牌英雄，非“我”莫属。

　　我们可以把这种虚妄的英雄行为发挥至极，而去修那极端的苦行。即使我们所信之教要我们每天倒立二十四小时，我们也会照办。我们净化自己、修行苦行，自觉已是毫无污点，改过自新，很有道德。或许当时看来这没什么不对。

　　我们可能试图模仿某些修行之道，如美国印地安人的宗教之道、印度教之道或日本佛教的禅道。我们会从头到脚换装，学他们的打扮。或许我们的决定是去印度北部跟西藏人打成一片。我们可能穿上西藏的服饰，遵守西藏的习俗。这看来会像是“难行之道”，因为在此道上老是有障碍和诱惑来分我们的心，让我们难以达到目的。

　　我们坐在印度教的静修之所，有六、七个月没吃巧克力了，所以我们心里想着巧克力或其它我们爱吃的东西。我们也许怀念以前过耶诞节或新年时的情景，但是我们仍旧认为自己已找到修行之道。我们已奋力通过此一道上的种种困难，如今已能胜任愉快，成了某种修行的大师了。我们期望修行所产生的神奇力量和智慧能令我们进入正确的心境。有时我们认为自己已达成目标，我们也许一连六、七个月都是“飘飘欲仙”或如痴如呆；后来，我们这种心醉神迷的状态又不见了。它就是这样忽来忽去，时有时无。对这种情形，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都“飘飘欲仙”或充满喜悦，但最后还是要降下来恢复常态。

　　我不是说外国传统或持戒传统不适用于修道，而是说我们误信其中有能令我们获得正确心态的妙方。这似乎是把问题本末倒置了；我们希望能从操纵物质或自然界当中获得智慧和解悟，我们甚至期望科学大师们替我们做。他们可以把我们送进医院，用适当的药剂把我们的意识提升到崇高的境界。但我认为这是无法如愿的事，我们无法摆脱自己的真面目，它永远跟着我们走。

　　我们回过头来要说的是，我们若想完全敞开自己，那就须有某种真正的布施或奉献。这种布施不拘形式，但若要使我们的布施真有意义，我们就必须不望回报。我们具有多少头衔、穿破多少外国服装、懂得多少哲理、发过多少誓愿、参加过多少神圣仪式，这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我们必须布施而不望回报。这是真正的难行之道。

　　我们也许畅游日本。我们也许喜欢日本文化，喜欢日本的庄严禅寺和华丽艺术品。这些经验不仅让我们觉得美妙，同时也传给我们一些讯息。日本的文化是出于日本的整个生活方式，而日本的生活方式又与西方的生活方式迥异，因此日本文化对我们有话可说。但文化的精致和形象的优美究竟能对我们起多大的震撼，与我们有多大的关联？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想回味美丽的记忆。我们不想对自己的经验过于深究。那是敏感地带。

　　或许某位上师在一个非常动人、极有意味的仪式上为我们灌了顶。那项仪式真实、直接、庄严，但我们对此经验肯提出多少疑问？那是私事，太敏感而不能问。我们宁愿把那次美妙的经验贮存起来，以便在日后境遇不顺、心情沮丧时，拿来回忆一下，安慰自己，告诉自己我们真的作过有价值之事，真得入道了。这一点也不像是难行之道。

　　相反的，我们像是一直在收集，而不是在施舍。我们若仔细回想自己的求道过程，我们能记起自己曾经做过那些完全而又适当的布施，曾经敞开过自己而施舍一切吗？我们是否摘下过假面具，脱掉过甲胄，剥去过皮、肉、血管，直到内心？我们真的有过剥去、敞开、布施的经验吗？这是根本问题。我们必须真正放下、有所施舍，即使非常痛苦，也要勉为其难。我们必须动手拆除我们一手造成之“我”的基本结构。拆除、脱掉、敞开、放下的过程，是真正的学习过程。这种指甲长入肉内的情况，我们已决定放弃多少？很可能我们根本没想放弃任何东西。我们只是一直收集、建造，一层一层往上盖。因此，展望难行之道，很能令人怕怕。

　　问题在于我们想找一个轻松无苦的答案。但这种解答不适用于修道，而修道一途是我们之中的很多人根本不该走上去的。一旦上去了，就会很痛苦，而且下不来。我们自愿受暴露自己之苦，受脱掉衣服之苦，受剥去皮肤、神经、心、脑之苦，直到我们完全暴露在宇宙之前什么都不剩。这会很可怕、很痛苦，但修道就是这样。

　　不知怎么回事，我们发现身旁有位陌生的医师，他要给我们开刀，但不给我们麻醉，因为他真想跟我们的疾病沟通。他不准我们摆出修道的门面、玩弄心理的诡辩、伪装心理上有病，或戴着其他假面具；我们但愿从未遇到这位医师，我们但愿能自行麻醉。可是，我们已被套牢，跑不掉了。这不是因为他的力量大，我们本可跟他说声再见就走；然而，我们已经向这位医师暴露了那么多，如果换个医师从头再来，那将非常痛苦，我们不愿多受一次罪，所以只好硬撑到底。

