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相传永明延寿作有“禅净四料简”，使禅净双修成了延寿《宗镜录》、《万善同归集》、《唯心诀》的唯一主旨，而倡“唯心净土”则成了延寿一生最大功绩。但考察延寿《宗镜录》的主旨，乃是“以心为本”，绝对是站在禅宗的立场上，认禅宗为不二法门，以禅宗之“心”去融会全体佛法。延寿不是单一提倡狭窄的“禅净合一”，而是更大范围地提倡“教禅合一”；不是单一提倡“唯心净土”，而是更广泛地号召“万善同归”。这才是延寿著作的主题和核心，也是延寿一生的功绩所在。

　　“四料简”之立论，绝不止于禅净合一。对其出处，大多数人避而不谈。其滥觞应是明洪武十四年（1381）独庵道衍（即姚广孝）编《净土简要录》并赋《诸上善人咏》：“（延寿）有《宗镜录》一百卷行世，有四偈劝禅人兼修净土。”行文含糊其事，但二者前后相连，颇会令人视为一事。至清僧济能，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撰《角虎集》，则直言：“（延寿）为《宗镜录》一百卷，中有四料简。”

　　延寿的佛教立场，是教禅合一、万善同归，还没有到单独的禅净合一阶段，更不用说如“四料简”中那净高于禅的思想了。在《宗镜录》中，延寿将净土置于禅宗及圆教之下。直言之，净土尚不够圆教之资格，何能想像同一书中会出现“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的话？较早的佛教典籍如《宋高僧传》本传、《景德传灯录》本传中都没有“四料简”。净土中人，如四明知礼、慈云遵式、元照、居士杨杰等人宣扬净土，不遗余力，但他们的著作中，没有一处提及过“四料简”。这种情况至飞山戒珠于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撰净土《往生传》时，尚未改变。然而，到宋神宗元丰六年（1084），王古撰《新修往生传》中，收入了唯一的一位禅宗中人，即是永明延寿，且在其背景中安放了净土行的主题。但即便如此，也未见“四料简”。当时距延寿逝世正好110年。从此之后，禅净两家，各持己见。净土宗方面，直至南宋庆元六年（1200），石芝宗明（1151～1214）编《乐邦文类》，增添了延寿抓阉决定修习净土的故事，但仍无“四料简”。志磐于南宋咸淳五年（1269）撰《佛祖统纪》，也还只有抓阉故事，而无“四料简”。延寿之后350年，元僧天如惟则撰《净土或问》，对“四料简”一首一尾着意阐发，使延寿俨然有净土宗祖架势。这是最早的关于“四料简”的文字。明洪武十四年（1381），独庵道衍撰《诸上善人咏》，洪武二十六年（1393）大祐编《净土指归集》，洪武二十八年（1395）妙叶撰《宝王三昧念佛直指》，都把“四料简”挂在永明延寿的名下，放在极为突出的地位，一句一句不厌其烦地解释说明。从此以后，率成定论。

　　可见，“四料简”的问世，最早是在元末明初，其出现与当时的净土宗兴盛有很大的关系。（明奘摘自《禅学研究》第4期，153～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