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佛教

　　众所周知，佛教并不是被限定于某一个特定的民族或国家的宗教，现在传播世界各地的佛教，都是发源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印度，并且经过了长时间向各地流传。在这期间，由于要和各个民族国家所原有的文化背景接触，进而为了适应各种不同民族与文化的需要，以致于使得佛教沾上了各种的特质色彩。然而佛教的基本原则，例如因缘论及因果律的观念，均普遍受到各地佛教徒的坚持，从因缘所生法的观点，便能使人舍去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从因果报应的观点，更能使人肯定道德生活的重要性。倘若放弃了这些原则，它就不是佛教。

　　所谓中国佛教，它是依据印度佛教的原则或释迦牟尼佛的根本精神，再加上中国本土儒、道两家文化若干成分，变成了普遍受中国人所乐意接受的佛教。

　　不过，从佛教初传中国，再等到中国本土佛教的形成，已经经过了三百五十年左右的孕育时代。所以初期的中国佛教，与来自西域或印度本土的佛教，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例如像佛图澄（西元二三二——三四八）及鸠摩罗什（三四四——四一三）等高僧到达中国，不仅接引而且造就了许多杰出的中国佛教传法人才与高僧，例如道安（三一四——三八五）、慧远（三三四——四一六）、道生（三五五——四三四）、僧肇（三八四——四一四）等人的出现，始为佛教开拓了中国化的局面。也就是说，在此时期之前，中国人仅忙于接受从西域或印度翻译过来的佛教文化，经过三百多年的学习与研究，尤其在与中国儒家及道家的固有文化不断的竞争与比较之后，这些杰出的佛教高僧们，便大胆地面对佛教的教义，作了重新的评估，并给予崭新的解释。魏晋时代的格义之学，便是一种实例。所谓中国化的佛教，也就从此诞生。

　　当然，中国为吸收印度佛教所做的翻译工作，是从第二世纪开始直到十一世纪，历经约千年时间，同时也将佛教变成中国化。这种工作一直做到第八世纪时，便有了很大的成就，甚至达到圆熟阶段。同时也陆续地将发生于印度当时的各种佛教典籍，翻译成中国语文。

　　有关中国化的佛教，可以列举者有净土、天台、华严、禅宗，尤其从宋朝以后的净土与华严，事实上已和禅宗合流，天台宗也没有特定的教团。大致上不论任何一派的僧侣，都得遵照佛陀所制订的戒律如法奉行，直到百丈怀海（七二Ｏ——八一四）时代，禅僧也多住在律寺，不过，他们可以自由选择适宜他们自己所修行的方法和经论。禅僧自成一个教团的情况，那是从百丈怀海树立了禅宗生活规范的丛林清规之后。

　　百丈怀海大师的丛林制度建立之后，佛教的中国化，才算圆满成熟。可是，从对教义的自由发挥，到僧侣生活方式的大胆改革，已经经过了四百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经过许多高僧大德善知识的努力，而最后的集大成者，却是禅宗的人物。然而在禅宗大成就的四百年前，道生法师就已经主张顿悟成佛及众生皆有佛性，结果被当时的众僧认为是邪说，而遭受驱逐的命运；那时距离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到中国，尚早了一百年。四百年之后，怀海创立从事农耕生产的生活方式时，也被时人骂为破戒比丘。对于这两个突破传统旧观念的例子，正代表了佛教中国化的特色。禅宗的人物可谓为是集结佛教中国化的大成，所以禅宗也就代表了超越性的中国佛教。

　　禅观的佛教

　　禅，日语发音为zen,中文发音是chan，印度俗语为 jhana，雅语为 dhyana。从修行禅的行为来说，可译其义为静虑，从禅的实体来说，可译其义为定，从修行禅的结果来说，可译其义为功德丛林。

　　禅乃中国通用的名词，是梵语禅那的简称，在印度多叫做瑜珈（yoga），禅那的语根是由思维或静虑而来，是用来统一身心的修行方法。在印度思想史上的使用法颇不一致，佛教的密宗，即将修行的方法，称为瑜伽；佛教的唯识学派，也以瑜伽为名，它的意思是“相应”，即是用数息观等方法，把散乱的心念收摄，集中一境，专念一物，使心与正理等相应；从佛教立场看它，它就是舍摩他（止）及毗婆舍那（观）。佛教以外产生于印度的宗教中，即有一派被称为瑜伽派，然其内容及观法的对象，显然不同于佛教。总之，瑜伽是人们透过静坐修禅观的方法，得到三昧，显露与自性相应，或外道之神与我相应冥合的宗教经验及其过程，即为禅定。

