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珠镶中原 辉煌耀古今 ——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

　　李随森 路伟

　　洛阳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地处河南省的西部，黄河的南岸，北依邙山，南屏伊阙，西连崤山，东迎嵩岳。四周群山环抱，其间伊、洛、鏶、涧四大河蜿蜒而过，素有“河山共戴，形势甲于天下”之誉。正是这方美丽的沃土孕育了悠久的华夏文明，构筑了古代帝王的千载基业。“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早在4000多年前，正当华夏之邦刚刚跨入文明社会门槛的时候，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就在此建都了。由夏以降，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十三个朝代先后建都于此，是中国建都年代最早、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著名古都。从偃师二里头到涧河东岸2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夏都斟?，商都西亳，东周王城、汉魏都城和隋唐东朝城五大都城遗址。“五都贯洛”的宏伟气魄和都城遗址内外的无数珍宝，不仅在中国七大古都中绝无仅有，而且在都城史上也极为罕见。悠久的历史，培育了河洛大地灿烂的文化，佛学首传于此、道学发源于此、理学广大于此。几千年来，无数的英雄豪杰在这里谱写了人生的绚丽与悲欢，众多的王朝在这里演义了朝代的更迭与兴衰。千年古都史、沧桑人间事，在洛阳历史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难怪北宋大历史学家、著名政治家司马光留下了“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的千古名句。由于历史风雨的剥蚀和历代频仍的战争，宫殿的辉煌荡然无存，但深厚的文化积淀，使邙山上下、伊洛之滨古迹众多、遗址丰富。龙门石窟就是镶嵌在河洛大地上的一颗璀璨的文化明珠。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南13公里。这里东（香山）、西（龙门山）两山对峙，伊水中流，远望形如一座天然门阙，故史称“伊阙”。史书传为大禹治水而劈山导流，《淮南子·修武训》载：“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因此，古人留下了“中断若天劈，凿山导伊流”、“峥嵘两山门，共挹一水秀”等形象、豪壮和极尽夸张的诗句，来形容双峰对峙伊水中流的天造之景。著名的龙门石窟就开凿在伊河两岸南北长达一公里的崖壁上。因其造像内容丰富、碑刻题记众多、雕刻艺术精湛、窟龛造像数量巨大、自然环境优美而享誉国内外。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龙门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佛都石窟艺术宝库。国务院于1982年公布龙门风景名胜区（包括白居易墓、香山寺）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伊阙”改称“龙门”始于隋代。《元和郡县图志》载：“初，炀帝尝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耶？自古何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因隋炀帝都城洛阳宫城城门正对“伊阙”，而始称龙门。

　　龙门东西两山为“古生代”石灰岩，石质坚硬，不易风化，宜于精雕细刻。又因近于帝都，两山对峙、伊水中流、其势天成，风景秀丽、气候温和，故而古人择此为石窟开凿之地。

　　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由代北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之际（太和十七年，即公元493年），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和北宋诸朝，大规模经营时间长达400余年。现存窟龛2300多个，碑刻题记2800多块，佛塔70余座，造像近11万尊。龙门石窟窟龛、造像、碑刻题记数量之多居中国石窟之冠。

　　龙门石窟的两大造像高潮为北魏太和十七年至永熙三年（即公元493年～534年）和唐代武德九年至天宝十四年（即公元626年～755年），其中北魏时期的窟龛造像约占龙门石窟造像总数的30％，唐代窟龛造像约占龙门石窟造像总数的60％。北魏时代的代表性洞窟有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皇甫公窟、魏字洞、唐字洞、火烧洞、普泰洞、路洞等，唐代代表性洞窟有潜溪寺、宾阳南洞、宾阳北洞、敬善寺、奉先寺、万佛洞、摩崖三佛龛、极南洞、龙华寺、八作司洞、大万伍佛洞（又称擂鼓台中洞）、高平郡王洞、千手千眼观音龛、看经寺等。其中，古阳洞开凿时间最早、内容最丰富，宾阳中洞装饰最为富丽堂皇，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规模最大，气势磅礴，雕刻艺术极为精湛。

　　古阳洞位于龙门西山奉先寺南。该洞开凿时间最早，造像题记最多，造像题材极为丰富，是北魏迁都洛阳后皇室显贵发愿造像最集中的一个重要洞窟。窟内西壁中央是一佛二菩萨，本尊释迦牟尼，高6．12米，结咖趺坐于方形台座上，身披褒衣博带式袈裟。古阳洞四壁、窟顶造像龛琳琅满目，雕饰精巧华丽，造像中偏袒右肩式袈裟则继承了云冈石窟的遗风。洞中窟壁，龛楣上雕造的具有严格等极制度的礼佛图浮雕、完整的北魏建筑样式、变化多样的窟楣装饰，均是研究北魏王朝社会、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著名的“龙门二十品”中，该洞就占十九品。

