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与法门寺文化——纪念法门寺文化研究二十年

　　韩金科

　　自一九八七年法门寺唐代地宫面世以来已二十有年，法门寺和与之相应的作为法门寺文化的法门学在海内外学术界蓬勃兴起，欣逢法门寺圣地文化区建设一期工程庆典，回顾二十年间法门寺文化现象并展望未来，草成此文，以资纪念。

　　历史的发现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沿古丝绸之路从西安西行110公里，就到了汉代“扶助京师，以行风化”的扶风县。由县城北行10公里，就是我国古代佛教名刹法门寺。这里是三千年前《诗经》唱为“周原膴膴，馑荼如饴”的地方，又是汉、唐时期岐（美）阳县治。古代曾有印度阿育王施痍瘗藏佛指骨的记载，但由于历史的尘封，延及近世只有戏剧《法门寺》中尚留余响，其它史跡已付缺如。明清以还法门镇之法门寺仅是小庙，寺内明代真身宝塔向西南倾斜已久，任凭风雨剥蚀。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人民政府曾多次召集会议，组织维修法门寺塔。至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下午四时，法门寺明代真身宝塔分两次坍塌，却仅余一半残塔尚圪立于砖砾之上，并成奇观。此时在人民群众中涌动起了重修法门寺塔的热潮。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扶风县人民政府组织了对法门寺残塔危险部分的拆除和塔上佛像、佛经等文物的保护工作，至一九八六年底，残塔被拆除完毕。当准备进行修复新塔召开的法门寺历史座谈会上，寺旁一位老人提出了关于塔下有“井”的记忆，这引起对塔基作出保护措施，于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按考古随工清理的程序，并开始了对唐代以来的塔基进行发掘的试探。四月三日，上午十时许，塔基中心的下部，出现一米见方的大理石盖，西北角被前人砸三块小石，取开小石露出一条长不过三公分、宽不到三公分的小缝，底下层层叠叠的金银宝器与透进的一束阳光交相辉映，辉煌无比，参与发掘的人员无不受到震撼。这就是大唐法门寺地宫在尘封1113年之后突然面世的发现一瞬间。随即严加保护，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石兴邦先生主持下，组成了由北京、陕西、宝鸡和扶风县专业及有关人员组成的法门寺地宫考古队负责遗址清理工作。四月九日打开地宫第一道门，紧张有序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至四月二十八日，地宫文物清理完毕，保管于扶风县博物馆内。五月二日开始进行第二步清理、登记、照相等工作，于五月五日（农历四月八佛诞日）发现第一枚佛指舍利，五月 日 日，又连续清理、发现第二、三、四枚佛指舍利。当五月中、下旬文物清理做初步小结时，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和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等四、五十名全国各地著名专家学者赶到法门寺，召开讨论会，进行研究鉴定。五月二十九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在西安举行法门寺地宫考古发掘新闻发布会，全面公布了法门寺地宫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情况，并决定立即建设新的法门寺博物馆，重修法门寺塔，于一九八八年开放。赵朴初向中外记者宣布：“最近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基地宫中，发现了唐代所深藏后迷失千年之久的释迦牟尼指骨舍利和供养舍利的大批唐代珍贵文物。这是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法门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重要寺庙。据这次在地宫里发现的志文记载，佛指舍瘞藏在法门寺塔基内，从北朝元魏时代，到隋代、唐初曾几次打开塔基请出供奉。唐高宗曾将佛舍利迎至洛阳，武则天也曾迎请供奉在她所建的明堂。肃宗、德宗、宪宗历次迎奉到皇宫，这些都与历史记载相吻合。武宗时代，佛教曾一度受到严重破坏，据《大唐咸通送岐阳真身志文碑》说明，当时法门寺塔下一份‘影骨’受到损坏，而‘真身’并未受损。在那次法难过后，在地宫隧道西北角处重新发现佛指舍利，供奉在修复后的地宫中。咸通十四年（873），唐懿宗派人将佛指舍利重新迎入宫中供养。这次奉迎情况，在《杜阳杂编》中有详细记载，仪礼隆重，盛况空前。同年懿宗病逝，僖宗把佛指舍利送还法门寺地宫，并布施大量宫廷器物供养。从此以后，湮没千年，不显于世。到了明代，唐建木塔倒圮，重修砖塔，但地宫从未扰动过。1981年砖塔倒毁，为重新修建宝塔，清理塔基，才使封闭千年的地宫和这项佛教重宝再现于世。地宫所保存的大批文物，不但等级高，品种多，有的甚至完好如故。这次发现是我国历次唐代文物发掘所稀有的，它将为我们研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其中包括宗教、工艺、美术等多种学科提供了实物证据。这次发现，对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件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应归功于陕西省各级政府和文物工作者及有关工作人员为发掘和保护这项佛教之物所作的宝贵努力。

　　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国各大新闻媒体这样报道：“这四枚佛指舍利重现于世，不仅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喜事，也是世界佛教界的一件盛事。……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量价值极高的文物珍品，令人眩目称绝。121件唐代宫廷金银器供养器物，富丽堂皇，工艺卓绝；400多种（颗）珠玉宝石，玲珑剔透，耀眼夺目；17件玻璃器皿，晶莹透明，斑驳灿烂；14件失传千年，神秘莫测的秘色瓷，釉色细润，光可鉴人；包括武则天绣裙在内的唐代丝织品，层层叠叠，光灿夺目……其文物数量之多、品类之繁、质量之高，保存之完好，在中国考古史上是罕见的。它是至今发现唐代等级最高、历史背景清楚、纪年明确，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极高的珍贵文物，在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文化史、思想史、科技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这批稀世珍宝湮没千年之后，今日又重见于世，目睹这批文物，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眷眷爱国之情怎能不油然而生？……”