　　佛陀出现人间的目的，是在帮助人阐发本自具足的自性或佛性。佛陀在《杂阿含经》中对于禅观方法的修行指导均有广泛的说明，这便是构成原始佛教经典的主因。

　　自佛教初传中国，以迄佛教成为纯中国化的事物，佛教徒们所从事的工作，不外乎对于三藏十二部圣典的修行方法的传译、学习和发挥。这些修行方法，可以归纳为“禅数”、“禅观”、“止观”、“念佛”等方法，这只是针对众生不同种类的根机，其作用都是相同的。

　　佛教的修行方法，是戒、定、慧三无漏学，其重心是著重在禅定的修持法门，受持五戒（不杀、不偷盗、不邪YIN、不妄语、不饮酒）为修习禅定的基础；修行禅定的结果，便能阐发本自的智慧。唯有智慧才能了断烦恼，所以禅定是休止烦恼的途径，而戒律是能预防烦恼的发生。关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戒是修行的基础，慧是修行的结果，而禅定才是修行的重心；所以天台宗的集大成者智顗大师，将修习止观，称为“正修行”，在正修之前的预备工作有二十五项，称为二十五方便。可见，从佛教的化世功用来看，除了禅观，就没有佛教。

　　禅观在中国的变迁

　　禅在印度、在中国，都是佛教徒们修行的共同法门，虽然在梁代慧皎（四九七——五五四）的《高僧传》中，记载有共计二百五十七篇传记，在其中仅举出二十一位僧侣是修习禅观之人，不过，这并不表示修习禅观的人太少，而是仅仅为了说明修习禅观而不兼弘教义和翻译经典者的人数并不多，到了唐代道宣律师（五九六——六六七）的《续高僧传》中，修习禅观的人数却急速增加，而有一百一十九人。这两种高僧传对于禅僧的类别与标准，也显然不同；前者认为中国初期的禅僧，是和印度佛教的头陀行或苦行者相同，他们依法修行，隐于岩谷、林间，常与泉石草木为伍，他们能够摈除鬼魅，役使猛虎。可是自第六世纪中叶（梁代）以后，对于禅僧的类别与标准，便大异其趣。例如开创天台宗的慧思（五一五——五七七）、智顗（五三八——五九七）、灌顶（五六一——六三二），自祖至孙三代，均被道宣律师收入禅僧之列。在这时期对禅者的定义，是除了对于教义的研究与发扬之外，尤其对于禅定的修行与弘扬，具有很大的贡献者。但是在当时，尚未听说有禅宗的名称。至于将修行禅定的人们，立为一个宗派，而称为禅宗，乃是第十世纪（宋初或稍前）时才开始的事。

　　若从禅的修行结果来考察，从印度传到中国的初期禅法，是主张渐修和渐悟的，认为由于修行者的功力有强弱、时间有长短，所悟的自性空理，必然也有深浅的不同，故有小乘的声闻、缘觉，和大乘的菩萨等三种等级的分别。这与印度佛教所持的态度是一样的。

