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法师：合掌人生 第一章 人生路（4）

　　我除了参学、教学以外，偶尔也在报章杂志写些护教的文章。一篇文艺短篇小说《茶花再开的时候》，承中兴大学教授秦江潮先生特地从台北亲临圆光寺给我指教；一封写给京剧名旦顾正秋女士的信，抗议她在永乐戏院演出有损佛教形象的戏剧，引起轩然大波。尤其在《觉生月刊》上写给朱斐先生的一封信，导致他把《觉生月刊》停刊，另创《菩提树杂志》。另外，一篇短文批评《中华美术》所刊出的佛像，把头脚切断，是对佛教不敬，招来东初长老对我的不满。甚至佛教同道间的指责，也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

　　我感叹自己只是在佛教里生事，对佛教没有真正的贡献。所幸章嘉活佛护卫我当选“中国佛教协会”的常务理事。但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同时也不想连累容我挂单的新竹青草湖灵隐寺，所以就设法到了山后交通不甚方便的宜兰，一方面韬光养晦，一方面在那里实践我对佛教新教团的设立，就类似太虚大师的“菩萨学处”。从此我告别了十年的参学期，开始迈入另一个以文学弘法的十年了。

　　我在宜兰，最初成立念佛会、歌咏队、学生会、文艺写作班；我有“教育部”登记在案的光华文理补习班，我创办幼儿园，也成立幼教师资训练班。我把宜兰市四十八个村，用佛教的义理，组成光明班、菩提班、清净班、慈悲班……四十八个班，每班选出一个班长，有系统、有组织地弘扬佛法。

　　虽然一下子办了这么多活动，但我并不会太忙碌，因为歌咏队有杨勇溥老师帮我教授，太极拳班，有武功高超，即使二三十人联合起来都不是对手的熊养和老先生帮我指导。另外还有宜兰中学、兰阳女中的多位老师帮忙领导各种社团。

　　我在忙碌之余还能抽空撰写文章，我的《玉琳国师》《释迦牟尼佛传》《十大弟子传》《佛教童话集》《佛教故事大全》，就是在宜兰十年的初期完成的。《释迦牟尼佛传》和《十大弟子传》，我都是用文学的笔调撰写，尤其《释迦牟尼佛传》，曾由“监察委员”游娟女士编成连续剧，在台视八点档期播出；也曾拍成电影，在金国戏院上映。《玉琳国师》更加发挥威力，曾被空军广播电台列为小说选播，也拍成电影，尤其勾峰先生二度编成电视剧《再世情缘》，在电视台连续播出一个多月。

　　我在这个时候，鼓励慈庄、慈惠、慈容等人，在台北三重开设“佛教文化服务处”，除为佛教界做一些文化服务以外，也出版通俗化、大众化的佛教著作，如佛教的小说选集，如唱片的发行等。我自己也在全省各地巡回讲演之余，努力撰写文艺作品，尤其作了许多佛教歌曲，如《弘法者之歌》《西方》《快皈投佛陀座下》《菩提树》《钟声》《佛化婚礼祝歌》等。通过雷音寺歌咏队队员的演唱，甚至编成舞台剧，在台湾各地表演，一时造成轰动。但这也引起传统佛教人士对我的不满，认为我荒腔走板，怎么佛教还唱起歌来，真是大逆不道，这不是要灭亡佛教吗？

　　但是佛教并没有因为唱歌而给唱完了，反而在几十年后，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慈惠法师主办的“人间音缘”，每年都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集合在台北唱歌弘法，可见佛教提倡歌唱，不但没有伤害佛教，反而接引了一批批优秀的青年进入佛教，对于带动佛教的年轻化、知识化，发挥很大的作用。

　　我在宜兰弘法十多年后，一九六四年时年三十八岁，先在高雄创办寿山佛学院，接着购买了大树乡麻竹园五十多公顷的土地，就此开创佛光山，想为佛教创造历史，开创佛教的另一个新局面。

　　佛光山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开山建设，初意是想设立佛教学院，为佛教培养弘法人才。后来基于发展中的需要，除了安僧办道以外，并且创办各种佛教事业，诸如养老育幼的慈善事业，以及幼儿园、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的设立等。

　　初建佛光山时，我知道自己应该要进入为佛教创造历史的阶段，于是为佛光山订定四大宗旨：一、以教育培养人才；二、以文化弘扬佛法；三、以慈善福利社会；四、以共修净化人心。

　　我同时也为随从的弟子们，制定佛光人的“工作信条”，我希望他们能在工作生活中，确实奉行“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欢喜、给人方便”的原则。我把童年的性格和信念，逐渐加以实现，我把青少年时期酝酿在心中的理想，慢慢落实，所谓“国际化、人间化、生活化、艺文化”的人间佛教，就这样确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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