　　无尽的宝藏

　　一、灿烂的历史

　　法门寺这座落在周原、丝绸之路孔道上的千年古刹，南临渭水，隔河与秦岭主峰太白山遥相对峙；北依美山，土地平旷，风光绮丽。这里是周秦文化的腹地，是汉魏六朝名人辈出的地方，三千年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据佛典和有关资料记载，法门寺为古印度阿育王时代送来十九份佛舍利、安奉十九处之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的圣地灵境。相传汉代这里真身舍利塔的“圣冢”常有灵异事迹呈现。为弘扬佛祖圣地道统，为“三十年一开则岁谷稔而兵戈息”（《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宝塔碑铭并序》载《法门寺文化史》），公元六世纪中叶，北魏皇族在这里“初启塔基，肇申供养”（见《志文碑》），开皇朝尊奉佛指舍利之先河。“隋文时郡牧李敏……继开灵趾，咸荐香花“（《志文碑》）。供奉法门寺佛骨，几乎贯串于王朝的始终。武德年间，唐高祖昭命复名法门寺。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同意岐州刺史张亮（《宝塔碑铭》和《志文》作张德亮）的请求，准予开塔在法门寺供养，京城内每日奔赴塔所的达数万人，有人不惜烧头炼指，刺血酒地（《法苑殊林》卷五十一《敬塔篇》、《宝塔碑铭》）。显庆五年（660），唐高宗于前年派智琮、惠办、王长信等前往法门寺如准备的情况下迎佛指舍利于东都，入内供养。皇后武则天施舍所寝衣帐等物，高宗送金棺银椁，直到龙朔二年（662）才送迎本寺，出动京师诸僧及官吏数千人奔赴法门寺为佛指舍利奉行“石室掩之”的仪礼，迎送都是盛典，为重要国事（《法苑珠林》卷五十一《敬塔篇》、《集神洲三宝感通录》、《佛祖统纪》卷之十九（《宝塔碑铭》。至此，唐王朝尊奉法门寺佛指舍利为护国真身舍利，高筑大圣真身宝塔，弘建地宫，建瑰琳宫二十四院，御令广度万众僧尼以供养，法门寺成为全国的朝佛中心。长安四年（704）武周则天皇帝迎舍利，昭令法藏、文纲等迎入长安，后到洛阳于明堂供养，景龙二年（708）送还，历四年之久，中宗及皇后、夫人、公主皆下发入塔供养（《下发入塔铭》《宋高僧传卷十四》、《文纲传》、《宝塔碑铭》）。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派法澄等迎佛指舍利入内道场，数百僧人日夜念经，声闻禁外（《旧唐书、张镐传》、《资治通鉴卷一二九》、《隆兴佛教编年通论》。贞元四年（788）唐德宗迎佛指舍利入长安禁中供养，于贞元六年（790）送归（《旧唐书》卷十三、《册府元龟》卷五十二、《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派中使往迎佛指舍利入长安，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唯恐在后；有人废业破产、烧顶灼臂以求供养。这次迎请发生了韩愈谏迎的著名事件。（《佛祖历代通载》、《旧唐书》、《佛祖统纪》）。咸通十四年（873），这是唐代也是历史上最后一次迎奉法门寺佛指舍利，上至皇帝宰相、下至百官和四方百姓都参与了这次空前规模的佛教圣典，“穷天上之庄严、极人间之焕丽”，史称元和之时，远不及此。同年懿宗驾崩，僖宗送还，咸通十五年（874）昭命法门寺地宫封门，佛指舍利和数千件唐王朝供养物埋入地下，不被人知。（《唐大诏令》卷一一三、《旧唐书》卷十九上、《新唐书卷一八一》、《李尉传》、《杜阳杂编》卷下，《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卷二十七、《佛祖统纪》卷四十二、《志文碑》）。唐末五代因衰供佛骨，法门寺佛事活动渐有停减，除秦王李茂贞在唐天佑至后梁贞明（904—920）年间对法门寺大规模修葺、后唐清泰二年（935）在寺内设大斋会外，似无佛事入载史册（《册府元龟卷五十二》）。宋（金）、元间寺院刊刻藏经（《法门寺藏经碑》见《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二十四院、万众僧尼的规模还保留着，一直到明代晚期。宋徽宗于太平兴国二年（978）为法门寺亲书“皇帝佛国”匾额。（《法门寺灵异记碑》、《法门寺大乘殿碑》见《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明万历年间重修真身宝塔，铸造法门寺大钟成为扶风八景之一。清代之后，法门寺多有修葺。一九四九年起，法门寺为陕西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辉煌的宝藏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九日，重辉的法门寺与新建的法门寺博物馆对外开放，世界名山名寺长老大德、中外游人聚集法门寺，庆贺法门寺千年辉煌。在佛祖释迦牟尼其身指骨舍利瞻礼法会上，赵朴老面对十万之众向世界说：“《妙法莲华经》上说，佛以一大因缘，故出现于世。”佛指舍利自唐朝安奉在法门寺塔地宫，历时1113年后才又出现于世，这也有着“一大因缘”。它象征着佛陀慈悲之光重新生起。随着舍利同时出现的大量唐代文物，展示出亚洲古代文化、古代智慧的灿烂光辉。他衷心地祝愿所有参加今天法会的，以及从电视、广播、报刊中见到、听到了今天法会情形的佛家弟子，同发大心，为全人类的进步和幸福作不懈努力，以我们的身心向佛指舍利和宝塔作虔诚的供养，……。这时的法门寺博物馆，向海内外第一次展示了大唐法门寺地宫的旷世之珍，人们像潮水一样涌来，法门寺整日人山人海，这里形成了千年一遇的文化风景线。与此同时，法门寺博物馆借地宫考古发掘引动的文化浪潮和学术机遇，对法门寺的历史文化蕴藏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从上世纪七十年以来，法门寺文物和考古的重大发现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法门寺真真宝塔文物

　　据《扶风县志》载，明隆庆年间，唐建法门寺塔崩毁，明万历七年（1579）至三十年（1609）重建八棱十二级砖塔。清顺治十一年（1654）六月初九日因强烈地震而致塔体裂缝。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塔体一半由顶到底坍塌，到一九八五年五月至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残塔全部清除，除明代塔砖、塔上斗拱碑刻原地保存外塔上共清理佛经

　　卷，其中宋元版佛经 卷，明清写经 卷，明国写经 卷，而标有题记的宋元版佛经最为珍贵。清理自唐至明、清至民国佛像106尊。清理时发现明造舍利塔一座，内装佛舍利，塔门有清顺治大地震的刻记，等等。

　　（二）法门寺寺存文物和新发现文物

　　一九六六年，法门寺除明代砖塔外，尚有大雄宝殿、铜佛（十八罗汉）殿、钟鼓楼等清代建筑，寺有唐碑已毁，只有宋（金）《买田地庄园记碑》、《普通塔记碑》、卧虎石、宋巧姣告状跪台、明《西蜀大洲居士碑》和记载清、民国年间维修法门寺塔庙的两通碑石。以后陆续发现收归法门寺的有北魏《千佛碑》（含《北周七女碑》）和唐中宗《下发入塔石匣盖铭》还有尚在寻找的《宋九子母碑》等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史科价值和艺术价值。

　　（三）法门寺唐代地宫

　　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打开了法门寺唐代地宫，法门寺千年辉煌的历史宝库展现在世人面前，唐代真身宝塔地宫的建筑遗址，四枚佛指舍利及数千件唐皇室供奉物重现于世。（一）地宫建筑遗址为珍贵文物。（二）佛教世界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三）唐皇室供奉一百二十一（组）件金银器，其中唐懿宗、唐僖宗父子亲自供奉达百件之多，为我国唐代考古之罕见。（四）首次发现的唐宫廷秘色瓷系列，为我国陶瓷考古最重要的收获。（五）来自古罗马等地的琉璃器群，是世界琉璃器考古的重大发现。（六）上千件荟萃唐代丝织工艺的皇族服饰，其中包括武则天、唐懿宗、唐僖宗等唐皇帝后金襕绣裙及其它供奉佛、菩萨的绣金织物、服饰等，均是稀世珍宝。（七）精美绝伦的唐宫廷金、银、琉璃系列茶具。（八）百余件珠玉宝石器及漆木器。（九）等级最高、制作最精、体系最完整的安奉佛指舍利的金银宝函、水晶（玉）棺椁宝帐、舍利塔等。（十）地宫香域宝地的铺地金钱、香具及其他供物，等等。这些器物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极高的文化价值。（一）揭示了唐皇室与法门寺及“会昌法难”以后佛教密宗的关系；（二）破译了陶瓷史上的千古之谜；（三）提供了琉璃器研究的新标本；（四）反映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高超工艺和装饰水平；（五）展示了唐皇室丝（金）织物的文化宝库；（六）揭示了唐代宫廷饮茶艺术，展现了我国古代茶道文化的标准器具；（七）为唐代佛教密宗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八）提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成功范例，等等。法门寺地宫文物品类之繁、等级之高、制作之精美、保存之完好是极为罕见的，为唐代佛教考古所仅有。这是上世纪继半坡、秦兵马俑之后我国又一次重大考古新发现，在社会政治史、文化史、宗教史、科技史、美术史、中外交流史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幸事。《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

　　１、地宫

　　法门寺塔基底下，有一座专为供奉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而建造的地宫。元魏二年（555）大将军淮安王拓跋育开启塔基，供养佛指舍利。隋仁寿末年，右内史李敏开塔，瞻礼佛指舍利。唐真观五年（631）太宗李世民命岐州刺史张德亮开示地宫供养佛指舍利，顯庆五年（660）高宗李治盛仪开启地宫迎佛骨于长安、洛阳皇宫，并铺修故塔地宫。长安四年（704）武则天开启地宫迎佛指舍利于长安，洛阳新建明堂。景龙三年（708），中宗李顯於地宫建灵帐以安奉佛指舍利，史载“应天神龙皇帝，顺天翊圣皇後各下发人塔供奉舍利，温王、长宁、安乐二公主，郑国、崇国二夫人各下发供养”。上元元年（760），肃宗李亨开启地宫迎佛指舍利到长安皇宫供养。真元六年（790），德宗李適开启地宫，迎佛指舍利于宫中，“倾都瞻礼”。元和十四年（819）， 宗李纯开启地宫，新奉香火于安福门迎佛指舍利入宫。会昌四年（844），武宗李炎減佛法难，毁坏地宫，以前诸帝供佛珍宝荡然无存。咸通十二年（871），懿宗李漼开启地宫，得佛指舍利于“舊隧道西北角”，遂“整修地宫，恢复舊制。”于咸通十四年（873）三月迎佛指舍利于长安皇宫，皇族王候争相供奉，赏施规模惊人。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僖宗李儇送佛舍利回归，安奉于法门寺地宫。为供养事，懿宗、僖宗两代皇帝集歴代事佛之大成，以数千件绝代珍宝，按佛教最高仪轨在法门寺地宫完成了举世仅有的地下礼佛阵容。次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唐僖宗敕命法门寺地宫封门，从此，这个地下大千世界1113年深藏于地宫之内不再面世。