　　宾阳三洞开凿于北魏，因布局规整、统一开凿而称“三窟”，古人赞其为“万穴列岩壁、三龛独雄跨”。由于直接为皇帝作功德且由政府官吏出面督造，加上有计划的布局、出色的技巧，因此其级别之高当属龙门北魏石窟之最，也成为这一时期石窟中的重要代表。宾阳中洞，开凿于公元500年～523年，洞窟中的三佛造像，更是龙门北魏佛像的精品。关于宾阳三洞的开凿，《魏书·释老志》载：“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后，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工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以前，用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文献记载，证明了北魏皇室开凿宾阳中洞所花费的时间（长达24年）和开凿三窟所耗费的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宾阳中洞西壁（正壁）主尊头顶饰波状发髻，面相方圆略长，五官宽大，宽肩，平胸，衣纹密集流畅，衣质柔软，雕刻手法细腻，技艺精湛，充分体现了当时士大夫所崇尚的潇洒飘逸的风姿。窟门外左右两侧屋形龛檐下为力士雕像，那衣饰下所显现的厚重体质，以及怒目蹙眉、挥掌握拳的情态，仍然给人一种孔武有力的印象。在窟门内壁左右两侧有著名的反映孝文帝及文昭皇后礼佛场景的“帝后礼佛图”浮雕，这是用独幅的画面表现连续性的故事内容。整个画面气势宏大，构图复杂，人物关系错综，但又给人以一种多样性与完整性、复杂性与统一性有机结合的感觉。北魏皇室贵族的礼佛场面在古代艺术家的巧妙安排与高超技艺的处理下，表现出了当时静穆而又有序进行着的礼佛活动，以及礼佛者虔诚、严肃、宁静的心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贵族们在宗教活动中的精神状态和狂热崇佛的风尚。让人扼腕叹惜的是，这两幅珍贵的浮雕在20世纪30年代初被盗往美国，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州纳尔逊博物馆。宾阳中洞整个洞窟，雕造技艺精湛，雕像高大精美，布局紧凑合理，装饰图案丰富，绚丽多彩，富丽堂皇，从而使其成为龙门石窟北魏时期的重要代表。

　　万佛洞完工于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因窟壁雕刻有15000尊小佛像而得名，为龙门唐代洞窟的代表作之一。正壁主尊阿弥陀佛像高5．65米，结跏趺坐于八角束腰仰覆莲高台座上，头饰波状纹肉髻，面相丰满圆润，两眉间有较大的白毫相。窟顶莲花藻井涂饰成红色，莲瓣外一圈刻有“大唐永隆元年十一月三十日大监姚神表内道场智运禅师15000尊像龛”铭记。万佛洞是唐代洞窟中有确凿完工纪年的典型洞窟。它是内道场比丘尼智运、大监姚神表为武则天、唐高宗、太子、诸王制造，其主像一佛、二弟子、二供养人、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二狮子，是龙门石窟大中型洞窟最为完整的造像组合。正壁背光两侧52身姿态各异的供养菩萨、南北两壁下层的伎乐人、洞顶飞天、窟内四壁的1500余身小佛，都有机结合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表现出一种热烈欢快、万众成佛、众星拱月的西方极乐世界。

　　奉先寺，原名“大卢舍那像龛”，规模宏大、气势磅礴、雕像精美、技艺精湛，是龙门石窟开凿规模最大的摩崖像龛，也是龙门石窟唐代雕刻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据《大卢舍那像龛记》记载，奉先寺为唐高宗所创，皇后武则天曾于高宗咸亨三年（672年）捐助脂粉钱两万贯，工程完工于上元二年（675年）。整个大像龛造像布局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等九尊大像，主尊“大卢舍那”坐像，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面相丰满圆润，方额广颐，眉若弯月，双目俯视，炯炯有神，嘴角内陷，略作微笑，两耳长垂，衣纹简练，灵活而又含蓄的眼睛显得更加秀美。整尊造像，给人一种庄严典雅、肃穆宁静、高大而又慈祥、神秘却又可亲、威严略含微笑之感。左侧迦叶，主体已残，但仍显出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僧形象；右侧阿难，浓眉细眼、年轻睿智、虔诚大方、充满自信，双手置于胸前执一物，宛如一聪慧的弟子形象。二菩萨衣饰华丽、端庄而又矜持的表情，天王严肃威武而又硕壮有力的神情，力士坚毅勇猛而又暴躁的性格，以及那无所畏惧倾力承托的地鬼，无不形神兼备、惟妙惟肖。整个大像龛，不同性格与气质、神情与姿态、造型与装饰的人物被组织在以主尊卢舍那佛为中心的一组群像里，左右对称、姿态各异、布局严整、主次分明、气势宏伟，形成外在形象有别而内在精神相联系的有机统一体。其雕凿规模、艺术设计、人物塑造、雕像造型等方面的成就，反映了唐代艺术家的精湛技艺、审美时尚、美学理念和唐代美学艺术的高超水平。同时，从另一侧面折射出当时社会佛教发展的盛况和唐代国力的强大。奉先寺大卢舍那佛龛群雕既是盛唐雕刻艺术的代表，又是人类美术史上的杰作，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