　　跟这位医师在一起，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们老是想要骗他，尽管我们知道他能看穿我们的把戏。不施麻醉的手术是他跟我们沟通的唯一之道，所以我们非接受不可；我们必须对难行之道或这种手术敞开自己。我们越问“你要对我怎样”这类的问题，我们就越局促不安，因为我们晓得自己是怎么回事而明知故问。难行之道是一条极其狭窄而又无法脱离的苦路，我们必须完全放下自己去与这位医师沟通。此外，我们还须放下对上师的奢望，不再眼巴巴地盼望上师表现奇迹，以某种非凡无苦的方式给我们灌顶。我们必须不再寻求不痛的手术，不再希望他用麻醉剂或镇定剂让我们醒过来时只见一切完美。我们必须愿意以完全敞开、直接、没有任何死角的方式，与我们的道友及我们的生活沟通；难行之道就是这么艰苦。

　　问：暴露自己是自然发生，还是有什么方法使其发生或令自己敞开？

　　答：我想，你若已经投入暴露自己之道，那么你越无为，敞开之道就越明显。我认为敞开是自动的，并不要你非做什么不可。在开始谈放下时我说过，一旦你已向道友完全暴露自己，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了。这是只管如实接受现状，而现状则是我们反正都要接受的。我们常常发现自己处于赤身裸体而希望有衣遮丑的情况，这种窘境是我们在生活中总会有的遭遇。

　　问：我们是必须先有个道友，然后才能暴露自己，还是只对生活情况暴露自己就行？

　　答：我想，你需要一位看看你做的人，因为那样你会觉得更为真实。在没人的房间脱衣服容易，在人多的房间就难为情了。

　　问：这么说来，我们其实是把自己暴露给自己？

　　答：对，但我们不这么看。我们强烈地感觉到有观众在旁，因为我们的自我意识太重了。

　　问：我看不出苦行或持戒为何不是“真正的”难行之道。

　　答：你能欺骗自己，自以为是在修难行之道，其实不是。这就像是在一出英雄剧里，英雄事迹含有很多“温柔之道”，而难行之道则多属于个人。做过英雄之后，你还有难行之道要走，这是很能令人震惊的发现。

　　问：是否必须先走英雄路，不屈不挠地走下去，然后才能走上真正的难行之道？

　　答：我不认为如此。这正是我要指出的。如果你走上英雄之路，你的个性便会加上层层的皮，因为你有成就感。后来你却吃惊地发现，你所需要的是别的，于是你又得把加上的皮层层剥掉。

　　问：您说有受难忍之苦的必要。理解摘下假面具的过程就能无须受苦了吗？

　　答：这是个微妙的问题。理解不是真做，只是懂了。你能理解受苦刑的人生理起何变化、心理感受如何，但实际的体验完全是另一回事。光是理解痛苦不够，你必须实际体验。唯有亲身体验，才能接触问题核心，但你不必制造苦境。有了手持利刃的医师道友在旁协助，苦境自会出现。

　　问：如果你正在放下的过程当中，此时你的道友似乎要对你开刀而又解除你的麻醉，那可是极为恐怖的情景；你的道友好像很生气、很厌烦，让你想逃。您能否把这种情形说明一下？

　　答：重点就在这儿。难行之道是不施麻醉的手术，你必须愿意接受才行。你要是跑了，那就像盲肠需要开刀而跑出手术室的病人；他的盲肠可能因此溃裂。

　　问：但我要说的是你跟道友初识的阶段。相晤不过五分钟，突然，屋顶塌了下来，而他却一走了之，留下烂摊子让你收拾。或许他还丢下几句话：“你要走的路，我不陪你走。五分钟已过，放弃这条路，完全放弃它，自己看着办，等你完全摆脱了它的时候，我再跟你谈。”我得到的感受就像这样。

　　答：你要知道，这跟初学、宿学无关；问题全在你跟自己相处多久。你若曾跟自己相处，必然了解自己。这有如一种普通疾病；假定你到各国旅游，途中病了，决定就医。这位医师只能勉强用你说的语言跟你交谈，但是他能触摸你的身体，看出你的病因，而决定把你送进医院开刀。这全要视病情的轻重而定。手术的缓急要跟着病情恶化的程度走，迟了就完了。如果你患盲肠炎，而医师迟迟不动刀，或许是为了要先跟你交个朋友，那么你的盲肠就有可能溃裂。你不会说这是良好的行医之道吧？

