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于东汉时传入我国，佛法不但在我国的宗教方面占尽优势，在文化方面，也有十分深远的影响。相对的，佛教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中国化的佛教，深具中国文化的精神与特色。

　　两汉时期独尊儒学，整个社会思潮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佛法传入东土后，由于与儒家思想有许多殊异处，也有不少共通点，因此一经接触，便互相激荡排斥，也互相融摄吸收，终于形成一股澎湃的新流，使得中国文化日益壮阔。

　　佛、儒思想由相拒而相和，其间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演变过程，就佛教而言，融入浓厚的中国色彩，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就儒家而言，吸取不少佛法的营养，从而复兴沈寂千年的儒家，有所谓的“儒表佛里”、“援佛入儒”的理学。

　　事实上，无论是儒家或佛教，从今日的观点来看，皆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血肉，难以分割。

　　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比较

　　早在释迦牟尼佛之前，印度从奥义书到六派哲学，都以研究生死问题及解脱生死为归趣，直到佛陀，更加以归纳综合，创立佛教，因此以释迦牟尼佛思想代表印度文化。佛法的内容是三藏十二部，所探讨的主题，是以人生解脱为中心，兼论及宇宙等问题。

　　在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孔子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孔子继承二千五百年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以礼、乐等六经为本，有系统的综合整理和树立一套道德伦理，这就是儒家思想。自此以后二千五百多年，一直受其影响。所以，中国文化以孔子的儒家为代表。

　　佛儒思想，自隋唐以降，曾经彼此融洽、调和，互相影响销融，但二者还是各具特色，自成一家。今比较概述如下：

　　孝

　　中国历代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其主流，儒家学说则又以伦理道德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而孕育此民族精神者，首称孝道。因此，历代典籍莫不以孝道为其主旨，其中尤以孔子言孝最详。比方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说：“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所谓“求忠臣，必于孝悌门者”。因为一个人要能忠于职，忠于国，忠于民族，首先就必先求其能孝于父母，友于兄弟。父母的恩德昊天罔极，因此一个人如果对父母都不能行孝，而希望他能对人尽忠，岂不是缘木求鱼！

　　讲到佛教的伦理道德，也是以孝为宗，以孝为戒。所以，昔日佛陀曾为净饭王抬棺，成为众生报答父母劬劳之恩的典范；亲赴忉利天宫为母说法三月，俾使世人行孝奉亲；教导弟子目犍连设盂兰盆会，救度他的母亲脱离地狱之苦。此外，佛经中关于阐扬孝道的经典尤多。诸佛圣贤莫不以孝行为百善之首，视作立论之道，因此，佛儒的伦理观实无冲突。

　　佛教最重孝道，佛陀在《善生经》中揭示为人子者奉事父母应当：“一者、能奉养使无乏；二者、凡有所为，先白父母；三者、父母所为，恭顺不逆；四者、父母正令不敢违背；五者、不断父母所为正业。”在《大宝积经》中说：“夫父母者，皆愿利乐所生子故，难作能作，能忍一切难忍之事。假令种种不净秽恶，皆能忍之。乳哺养育，无疲厌心。”佛陀强调父母的恩情，是要人们由体认父母无限的慈爱而引发孝道的思想。

　　孝是众善的根本，若无孝道，则无以为善，所以说“百善孝为先”。孝有世间孝与出世间孝二种，世间的孝道是现世孝，譬如儒家认为甘旨供养，使父母现世安乐，衣食无缺，光宗耀祖，就是孝。出世间的孝道是永久的孝，不仅要孝养现世父母，接引父母学佛，使他们免于轮回之苦，就是过去世的累劫父母也要救度，使他们解脱六道轮回，了生脱死，永得安乐。因此，佛教所说的“孝”是世出世间的大孝。

　　儒家注重家族制度，为维持代代香火不绝，认为继承家嗣是人生最重要的事；而佛教的割爱辞亲出家，有乖无后为大之义；断发燃顶，有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之训。然而佛教却是以出家为大孝。因为佛教的辞亲出家，是为了广度众生，报答亲恩，更是大孝。法琳的《破邪论》卷上说：“夫出家者，内辞亲爱，外舍官荣，志求无上菩提，愿出生死苦海，所以弃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报世恩，立德以资三有，此其大意也。”强调出家行道是报四恩，以救济一切众生为目的。

