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池明：印祖故事 49、黄涵之夫人病逝，师开示助念法则

　　民国十二年阴历五月廿八日，大师收到会稽道尹黄涵之居士来信，知其夫人病重。大师回信开示说“接手书，知夫人身婴贵恙，已经月余。用药颇难，诸医束手。当此时机，正好用万病总持之阿伽陀药。”并将《陈了常佛性助念发隐》，附函寄去。开示“至于保病、荐亡，今人率以诵经、拜忏、做水陆为事。光与知友言，皆令念佛。以念佛利益，多于诵经、拜忏、做水陆多多矣。何以故？诵经则不识字者不能诵，即识字而快如流水，稍钝之口舌，亦不能诵。懒坯虽能，亦不肯诵，则成有名无实矣。拜忏、做水陆，亦可例推。念佛则无一人不能念者。即懒坯不肯念，而大家一口同音念，彼不塞其耳，则一句佛号，固已历历明明灌于心中。虽不念，与念亦无异也。如染香人，身有香气。非特欲香，有不期然而然者。为亲眷保安荐亡者，皆不可不知。”念佛的作用在于，祈愿寿未终则速愈，寿已终则往生净土。念佛与其他佛事相比，易行而有实效。

　　《陈了常佛性助念发隐》是大师为弟子陈锡周居士的夫人往生后所撰写的，叙述了陈了常居士临终得如法助念顺利往生的经过，指出：“临终一关，最为要紧。世有愚人，于父母眷属临终时，辄为悲痛哭泣，洗身换衣。只图世人好看，不计贻害亡人。不念佛者，且置勿论。即志切往生，临终遇此眷属，多皆破坏正念，仍留此界。临终助念，譬如怯夫上山，自力不足。幸有前牵后推，左右扶掖之力，便可登峰造极。临终正念昭彰，被魔眷爱情搬动等破坏者，譬如勇士上山，自力充足。而亲友知识各以己物，令其担负。担负过多，力竭身疲，望崖而退。此之得失，虽由他起，实属自己往昔劫中，成全破坏人之善恶业力所致。凡修净业者，当成全人之正念，及预为眷属，示其利害。俾各知所重在神识得所，不在世情场面好看，庶可无虞矣。”

　　六月初六日，黄涵之居士夫人西逝，大师又先后给黄涵之居士去信三封，开示念佛保病荐亡法则。

　　六月初九日，大师给黄涵之居士回信说：昨由契西来函方知其夫人已去世，“光过蒙青盼，亦不能不尽我心。但光向与时人异道，虽挚友亲丧，绝不行挽诔等仪。但于朝暮课诵时，于佛前回向一二七，以尽友谊。已于昨晚，为尊夫人回向。拟以二七为度。”“书尚未封，适邮差持阁下初五日书至。因知夫人病体虽重，正念尚自昭彰。既能常见大士，兼有信愿，其往生也，可以决断。”大师应请于这天晚上为黄涵之夫人亡灵说皈戒，为赐法名为蕴空。

　　六月十三日，大师给黄涵之居士回信阐述往生条件，根据黄夫人临终情况判断确得往生。“初九之书，谅已收到。昨得初十手书，知尊夫人确得往生，了无疑虑。”开示“既嘱儿媳女辈早晚灵前多念佛，阁下当开示彼等，祈以妥亲之神识，为孝之极致。即真实往生，亦须志诚念佛，以祈莲品高升，无生速证，以各尽孝思。此虽为利亡者，实则令儿女媳辈同种善根也。”又开示：“念佛之法，重在信愿。信愿真切，虽未能心中清净，亦得往生。何以故？以心中有佛为能感，故致弥陀即能应耳。如江海中水，未能了无动相。但无狂风巨浪，则中天明月，即得了了影现矣。感应道交，如母子相忆。彼专重自力，不仗佛力者，由于不知此义故也。”

　　之后，大师考虑到黄居士母亲年事已高，发明一种在生助念法介绍给黄涵之居士。大师在信中说：“然太夫人年已八十有三，当常劝谕，令其信愿念佛。若令终日长念，或恐不能如是。前者颇欲设法，在生助念，思之未得。镇守使王悦山，奉母来山，见其眷属甚多，因得一绝妙之助念法。已与彼略说之。亦与彼说，当与阁下言之。倘阁下能实行，彼亦不至漠然置之，亦自利利他之道也。阁下眷属，儿辈则各有职业，固难常时依行。若媳辈，则无事清闲。女使辈若奶妈等，则无甚要事。当令诸人，按钟点日在太夫人旁，高声念佛半点钟。过时换班，一日不断佛声。太夫人能随之而念亦好。如不能随，但令摄心谛听。则一日之中，常不离佛。在诸人亦不吃力。以一日之中，不过当一回值，或至两回，亦隔许久时候。彼等一无事事，借此令尽孝思，令种善根。即女使等，亦得因此之故，得植出离生死之缘。从此以往，率以为常。即太夫人寿过期颐，此法无令中辍，其利益不可思议。凡有信心人，欲成就父母往生之道业者，皆当以此告之。阁下政务多端，不能按定。若有暇亦如是念一次，以作表率。则儿媳女使等，当更踊跃欢喜也。光意谓如此而行，实为利便。当以此法述为一文，以附于排印《文钞》之后。俾欲报父母之恩者，不至徒咏昊天罔极也。”

　　从大师在黄夫人往生前后的开示看，大师对于临终关怀极为重视，因为临终是超凡入圣还是继续轮回的关键时刻，应该护持行人顺利往生。不仅如此，大师还善巧方便，还发明了针对老年人的在生助念法，既给念佛眷属增长了善根，又对临终助念是一种训练。

　　注释：

　　[1] 黄涵之居士(1875～1961年) 名庆澜，涵之其字，法名智海，祖籍江西景德镇,出生于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毕业,清代副贡(贡生)。上海市人，曾任湖北德安县知县、宜昌府知府等官职。光绪末年，辞去官职，到日本留学。宣统年间，自日本返国，先后在上海创办南华书局、三育小学、上海法政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入民国后，出任过上海火药局局长、上海高级审判厅厅长等职。又出任浙江温州瓯海道道尹，并兼任瓯海关监督，民国８年（1919）12月至民国13年（1924）11月任会稽道（俗称宁绍台道）道尹。先后皈依谛闲法师和印光法师。民国十一年(1922)，将佛学演讲稿修订为《初机净业指南》，印光大师为之作序。追随印光大师学佛，对净土宗颇有研究，弘扬不遗余力。先后参加发起组织“上海佛教净业社”、“上海佛教维持会”、“中国动物保护会”。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上海广大市民家业被毁，沦为难民，在他倡导下，民国26～29年，先后在上海设置难民收容所50余处，收容难民达50万人次。民国十五年，著《阿弥陀经白话解释》。以后陆续编著《观无量寿佛经白话解》、《普贤行愿品白话解》、《佛法大意》、《朝暮课诵白话解》、《修行的方法》等白话著作。1949年后，任上海佛教净业社社长。1961年，安详而逝，享年八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