　　地宫建制模拟帝王墓，为盝顶窖洞式石质建筑。唐代几经皇室修葺，止懿宗时又予宏建。地宫内设四道石门，由踏步漫道、平臺、前室、中室、后室、密龛七部分组成，长21.12米，面积31.48平方米，前、中、后、密龛各安泰佛指舍利一枚，数千件李唐王朝供佛珍宝环绕，如法供养，是世界上目前发现时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

　　２、四枚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为佛教世界稀世仅存。

　　３、香域宝地

　　唐代皇帝供养佛指舍利的金银器、秘色瓷、丝绸织物、珠玉宝器等多盛以精制木函，象征佛在香域宝地之在千世界之上。木函表面涂漆、描金绘彩，顯得十分华贵。供奉佛祖真身指骨舍利的佛弟子微雕造像，形态端庄虔诚，制作巧夺天工。盛放香料、珠玉宝器的漆木宝函、银边包角，流光溢彩。以当时澳洲民族供养的丁香、沉香、乳香、檀香为佛祖建造的金银须弥山和大千世界、曲脉纵横、河流遍布，包罗万象，神妙离奇。

　　４、铺地金钱

　　地宫金钱铺地，为佛教最高仪轨。铜钱两万多枚，计有“五铢”、“货泉”、“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会昌开元”等三十多余种。仅“会昌开元”就有：“京”、“润”、“舆”、“洛”、“洪”、“昌”、“蓝”、“鄂”、“兖”、“平”、“梁”、“宣”、“襄”、“越”、“潭”、“梓”、“广”十七种。有的还有供奉者的墨书题名。其中十三枚玳瑁“开元通宝”幤材特殊，极为罕见。

　　５、金丝织物

　　唐代帝后在法门寺地宫每每以身事佛，其中一项就是帝后嫔妃皇族以自己当世最高等级的衣物供养佛祖。据地宫《衣物账》碑记载。地宫内有武则天、唐懿宗、僖宗、惠安皇太后等供奉的各类絲（金）织物700多件。仅初步清理，就有绫、罗、绸、缎、绢、绮、锦、繪、 等三十多种，其中刺绣有 金 、平 、贴金 、 加绘等技法以及织金、织银、盤金线等十多种工艺，捻金钱的为0.06-0.1毫米，有些高超技艺已经失传。这是世界古代丝绸品类和工艺品种最多的一次考古发现，对研究中国纺织史、服饰史以至宫廷生活等，提供了最珍贵的资料。

　　６、秘色瓷器

　　秘色瓷器为唐皇宫廷御品，民间无缘使用，史载五代后始有，但极为珍贵，从无考古发现之标准器物。地宫出土的碗、盤、瓶等14件秘色瓷碗，用平脱技法装饰的鎏金镂空花鸟图花纹，华贵富丽，堪称绝品。这些瓷器按《衣物账》以秘色瓷记载，说明至少在公元874年前，秘色瓷已炼制成功。秘色瓷的发殃结束了考古界探求秘色瓷真谛的悬案。

　　７、琉璃器群

　　琉璃器即玻璃器，公元一世纪由波斯传入我国。地宫出土的18件琉璃器，多为其产地国家的入唐貢品，故较金银器贵重，其价值在地宫文物中占很大比重，是建国以来琉璃考古的重大发现。以产地论，玲珑剔透的茶托、茶盏是中国所产，盤口细经贴塑黄琉璃为东罗马之精品。入唐后安置佛骨舍利于其内。以刻花手法装饰的默赫拉巴、艾斯裹米纹的盤、碟器皿，属典型的伊斯兰器物。这些极为珍贵的供养物今天在其产地国家也很难找到，这对研究唐代中西文化交流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８、珠玉宝石器

　　唐皇室为在地宫供奉佛祖，以宝玉、水晶为榔、为棺，供养舍利，铺陈大千世界；或以珍贵琥珀、石料雕镂护法诸神、守护地宫，组成最高法界。

　　９、茶具

　　中国是茶业和茶文化的故乡，唐代饮茶之风极盛，“吃茶”之法十分考究，至陆羽《茶经》已理论化了，但实际操作之法失传，茶具传今无几，地宫出土烘焙，研磨，过筛、烹煮、饮用、贮藏等系列金银茶具，标明是唐僖宗的供佛珍品，全面地体现了唐宫廷茶道的工序和茶文化内容，为研究唐代茶文化史提供了实物依据。

　　１０、金银器唐代金银器因其制作精美、质地贵重、传世或出土稀少而特别珍贵。地宫共出土唐代咸通年间（860-874）的金银器121件（组），其中唐懿宗、僖宗父子供养的金银器达100余件。为求得佛祖保佑唐王朝“聖寿万春，聖枝万葉，八方来服，四海无波”的神圣目的，唐皇室在这些器物上赋予极为丰富的历史和佛教文化内涵，使其达到“窮天上之庄严，极人间之焕丽”的境地。这批系列性皇家重器，数量大、品类多、等级高、新器型多、成组配套、产地明确、制作年代祥实，为研究唐代历史和佛教文化提供了崭新的资料。

　　①供养器

　　在法门寺地宫中，唐王朝用金银宝器以佛教的最高仪轨供养佛祖指骨舍利，其中，包括灌顶、供香、供花、供食、燃灯等，有香、花、灯、果、塗、茶、食、宝、珠、衣等10种，以表示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布施等多种意义。地宫出土的大量供养器，是唐代礼佛仪典的真实反映。

　　②佛事生活用具

　　地宫出土的佛事生活用具，包括容器、薰香器、饮食器、浴佛器等类，工艺高超、器型和纹饰、图象等内容丰富，形态万千，为侍佛供养之大千世界。

　　③法器

　　在法门寺地宫，唐王朝为佛祖设置壇场、法器、以行佛道。出土的锡杖、钵盂、如意等均属此类。双轮六坏锍金铜锡杖，属地藏菩萨；双轮十二环纯金锡杖属迦葉佛；而佛教世界最大的四轮十二环锍金迎真身银锡杖属佛祖释迦牟尼，是佛教世界最高权威的象征。

　　１１、其他

　　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从以上对法门寺历史和地宫出土文物在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的论述，可以看出法门寺在唐代文明史上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当时任何一个著名寺院，如西京的慈恩寺、西明寺、大兴善寺、青龙寺、香积寺、荐福寺，东都的华严寺、扬州的大云寺、五台山的金阁寺、天台山的国清寺等等，都难以与它相提并论。因为这些寺院尽管名气也大，个别皇帝也曾亲临拜佛，在社会上影响不能说不大，甚至还成为日本、新罗等国僧人入唐求法巡礼的圣地。但都不过是一个佛教宗派的祖庭，或以弘扬某一教派而驰誉，但法门寺是有唐一代诸多天子崇敬的皇家寺刹，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瘗藏之地，几乎每三十载当朝皇帝就要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迎奉法门寺佛指舍利进京瞻礼的法事，举国瞩目，京城轰动，僧俗毕至，高僧云集，甚至外国僧人也参与其中。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巨，罕有其匹，此其一也；其二，慈恩等诸寺所作法事，一般均于寺内举行，为一宗一派僧俗修行活动，参与者有限。法门寺虽主要弘传密宗，但寺中佛指舍利，却是佛教徒共崇的，其法事除在开启真身塔门时于法门寺举行外，还要迎至三百里外的长安，或千里之外的洛阳，先在皇宫拜谒，继移京师诸寺供善男信女膜拜，参预法会者动辄数万；其三，慈恩等寺做法事时不乏信佛官民布施钱物，天子赏赐，数额相当可观，而法门寺所获布施却几无民间供奉之物，多为唐皇帝后的供奉。如《资治通鉴》卷二四O所载宪宗元和十四年（819）迎佛骨时，“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同书卷二五二所、所载懿宗咸通十四年（873）迎佛骨时，“宰相已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而地宫出土的懿、僖二宗所赐大量稀世珍宝，尘世天价。其四，法门寺有“关中塔庙始祖”之誉，“照临之内，奉佛之人，罔不归敬，殿宇之盛，寰海无伦（《太平广记》卷三九五《法门寺》），其它诸寺则犹如“众星之拱北辰”，更不用讲关外之寺了。（李斌城《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序》）。