　　在龙门石窟长达400余年的大规模造像活动中，北魏和唐代形成两大高潮，这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和唐高宗寓居洛阳、武则天营建“神都”关系密切。龙门地处京都近郊，北魏和唐代皇室崇尚奉佛、热衷造像，佛教发展迅速，再加上石质、环境、气候、交通等方面的优良条件，在龙门开窟造像便顺理成章。史载孝文帝拓跋宏“善谈庄老，尤精释义”（《魏书》卷七《高祖记》）。宣武帝元恪“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魏书·释老志》）。孝明帝、胡太后也崇信佛法，于城内建永宁寺。“灵太后（即胡氏）亲率百僚，表基立刹。”这样，在北魏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贵族公卿竞相趋附，洛阳一带“官私寺塔，其数甚众”，“……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与阿房等壮”（杨铉之《洛阳伽蓝记》）。由此可见，北魏洛阳佛教之盛。

　　地域、文化、时代审美观、佛教信仰宗派、开窟造像的王朝统治阶级及自然环境的差异形成了龙门石窟独有的雕塑语言和风格。它既不同于新疆等西部边远地区的早期石窟艺术和以彩塑、壁画为主的敦煌莫高窟艺术，又不同于云冈石窟保留了较多犍陀罗和秣菟罗等外来艺术成分的北魏早期的昙曜五窟，也不同于唐代晚期和宋元时期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代表四川大足石窟。龙门石窟中的石窟艺术，表现出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特点，它是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实行汉化，与魏晋洛阳和南朝地区先进而深厚的汉族历史文化相融合、相碰撞而形成的。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同当时统治阶级的爱好、扶持和社会政治形势息息相关，因此，中国佛教的造像艺术风格无不渗透着政治风云的变化、统治阶级的崇尚爱好和当时社会的美学风尚。北魏迁都洛阳前后，逐步进行一些改革，拓跋皇室贵族公卿穿汉服，讲汉话，用汉名。这种因政治上的强化和对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崇尚、爱好相结合，便形成了北魏中期以来的独特造像风格。同时，北魏统治疆域的南部为洛阳所在的中原地区，其深厚而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社会生产力势必对以拓跋鲜卑为主的北魏王朝统治阶级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南北双方虽然分裂，却并没有阻挡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孝文帝实行汉化改革，更提倡学习中原地区以及南朝具有汉民族优秀传统特色的先进文化，不仅在一些方面强化和巩固了统治，在佛教艺术方面，开始变平城云冈石窟的贴身窄袖服饰为“褒衣博带”装。同时，崇尚、吸引南朝士大夫那种“清谈”风尚、“秀骨清像”的风姿，从而使龙门造像变北魏早期的威严神秘为亲切慈祥、秀骨清姿、宽袍大袖、表情温和、潇洒飘逸。又因北方统一，洛阳为京都，有政治、文化中心的优势，所以新的造像风格一出现，它便以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特殊地位，得风气之先而迅速向外传播，为周边地区所效仿，从而对周边地区石窟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到了唐代，皇室贵族渐趋崇尚“以肥为美”，因此，龙门唐代石窟艺术中的人物造型就变为身躯丰腴、面相圆润、隆胸细腰、身姿扭动、线条优美、典雅端丽的风格。龙门石窟这两种开创性，堪称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民族化的典型范例，一经形成，便势不可当迅速风靡全国并波及域外。其周围的巩县石窟、响堂山、天龙山、四川以及敦煌石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日本、朝鲜佛教石窟艺术也受到影响。