　　到了第五世纪，道生法师出世，依据他自己的修证经验，便大胆地提出了“顿悟”成佛的主张。他以为修行的入门处，固然可有三种等级之分，可是当他们亲证法性理体的本然自性时，其所体验到的自性，与佛所体验的，乃是完全相同的。这种思想论点的产生，在中国本身，正因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早已有儒家及道家的文化背景。依据谢灵运（三八五——四三三）对道生顿悟思想的评介，他以为印度佛教是讲求实证，可是却仅止于渐悟，中国儒家的孔子虽说了一极顿入的道理，却不能做到亲切地实证。道生则取其两者之长而舍者之短，渐次的精进而到豁然大悟时，那就会“绘累尽矣”。此与后世的禅宗所说的“参学事毕”的见解，是颇为类似。只是在道生之前，已有支遁（三一四——三六六）主张七住位上顿悟之说，道安也有渐修顿悟之说，但是均未达到大顿悟的说法。不过这对道生来说，应当具有启示作用。支遁原本是一位研究老庄的专家，并且曾经用老庄的思想来注解佛教的般若空义。道安也曾在其著作中，引用老子的语句，这是受到当时格义风尚的影响。可见，虽在《楞伽经》中已有“顿现”之说，不过像道生那样的大顿悟，应该是受了中国儒家及道家的影响，也可以说，透过中国传统的固有思想，才将佛教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再从禅的修行方法考察。我们知道，佛教的宗旨，是教导人们透过修行而获得解脱的方法，修行要从日常的道德生活如基本五戒著手。受持五戒，固然是为了避免造作更多的恶因，以减少将来接受恶果报应的可能性，但是也正是为了修习禅定的先决条件，持戒是禅定的基本工夫。戒、定、慧的三学之间，经常保有连锁形态，是无法加以分割，也可以是缺一不可的。

　　诚如前面所说，禅是修行方法的重心，禅的异名也有好几个在佛教初传中国的时期，甚至到禅宗最初几代的祖师之间，都将它称之为禅观，尤其更侧重于观法，这都是由于受至初期禅观思想的影响，譬如第四世纪时的大师们，均应用般若空慧，来讲禅观的内证经验，因此便用观行一词来作为修行方法的命名。譬如菩提达摩的《破相论》，又名《观心论》；他的“二入四行”，又被称为“四行观”或“大乘壁观”。第四祖道信（五八Ｏ——六五一）有“坐禅观心”之说，四祖的弟子法融（五九四——六五七）则有“无心绝观”之说。因为修止可得定，修观能生慧，所以大乘禅者便以智慧的悟境为目的，故以观门的方法为著眼点，不过这并不意味著不用止的工夫。

　　最足以注意的，就是天台宗的三祖智顗大师，对禅的弘扬，曾分为三级：

　　一、渐次止观：在他三十余岁时，便以修“禅观”来统摄一切佛法，他将印度佛教中的诸种修禅观的方法，作了极细密的整理，和极忠实的介绍，并且加以有层次的排列而总集成篇，写成一部共计十二卷的《禅门修证》，又名《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

　　二、不定止观：这是他中年时代，所写的一部一卷《六妙门》；又有《小止观》一卷，又名《童蒙止观》，即今之《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此二部小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浅深不定，能大能小的修习止观的坐禅方法。告诉你在修禅定之前，应该如何作好准备工作，要具备哪些条件；在修行之时，应该如何收摄心念，应该如何调理身体；在行、住、坐、卧，日常生活的四威仪中均可修行，而且应该如何对机修习；在修行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怎样的身心反应状况，譬如有的会发起善根，有的却显露魔境，有的却显发禅病，应该如何一一地加以对治、调养、觉魔、治病以及要修证到何种程度时，才可被称为证悟等。让初机人于坐中修习止观，如坐中得益后，再历缘对境修习。

　　三、圆顿止观：这是他晚年时代的思想，他应用“止观”法门来统摄一切佛法，这是他自己所独创的圆顿观妙法，他为不再依据印度佛教的观点，所以在荆州玉泉山完成了这一部共计二十卷的《摩诃止观》，其特点是著重于教义与禅观并重，也就是将理论和实践合而为一，称之为教观一致的修行方法。他具有印度大论师的严密组织力，而且也有印度大瑜伽的风格，因此他将修行的方法，作有系统、有层次及有条理的说明和规定。然而对于修行的方法经过理论化及条理化之后，修行起来反而越不容易得力，以致《摩诃止观》这部圆顿，事实上并没有受到普遍的运用。

　　虽然，智顗的禅观思想，与后来禅宗的面目并不相一致，不过他所阐述的禅观三阶段，却说明了中国禅观方法的演变过程：也就是由印度的禅观，由此过渡而又脱胎成立了中国人自己所阐发的顿悟法门。何况后来的禅宗，虽说向上一著、不假攀缘，唯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然而在初学入门时，像《小止观》与《六妙门》之类的方法书，还是有助于走向顿悟之门的工具。所以，道宣律师在编写《高僧传》时，把他算作禅师，不无道理。