　　重辉的宝库

　　一九九四年春天，吴立民、李斌城、丁明夷三位先生到法门寺，对地宫文物分布组合的文化内涵和密教代表器物进行系统察看、对比、研究，提出初步研究的意见，由陕西方面召开佛教界、学术界、文博界研究讨论会，得到许力工、澄观、静一、石兴邦、张廷皓等高僧大德和专家学者的首肯。之后，在赵朴老的关怀和支持下，吴立民居士三到法门寺，组织专门人士，拍摄、察勘，广泛收集资料，回京后与日本密教的历史、人物、教义、经理及图像资料反复对比，并与巫白慧先生商榷，进行专门、系统研究，终于完成了专著《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一九九八年十月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吴先生认为，整个地宫用以供奉佛指舍利，是按照唐代皇室尊崇的密宗表法、修持、观想的曼荼罗的图样立体化规划。他把整个地宫每一细微的布局，配合各种曼荼罗的内涵意念、佛法奥义，按照经典依据和唐密流传的法义，如何从具体的事物呈现出无穷法界，一一演释出来。这本专著探讨蕴涵唐代密教法义的法门寺地宫总体布坛——“一道五门四室”共供养的四枚（一真三影）佛指舍利表证了密教有关大日如来的智慧（金刚界）及其本身（胎藏界）所呈现的不一不异的道理，更把宇宙人生的实相，运用图像的表达方式，从外到内，由浅入深地表达“即事而真”的法义。他以大量篇幅阐释地宫唐密曼荼罗，同时也表证重重无尽的华藏世界中，无住而住，有方有所，不生而生的法义。

　　一、法门寺唐代地宫密教的总体布局。

　　整个地宫在封闭时被安奉为包罗万象、无尽变化的唐密曼荼罗世界。在地宫的发掘过程中，曾经发现了一些奇特的文化现象，如满地遍布黄色“开元通宝”，后室中部堆积薰香灰，宝函中盛放液体，地宫四壁涂黑，这表明地宫在封闭之前曾做过盛大的舍利供养法会等活动。地宫一如帝王陵墓，依密教布坛的形式安奉佛指舍利供养。主体建筑分隧道、前室、中室、后室、秘龛五部，为一道五门四室。地宫总体为佛舍利供养大曼荼罗，佛指舍利为三昧耶曼荼罗，供养舍利的诸种道具、法器、供养器及供养法为法曼荼罗，如法供养为羯摩曼荼罗。六大瑜伽，四曼不离，三密相应成就了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按密教仪轨增益护摩法的“遍法界成黄色方坛”的要求，隧道、前室、中室为长方形，后室及秘龛为正方形，入宫的地面铺铜钱成金黄色，主要供养物亦作金黄色，以显示地宫为黄色方坛。地宫一道五门四室供养四枚佛指舍利，一道四室通彻全坛，表示体现金刚界和胎藏界的大日如来中道一实。四室四舍利则表证四方四佛，建立两部曼荼罗。

　　二、四室安奉四舍利建两部曼荼罗。

　　前室阿育王塔第四枚（按面世前后时间排序，下同）（影骨）舍利，位胎藏界东方宝幢佛位，位金刚界南方宝生佛位；中室汉白玉灵帐第二枚舍利，位胎藏界南方开敷华王佛位，位金刚界东方阿閦佛位；后室八重宝函第一枚（影骨）舍利，位胎藏界北方天鼓雷音佛位，位金刚界西方阿弥陀佛位；秘龛五重宝函（灵骨）第三枚舍利，位胎藏界西方无量寿佛位，位金刚界北方不空成就佛位。

　　地宫以中道一实，体现金胎两界大日如来，则两界大日同遍法界，均无形象。而以四枚舍利表征四方四佛建立两部曼荼罗。从影骨显的方面，以后室八重宝函第一枚舍利为主尊，成立胎藏界佛指舍利供养曼荼罗，主尊位于胎藏界北方天鼓雷音佛位，司涅槃门，演说法音，警悟众生。而第三枚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位于胎藏界西方无量寿佛位而放无量光，照十法界。此曼荼罗逆时针而下旋，表示胎藏界从果向因本觉下转之化他门。从灵骨密的方面，以秘龛五重宝函第三枚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为主尊，成立金刚界佛指舍利供养曼荼罗，则佛指真身舍利位于金刚界北方不空成就佛位。按密教教义，释迦牟尼即不空成就佛，故此正位正是释迦佛真身所在；第一枚佛舍利位金刚界西方阿弥陀佛位。此曼荼罗顺时针而上旋，表示金刚界从因向果始觉上转修证之利他门。

　　三、真身宝函——金刚界曼荼罗

　　法门寺唐代地宫秘龛安奉佛祖真身指骨舍利於五重宝函之中。由外向内，依次为盝顶铁函、鎏金四十五尊造像银宝函、银包角檀香木函、嵌宝石水晶椁、壸门座玉棺。45尊造像宝函底部有“大唐咸通十二年十月十六日遗法弟子比丘智英敬造真身舍利宝函永为供养的”錾文。此真身宝函就是唐密金刚界成身会曼荼罗。

　　1．宝函顶面唐密中台方坛内金刚界大日如来、四波罗密、（金刚波罗密、宝波罗密、法波罗密、羯摩波罗密）内四供养（金刚嬉菩萨、金刚鬘菩萨、金刚歌菩萨、金刚舞菩萨）曼荼罗。

　　2．宝函顶面唐密中台方坛外外四供养（金刚香菩萨、金刚华菩萨、金刚灯菩萨、金刚涂菩萨）、四摄（金刚钩菩萨、金刚索菩萨、金刚锁菩萨、金刚铃菩萨）、四大神（地天、水天、火天、风天）、四大明王（降三世明王、军荼利明王、金刚夜叉明王、不动明王）曼荼罗。

　　3．宝函顶面唐密金刚界曼荼罗宝珠、宝生草及五股金刚杵界道。顶面方坛外最外重，东方为金刚杵、南方宝珠、西方为宝瓶、北方为羯摩轮，法义微妙、如法细致。

　　4．宝函前侧面唐密东方阿閦佛及四亲近（金刚萨菩萨、金刚王菩萨、金刚爱菩萨、金刚喜菩萨）曼荼罗。

　　5．宝函右侧面唐密南方宝生佛及四亲近（金刚宝菩萨、金刚光菩萨、金刚幢菩萨、金刚笑菩萨）曼荼罗。

　　6．宝函后侧面唐密西方阿弥陀佛及四亲近（金刚法菩萨、金刚利菩萨、金刚因菩萨、金刚语菩萨）曼荼罗。

　　7．宝函左侧面唐密北方不空成就佛及四亲近（金刚业菩萨、金刚护菩萨、金刚牙菩萨、金刚拳菩萨）曼荼罗。

　　四、八重宝函——胎藏界曼荼罗

　　第一枚佛指舍利安奉于地宫后室八重宝函之中。八重宝函放置于后室北璧正中位，合于释迦牟尼佛涅槃及北方不空成就佛的方位。八重宝函外重为银棱盝顶檀香木函，外壁以减地浮雕描金加彩的手法，雕刻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图、释迦牟尼说法图和礼佛图。其余七重从外向内依次为：第七重，鎏金四天盝王顶银宝函；第六重，素面盝顶银宝函；第五重，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第四重，六臂如意轮纯金宝函；第三重，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宝函；第二重，金筐钿珍珠装珷玞石宝函；第一重，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

　　八重宝函表佛法之五部九重，八重与地宫合为九重，第六重素面银函为羯摩部，之外为金刚部，之内为佛部、宝部、莲花部。从唐密法义讲，核心的第一枚佛指舍利之外，重重曼荼罗围绕，第四重六臂如意轮曼荼罗、药师曼荼罗、大日金轮曼荼罗、释迦金轮曼荼罗及双凤吉祥图，其中如意轮表莲花部、药师表金刚部、大日金轮与释迦金轮表佛部。虽非完整的胎藏界曼荼罗，却将胎藏界曼荼罗的金、莲、佛三部功能充分显现，可以说是意相胎藏界曼荼罗，而与密龛五重宝函金刚界曼荼罗相应，相虽常隐用则常存。第五重说法曼荼罗其作用与胎藏界释迦院相当，为第四重之延伸。第六重素面银函区分第四、五重出世法之佛菩萨曼荼罗与第七重世法之诸天曼荼罗，素面表界分清净，亦于空界之义。八重宝函与五重宝函显示了法报应三身同动之法义，显示了大日如来理智二法身，由身受用而他受用应化身之圆满法义，反映出一大法界之总体，既通无量佛身，复通无边国土，一多相容，长足无碍，重重玄机，法义深妙。其生生不息之至尊性，既透彻环宇而万德庄严，其层层摄受之加持力，复弥遍三世而一味瑜伽，使人类本具而潜伏不彰之机能，随菩提而渐显，使众生无我而服务人群之功德依法性而俱增。如此法宝，造福人类，永垂不朽，万古常青。

