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师」是我国历代封建帝王对于佛教徒中一些学德兼备的高僧所给予的称号。我国高僧获得国师称号的，一般以北齐时代(５５０—５７７)法常为嚆矢。据《佛祖统纪》卷三十八说，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５５０)，诏高僧法常入宫讲《涅槃经》，尊为国师；国师的名称以此为始。同时又以沙门法上为大统(僧官)，统治天下僧尼，亦尊为国师。但从唐法琳的《辩正论》卷三「(僧)实国师」的记载看来，则在北周时似已有国师的称号了。

　　宋志盘《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述国师称号的由来说：「自古人君重沙门之德者，必尊其位，异其称，曰僧录、僧统、法师、国师。入对不称臣，登殿赐高座，如是为得其宜。」因此，后来有些学德兼备的高僧，常被当时帝王尊为国师。

　　不过这种国师的称号，在印度和西域早已流行。《大宋僧史略》卷中《国师》条说：「西域之法，推重其人，内外攸同，正邪俱有。昔尼犍子信婆罗门法，国王封为国师。内则学通三藏，兼达五明，举国皈依，乃彰斯号。」《中阿含经》卷十五《转轮王经》记剎利顶生王时：国师梵志巡行国界，……这是婆罗门为国师的例子。又《出三藏记集》卷十一《诃梨跋摩传序》记载：佛灭九百年时，有个印度外道论师，想阻止巴连弗王崇敬三宝，就到摩竭陀国来活动。王即募境内学者说：谁能以辩论折服外道的，当奉为国师。诃梨跋摩应募而至，折服了这个外道。王及臣民非常高兴，即与全国人民奉为国师。《慈恩传》卷四也说：印度胜军论师，学德兼备，摩揭陀王很敬重他，便派特使邀请，立为国师。

　　佛教东传以后，西域也有国师的称号。如前秦建元十八年(３８２)时，西域车师前部王弥第来访长安，其国师鸠摩罗跋提同来，献胡语《大品般若经》一部(《出三藏记集》卷八《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又高僧鸠摩炎(即鸠摩罗什之父，他从印度到龟兹，娶其王妹而生罗什)，聪明有志节，舍相位出家，东度葱岭。龟兹王闻名敬慕，自出郊迎，请为国师(《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此外，汉地高僧也有为当时西域国师的。如陇西高僧法爱，深解经论，兼通术数，为西域芮芮(亦称蠕蠕或柔然国)国师，俸以三千户(《高僧传》卷八《法瑗传》)。

　　当中国南北朝时代，由于统治者的需要和支援，许多高僧赖以开展活动，佛教获得很大的发展。当时许多高僧虽没有国师的称号，但受贵族王侯崇信，被称为家师、门师等。特别是在北朝，如魏文成帝奉沙门统昙曜以师礼，孝文帝称呼《成实论》讲师道登为「朕之师」，北凉沮渠蒙逊对于昙无谶，后赵石勒、石虎对于佛图澄，前秦苻坚对于道安，后秦姚兴对于鸠摩罗什等的尊敬，都是相当于国师的礼遇。至北齐文宣帝时，更正式尊称法常为国师。元代法洪所撰的《帝师殿碑》(１３２１)说：「古之君天下者皆有师，惟其道之所存，不以类也。故赵以佛图澄为师，秦以罗什为师。夫二君之师其人也，以其知足以图国，言足以兴邦，德足以范世，道足以参天地赞化育，故尊而事之，非以方技而然也」(《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南朝陈宣帝，曾以天台智顗为菩萨戒师，隋炀帝也同样以智顗为菩萨戒师，故有时也号为国师(《僧史略》卷下)。隋炀帝时之智顗(早亲南岳大师，修法华三昧，隐居钟山)，炀帝屡诏，请问法要，礼为国师(《佛祖统纪》卷九)。唐高祖时之智满，亦有国师的称号。唐代三百年间，佛教各宗高僧被尊为国师的很多。禅宗的神秀，历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皆号为国师。嵩山老僧慧安被称为老安国师，慧忠被称为南阳国师，知玄被称为悟达国师，无业被称为大达国师。密宗方面，金刚智寂后，谥为灌顶国师。不空为帝灌顶，赐号智藏国师。净土宗有南岳法照为代宗时代的国师。华严宗的澄观，于贞元十五年(７９９)入宫阐说华严宗旨，德宗赐以大统清凉国师之号；法藏则被封为康藏国师。祖琇在《隆兴编年》卷十五说：「吾释之盛，莫盛于唐，凡三百年间，以道德为天下宗师者不可悉数。」从以上人物看来，此说是符合事实的。