　　问：为何有人要迈出修道的第一步？是什么引导他修道的？是意外、命运、业力，还是什么？

　　答：你若完全暴露自己，你就已经是入道了。如果你只暴露一半，那么你也只有部分入道——付出多少，收回多少。如果你对医师该说的不说，你便会复元得很慢，因为你没把自己的整个病历告诉医师。你告诉医师的越多，医师越能令你速愈。

　　问：如果真正的难行之道是暴露自己，那么我该不该把自己暴露给我心目中的恶者，明知自己可能会受到伤害？

　　答：敞开不是一遇威胁就挺身而出，做个烈士。你不必面对疾驰而来的火车敞开自己。那是逞英雄，不是真正的难行之道。

　　每当我们面对心目中的“恶者”时，它就对“我”的自保构成威胁，在此威胁面前，我们忙于自保，根本无暇看清威胁我们的是什么。要想敞开自己，我们必须突破自我保全之欲。这样，我们才能看清实况，切实应付。

　　问：这不是一次完成的事吧？是吗？我的意思是说，你在某种情况下敞开自己，但在另一种情况下，你却又突然戴上了面具，虽然你的确不想这么做。完完全全地敞开似乎是很难得的。

　　答：问题就在奋斗与敞开毫不相干。你一走上了修道之路，不奋斗就没事，也就不再有想不想要涉人生活情况的问题。“我”那善于模仿的猴性也消失了，因为它是基于二手资料，而不是基于如实的直接体验。奋斗是“我”。一旦你不再奋斗，就无征服奋斗者，奋斗自然消失。所以你看，这不是一件要把奋斗打败的事。

　　问：为了敞开自己，你该不该一怒就发脾气？

　　答：我们讲的敞开和放下，以忿怒时为例，并不是说你要真的跑出去见人就打。那似乎是在满足“我”的需要，不是在适当地暴露你的忿怒，而适当地暴露忿怒就是如实看清忿怒的激烈本质。这一点通用于在各种情况下的暴露自己。问题是要如实看清情况的本质，而不是要有所作为。当然，你若毫无偏见的对情况完全敞开，便会知道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不智的。如果某种做法不智，你当然不会走那条路，而会选择明智、富有创意之路走。你并非真地用心抉择，但你必会走那有创意之路。

　　问：收集东西和为伪装辩护是无可避免的阶段吗？

　　答：我们先是收集东西，后又跟这些东西变得难分难舍。这就像手术过后皮肤上留下了缝合伤口的线。我们害怕拆线，因为我们已对自身中的外来物感到习惯了。

　　问：您认为没有上师也有可能开始看清实相，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吗？

　　答：我认为根本不可能。你必须有个道友，才能放下和完全敞开自己。

　　问：这个道友一定要是活人吗？

　　答：对。任何其他你自认为能与之沟通的“对象”，都是想像出来的。

　　问：基督教义本身可做道友吗？

　　答：我不认为如此，那是想像的情况，任何教义都是这样，并不限于基督教义。问题是我们可以自行解说，问题全在这儿：写成文字的教义总免不了任由“我”讲。

　　问：听您讲敞开自己和暴露自己，很能令我联想到某些学派的心理疗法。您看心理疗法之所为有何作用？

　　答：大部分的心理疗法都有这个问题：你虽说把心理治疗的过程看作“治疗”，其实你的真正意思是说它是一件有治疗作用的事。换言之，这种治疗对你是一种嗜好。而且，你把你的治疗情形看作完全受制于你的血统和病历等过去发生之事。由于过去你跟父母的关系不好，如今你才有了这种不良的性向。你一旦开始讨论某人过去的一切，试图把过去与现在连在一起，那人就会产生在劫难逃、无可救药的感觉，因为他无法取消过去。他自觉为过去所困而无路可走。这种治疗的方法极其不智，且很有害，因为它不让你涉及此时此地正在发生之事所具有的创造性的一面。反之，如果心理疗法强调生活在当下一刻、致力于眼前问题，不只是嘴巴说、脑子想，同时还切实体验真正的感受，那么我就认为它是很妥善的疗法。不幸的是，有很多心理疗法和心理治疗医师，都只顾证明自己和自己的理论是对的，而不管现实是怎么样。实际上，他们还觉得面对现实是恨可怕的事。

　　对任何理论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应予以简化，而不要把它弄得很复杂。当下的一刻，即含过去的全部和未来的走向。因为一切全在这儿，所以我们不必到别处去找答案来证明我们过去是谁、现在是谁或未来可能是谁。我们一想要揭开过去，我们现在就卷入了雄心和奋斗，而不能如实接受当下的一刻——这是非常懦弱的做法。此外，我们也不宜把我们的医师或上师视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必须在自己身上下功夫。我们实无选择的余地。在某些情况下，道友也许会加重我们的痛苦，而那是医师与病人关系中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不要把修道看作豪华舒适和轻松愉快，而应只视之为如实面对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