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休斯顿共和国银行信托公司我的办公室若有所思地看着眼前的这位女客户。她的确有许多担心的事。她最近成了寡妇,需要人帮助她帮助她料理丈夫的遗言。她想孩子们,他们刚刚搬走。她那年65岁,将从教学工作上退休。

“不仅仅是我的私人生活让人心烦,”她告诉我,“而且整个世界也不一样了。电脑、能在电话上呼叫我的机器,变化太大了!”

我觉察到除了钱以外还有什么事让她烦恼———那是一种担心,担心她的生活会失去控制。

“变化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发现的最常见的一种东西,”我说,“你为什么不和它交朋友呢?我就这么做过。”

我告诉她自己曾面对的一些生活中的突变。我父亲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巴里斯坦小镇上的邮政局局长,他欣赏我像男孩子一样的性格。我们一起打猎、捕鱼、游泳,去得克萨斯东部的山上骑车。

我13岁那年,他去世了。当我在60年后说起他时,眼里仍是泪水。

父亲去世后,母亲成了我的榜样。父亲的离开让她无限悲伤,但她也理智看待他的去世强加给我们的变化。她靠教音乐养活我们,看着我读完高中,为我考入得克萨斯女子大学而鼓掌叫好。

那时,母亲应对变化的方式开始影响我。首先,她说,丢失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始料不及的变化也能带来机会。看一看你的资产,多用加法,少用减法。

但是,这些并不是生活的诀窍,就像我即将发现的。

在大萧条时期工作是非常少的,我有幸在银行找到一份。正当我准备大干一番时,遇见了肯·格里尔,并和他相爱。我们结婚不到两年,肯在二战中就应招入伍。他在B-17轰炸机上当炮手,驻扎在英国。

8个月后,我收到一份电报。肯失踪了,被认定为死亡。

我完全不能接受肯的死亡,但没有了他,我的确得继续生活下去。更多的担子将落在我的肩上。我得养活母亲和肯的母亲。我得增加自己的收入。在令我头晕目眩的巨变中,我紧盯着我的“资产”。

我能扩展在银行的工作领域吗?我想做一名官员,但我怀疑得克萨斯的大银行是否会把女人提升到管理层上。尽管我不能做得像男人那样出色,但我必须尝试一下。我阅读了能买到的每一本商业杂志。的确,我找到了机会。

一天早晨,我要求和休斯顿第一国家银行总裁面谈,我当时在那里工作。“我们在南方的业务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我对他说。我谈到了人事开发的新领域,它将对职工的个人才能进行评估和鼓励。“我有意建立这样的一个部门,但我没有这方面的技能。你能让我回到学校接受培训吗?”

我真的希望总裁能买下我的这个想法。他真的这么做了。因此,一种全新的生活,一种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生活从我守寡这样的最消极的变化中走了出来。我逐渐明白了工作中的法则。对每一次的损失,上帝都会给你找回来———只要你去寻找它。我的确工作了。我建立了人事部,成了休斯顿一家主要银行的第一位女官员。

我在银行一直呆到69岁退休。退休是最困难的一件事———离开我感到被需要的地方。

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退休后,我和一位朋友去了一趟伦敦。一天早晨,我们正在圣保罗教堂旅游,向导给我们讲起一座小教堂,它是为二战中牺牲的美国军人建造的。那里有一本书,详细列着为英国战死的所有美国人的名字。35年来,我无法确切知道肯是否已经死了。因为他一直在英国,我想知道他的名字是否在那本书中。我要求看看。

负责该书的牧师警告说:“如果你丈夫的名字没有列在这里,那将比不看它更糟糕。”

但是,我决心已下。于是,他把我带到书前,找到了肯的名字。我终于看见用工整的笔迹写着这样的条目:格里尔,堪萨斯人,美国空军中士。

我因看了这本书,面对了现实,感觉好受些了,也感觉更坚强些了。一种新的精力得到了释放,那是充沛的精神肾上腺素。要大胆,我听见它在说,你会得到强有力的帮助。

回到休斯顿后,我接到共和国银行管理小组的电话,“格里尔夫人,我们一直在寻找能在信托营销方面为我们工作的特殊人才,一个能和老年人有很好沟通的人。你能来和我们谈谈吗?”挂断电话后,我惊讶而激动。我已经70岁了。他们需要我,年龄是我最大的资产。

我又重返了工作岗位,甚至在为老年客户设计的广告中成了电视名人。奇怪的是,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找上门来,70岁高龄的我成了共和国信托公司最优秀的全职制片人。客户数量是令人满意的,但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在正在我面前的这位女客户,她比我小10岁,正说着她对变化的恐惧。 “因此,你看,”我们朝电梯走去时,我对她说,“你不必害怕变化。你不要担心有什么东西被拿走了。只要看一看又增加了什么。”

我的客户似乎迈着轻松的步伐走了。她会发现和变化交朋友,也等于和生活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