　　五代时期，虽然战乱不停，但那些割据一方的小国对于高僧的赐号仍见流行，西蜀后主赐无业为佑圣国师，吴越王以天台德韶为国师，南唐以文遂为国大导师，闽王王审知以鼓山神晏为兴圣国师。

　　宋代佛教是禅宗的全盛时代，禅僧获得赐号者极多，未见有国师的称号。但日本天台宗高僧成寻于宋时来访我国，至开封谒见神宗，神宗赐以善慧大师之号；寂后敕葬于天台山国清寺建塔，赐题「日本善慧国师之塔」(常盘大定《日本佛教之研究》二百六十四页)。

　　辽代崇信佛教，不少僧徒兼任朝廷高官。《契丹国志》卷八说：「(兴宗)尤重浮图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著名高僧非浊于重熙十八年(１０４９)为上京管内都僧录，清宁二年(１０５６)晋至检校太傅太尉，赐纯慧大师之号。他的老师就是著名的燕京奉福寺圆融国师。圆融名澄渊，着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详集记》十四卷，《科》三卷，称为燕台奉福寺特进守太师兼侍中国师圆融大师赐紫沙门(《奉福寺尊胜陀罗尼石幢记》，《辽史拾遗》卷十六)。

　　到了金代，国师的名义更见明确。《大金国志》卷三十六《浮图》条说：「浮图之教……在京曰国师，帅府曰僧录、僧正，列郡曰都纲，具曰维那。……国师，在京之老宿也，威仪如王者师，国主有时而拜。服正红袈裟，升堂问话讲经，与南朝等。」

　　元代的国师，兼有政教的权力；由于朝廷过分宠信喇嘛，造成了许多流弊。元史《释老传》记当时帝师的权力说：「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 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其徒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１２６０)以帕思巴(１２３９，一说１２３５—１２８０)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至元六年(１２６９)奉敕新制蒙古字(亦称帕思巴文字)成，升号为帝师DB法王，更受赐玉印。至元十七年(１２８０)以四十二岁(或云四十六岁)入寂，帝极哀悼，赐以「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DB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的尊号(《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二)。至元初，设立释教总制院，命国师管领释教僧徒及西藏事，同二十五年改为宣政院。其后对于西藏喇嘛特赐或追谥为帝师、国师、三藏国师、灌顶国师者，不胜枚举。

　　汉族僧人受元朝尊为国师的也有九人，世祖时代的海云国师(１２０２—１２５７)最为著名。海云名印简，山西岚谷宁远人，道行孤高，为朝野所重，卓锡燕京庆寿寺。太子生时，诏海云国师摩顶立名。寂后筑塔燕京；元初新筑京城，监筑者谋毁海云国师塔，两雉相合，奏帝欲去其塔。帝云：海云高僧，筑城围之；贵僧之德，千古不磨(其行状详载于近年北京市发见的王万庆撰《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及《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二、三十五)。大德五年(１３０１)成宗建大万圣佑国寺于五台山，诏求开山第一代住持，帝师迦罗斯巴推荐洛阳白马寺住持华严学僧文才(号仲华，１２４１—１３０２)，成宗即铸金印，署他为真觉国师(《佛祖通载》卷二十二)。万松行秀为金、元两朝禅宗第一流人物，深受名相耶律楚材等王侯皈依。佛教史籍虽未见他有国师之号，但元代日僧邵元所撰《山东灵岩寺息庵禅师道行碑记》所云：「大万松雨(秀？)国师下，有雪庭总统，三世而继其灯，息庵也。」万松之为元代的国师也是无疑的(冢本善隆《日支佛教交涉史研究》九十八页)。天目山中峰明本禅师于至治三年(１３２３)入寂，敕谥为普应国师。明本于延佑四年(１３１７)住湖州幻住庵时，着有《幻住庵清规》，在《续藏》本即称它为《普应国师幻住庵清规》。此外，云南大理地方的左黎，亦被元朝封为国师。左黎滇西人，至京治成宗手疽，封为国师归大理(《滇释记》卷一)。

　　明代之初，朝廷为加强和西藏等民族的联系，虽仍沿用元制，封喇嘛为「帝师」、「国师」等尊号，但其声势已不如元代之盛。明太祖洪武六年(１３７３)，诏西番、土番各族酋长，举故有官职者至京受职赐印，使因俗为治；以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赐玉印及彩币。自是番僧有封为灌顶国师及赞善王、阐化王、正觉大乘法王、如来大宝王者，俱赐以金章诰命，领其人民，间岁朝贡。永乐五年(１４０７)，封西僧哈立麻为如来DB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其徒孛罗等，皆封为大国师(《古今图书集成?释教部?汇考》卷六)。六年，土鲁番僧清来入贡，封为灌顶慈慧圆智普通国师。八年，以番僧绵思吉为净慈妙济国师，以班丹藏卜为净觉弘济国师。十三年，又封乌斯藏的释迦也失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等。自永乐一朝受封的西藏喇嘛，有阐化、阐教、辅教、护教、赞善五法王，及二西天佛子，九灌顶大国师，十八灌顶国师(魏源《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上)。