　　五戒与五常

　　古今中外，各个国家为安定社会，纲纪人伦的立法条目，都不能超越五戒的范畴。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就是佛教所谓的五戒。不杀生曰仁、不偷盗曰义、不邪YIN曰礼、不妄语曰信、不饮酒曰智。但儒家的五常，仅止于勉人律己；而佛教的五戒，约自利而言：受持五戒就是入道的正因，若能精进不懈，则惑业渐消，功德渐长，最后得证圣果。约利他而言：五戒是净化人心的良药，一人受持，一人得益；万人受持，万人得益；若全世界人类共同受持，则大同世界指日可待。

　　慈悲与仁

　　《缁门崇行录》说∶“仁义礼智，人之四端也，而仁为首；慈悲喜舍，佛之四心也，而慈为先。”儒家的仁爱与佛教的慈悲，经常被相提并论。

　　儒家所说的“仁”，从语原学来说，是二人的组合，孔子就是用“仁”来论述人与人的相互对待的关系，所以儒家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推己及人。”在儒家的观念里，爱有亲疏，爱由亲始，从尊敬自己的长辈推而及于他人的长辈，体恤自己的幼小广被至他人的幼小；从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进而亲戚、朋友，由自己血缘至亲推广开来去爱和自己相关的人。甚而爱心越扩大，连亲疏差别都泯除，这就是民胞物与、物我一体的胸襟，也就是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心怀，简要的说，儒家的仁是从五伦“父子亲，君臣义，夫妇别，长幼序，朋友信”，进而扩大到“人饥己饥，人溺己溺”、“恻隐之心”的发挥。

　　佛教的慈悲是主动积极的拔苦与乐。《梵网经》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佛教的慈悲是建立在众生平等上，视一切众生与自己平等一如，一切有缘无缘众生都要度化摄受。因此佛教的慈悲像源源不断的活水，累劫累世绵绵无有止尽。例如地藏菩萨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是永恒的慈悲；观世音菩萨的“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度人舟”，也是永恒的慈悲。《金刚经》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一种无私无念的自然悲行。《法华经》的“今此三界，皆为我有，其中众生，悉是吾子；而今此处，多诸患难，唯我一人，能为救护”，是诸佛如来的慈悲，其力量无限的大，程度无限的深，内容无限的宽，对象无限的广，价值无限的重，利益无限的多。

　　所以，佛教提倡素食，以慈悲为怀，就是由于体认因缘法、众生平等、法性一如的真理，以慈悲的精神，建立自他互易、怨亲平等的观念，爱护一切众生。如古人说：“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古人为了怜悯老鼠饥饿无食，特地留下剩饭；为了慈恤飞蛾扑火，不敢轻易点灯，在慈悲之前，原本令人厌恶的老鼠也得到了难得的关爱。至于儒家所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啖其肉”、“君子远庖厨”等，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道与中庸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儒家以中庸为道德的最高标准。

　　佛教讲不落两端的中道似乎与儒家的中庸相近，事实上，较之中庸之说，其内容更为深广。因为儒家的中庸，重于人道；佛法，可说一切都是中道。

　　中道是佛教的根本立场，是离二边的极端、邪执，取一种不偏于任何一方的中正之道。佛教认为在修行上，要不偏于苦行或纵乐的生活；在思想上，要不离于有或无、常住或断灭两种极端的见解。所以，中道具有实践上与理论上的两种不同意义。在实践意义上的中道，以实践八正道为主；在理论上的中道，可以说就是“缘起”，也就是“空有不二”、“即真即俗”、“色心并举”的智慧。如《金刚经》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道理，所强调的就是佛法的中道生活。有了中道的生活，不但能不被八风所吹动，而且能在佛法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这就是智慧，就是佛法。