　　1．第四重宝函前侧面六臂如意轮观音曼荼罗，左侧面药师金轮曼荼罗，后侧面大日金轮曼荼罗，右侧面释迦金轮曼荼罗，顶面双凤吉祥曼荼罗。

　　2．第五重宝函前侧面释迦说法曼荼罗，左侧面文殊说法曼荼罗，后侧面大日说法曼荼罗，右侧面菩贤说法曼荼罗，顶面金轮曼荼罗。

　　3．第七重宝函四面为东方提头赖吒天王曼荼罗，南方毗娄博叉天王曼荼罗，西方毗卢勒叉天王曼荼罗，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曼荼罗，顶面为双龙捧如意宝珠曼荼罗。

　　五、捧真身菩萨曼荼罗。

　　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室汉白玉灵帐后供奉鎏金珍珠装捧真身菩萨，是唐懿宗李漼於咸通十二年（871）十一月十四日其三十九岁生日为供养佛指舍利而敬造，咸通十四年（873）迎舍利时，此尊捧真身菩萨与佛指舍利一并安奉地宫供养。

　　1．捧真身菩萨手捧大唐王朝护国佑民之发愿文。

　　2．捧真身菩萨莲台座覆莲辨瓣内为唐密胎藏界中台八叶院，外为唐密八大明王，胎藏界主尊毗卢遮那佛在捧真身菩萨宝冠之中，成立唐密胎藏界曼荼罗。

　　3．捧真身菩萨莲台座仰莲瓣下平台为唐密金刚界五方五佛的种子曼荼罗，仰莲瓣为唐密金刚界慧门十六尊和定门十六尊三十二菩萨生，上平台为大日如来三身咒轮之种子，成立唐密金刚界曼荼罗。

　　4．捧真身菩萨底部为双龙捧羯摩杵曼荼罗，表示两部曼荼罗外金刚院的天龙八部。

　　吴立民居士在专著中系统阐释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的同时，对唐密曼荼罗之界说及其内涵、密教教义、唐密传承及其相关问题、关于唐密等重大教义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做了系统的论述，旁征博引，文图并茂，成为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以来七、八十年间的一部唐密的扛鼎之作。

　　六、历史价值

　　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的发现和阐释，应视为法门寺历史文化发掘的重大收获与重要成就，其价值和意义等同于一九八七年地宫面世，为上本世纪我国佛教和唐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它的发现，使失传千年之久的唐密文化宝库被打开了它神秘的大门，展示了法门寺内道场佛舍利供养曼荼罗世界和唐密文化的真实内涵，填补了晚唐密宗史的空白，可以考证、解释日本东密、台密存疑的一些问题。它的发现，进一步昭示了法门寺佛教圣地和唐密法界的历史地位，明确了唐密传承、长安唐密三大寺的核心地位以及与日本东密、台密和韩国密宗相应的关系；掀开了亚洲佛教文化圈扩大佛教文化交流的新的一页，中华民族灿烂的大唐文化又一次大放异彩。

　　时代的蓝图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早在地宫面世的当时就曾指出这一重现的重要历史价值及其当代意义，他写道：“法门寺的每一件文物都给我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需要各方面的专家研究十年。二十年或几十年，才能取得比较圆满的成绩。我相信，同敦煌学一样，研究法门寺文物，也将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法门学”（《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序》）。

　　法门寺地宫的发现将一系列问题摆在人们面前。法门寺在中国文化史、中国佛教史乃至世界佛教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这座瘗藏佛祖真身舍利的寺与塔会建在扶风？佛教入华夏之后唐代为何成为佛教的鼎盛时期因而对世界佛教的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唐王朝与法门寺怎样形成一幅中世纪的迎佛图？从地宫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窥见唐代的文明达于怎样的璀灿，以至于我们可否由此得知唐王朝在人类发展史上处于怎样的地位？汉唐以来，中外文化的交融给了中华文明怎样的促进？出土文物为许多专门学研究，如纺织、玻璃、瓷器、珠玉、金银器、雕刻、茶道等等以及历史、考古、佛教佛学、文学艺术、工艺科学等等的探讨都开启了新的门户。可以说，法门寺地宫的重现，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探索历史文化宝库的门径，一门国际性的学科“法门学”的兴起，势所必然（苏叔阳《“法门学”的兴起与新世纪的召唤》《法门寺文化史?历史卷》）。

　　一、法门寺文化研究

　　早在地宫发掘之初，著名历史学家孙达人先生等就提出法门寺地宫及出土文物要及早进行科学研究。在赵朴初、季羡林、任继愈、宿白、周绍良、史念海、霍松林、金维诺、冯其庸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关怀下，在张岂之、黄心川、吴立民、石兴邦、李斌城等学者的指导下，应运而生的法门寺博物馆，通过各种管道拜谒、团结海内外学人，筑起一个国际学术舞台，从历史文献入手对法门寺文物、佛教、文学艺术（含地方乡土文学），通过由专题到整体（佛教）、由分析到综合以及相互比对相互彰显的研究，遂奠定了坚实的法门学研究的基础。以此为起点，精心筹行备召开了一系列高起点、高层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以综合研究的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利用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在考古、历史、佛教和文学艺术等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要成果，填补了唐代佛教史、秘色瓷等诸多研究领域的空白，使唐代密宗和历史研究大大改观。诚如李斌城在《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序言》中所说：“法门寺地宫的发现，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盛事、幸事。”

　　综观二十年来的法门寺文化研究具有三个明显特色。

　　一是，它体现了考古文物与历史文化研究的有机结合。法门寺地宫发掘不少以佛教信仰为中心的文物。这些文物既有佛教密宗的法器、图案，同时又有大量瓷器、纺织品、琉璃器等，不但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佛教信仰的某些特点，同时也体现出历史上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和精神风貌。如果不对这些文物开展具体研究，不揭示它们的文化内涵，这些文物就会变成死物，难以引起人们持久的兴趣。法门寺较早地超越了就文物而研究文物的局限，通过十余年的实践和探索，使得法门寺文物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来关于法门寺地宫佛教密宗文物的研究，已经能够从文物的原有设置情况解读出它的仪轨及其精神，使地宫文物特殊的文化内涵得到了生动的展现，同时也为唐代密宗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范例，促进了关于这一宗教现象的理解。另外，关于法门寺茶具的研究，已与唐代饮茶文化联系在一起，并能够与各地茶系进行比较，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法门寺博物馆先后推出了“唐代茶文化历史陈列’’和“唐密曼荼罗供养世界文化陈列”，以研究促展览。可见，法门寺文物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为法门寺的总体研究提供了一个十分广阔的前景，显示出了它的独特魅力。

　　二是，它在历史、宗教、文学、艺术、考古等领域的综合研究方面作出了创造性的探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加强学科和专业之间的交叉与协作是文化研究的趋势，对地下文物的研究也是如此。法门寺地宫文物的主体是佛教密宗文物，但在佛指舍利的诸多供养品中，也有不少的茶具、丝绸、琉璃器皿，对后者同样可以进行专题研究。同时，法门寺文化也包括以地宫文物为核心的整个法门寺佛教文化，以及以法门寺佛教文化为基础的其他种种文化形式。这就有必要从考古学角度对法门寺文物的历史价值加以定位，有必要从宗教学的角度对法门寺佛教史加以分析，有必要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对法门寺文化艺术加以研究。十余年来，法门寺文化研究既有上述研究领域的专业化研究，也有这些领域的综合研究．这就比较好地体现了多学科、高层次的结合。

　　三是，它具有开阔的文化研究视野，体现出远大的研究旨趣和境界。我们在1990年间就曾给法门寺文化一个界说，认为它是法门寺在一千七八百年发展的历史上所形成的丰富文化积存，是古代中国本土文化与主要经由丝绸之路而东渐的佛教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因而从一开始，对法门寺历史文化的研究，就能够上溯到从炎黄时代到周秦间在法门寺周围曾存在着的丰富历史资源，并且能够把法门寺当作中国本土文化与印度文明相互影响的一个生动范例，通过对佛教传播及其在中国的转化来说明中国本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一般规则。法门寺是出陇入蜀的重地，是古代东西交通的要冲，这里既凝结着以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奉藏着佛祖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把法门寺作为中印文化融汇在一起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十余年来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佛教文化在法门寺的历史命运具有文化研究的一般意义．可以为正确谋划民族文化的未来前景提供参照，这大大加强了法门寺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二、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

