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椎状物”与“阿姎白” 第一号窟(按:此系云南省博物馆1953年编号,宋伯胤《剑川石窟》编号则为第八号窟),分上、下两层,共九龛,雕像三十躯。“上层凿四窟,窟门均作圆拱形。正中一窟高0.9150宽0.46、深0.7米窟中雕一仰莲座,前部剥损,座上雕一椎状物,椎状物与窟壁相接处的两侧,留有很清楚的凿痕。正面中间凿一深糟,深糟两侧有一道一道的打击痕迹。这个雕品,传是‘女生殖器’……这个窟内左、右侧壁上,平雕释迦佛像两尊,佛像两侧题榜都没有刻字。窟门外上方雕一长方形空额。额周雕着十分美丽的花纹。额上有用墨笔写的字迹,字很工整。”① 第一号窟上层正中雕的“椎状物”究竟是什么?有说这是“阿姎白”。据说,“阿姎”是白语“姑娘”之意,“白”是女生殖器。这个说法至今仍有影响。 在我国石窟造像及佛寺塑像中,常有“三世佛”的布局。云冈早期石窟中北魏时开凿的昙曜五窟,便是如此。云南规模较大的佛寺,大雄宝殿中塑的也都是“三世佛”。在石钟寺第一窟的“椎状物”两侧浮雕两尊结跏趺(跌)坐的佛像,姿势、手印及左右分坐莲台的位置,与第十七号窟阿弥陀佛、弥勒佛相同。手印与昆明筇竹寺“三世佛”左右两像(弥陀印及妙音天印)完全一致。这一窟周围所刻的装饰、佛塔等也无不与佛教有关。据此可以判断,石钟寺第一号窟的内容是“三世佛”,正中主像即“现在佛”释迦牟尼,已经被毁,“椎状物”乃主像被毁后才打凿的。笔者曾在这里作实地考察,根据残存轮廓来看,原来应有一佛坐在莲台上。 最早提出一号窟上层“椎状物”为“阿姎白”的文章认为:“这个石刻从它的技巧和周围环境推断,当是比较古老的一个石窟。初步判断可能早于南诏,或是在汉晋之际。崇拜‘阿姎白’的多数是白族妇女,已婚妇女无子嗣,或祈求多育子女的妇女,常来焚香祈祷,并用香油(菜油)在上面涂沫,便认为可以多子。这种习俗一直保存到现在并未间断。”② 为了弄清“阿姎白”的含义,笔者向当地白族群众和几位多年从事民族语言研究的同志进行了调查。大家普遍认为白族中没有“阿姎白”这个语汇,也不了解“阿姎白”是什么。看守石窟的老傅(当地白族人)也不知道“阿姎白”的确切意义,他勉强解释道:“阿”是虚字,“姎”是中央,“白”可能是“白开称”(裂开、裂开了),很少单独说“白”。 考虑到白语历史演变的复杂,白族在云南分布广、方言多,我的调查可能有局限性。不过根据上述调查,在石窟所在地及其西北一带的白族中,没有听到“阿姎白”的说法。 明代大理学者李元阳在万历《云南通志》中说:“石宝山,在剑川西南二十里,有石佛、石栈、石井、石人、石象、石狮、石蟆、石钟、石鼓之异。”他又在《石宝山记》碑文中说到“石狮、石犬、石蟆听经等异状”。近人赵宗瀚(剑川人)《石宝山小志》中,也仅述及石窟中刻有三世佛、天王、力……。明清以来记载中从未见有提“阿姎白”的。 “阿姎白”的附会,显然发生在一号窟的释迦牟尼像被毁之后。这种附会,与原始时代的生殖器崇拜有联系,是观念形态上原始拜物教的残余,或者说是“返祖”现象。但这是发生在很晚的历史时期的“返祖”现象,显然不就作为石窟断代的根据。 关于开凿年代 石钟寺八窟雕刻风格一致,较沙登村风格质朴、线条粗犷的几窟,年代要稍晚一些。沙登村共有六窟,其中两窟有凿窟题记。第十六号窟题记有“大理国”而无具体纪年,当是大理国早期作品;第十七号窟纪年“天启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天启”是南诏第十世王劝丰佑的年号。天启十一年相当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是题记最早的纪年。劝丰佑时,正是佛教在南诏传播的鼎盛时期,南诏国的王母、王妃信佛出家,王室铸佛、造塔、建寺记载最多。崇圣寺千寻塔就是这一时期兴建的。因此,可以认为石钟山石窟的开凿始于南诏中、晚期,而结束于大理国,前后延续三百多年。至于石钟山石窟开凿年代,在第一窟上层正中一龛门上方的墨书题记上,有具体纪年可作参考。全文如下: “囗囗圣主自在囗囗囗囗道兰 囗囗土吾者法囗无囗渡四生 而方便法师忙忙无形囗囗情 囗囗囗囗囗其造像囗囗 少士布囗囗囗天王者囗言 继于相如切能介于囗方 代次名囗囗囗囗福亩无穷 子孙也囗囗囗囗望望无尽后 盛德四年作囗乙亥岁八月三日记” 墨书题记很多被浸蚀,不能读通。但题记中的纪年十分明确。盛德是大理国王段智兴的年号,四年相当于南宋淳熙六年,即公.元1179年。 此窟题记书写完毕后未曾雕刻。第三号窟八大明王的题榜也是如此,而且该窟有的方柱莲纹也未雕刻。第五、六两方柱的莲瓣、火焰宝珠都未雕竣。第五号窟的阿难尚未开雕伽叶也未雕竣。凡此种种,都告诉我们,正当石窟接近完工时,由于某种突然发生的事变,工程被迫停止了。我们认为原因很可能是一次政治上的大动乱。大理高家,自高升泰起兵东方消灭了篡段氏王位的杨义贞之,就大权在握,十余年后取而代之。高升泰死,子高泰明立段正淳,是为后理国。高泰明为相国,从此政令皆出于高氏之门,时人称为高国主。波斯、崑仑诸国来贡,皆先谒国主。段氏成了傀儡,相国由高家世袭。段智兴即位,改元利贞,相国是高寿昌。利贞三年(1174年),高观音隆夺寿昌相位与高贞明,阿机又起兵夺贞明相位还高寿昌,高贞明遂据鹤庆号明国公③。高家内部争夺相位,起于公.元1174年,盛德四年为公.元1179年,相隔只有四年。高贞明占所鹤庆自称明国公后,事态如何发展,文献没有记载。这一场大动乱很可能延续多年,地区又恰恰在石窟附近的鹤庆,石窟因此突然停工是有很大可能的。 我国的佛教石窟艺术大致开始于四世纪中叶,现存早期石窟多为北魏时的作品。西南地区石窟的兴盛时期相当于晚唐、两宋。石钟山石窟群中,沙登村石窟有九世纪中叶的晚唐纪年题记。石窟艺术的发展规律一般是从粗犷、质朴趋向细腻、圆润,从单纯的佛教题材进而增加世俗内容。石钟寺石窟的雕刻风格和题材中世俗内容的增加,说明它比起沙登村石窟显然要晚一个阶段。结合纪年题记、历史背景和石窟本身的考察,我们认为石钟寺第一号窟以及同一地点的另七个窟是相当于南宋时期开凿的。 注释 ①宋伯胤:《剑川石窟》,文物出版社,1958年。 ②《南诏大理历史遗址及社会经济调查纪要》,载《大理白族自治州历史文物调查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 ③《南诏野史》。 原载《文物》1983年6期 摘自:云南省博物馆研究丛书---云南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云南省博物馆 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