　　业与命

　　孔子认为人的实际遭遇由命决定，而个人的道德修养、国家的政治廉明，则决定于人的行为意愿，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当政治理念不为诸侯众人采纳时，孔子会自我安慰：“老天是了解我的。”这说明他对“天”的信仰，但他也曾说，得罪了老天，祷告是没有用的，这又显示孔子并非凡事崇神迷信。阐扬孔子思想的孟子主张：“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些说法近于佛教的因果业报论，不过佛教说业力是自己创造，不由神力；业报是机会均等，绝无特殊；业是善恶因果，决定有报。因果通于过去、未来、现在，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了解“善恶因果决定有报”的三世因果观，可以让我们舍恶行善，转恶缘为善缘。尤其从三世因果观中，知道业道众生世世生生轮回，互为眷属。有了这层体认，必能激发“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心。能够清楚的认识因果业报，必能把握业力而谋求自己的幸福。

　　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但是佛教主张除了顺应天命、乐天知命外，更要进一步洗心革命。因为佛教的业是前途光明，希望无穷的，业的定律告诉我们，自己的前途操纵在自己的手里，即使犯了滔天罪恶，只要依照佛陀所教导的法门，洗去心中的尘垢，净化生命，终有天清月现，朗照大地的时候。

　　以人为本

　　在中国历史上，先秦思想文化首度出现重大转折，是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孔子之前的思想界所强调的是对“天”、“帝”的信仰，“天”不仅是众神之首，而且是社会政治道德的立法者；宇宙的秩序，万物的生长，乃至世间王朝的更替，国家的大事，一听“天命”。从孔子起，开始把视野转向现实界，把眼光转向人，注重对人事的探讨。而佛陀出生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道在人间，说法也是以人为本，期望人能学佛、行佛，达到离苦得乐的解脱境地。着重人间教化，以解决现世困厄为课题，佛儒双方的立场是一致的。

　　佛教与儒家皆是主张以“人”为本，但两者间不同的是，儒家的修持阶位是属佛教“五乘”（菩萨、缘觉、声闻、天、人）中的“人乘”，以获得现世福乐为旨趣。

　　佛教是人间的佛教，六祖大师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佛教认为学佛的最终目标是成佛，但是要进趋佛果的前阶却是做人，所谓“人成即佛成”，把人做好，佛果也就完成。做人的条件很多，儒家说的是忠、信、孝、悌；佛教则说布施、持戒、禅定，这三者不但能让我们将人做好，并且能使我们进一步生至天上；而人天福若是具足了，必能从人道渐次进入佛道。

　　自利利他

　　儒者是经过致知、诚意、正心而完成修身的目的，学佛者则以戒、定、慧三学为修持，两者都是以自利利他为宗旨。佛教认为菩萨以利他为先，从利他中去完成自利。所以经典上说：“自未得度先度他，菩萨以是初发心。”儒家虽然也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时刻不忘仁民爱物，不过在修学的过程，必先完成修身。能修身，然后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佛、儒皆认为：为学皆以修身为本，成圣成贤必须先从修己做起；但是佛法主张完成自利的同时，可以广度众生，庄严国土，儒家则以为修其身而后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佛教的自利利他，可以说是无限的深广。谈修身，是要彻底地去除我见，达到自在解脱；儒家的修身，虽然和佛教意旨相近，但是深度却不够。至于佛教的利他，论对象，不光是人类，且遍及一切众生；论时间，不但是现在，更尽于未来际；论空间，则遍三界，不舍弃一个众生。儒家但着重于人类，止于现在，局促在这个小天地。

　　又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于此表露无疑。然而儒家所谓的“天下”，始终以政治为要，因此“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但事实并不能尽如理想，或陷溺于名利追逐中，逞个己之私欲；或道行不通，只能独善其身，明哲保身。

　　佛教在利己利他的修行过程中，强调菩萨道的无我精神，能淡泊名利，不慕荣华，不逞私欲，不贪求、不分别、不执着，只要是不危害社会而能利于大众的工作，都愿意尽心尽力的努力负责去做，为大众谋求真正的福利。

　　儒家与佛教的交互关系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与儒学始终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兹以我国历代学术思想的演变略加说明。中国学术思想的演进约分为六期∶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两汉时期，儒学独尊。

　　魏晋时期，道家特盛。

　　隋唐时期，佛学昌明。

　　宋明时期，儒学复兴期（佛儒混合期）。

　　有清一代，古学综合期。

　　儒家思想于春秋战国时期崛起，至两汉时期取得传统文化的领导地位。此时佛教初传，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相当的排斥，被视为神仙道术的一类。佛教徒为了让国人接受此一新的信仰，往往藉由儒、道的经典来说明佛教义理的价值。《牟子理惑论》便是东汉末年牟子融和释道儒三教思想的作品，论述佛教并不违背儒家与老庄思想。