　　禅宗的特色

　　所谓禅宗的特色，即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也是深受中国文化背景影响下的特色。中国文化的背景，总合言之，乃是以儒家及道家的思想为两条主流。儒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和社会关系，道前重视个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调和与统一。儒家的勃兴与活动，大多在气候严肃的黄河以北地区，道家的摇篮是在中国南方，气候温和，具有山川的美景及丰饶的物产。这是由于两种不同的生活环境的培养，才产生出两种性格不同的文化背景。

　　禅宗，就是要设法适应中国这两种不同的人文环境，才产生了崭新的佛教面目。我们知道，在印度古代的宗教领域中，就已经具有极端的苦行主义，及极端的享乐主义。释迦牟尼综合了这两种极端而倡导不苦不乐的中道主义。佛教到了中国，为了顺应儒家所注重的伦常关系与道家的放任自然，便以戒律精神来配合儒家的道德生活，复以禅定与智慧的内容，诱导道家的自然主义。戒律，使得佛教徒的生活，正直清净；禅定与智慧，能使修行者的内心，获得宁静自在。因此，习禅就不会因为放任自然，而变成逃避现实或玩世不恭的消极份子，也不会由于拘泥于戒律的细则，而变成僵化的宗教工具让他们在活泼自在的生活之中，仍然能够表现出精勤肃穆的修道精神。禅宗的大师们，否定一切形式上、教条上及思想上的偶像观念，强调以保持“平常心”为修道者的原则，并以恒常的平实心，去过平常人的正常生活。禅师们纵有超乎寻常的宗教经验和能力，但是却绝不轻易表露。所以在禅宗大师们的生活形态和观念，与中国初期的禅观相比，迥然不同。

　　又由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自古以来，除了仕宦及营商的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过著农业社会的经济制度，以农耕为生，虽然有部分为逸世的高人隐士，也是以躬耕于山野之间为其谋生的方法，若非灾荒，或懈怠散之徒，绝不会沦为乞丐。当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的僧侣们，便改变印度那种依靠沿门乞食为生的修行方式，也不能长期依赖政府的供给与施主们的供养，尤其是每当遇到政府的宗教政策有了变更，或社会经济发生了不景气的状况时，在中国佛教的僧侣，便替面临无从谋生之苦。倘若仅仅依赖政府政策的支持或信徒的布施来维持的话，那么每当受到生活方式的考验时，便会趋于日渐没落的地步，因此企求自食其力的山林佛教，便应运而兴，那便是百丈怀海所倡导的丛林制度的农耕生活。他们以垦植山林农田为主要的生活资源，信徒的布施而属于其次。不过怀海禅师被当时的守旧之徒，骂为破戒比丘，因为他们认为，应该过著印度僧侣以乞食的方式为高尚，所以不主张以任何的其他方式去谋取衣食之需。可是，自唐宋五代（第九世纪），以后，佛教尚能在中国绵廷发展，应该说是受到怀海禅师所创的丛林制度的农禅生活所赐。

　　平等简朴的丛林生活

　　由历史文献的记载，我们得知，禅宗的四祖道信（五八Ｏ——六五一）、五祖弘忍（六Ｏ二——六七五）的时代，禅僧的生活，曾经有一次的变动，已由散居独处，而变成群聚在大师们座下的徒众，因此经常跟随着他们两位共住的大约有五百余人到千余人左右，甚至在同一道场修行的有长达六十余年之久。而且我们从文献中加以研判得知，当时他们的生活来源，已经能够过著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踏确舂米、田园种植、农地耕耘，以及采薪劈柴等工作，均由寺庙大众共同执役，同时也订立一套僧众共同生活的规约，由此类推，便可得知，由百丈所订立的丛林清规，其实早在禅宗四祖及五祖时代，已经具有了一个雏形。

