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逃兵赎罪70年

　　“我死后不回去了,就永远留在中国了。”5年前,山崎宏把山东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请到家里,在遗体捐献登记表上郑重填上自己的名字,又按上印章。

　　操着一口浓重的济南口音,穿着一双平底黑布鞋,很少有人能认出这个老人是个日本人。更少有人知道,72年前,他曾在侵入中国的日本军队服役,做过为军马治病的兽医。

　　在街坊们眼里,这个101岁的老人是远近闻名的“山大夫”。

　　1908年11月,山崎宏出生在日本冈山县。1937年,有两个儿子的山崎家,必须送一个儿子参军。因为哥哥已经结婚了,山崎宏便穿上军装,离开了家乡。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两个月后,年轻的山崎宏来到中国,随军队转战上海、天津,因为看不惯军队的烧杀掠夺,6个月后,他挑了个黑夜逃走。

　　他决定从天津向东逃亡,因为山东半岛最东面离日本近,可以找机会回家。沿路乞讨来到济南后,山崎宏停了下来,因为这里的人们给他饭吃,给他水喝。从此,他再也没有挪过窝。一个从唐山带着女儿逃难到济南的女人,经人说合,做了他的老婆。山崎宏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山雍蕴”。

　　在济南过了几年,山崎宏的汉语已经很纯熟,经常能在广播里听到一个叫毛主席的人,告诉人们要“为人民服务”。

　　后来,山崎宏成为当地卫生院的医生,虽然一直保留着日本国籍,他几十年来服务的,却一直是中国人。

　　山崎宏的身份,和他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往事,很少有人知道,但“尽一分力量,向中国人谢罪”的念头,却在他心里藏了一辈子。大多数时间,他见到人都会欠身微微一笑,却从不串门,不开心的时候,也几乎不向家人或朋友倾诉,只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翻看一些日文资料,偶尔会哼几句日文歌曲。要不是媒体后来的报道,女儿山雍蕴甚至从不知道父亲具体的身世。

　　但悄悄地,山崎宏却做了不少事。早先自己开诊所时,山崎宏给很多穷人看病,都不收费用,尽管他日子过得很紧张。进医院工作很多年后,他的工资都没变过,一直是83.6元。后来,山雍蕴听别的医生说:“每次涨工资,你爸爸都跟院长说,把机会让给别人。”

　　1976年,战争已经过去30年,两个国家也开始尝试重新建立友好关系。这一年,离开故乡近40年的山崎宏,第一次回到日本,并且亲眼看着亲人把自己的灵位撤掉。亲人替他在日本的医院找了份工作,每月30万日元,但他拒绝了。

　　“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日本长,我要回中国。”年近70的山崎宏又回到了济南。他给自己家带回来的,是一台别人不要了的14英寸彩电,却掏钱买回了一堆日文科技图书,一个心电图仪,捐给了济南的图书馆和医院。

　　到1983年,日本和歌山市打算与济南市结成友好城市。作为中间的牵线人,山崎宏自掏路费,频繁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他为此给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写过信,首相后来给他回信,送给他手题的“大道无门”4个字。

　　在诊所办公桌上的玻璃下面,山崎宏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是他自己写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美德。”这个日本老人始终相信,赎罪的方式,是“多给中国人做些好事”。

　　有些好事简直微不足道。从1980年开始,他每天清扫自己新搬进的楼房3层以下的楼道。后来,同一座楼的老住户都陆续搬走,换成了来来往往的租户,他也从不间断。几年前,他终于扫不动了,于是,这项工作由女儿山雍蕴接手,直到今天。

　　诊所主人刘谟桐回忆,在他晋升副高和高级职称时,必须学习日语。刚认识不久的山崎宏热心辅导了他,却分文不收。此前,这个日本老人,也分别给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教过半年日语口语,同样分文不取。

　　每年,山崎宏都会收到日本政府发给老人的一笔养老金,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元。他几乎每次都以各种方式,把这笔钱捐出去,捐之前从来不跟家人商量。

　　这个习惯至今都不变。一年多以前,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二天,街道办事处还没来得及组织为灾区捐款,他已经去当地的红十字会捐了3000元,并拿着报纸,指着新闻告诉女儿“要捐款”。后来诊所集体捐款时,他又捐出了1000元。

　　70多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日本人几乎经历了这个国家的每一次大小变化。他经历了“文革”,但这个“一心只想着上班”的人并没有被人批斗。只是有一次,医院里有人故意把“打倒少奇”写成连笔,看起来像是“打倒山奇”,让他觉得难以接受。

　　以前每到元旦的时候,山雍蕴都要帮父亲给一些日本的亲友寄信,但从几年前已不需要再寄了。老同学、老同事们,都已经不在了,许多年轻人,说不定早已不清楚那场战争。

　　但在山崎宏这里,赎罪仍没有结束,除非到他死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