　　龙门石窟北魏和唐代时期的造像艺术具有典型的皇家风范，许多大中型洞窟，如古阳洞、宾阳洞、皇甫公窟、奉先寺、万佛洞、惠简洞、敬美寺、极南洞、高平郡王洞等，都是为皇帝、后妃、贵族公卿所造。龙门石窟的大规模开凿与兴衰嬗变，都与当时政治形势和皇室贵族密切相关，不仅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公元5世纪～10世纪佛教的兴衰与贵族对佛教信仰的变化，而且还与历史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政治风云的变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龙门石窟现存碑刻题记2800余块，被称为“古碑林”，保存着许多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医药、地理、姓氏、民俗、佛教、书法及中外交通史等方面的珍贵资料，这些题记无不具有证史之误、补史之阙的重要价值。从众多碑刻题记中精选出的“龙门二十品”，是中国书法史上魏碑体的精品，广受书法艺术爱好者的青睐。由初唐大书法家褚隧良书写的“伊阙佛龛之碑”，是全国现存褚隧良书体最大者，为初唐楷体之佳例，弥足珍贵。从龙门碑刻题铭中可以看出，开窟造像者还有外国僧人。

　　龙门石窟丰富精美的造像、精湛的艺术和众多的碑刻题记，还反映着当时社会众多的佛教信仰宗派，如看经寺中的29尊罗汉像所反映的“神宗”、奉先寺大卢舍那像所体现的“华严宗”、西方净土变龛所显现的“净土宗”、擂鼓台南洞大日如来像反映的“密宗”以及其他窟龛反映的法相宗、三阶教信仰，为研究古代佛教信仰的流布和佛教宗派的演变提供了实物资料。

　　龙门石窟开凿1500多年来，经历了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损坏严重。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下，龙门石窟得到了妥善保护和有效利用。1953年成立了龙门文物保管所，至此，龙门石窟有了专门的管理机构。1990年，龙门文保所升为龙门石窟研究所，内部机构更趋完善，对外交流日益增多。近半个世纪以来，通过历任所领导和全体职工的努力，龙门石窟的保护、研究、管理、宣传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文物保护方面：对石窟进行了有计划的清理、普查、维修和加固。整修了坦洁的窟前石板游览道路，增设了河岸防护栏杆和主要洞窟的参观栈道，修建了个别洞窟的防水雨篷和木、石窟檐。在运用化学方法对洞窟的防漏水、坊崩塌、防风化和清除油烟渍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石窟研究方面：经过该所老中青文物工作者及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石窟的内涵被进一步揭示出来。几十年来，该所独立或通过合作陆续编辑出版和发表了《龙门石窟》、《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二卷）、《中国美术全集·龙门石窟》、《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龙门石窟保护》、《龙门石窟雕刻萃编——佛》、《龙门流散雕像集》、《奉先寺》、《龙门石窟研究论文选》、《龙门石窟总录》等专著、论文集及大量的学术论文。

　　宣传接待方面：该所以接待室为对外“文明示范窗口”，并配备有10多名接待人员和专职讲解人员。讲解接待人员的文明优质服务和宣传活动，对树立龙门石窟景区的良好形象，扩大对外宣传起了巨大作用。几十年来，先后接待过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领导人。每年到龙门参观的海内外游客近100万人次。

　　安全保卫方面：为保护好文物安全、旅游资源和游客安全，研究所在抓好日常安全教育、加强安全意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安全设施，人防和技防结合，组建了保安队，24小时值勤巡逻，保护石窟文物。投入30多万元安装了电子巡更器、电视摄像等监控设备，大大提高了石窟文物保护的安全系数。

　　半个世纪来，研究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近年制定、颁布的《洛阳市龙门石窟保护管理条例》及《龙门石窟区规划》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划，进一步加强了对龙门石窟的保护管理工作。

　　1998年，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帷幕拉开，在洛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与领导下，成立了龙门石窟环境综合治理指挥部，投巨资对龙门石窟保护区环境进行了综合治理，共拆迁违章建（构）筑物93处，绿化面积近20万平方米，规范游览区管理，完善基础设施，强化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水平。经过治理，一个青山绿水、环境优美、视野开阔、绿草如茵的伊阙风光展现在了世人面前。2000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对龙门石窟的实地考察、评估顺利通过。2000年8月，通过了中国环科院对龙门石窟保护区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2000年9月，荣获中央文明委、建设部、国家旅游局联合颁发的第三批“全国十佳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称号。2000年11月30日，在澳大利亚凯恩斯市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了龙门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申请，我们为此感到自豪和欣喜。

　　“明珠镶中原，辉煌耀古今”。古老的石刻艺术、精美的雕像与优美的环境、秀丽的风光交相辉映，每年吸引着海内外大量游客。东方世界神秘的佛教文化、中华民族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在这些或大或小、或怒视、或微笑、或扭动身姿、或凌空飞舞的雕像映照下，震撼着人的心灵、撩拨着人的遐思，使人们欲罢不能、流连忘返，在这里得到了知识的滋养、艺术的熏陶和美的享受。我们相信，在新世纪，这颗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文化明珠将放射出更加璀璨、绚丽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