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的传略与著作

　　第一节印光大师的传略

　　一、家庭背景

　　清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十二月十二日，印光大师诞生于陕西省东南部的郃阳县，赤城东村的赵家。

　　印光大师的父亲赵秉纲、母亲张氏，都是在乡里为人推敬的长者（注一）。他有二位兄长：大哥从龙、二哥樊龙。他排行老三，学名绍伊，字子任。

　　从现存有限的资料来看，赵家只是薄有田产的农家，而非富裕的大地主。在三个兄弟之中，老大从龙是饱读诗书的知识份子，二哥樊龙可能较无读书的天赋，所以要兼顾农事（注二）。赵家对排行第三的印光大师，安排让其长时间的追随大哥读书，七岁至十四岁，是在郃阳家中读；十五岁至二十岁，是到长安读。像这样长期在一个兄长教诲下学习，可说相当奇特，我们不了解家庭中的这种安排，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但从印光大师日后在著作中所流露的文字素养和渊博的知识，可以断定是相当有效的学习。印光大师一生安法，籍文字为媒介者（其糸）多，其雄辩、流利，为古今僧人所罕见，得力于家庭的长期培养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郃阳隔着黄河，东渡即到山西省，沿黄河南下，经朝邑县，可至湩关（注三）。在地理位置上，是古代政治和交通核心地区的范围（注四）。出身在这样环境中的耕读家庭，追求科学的仕途功名，是很自然的。他的家庭为他取的学名绍伊，就是寄望他能像郃阳县在古代曾出过商朝的名相伊尹一样。他年轻时，曾学韩、欧、程、朱辟佛，就是因长期接触科学“官学”（注五）的儒老，所感染的风气。我们可以推测：他的家庭是把希望放在他的功名上。否则他亦应和二哥一样，在家帮忙农事，不可能长期任他在外读书。传统的中国农村，劳动力是很宝贵的，只有肩负扭转家族命运的科学事业，才可能造就十数年都在读书的印光大师的早年求学生涯。

　　但是，在兄长薰陶十数年下的印光大师，却逐渐在思想上背离家族的期望，而选择了出家的途径。

　　为什么会有这样重大的改变？他难道没有经历心理的转折和冲突吗？

　　据一九三一年，他在回邵慧圆居士的书信中所言：

　　光乃犯二绝之苦恼子。二绝者，在家为人子绝嗣。出家为人徒亦绝嗣。此二绍也。言苦恼者，光本生处，读书人，毕生不闻佛名，而只知韩欧程朱辟佛之说。群者奉为圭臬，光更狂妄过彼百倍。幸十余岁，厌厌多病，后方知前人所说不足为法（注六）。

　　这段话中，他提到“在家为人子绝嗣”，是指他在廿一岁出家后，他既未结婚，留下子嗣，家中亦无延续香火者，一九二四年一外甥到普陀相访，始知家门已绝户（注七）。“出家为人徒亦绝嗣”，是指他生平不收“出家眷属”，就师门而言，亦是“绝嗣”。而苦恼者，是指早年辟佛。然最重要的一段话却是“幸十余岁，厌厌多病，后方知前人所说不足为法”，于是才有接受佛法而出家之举。这件事，构成他的苦恼来源，可见心里压力之重。

　　不过，印光大师生过什么病呢？他生下后六个月，即罹患急性结膜炎，几乎丧明。后虽治愈，但目已不能久视，久视即模糊不能见物（注八）。在印光大师的一生中，眼疾一直困扰着他，这对终日必须与书本文字为伍的读书人而言，确是沉重的打击。然而，是否有其他的疾病和原因呃？在现存的资料中，并未发现。我们只能根据“厌厌多病”一语，来解释他出家的原因。

　　二、出家的经过

　　印光大师的出家，是在廿一岁（一八八一），未征得家人同意，即私自到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投道纯老和尚披剃出家。据大师自言：

　　先数年，吾兄在长安，不得其便。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吾兄在家，光在长安（家去长安四百二十里），遂于南五台山出家（注九）。