　　1934年，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中说：王国维学术内容及治史方法可概括为“三目”，其“一曰取地下之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地下之实物”，是当年的实物即考古资料；“纸上之遗文”则乃是当年的人或后人记载的历史文献，因参杂了作者的主观意识，可信性远不如考古资料。只有将二者对照研讨，才能验证历史文献的可靠程度及真伪；也只有依据这种经过验证的历史文献，才能将历史研究工作置于科学的坚实基石之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透过扑朔迷离的现象，抓住本质，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法门寺地宫及其珍贵文物的出土并非偶然。在历史文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宋高僧传》、《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佛祖统纪》、《五灯会元》和《法苑珠林》等佛书，《全唐文》、《册府元龟》、《古今图书集成》等类书，《金石萃编》、《扶风县石刻记》等金石，《杜阳杂编》、《太平广记》、《剧谈录》等笔记小说，《扶风县志》、《凤翔府志》等地方志，贯休、无可等人的诗，敦煌写本P3445等，甚至日本高僧园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中，都或多或少地记载了有唐一代二百九十年唐人对法门寺佛骨(即佛指舍利)的崇敬：如唐太宗朝岐州刺史张德亮开塔供养佛骨，高宗、武则天迎佛骨至东都洛阳瞻礼，中宗改法门寺为圣朝无忧王寺，塔曰大圣真身宝塔，下发供奉。其后肃、德、宪、懿、僖等宗迎送佛骨，武宗毁佛殃及法门寺，佛骨长一寸二分，上齐下折，色白少青，中空，壁有文等等。以上这些“纸上之遗文”究竟确实与否?或者说，哪些是历史真实，哪些是僧人或信佛者的宗教臆想和凭空杜撰的神话故事?尤其是唐人苏鹗在《杜阳杂编》里活灵活现描绘的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年)长安城万人空巷迎佛骨的狂热情景，到底有多少真实性可言?然而这种种疑问在法门寺地宫的重现中就有了答案。

　　当史学工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王国维式的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方法，将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琳琅满目的闪光珍宝，结结实实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和《监送真身使应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二碑(简称《志文碑》、《物帐碑》)与上述历史文献对照起来，精心考释，遂雄辩地证明了这些尘封在三秦大地之下1113年的唐代实物，与历史文献的记载完全吻合，从而破译了唐人崇敬法门寺佛骨的千古之谜。

　　由此证明考古工作者也只有将“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结合起来，才能确定这些地下出土的无言而冰凉的文物的真实身份，丰富内涵，弄清隐藏在其背后的有血有肉的鲜活故事。例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写有“五哥”字样的茶具，“五哥”是何许人也?只有查阅历史文献，才能知道他是唐僖宗李儇未南面称孤前在宫里的乳名。那流光溢彩的精美茶具，仅从器物本身观察，它不过是由茶碾、茶槽和茶笼子等组成的一个系列。考古工作者用考古学的方法可以检测其形制之大小，制作之工艺，如此而已。然而如果我们将这套茶具放到有关唐代茶事的历史文献中进一步考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不仅从陆羽《茶经》所述唐人茶具中看到法门寺地宫出土茶具的来源，而且可以从该书以及大量唐人茶诗、茶文里看到唐代茶文化的丰富历史，尤其是李唐皇室清明茶宴等饮茶风习。

　　过去十八年的法门寺文化研究，就是运用这种“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相结合的“轨则”，稳步、扎实地推进的，史学和考古工作者聚集一堂，

　　相互切磋，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从而在较短时间内，使法门寺文化的大体面貌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1、法门寺文化

　　文化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的精神化与精神的物化。从集合的角度看，其内容包括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及精神的物化产器三个方面。法门寺文化，顾名思义，就是法门寺在其一千多年发展的历史上形成的丰实文化积存，是古代中国本土文化与主要由丝绸之路东渐中华的佛教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法门寺佛教文化。法门寺文化以佛教文化为特征，深深体现出佛教中国化与中国佛教化的双向发展逻辑，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历史上的法门寺，以真身舍利的存在被佛教界视为祖庭。隋唐时代封建统治者的大规模迎佛骨活动，使法门寺更以皇室“内道场”之尊超越一切宗派、一切寺院。封建国家的佛教政策、文化政策和政治格局在此得到充分体现。法门寺佛教对佛教在全国的发展具有导向作用，是中国佛教文化的核心。（二）法门寺历史文化。其主要包括法门寺历史沿革、法门寺文化的历史机制及法门寺文物反映的历史问题。法门寺历史文化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封建盛世有唐的历史文化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三)法门寺文物考古。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一千余件，皆唐代文物之精萃。数量大、等级高、錾文内容丰富。其包括佛骨、石刻、金银铜器、纺织品、瓷器及琉璃器。考古领域的开拓对于我们了解法门寺佛教在世界的地位、了解唐代艺术风格、唐代手工业技术发展状况、唐代丝织技术水准、唐代中国瓷器远去海外的原因、唐代的开放气度与时代风貌等都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四)法门寺文学艺术。法门寺文学艺术在一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积聚了丰富的遗产和成果。在文学方面主要包括历代寺僧，名人关于法门寺的诗词歌赋，与法门寺有关的织锦回文诗《璇玑图》、戏剧《法门寺》，以及大量民间文学故事、神活、风俗掌故等，在艺术方面主要包括存在于地宫文物之上的艺术成就和书法精品。这些文化资源所折射的光辉无一不是理解法门寺的重要线索，”这些文艺杰作所包容的美无一不是人类文明的奇珍瑰宝。法门寺文化的文学艺术成果是法门寺文化走向世界的真正动力。

　　法门寺文化具有多种文化的聚合性，具有在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双向运动中作用的特殊性，具有出土文物器类的丰富性。因此，法门寺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相对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佛教文化等大的文化体系而言，法门寺文化是其子系统或次子系统体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法门寺文化，我们对于唐文化的了解，对中国文化史和世界佛教史的了解都是有缺陷的。

　　2、法门学

　　九年前，历史学家在法门寺十周年庆典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后，针对法门寺文化研究的成果，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和研究课题。

　　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如此众多的珍贵文物，在海内外展示了它难以估量的历史文化价值。人们在惊叹之余，也引发了无限的遐想，思考了无数的疑惑。尽管地宫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吻合，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历史文献上记载或未记载的问题有待人们探讨，例如法门寺及其地宫是何时何人修建的?放置在地宫的释迦牟尼佛指舍利是什么人怎样从遥远的天竺送到法门寺的?唐以前历代之人对法门寺佛指舍利崇敬与否?为什么唐人从天子、贵族、官宦乃至平民一直狂热供奉佛指舍利，各色人等的心态有何异同?迎、送法门寺佛指舍利的礼仪相同否，什么模式?参与历次迎送法事的国内外僧、俗有哪些人，其身份、生平、起何作用?为李唐诸帝崇奉法门寺佛指舍利而特别制作供奉物的机构，后期主要是文思院，而前期又是哪个呢?那些僧俗供奉之物品、怎样制作又是如何进入地宫的?宦官扮演了何种角色?各个宗派僧人对迎奉法门寺佛指舍利持何态度?唐懿、僖二宗迎送法门寺佛指舍利，京师何寺何僧起了主导作用(大兴善寺智慧轮耶?安国寺僧彻耶?)。武后绣裙是何时怎样进入地宫的?哪些珍宝属何国舶来品?唐人所制之物中汲取了哪些外来工艺的优秀成分，又有所创新?唐以后历代对法门寺佛指舍利的态度怎样?为什么唐以后诸帝不再象李唐那样三十年迎一次佛指舍利?咸通十五年(874)正月初四地宫封闭，直至1987年四月三日的十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在盗墓成风的历史氛围中，法门寺地宫多次被人窥视的情况下，珍宝始终未被窃走，症结何在?