　　东汉儒家对佛教的非难主要是：僧侣断发违背《孝经》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僧侣不婚无后，有违孝道；僧侣剃须发、披袈裟、袒右肩，见人不行跪拜之礼，违背服饰行仪的礼制。这些问题即使在东汉以后，依然是历代佛儒争论的重点，如东晋慧远大师就曾作《沙门不敬王者论》、《沙门袒服论》驳斥之。

　　牟子以儒家经典或圣人言行为依据，说明僧侣的行为举止有其更崇高的道德意义，非比常人；更引用孔子言论，明示儒者对圣道的理解要灵活应用，注重其动机，不拘小节。慧远大师则指出印度与中国的习俗不同，且僧侣乃出世修行者，与世人有别。他又进一步表示，只要实行儒家的仁爱和佛教的慈悲，则世间将趋于和谐统一。牟子与慧远大师都是佛教徒致力调和佛儒的有力证明。

　　以现代观点来看僧侣断发违背孝道的问题，可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一词虽是孝心的表现，但并不是一味的以愚孝的态度，终其一生不剃头、剪发；或遇有病痛，需动手术开刀割除肉瘤，则不予以治疗；人死后，躯体必会腐烂，为要尽孝，而妄想能不死。再者，僧侣断发之举，实以去除烦恼执着，现大丈夫相的决断精神，破色身之执，求法身之证，应尚其精神，不重外相；僧侣不婚的行为，有其更崇高的大爱精神，舍小我而成就大我，没有个人家族的观念，以一切众生皆是我的父母、我的亲友，慈悲对待，真正实践儒家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达到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精神。

　　到了魏晋时期，道家特胜，以儒道融和的老庄玄学为思想主流，佛教则被认为是玄学的一类，因而引进大量佛经，《般若经》尤其受到欢迎。此一时期形成以老庄哲学解释佛经的格义佛教，吸引许多士大夫学佛，以佛儒融和来接受佛教。

　　隋唐时期，三教融和的结果，终于使佛教开花结果，自成宗派，达于鼎盛。此时三教仍然不断交融，佛教提出忠君尊王之说，宣传佛教对孝道的尊崇，且尽量把佛儒的道德观相比附，又以佛教的戒律类比儒家的德目。另一方面，道教也不断与佛儒共融，渐渐形成三教同源论。

　　儒学经过隋唐的衰微期，直至北宋才有改观。韩愈主张复古，他在《原道》一文中说∶“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说明儒学名存实亡，有千年之久，于是在此期间，佛教又受到儒家学者强烈的攻击和批评，其所排斥的理由不外就是，佛教违背伦理纲常，佛教危害王道政治，佛教是夷夏之辫。但往往排斥愈烈，所受的影响则愈深，而且佛教此时在中国已有深厚的基础，儒家唯有主动吸收佛教哲学才能走出一条生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理学”诞生了。

　　隋唐佛教三百多年的昌明时期，所讨论的都是心性问题，其所涉及的范围既深且广，所谓“明心见性”、“即心即佛”、“性体圆融”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建立各宗的心性论。至于宋明理学家就在这几百年间反覆讨论心性论的问题，而吸取其中重要的思想，与儒家的纲常名相结合，形成理学，一改过去儒学只重视经论文字及外表的礼制仪节，从而重视追求生命的究竟真实，使得儒家在两汉衰微后，再度复兴。

　　理学是融和、吸收佛道哲学理论，把儒家伦理道德观加以哲理化、神学化的产物，着重“心性”与“天道”的阐述，主张天理为本体与至善。宋代的新儒家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邵雍等人，于出入佛老之后，各有一番心得理论。到了南宋，更加发扬光大，如朱熹衍生出天理在人心的“心性论”，认为人要格物才能致知；王阳明则受禅宗“明心见性”、“人心即佛性”的影响，提出“心即理”之说，主张以道德规范来约束人，最后以“知行合一”来圆满人生。

