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重峦叠嶂，丹霞地貌，终年云雾飘绕，空气湿度大，适合茶树生长，为出产名茶提供得天独厚条件，而佛家之所以把寺庙修筑于深山密林，就是仿照他们“远避尘世，静宜诵颂”的道理。把寺庙修建于红尘之外，少有人世纷争干扰，没有市井物欲的诱惑与喧嚣的尘浪。新鲜的空气，益于健康长寿，更益佛家专心念经。因此，很少见到寺庙修筑于市井之中。就这样，茶与寺庙便基于共同的理由，一同走向深山。茶便成了佛教僧侣的必需品，而又符合佛教教义。佛教精神与茶性本质的内在共鸣，是茶与佛结缘的必然，形成了“茶佛一味”或“茶禅一味”的基础。

　　由于茶被佛教界视为“神”物，饮茶之风传播武夷山大小寺庙，种茶、制茶成为僧侣一业。名僧文化素质高，往往将喝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茶叶采摘、焙制也十分讲究，于是一种种名茶便在山寺名僧的监制下产生了。誉名海内外的茶王——大红袍，古代就属天心永乐禅寺管理、享用；清代名僧释超全善烹功夫茶，入山为僧又是善于制茶的能手，他的《武夷茶歌》就是传递制造乌龙茶的第一手资料。台湾的冻顶乌龙茶，就是清代台湾举人林凤池赴京赶考结束，慕名武夷，下榻天心永乐祥寺，住三日，与高僧结为茶友，获该寺方丈赠送24株武夷乌龙茶苗，返台种植鹿谷乡。经百余年扩展，现已遍及鹿谷群山，成为台湾名茶。以茶道而名闻于世的日本，原来并不产茶，在唐朝，由日本留学僧、遣唐使带回茶种，首先种在梵释寺等寺院。弘仁六年（815年）四月嵯峨天皇来到梵释寺，大和尚都永忠煎茶献给天皇。天皇喝下，清心爽口，十分高兴。从这时起，中国茶树才在日本扎根繁殖。日本第一本《茶经》也是入宋僧传播禅宗时回日本著的。历代名僧与文人在武夷山游览之余，诗文之间无不弥漫着一股禅味。唐代著名和尚灵一法师诗曰：“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茗爱此山。岩下绾舟不忍去，清一水流暮潺缓。”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在武夷山著作讲学50年，足迹遍及武夷山各大小寺庙，与僧人成为至交。他曾拜武夷名僧为师，在武夷山九曲溪溪边亲自种茶，携篓采茶，筑茶灶，以茶论道。并即兴吟诗；“仙翁遗石灶，宛立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明代诗僧陆容诗云：“江南风致说僧家，石上清泉竹里茶。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烟茶荤满袈裟。”诗人把僧侣喜爱饮茶的情感，描写得淋漓尽致，充分体现了“茶禅一致”、“僧茶不分家”。已故的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当代著名佛教界诗人赵朴初先生，1990年10月，以84岁的高龄，兴致勃勃游览武夷山。他不仅钟情武夷山水，对武夷岩茶赞颂有加，挥毫题诗二首，他在《御茶园饮茶》一诗中写道：“饮茶之道亦宜会，闻香观色后尝味。一杯两杯七八杯，百杯痛饮莫辞醉”；“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年偈，不如吃茶去。”这一首诗题悬于武夷山御茶园“五调堂”。赵朴初先生题写的五绝茶诗，蕴含的禅机如何深奥，我不得而知，但“吃茶去”三字透露的至情至性，不入茶道便无从理会。赵老对武夷茶的钟情达到如醉如痴的地步；后来他在为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撰写寺名高兴之余，高声吟诗：“千言与万言，不如吃茶去”。重复自己写的这句诗，以茶明性真情真趣。茶以自身的功能逐渐为后人赏识，更加成为佛教僧侣的情感寄托，在饮用与诵颂中与禅融为一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