　　但家中最反对印光大师出家的，就是长兄从龙。印光大师趁其不在长安，即私自出家，对于十数年来一直受其教诲的恩情和尊严而言，都是晴天霹雳般的背叛与难堪。因此，不满三个月，就被长兄找到，籍口须“回家辞母，再来修行”。印光大师明知这是借口，却不容不归。回到家，发现母亲既未赞成，也未反对出家。反对的人，事实上是和他相处最久的大哥。他训诫印光大师说：

　　谁教汝出家，汝便可自己出家乎？从今放下，否则定行痛责（注一0）。

　　其后从龙并逼印光大师应酬世俗，防他潜逃。勉强在家留了八十余日，一日因长兄探亲，二哥守晒谷场，于是他取回僧服，又偷二百钱当路费，从家中逃出。奔回莲华洞。犹恐长兄追至，不敢久留，一宿即去，一直行脚到湖北，挂单竹溪莲华寺，任挑水打煤的苦役，供常住四十余人之用，日夜不休，遂得留单（注一一）。

　　此次离家，终身未再还乡，或重睹家中骨肉血亲。在他有生之年，仅于一八九一年，从北京托一同乡带回家信一封，却全无消息。要再经过卅三年，他才明白，家中骨肉早已不在世上了（注一二）。

　　他直到一九三一年，七十一岁时，还提到此事说：

　　此事在光为幸。以后来无丧先人之德者。即有过继者，亦非吾父母之子孙也（注一三）。

　　三、红螺山时期的潜心修持印光大师出家以后的生活事迹，明显地反映出他对净土法门的吸收、体验和精进的过程。初期活动的范围是在北方，而以红螺山资福寺的道场为最重要。其经过如下：印光大师在湖北莲华寺留单期间，“和尚见师勤慎忠实，适库头有病，即令代理其职”，因此因缘，师于晒经时，偶读残本龙舒净土文，益知净土一法圆赅万打，普摄群机（注一四）。对他日后宏扬净土法门，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八六二年，师廿二岁，师往陕西省兴安县双溪寺，受具足戒于印海律师座下。戒期中缮为事，悉由大师担任。但眼疾即因而复发。幸靠日夜一心念佛，蒙佛加被，支持至戒期圆满，而眼疾又愈。由此益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其后甚至主张念佛可治众病（注一五）。从此以后，印光大师自行化他都以净土为依归。

　　受戒后，师一度遁迹终南太乙峰，晓夕念佛，喜读契经，深入法海，生平工诗，出家后，不复作，专心净土，久而弥笃。经过潜修一段时间，愈发觉净土法门的契合人心。听闻北京红螺山的资福寺为净土十二祖梦东老人宏阐的道场，遂于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十月十四日，师年廿六岁，前往红螺山，入堂念佛，沐彻祖遗泽，故净业大进（注一六）。

　　在资福寺，除随众念佛外，历任云水堂、香灯、寮元等职事。在藏主遂得阅读大藏，因此深入经藏，妙契佛心，径路修行，理事无碍（注一七）。

　　住红螺山四年（一八八六——一八九0），在其中间朝礼五台山一次。四年当中，于彻悟大师的遗教，所得非常大，故持诵《彻祖语录》，老而不停止。甚至增修《净土十要》的时候，将《彻祖语录》附录之。因彻祖以禅宗大德废参而主念佛，也曾把开示禅宗者的话语，尽付一炬，这种大作为，迥别常情的典范，成了印光大师终身仿效服膺的准则（注一八）。红螺山所以被陈荣捷博士，认为是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最初曙光（注一九），指的就是这种思想上的继承与发扬。太虚大师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追溯中国近代净土诸祖的系统说：

　　极乐往生一法，虽佛说多经，马鸣、龙树、无着、世亲诸师亦着于论，然至中国，弘扬始盛，蔚为大宗。（中略）波澜转壮，则滥觞庐山莲社，博约其化于昙鸾、道绰；善导、永明又深其旨；至云栖爰集大成；灵峰、梵天、红螺益精卓，沿至清季民初，尽一生精力，荷担斯法，解行双绝者，则印光大师也（注二0）。

　　即把印光大师看做继“红螺”彻祖的集大成者。可见两者关系的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