　　以上所述历史疑惑只是其荦荦大者而已，勿庸讳言它已涉及佛教的传播、尤其是唐代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政策、雕塑、社会生活和中外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这无比丰富的内涵无不值得认真研究。十四年来，学术界对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及上述诸多疑惑的研讨，除关于唐密曼荼罗、唐代茶文化、金银器和秘色瓷的研讨较为深入外，其他研讨大体可表现为如下三种状态：一是有多篇关于法门寺历史、唐代诸帝迎送法门寺佛骨、韩愈谏迎佛骨的研究；二是对如丝织品、琉璃器等的研究；三尚存遗憾的是仍未涉及关于铜十事、香木微雕等方面的研究。

　　针对以上状态，今后的研究方向是怎样将法门寺文化研究引向深入，这应是佛教佛学界和社会科学界所讨论的法门学发展的中心课题。在法门寺文化的基础上，凝聚精华，形成法门寺学科，就是法门寺文化丛书三十九卷和《法门寺文化研究》系列，已经完成和将要完成的重大学术文化工程。它包括：（一）以扶风和法门寺为中心，自古周原至长安的历史文化学，无妨称为法门学的发生学。（二）法门寺研究。（三）佛教和佛教文化的研究。（四）唐史的研究。（五）文物考古学研究。（六）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七）文化与艺术的研究。（八）一些具体学科的研究。（九）旅游学的研究。（十）法门寺现代文化建设研究，等等。

　　另外，从北魏时期开始逐渐形成的法门寺文化，不仅为中国政治史、宗教史、文化史、美术史、科技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提供了重要的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而且还是中国思想史不可忽视的研究领域。它的学术价值必将随着中外学者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升华。

　　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是中华文化一项多层次多方位的文化积累，必须各学科、各部门通力合作进行开放式综合研究。因此，这不只是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专家学者的任务，还是从事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哲学、文学艺术、美术史、工艺史、政治史以及思想史工作所值得关注的课题。只有如此，才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不断开发和整理出第一手的重要资料，同时不断把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研究的资料对象扩展到有关的历史文献和思想史等等文献，准确立论，深入研究，充分发挥各学科优势，及时汲取各学科的成果。法门寺现象产生的原因，那就更需要多学科、跨学科的共同切蹉，从而反特殊与一般、具体与抽象、实际与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特别是关于佛教密宗与法门寺唐密文化的研究，更是国际间重大的历史课题，与我国西藏、内蒙古、青海、甘肃、吉林、辽宁等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相联系，与印度、尼泊尔、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英国、法国、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的专家通力合作，才能不断取得重要成果。只有如此，才能密切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就是中外文化的象征与结晶，文化、思想是没有国界的，国际上的同行参加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研究，必将为中华文化这一历史宝库不断增加新的蕴藏。

　　3、法门寺文化建设

　　二十年来，承担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研究的法门寺博物馆坚持了一条从文物到学术、从学术到文化、从文化到博物馆新的陈列、法门寺新的景观，再到良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独特的发展道路。从1990年首届法门寺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2年法门寺佛教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年法门寺文学笔会，1994年法门寺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舍利赴泰国、1995年法门寺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法门寺唐密曼荼罗（北京、法门寺）学术讨论会，到1998年印度，尼泊尔大使出席的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9年日本法门寺文物专题展，2OO1年法门寺文化学术座谈会，到2OO2年佛指舍利赴台湾地区、2OO3年法门寺茶文化（杭州）座谈会、2OO4年佛指舍利赴香港地区及第三届法门寺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2OO5年佛指舍利赴韩国、2OO6年朱子桥纪念馆落成暨近代文物保护文化讨论会等等，十六年间，差不多每年都有法门寺文化的学术讨论会或重大文化活动。法门寺博物馆主编十多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法门寺文化研究》（四卷）、《法门寺文化丛书》（三十九卷）和《法门寺文化研究》期刊。组织出版了《法门寺》、《法门寺志》、《法门寺文化史》、《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等专著二十余部。与此同时还不断组织、编写，拍摄了以法门寺历史文化为题材的《法门寺猜想》、《法门寺》、《龙飞法门》、《大唐法门寺》、《万世法门》等电视连续剧、电视专题片、电影和小说、报告文学等等。良好的社会文化效应和经济效应，使法门寺院发展了十倍、法门寺博物馆发展了六倍于原来的事业，并且在新世纪之初，把法门寺文化建设推到了法门寺三千庙圣地区，大文化区建设大规模快速发展的道路，可以给历史、给人民一个初步的交待。

　　对于二十年间的法门寺文化和法门寺文化建设，法门寺博物馆就工作精神和发展道路而言，其深切的体会是。（1）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我们认为，博物馆及其所保管的文物，是社会教育的阵地和形象生动的教材，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主要方面军，是服务于现实社会的精神力量的源泉之一。它的热能的释放，将会形成促进社会发展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如何运用文物资源以发挥它的最大能量以有益于当世是我们文博工作者的历史任务，这种现实社会的使命感，鞭策着也教育着法门寺同志的思想和行为而激发出的热情和勇气，千方百计地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忘我的奋斗，创造出一个新的天地。（2）成功地贯彻了以用为保的方针政策。保藏文物和保护文物，目的是在于利用文物使文物充分发挥它的社会功能，而形成最具现实意义的社会文化财富。因此用是关键，我们在用字上作了几篇大文章：用于陈列展示，广泛形象的广谱的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给人以睿智迪智的文化教育；用于科学研究，凝聚了一批高水平学者，作出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用于弘扬文化，通过多层次、多方位、多门类的研讨和交流活动，在国内外造成巨大的影响和时代效应，充分发挥了文博资源的社会功能。它是至今我省主观能动地利用文物资源，服务于当世最有效益而取得成功的范例，是值得我们赞誉和学习的。（3）博物馆所具有的开放、开拓的时代精神。我们的社会实践证明，开放才能繁荣，开拓才能进取创新，法门寺的同志，他们深明此义，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博物馆的四堵墙以内，而是走出大门，以开拓历进的精神，直面社会，大踏步地、义无反顾地走上社会、走向群众、走向佛坛、也走上学坛、走向市场。使社会更多的层面介入到工作中来。

　　综上所述，归结起来也可以这样陈述，这就是：把文物作为一个活跃的社会文化因素，又投入社会而起作用。根据不同层面而采用不同的内涵和形式，适应于不同人群和需要，如有广泛社会普及效应的茶文化，在佛教界有较高境界的曼荼罗文化，和一般学术界所热衷的社会经济文化各种模式和内涵等，渗入到社会各个层面，而取得了广泛良好的效益。法门寺博物馆对法门寺文化的传播和研究，创造了一个成功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社会行为模式。它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说它是特殊性，因为它在法门寺博物馆的实践中，经过努力取得成功而达到的。说它是有普遍性，是因为这些原则政策都是我们宣示过的，问题是如何主观能动地去实现它。人皆可以为尧舜，只要我们有法门寺模式行为的胸怀志气，也可以作出成绩、业绩乃至奇迹。所以他是有普遍实现的可能性的。这一点我觉得这也许是我们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对我们事业最有价值的财富。

　　辉煌的圣地

　　自开放以来的二十年间，每年上百万人聚集在这里观览、朝拜，探求，今日的法门寺已是佛教世界朝拜的圣地和学术探求交流的国际文化舞台、海内外旅游的胜地、成为在中国大西北展现中华大唐文化和佛教文化亮丽的风景线。

　　一、圣地的画卷

　　二十年来，法门寺与法门寺博物馆在扩充寺域、弘法利生和弘扬法门寺文化、确立法门学、建设现代化国家博物馆等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成为全国文明寺院国家优秀博物馆，新的法门寺区成为四Ａ级国家旅游景区。

　　１、法门寺院

　　在当代高僧澄观、净一法师的带领下，二十年来，法门寺一跃成为海内外著名寺院，高僧来记，参拜者蜂拥，道风和寺院建设令前来观览者赞叹不已。1988年重修54米法门寺真身宝塔，寺域扩大200庙。先后建起仿唐山门、钟鼓楼、大雄宝殿、藏经楼、唐密曼荼罗地宫、毗卢阁、玉佛殿、法堂、祖师殿等等，同时建成规模宏大、规格很高的佛学院。法门寺梵音高奏，经声不断，香火隆盛，具足千年古刹、皇家寺院的风彩，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二十年来，澄观、净一法师弘法利生，足迹遍全国，与世界佛教国家和有关国家的政要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护送法门寺佛指舍利在泰国至法，影响强烈。特别是2002年护送佛指舍利赴我国台湾地区瞻礼，净一法师等高僧形象令两岸四地景仰，法门寺院和法门寺僧团成为弘扬中华佛教传统，在世纪再创辉煌的典型。