　　明朝亡国后，在满清统治下的汉儒纷纷检讨理学的流弊。他们认为理学空疏无用，导致亡国，提倡解决现实人生问题的经世致用之学，并视为真儒学，被后世称为“新经学”。然而受到满清政府的高压禁止，新经学渐渐沦为脱离现实问题的考据学。

　　鸦片战争后，西风东渐，至此，儒学可说是真正没落了。清末民初出现了一些革命思想家，企图透过改革，挽回国家的命运，其中以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等最有贡献，他们的共同点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康有为所著的《大同书》虽依据儒家《礼记．礼运篇》，却以佛教的华严思想来说明大同世界。基本上，康有为对传统的儒教是持批判、改革立场的。谭嗣同通达法相、华严，是一位研究佛学的居士，他重视佛教的菩萨道，主张融通佛儒二教，并提出佛教的宇宙观与自然科学相符之说。章炳麟则完全依据佛教的自觉理念，建立革命道德的理论基础。他们所推动的自强革新运动虽然失败，却引导人们思维传统思想革新的路径。五四运动，先进知识分子对儒家传统文化加以批判、扬弃，使得儒家的道统彻底崩溃。

　　二十世纪初，在全盘西化思潮的刺激下，产生新儒家学派，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人物。梁、熊熟谙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吸收西方哲学与新知而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复兴。梁漱溟一生兼综儒佛，希望以佛教的清净真心完成儒者事业，以儒者事业实现佛教的宗教修养。他努力推展乡村建设，却没有成功。熊十力融通佛儒思想，提出“新唯识论”，希望透过文化的宣导达成革新，以挽救国势。新儒学派对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演进不无贡献，可惜时至今日，中国儒家的伦常价值观已不复从前。

　　人间佛教的佛儒交融

　　佛陀成道后，周游五印，说法四十九年，所言所行都是契理应机的人间佛教。佛陀入灭后，印度佛教逐渐分化，经过部派、中观、瑜伽等演进过程，传入中国后，其面貌已有别于原始佛教。佛教在中国，与中国文化交融，至隋唐时代大放异彩，宗派林立。其中，禅宗独具一格，主张“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到了六祖惠能大师，提倡“即世间求解脱”，还回人间佛教的本来面目。

　　《六祖坛经》云∶“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这种平实入世的风格，使禅宗的发展迅速普及，亦深得讲究三纲五常，修身齐家的儒者认同。唐宋儒者在人间佛教的接引下融入佛道，走向着重心性理学之路。

　　晚清时期，国家多难，内忧外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倍受打击，各家纷求革新复兴之道。明代以来，被赶入山林的佛教，在面临教难的危机下，幸逢民初太虚大师积极提出改革，以“人生佛教”为号召，倡导大乘佛教利生济世的精神，引导现代社会的人心和正思，观察民族心理特点为何，世界人类的心理如何，希望藉由佛教来达到世界和平。太虚大师曾说：“中国二千多年文化的主流在儒，故在中心不得不行此人生的佛教。”又说∶“只有学成了一个完善的好人，然后才谈得上学佛。若人都不能做好，怎么还能去学超凡入圣的佛陀呢？”因此，唯有本着佛陀的精神，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业，才能让自己让国家更祥和，更安定，更有希望。

　　人间佛教以五乘共法、五戒十善、慈悲喜舍、六度四摄、因缘果报、禅净中道为基本思想内容，融和了中印佛教，并涵盖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思想文化精髓。佛教对儒家予以“人乘”的定位，佛儒依然继续交融。

　　中国佛教与儒家关系密切，无论是思想渊源或内容，双方都有深厚的交互关系及影响。宋朝契嵩大师在<寂子解>中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宋朝孤山智圆大师也曾说∶“夫儒、释者，言异而理实，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生民岂越于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嘻！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乎。”佛、儒二者的交融，正是人间佛教的基本精神，要先入世后出世，要先度生后度死，要先生活后生死，要先缩小后扩大，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精神，建设人间净土。

　　当代人间佛教具有传统佛教的出世思想，更具备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强调随顺世间，利乐有情，把“利他”、“济世”做为学佛的根本。人间佛教至今已开花结果，奉行人间佛教的国际佛光会遍布世界五大洲，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