　　英宗天顺元年(１４５７)，递减番僧封号：降法王为大国师，大国师为国师。成化四年(１４６８)，魏元、康永韶等上书谏言：「今宠遇番僧，有佛子、国师、法王名号，仪卫过于王侯。……又多中国之人习为番教图宠贵者，伏望资遣番僧使之还国。」成化十二年(１４７６)，大学士商辂等又条陈时政说：「闲住番僧，往往自都纲、禅师、升至国师、佛子、法王等，给与金银印信图书。其有死亡，徒弟承袭，更求造塔。二者皆侵耗朝廷财物，宜行禁治。」于是革除法王、佛子、国师等称号。到武宗时，又大优遇喇嘛。正德二年(１５０７)，升慈恩、能仁、护国三寺禅师为国师，以大慈恩寺领占竹为灌顶大国师。正德五年(１５１０)，武宗自称为大庆法王，并学番语诵番经，所封国师更多。至世宗信仰道教以后，国师的尊号才不多见(《释教部?汇考》卷六)。但穆宗隆庆三年(１５６９)，仍有阐化、阐教、辅教三王入贡，诏依洪武之制，令三年一贡(《明史》卷三百三十一)。

　　明代汉族僧人之得封国师尊号见于记载者，只有洪熙元年(１４２５)赐释智光号广善大国师。《明外史?方技传》说：「释子智光，武定人，洪武时奉命两使乌斯藏、榜葛刺、泥八刺、地涌塔诸国。永乐时又使乌斯藏，迎尚师哈立麻。历事六朝，宠锡冠群僧。」英宗嗣位，又加号西天佛子。此外，成化间僧继晓初以邪术获封法王和国师，后被革去国师为民(《释教部?汇考》卷六)。又万历间相传漳州闲云石室高僧樵云因超度神宗皇太后，获赐龙裤，俗称为龙裤国师(念西《龙裤国师传》)。但从遍益(《灵峰宗论》卷八之二)所撰《樵云律师塔铭》看来，樵云不过是一个精持戒律兼修净业的高僧而已，并没有国师的称号。

　　清初世祖敬重禅僧。顺治年间(１６４４—１６６１)，憨璞性聪、木陈道忞、玉琳通琇等，先后入宫说法，各赐紫衣及尊号。憨璞称为明觉禅师。木陈称为弘觉禅师(清《尤西堂集序》及《八指头陀诗集》八均称为弘觉国师)。玉琳初称大觉禅师，继遣使加封大觉普济禅师，后又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通称为玉琳国师，是清代汉族佛教中享有国师尊号的唯一僧人。清代虽为喇嘛教的复兴时期，但喇嘛被封为国师的并不多见。青海阿噶旺罗布桑却拉丹，于清初入藏受戒并就学于第五世拉萨大喇嘛等，被认为第十四世章嘉呼图克图后，于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到北京谒见清圣祖，圣祖为建汇宗寺(东庙、黄寺)于内蒙多伦诺尔，令传教于内外蒙古；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赐「灌顶普觉广慈大国师金印」。雍正年间，清世宗又为第十五世章嘉于汇宗寺西方建立了善因寺(西庙、青寺)(天纯《内蒙黄教调查记》)。清初诸帝对于喇嘛的封号甚为谨慎。干隆特别制一篇《喇嘛说》刻在雍和宫的四面碑上，那上面说：喇嘛又称黄教，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注云：我朝虽兴黄教，而并无加崇帝师封号者。惟康熙四十五年封章嘉呼图克图为灌顶国师；雍正十二年加授章嘉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令住持嵩祝寺。

　　干隆时代对于章嘉国师虽极礼遇，但章嘉似已不大过问政治。据清礼亲王的《啸亭杂录》(嘉庆年间出版)关于清字经馆的记事说，干隆三十七年，设清字经馆(即满文藏经馆)于西华门内，命章嘉国师综其事，以达天、运筏等助之，考取满人誊录纂修若干员，令翻译经卷，先后凡十余年，大藏告竣。章嘉国师，喇嘛黄教高僧，为干隆帝所优遇，帝尝以法司案卷命师判决，师合掌答曰：此国之大政，宜由皇上与大臣讨论，非方外之人所预也。直到清末，章嘉虽世袭国师称号，实际上只是在蒙藏地区从事宗教活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