　　对于丛林寺院中习禅者的生活，也一扫虚浮繁华的建筑形态，更革除了咬文嚼字的经教研究，不拘印度传来的风俗仪节。他们设佛殿，不供佛像，唯构法堂；四众弟子并没有私人的寝室，大家同住于禅堂，而卧身之处，即是坐禅之所，执事们的寮房，乃至住持大和尚的方丈室，是办公及个别施教的说法场所。业林中也准在家人共住，只要是有心参禅并准备出家向道者均可。四众的衣、食、住、行四威仪无别，只有僧俗的形相有别而已，根本没有优劣厚薄的上下阶级之分。他们唯在上殿说法时，披起象徵僧侣身分的袈裟，执劳务工作时，禅堂修行时，一律都随俗的唐服（中国服装），除了剃光头，便与俗人一样。

　　在他们的日课之中，规定最严格的是“普请”，上自大和尚下至每一个住在寺院的信众，除了病假及事假之外，均应普遍地被请到各自应作的工作岗位去进行劳动生产，怀海本身也严格地实践“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信条。由于寺众都能自耕自食，不必像印度僧侣那样，不问荤素，乞得什么便吃什么了。而且丛林中严格规定：荤腥与酒，不得进门；日中之后，不再进食。寺中经济绝对公开，财产不属于私人，倘若在用之于大众的简朴生活所需之外，尚有余力时，便可以用之于社会的慈善救济事业。而且无论是谁，只要是触犯了生活的规范，情节重者，集合大众，先用杖打，继之则烧掉他的衣钵道具，再从偏门将之逐出寺外。

　　像这样的禅者生活，既能适应中国人的社会环境，又能不违背释迦牟尼佛所传的佛教精神。事实上，这反而更能有效地把佛陀教化世人的根本精神，从现实的生活之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让四众弟子都能过著清净、和乐、任运、自在、精进、平等、慈悲、少欲、知足的生活，不重形式，不走极端，随方随时，随缘施教。

　　佛教是重视理性的信仰，所以它有许多的教典，不断的反覆阐明佛陀的本怀。不过，究竟的法性、佛性，或自性，绝非以言语文字所能表达，也绝不能经由语文结构而成的教典中所能见到，所谓向上一著，就必须从禅定的修习，来亲自体验或印证。因此，禅宗的大师们，便把经典中的理论，称为“葛藤络束”，反而是禅宗修行的一道障碍。不过禅宗并非一定要排除经典不可，例如菩提达摩开示二祖慧可，应依据四卷本的《楞伽经》来印心；到了五祖弘忍大师时只是更改以《金刚经》来印心；一直到唐末宋初（第九世纪），以后，中国禅宗兼重《圆觉经》及《楞严经》，尤其是作为一个禅宗的大师，在其开悟后，仍须多看经教，修学一切法，以广度有情众生，例如禅宗有两部好书——《临济录》、《碧岩录》，其活人用经教之处，可谓极多。

　　由禅宗所提供的启示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的禅宗，是既能摆脱宗教形式的束缚，又能过著精进朴实、自力谋生的修道生活。既可不受宗教理论的限制，又可不废弃经典教理的活泼运用。

　　而且深受禅坐训练的人，其所获得的利益是多方面的，仅仅就打坐盘腿的姿势便可以有益于身体的健康，而止观方法的应用，至少也能令你的情绪获得安宁。所以，习禅的初步效果，就是要令身心的健康获得得平衡与稳定。至于最令一般人所感到神秘与好奇的就是所谓开悟的宗教经验，只要你能无条件的去深信一位高明禅师的话，并依据他对你的指导方法，毫不犹疑地修行下去，只要机缘成熟，便会有亲自体证得到的一天。不过根据高僧大德们的经验，对于开悟的基本条件，就是先要抛弃自私自利的小我，破除了责任感或使命感的执著，自然可以进入无人、无我、毫无罣碍的自在状态时，才算悟境现前，到了那时候，你的身、心、世界，都会现出清净、美、善、真实和充实、圆满无缺的新气象。因此，禅师们首先要帮助你的，就是要去除你身心的障碍与病态，比如自私、骄傲、自卑、怯弱等不健全的心理，因为这些都是进入悟境的最大障碍。

　　最后，我们可以确信，唯有深受了禅的宗教经验的人，才能获得身心的真正健康，也才是一位真正能披露自己的人。所谓有了真人才能真知，因此他才会衷心确认生活的意义及努力原方向，与究极的目标。

　　（选自《学术论考》，原文之注释部份此处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