　　２、法门寺博物馆

　　应当提及的是自开馆以来的二十年间，法门寺博物馆高举法门寺文化的大旗，在努力构建法门学，使之走上一条由文物到学术，由学术到文化，由文化到博物观新陈列、新景观，再到良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良性循环，快速发展的道路。并使它具备独具的大唐文化特色、阐发佛教文化资源和内外法门寺文化研究的学术文化网络以及专家学者队伍等等，诸多方面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它引领法门寺文化研究的国际学术舞台和由专题文化到本体文化再到综合文化的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它拥有《法门寺文化》系列丛书和《法门寺文化研究》专刊；它实现了由历史、佛教、考古到文学艺术研究的突破，向海内外推出了《法门寺》、《法门寺探秘》、《法门寺猜想》、《大唐法门寺》、《龙飞法门》等系列电视专题片、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及其文学本，等等。上述极具特色的法门寺文化研究道路，也使法门寺博物馆20年间获得了６倍于原来规范的发展。陆续建成唐密曼荼罗地宫、文化行政楼、生活福利区、法门寺文化坛区、东西大殿厅、接待厅，等等。午后完成了《法门寺历史文化陈列》、《法门寺佛教文化陈列》、《法门寺唐密曼荼罗文化陈列》、《大唐国宝陈列》、《大唐茶文化陈列和珍贵文物特别展》等六大陈列和法门寺文化名人《朱子桥纪念馆》，等等。在循环出新、展示法门寺文化的同时，法门寺博物馆先后在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上海、西安等城市和日本、韩国、瑞士、德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举办展览，不断在海内外扩大法门寺文化的影响。

　　特别重要的是，每当法门寺文化转化为社会交流时，法门寺博物馆不失时机地发动了由中华回文文学馆、法门寺中华佛教文化城、中华佛教文化苑、法门寺文化坛、法门寺圣地文化区的建设热潮，终于在20世纪成为“千载佛教圣地、万世人文经典”的巨大工程而付之实施。

　　二、圣地的呼唤

　　2002年２月２３日到３月３１日，我国台湾地区佛教界迎请法门寺佛指舍利入台供奉瞻礼。“雷音震两岸，一月映三江”，台湾北、中、南区的主要城市万人空巷，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向佛指舍利所行道路、供养法会，顶礼膜拜，热忱交流，精诚之情感人肺腑。这与唐懿、僖宗二皇帝咸通十四年迎法门寺佛指入都城长安供养时“道路车马，日夜不绝，沿途百姓跪拜，公私音乐惊天沸地”的情形相对应，是中华民族1128年的历史回应。仅37天，台湾有500万人在佛指舍利面前跪拜，五大洲的佛教和华人代表也赶到台湾瞻礼，影响遍及世界。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浪潮，向21世纪的世界宣布了我们中华佛教和佛教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同时也展示了中华民族以高度的向心力、凝聚力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004年香港同胞迎请法门寺佛指舍利入洪供养瞻礼，十天时间影响巨大。巨大的历史文化风潮，涌现着法门寺圣地的辉煌，向世界宣示着法门寺作为世界佛教圣地的历史地位。

　　三、圣地的辉煌

　　2003年之春，面对二十一世纪和世界的法门寺圣地建设终于拉开了序幕。海峡两岸携手，规划了法门寺作为世界佛教圣地的蓝图。在这里，自佛祖释迦牟尼于印度创立佛教，就形成了佛、法、僧“三宝标”的根本总纲而千年传承。法门寺的规划以“三宝标”的纲领展开，总体为“品”字形格局。占地3000亩，与大唐法门寺“瑰琳宫”二十四院相对等。从法门寺现在的岐阳路以西47米从南到北开一条中轴线，宽108米，长1800米，是为佛光大道，在北边建佛（圣地）区；佛光大道以西建法（文化）区；佛光大道以东建僧（历史）区；各1000亩，各有世界，总体为法门寺。

　　在佛（圣地）区，以佛教颂弥山的文化内涵为依据，建象征佛手――同时也是人类之手的佛祖释迦牟尼真身合十舍利塔，高148米。塔下有宏大的地宫，按佛舍利最高供养――唐密曼荼罗安奉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地上依次为佛教应（化）身、极身、法身佛的世界，法身佛在合十佛手的掌心之内的仿唐舍利塔内，传承历史，弘扬中华，昭示世界。从合十舍利塔的佛手过万佛的世界就到了148米高处的牟尼宝珠内，总览佛、法、僧，宇宙万有、法界源流将此形象的图，景观显现出来，佛教的宇宙人生流程演变尽现眼前，人们在这里将通过图像来了解佛教和佛教文化，知道人类另一个文化的世界。

　　在法（文化）区，将分南、中、北三殿展示中华佛教文化。其北端300亩为坛城（藏传佛教的形象）博物馆，内容是当代世界佛教博览馆。中殿300余亩为下沉式（仿大唐法门寺地宫）地宫的八大空间，展示中华佛教八宗的历史、人物、教义、教理、景观、文学、艺术、音乐等等。南殿300亩为世界佛教的历史、人物、教义、教理、景观、文学、艺术、音乐等等。如此以来，世界2000余年的佛教和佛教文化，小乘大乘，密乘佛教的世界都汇集在法门寺，显密圆融，仪式性、文化性、社会性、群众性全部俱备，是为圣地。

　　在僧（历史）区，会计制度北殿300亩法门寺真身宝塔、大唐地宫和相应的大雄宝殿等已有建筑；在中殿300余亩以最具佛法世界的戒坛为中心，恢复唐代瑰琳宫24院的典型建筑，是为海内外四众弟子学习、交流和修行之地；在南殿300亩建中华佛教文化大学，这是二十余年来海内外佛教佛学界和社会科学界代表一致呼吁要完成的重大建树。

　　法门寺圣地区建设，将以世界佛教圣地，展现圣地佛教的世界，成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对人类的一大东贡献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可以预见，新的法门寺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为我国、为世界做出独特的贡献！

　　结 语

　　距法门寺地宫的重辉与法门学的产生已经二十多年了，今天我们应如何 对待，这是一个时代和历史的课题，我们必须做出令我们祖先满意的答案了。

　　自古以来，中国基本保持一种大一统的格局，即使在各地方政权割据的时代，中国人也认为统一是正常的。各分裂势力无不以统一为己任，或奉某一政权为正朔。与此相表里，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一种大一统的品格，这主要反映在中国传统文化既有强大的趋同性与凝聚力，又具有一种恢宏的气度与博大的胸怀，具有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与融各种观点的良好素质，并由此酿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意识。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良好素质与深层意识，使它不但吸收、会融印度佛教成为中国佛教，并使中国佛教的融摄性、协调性相得益彰。

　　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的汇合，在展开中国传统文化诸元素分析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必须重视佛教的文化口味，从而重视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

　　佛教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两千年来无数佛教徒社会历史实践的总积淀。作为一种宗教，它有教主、教义、教团，亦即佛教所谓的佛、法、僧三宝，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挥着作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包摄了信仰观念、社会意识、道德规范、文学艺术、心理习俗，从而影响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佛教在中国流传发展了两千年，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传统的中国文化之中。人类文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不能也不可能完全割断。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批判的继承与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的成分。为此，就必须反思过去的一切文化形态与文化遗产，也包括探寻佛教文化在人们传统观念中存在的种种形态，分析佛教文化在人们心中积淀的种种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吸取佛教文化中的一切有价值、有活力的精华，来充实与发展新时代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建设法门寺文化和法门学，让中国佛教的历史宝库为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发挥重要作用，将不仅使我们知道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知道中华文化从发祥地到发展的轨迹和动力，也为我们提供了最具形象的实体来描述这伟大的历史长河和历史宝库，更为我们寻找民族文化根与本――民族灵魂提供了准确而又珍贵的根据。面对21世纪我们国家和民族再造辉煌的历史重任，浏览这幅千年画卷，我们深深地感到，几千年文明史铸就的民族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民族；我们的祖先已经有令合人景仰的成就，倘若就这座中华佛教文苑的筹划和建设还能给我们以启示，窃以为我们应当脚踏实地，干一番大事业，闯一片新天地，那才无愧于我们光荣的先祖！

　　在这里，我想起1998年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时，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对法门寺人寄予深情的希望。他说：“法门寺人和对法门寺文化研究有成果和突出贡献的朋友要团结起来，开拓前进，做出更光辉的成绩。这里我想起梁启超先生的一段话，以作策励，共同前进。梁启超先生在一篇题为《志未酬》的散文诗中写到：

　　志未酬，志未酬。

　　问君之志几时酬？

　　志亦无尽量，醇亦无尽时，

　　登高山复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

　　人王龙腾虎跃以度百年兮，

　　所有能就其几许？

　　不有少许兮，多许兮？

　　瞻望前途之宏阔而辽远矣……。”

　　这应当成为当今法门寺人的箴言。仅以此作结，以表对季羡林、任继愈、张岂之、石兴邦、黄心川、朱自振、李斌城等老一辈尊师的一点心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