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标铁柱”遗址在漾濞竹林寺的探讨,工巧明,地理-五明频道-学佛网

关于“唐标铁柱”遗址在漾濞竹林寺的探讨

　　黄志忠　范忠俊　邢晓彤

　　清代孙髯翁所撰昆明大观楼长联被誉为“海内第一长联”。长联中，作者以“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十六字高度概括自汉代以来中原王朝在云南的文治武功和开疆拓土盛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四个历史事件因长联之名而广为流传喻晓天下，成为这几个时期中原王朝与云南关系的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清代以来，许多学者致力研究，“汉习楼船”、“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三个事件都被研究者加以探索和推定，有了定论。唯有“唐标铁柱”因其遗址问题，一直没有定论。

　　“唐标铁柱”即唐九征破吐蕃立铁柱纪功的事件在云南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凸现了唐初中原王朝开发祖国西南边疆的伟烈丰功。但由于云南历来被看作是蛮夷之地，不足重视，且在八世纪中期，发源于巍山的南诏地方政权，与唐王朝发生“天宝战争”，铁柱也在阁逻凤时期毁于漾濞江边。“唐标铁柱”的光芒因此而失落，因为中原王朝史学家很少探究，导致历代史籍对此事件记载不详不全，这段辉煌的历史就慢慢被人淡忘，“唐标铁柱”遗址的确切位置，极少有史家进行过专门考论记载，成为云南历史上的一桩悬案。

　　我们生长生活于“唐标铁柱”故地，耳濡目染，对此事件有粗浅了解，现就“唐标铁柱”遗址问题谈几点不成熟看法，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争鸣。

　　一、“唐标铁柱”史事

　　“唐标铁柱”这一历史事件，零星见载于历代古籍。

　　七世纪中叶，青藏高原上崛起了以藏民族为主体的吐蕃政权。吐蕃政权在松赞干布的领导下，统一了西藏，并向北向东向南扩张，向北进入新疆、甘肃，向东直逼成都，向南进入了洱海地区①。洱海地区许多部落被迫臣属吐蕃。早从汉代开始，中原王朝就在洱海地区设郡立县，管理人民，吐蕃的入侵引起唐王朝的极大震动。为掌握对洱海周围部落的控制权，进而稳定西南边疆政治局势，唐王朝与吐蕃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唐初在西南对吐蕃的战争中，唐王朝取得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胜利，就是唐九征打败吐蕃的“唐标铁柱”战事。

　　公元685年，唐王朝在多年对洱海地区失控后，再置姚州，争取洱海地区臣属吐蕃的各部落。公元689年，原来臣属吐蕃的浪穹诏主傍时昔率所属二十五部归附唐朝；公元694年，洱海地区首领董期率所属部二万户归附②。姚州都督府争取洱海地区亲吐蕃势力的进展十分顺利，洱海和四川盐源地区各部落相继归附唐朝，吐蕃的南翼遭到巨大的措折③。为挽救这一局势，公元703年，吐蕃“赞普”弃都松（弃弩悉弄，松赞干布曾孙）亲率大军侵入洱海地区，洱海地区各部落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奋起抗御，展开了激烈的争战，弃都松本人也于公元704年死在这次战争中（或说死于漾濞石门关附近）④。但吐蕃的势力并未退出洱海地区。为彻底打败吐蕃，唐王朝派遣唐九征率军从四川进入滇西洱海地区，与吐蕃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并取得胜利。这次战争在唐代刘肃所纂《大唐新语》卷十一中有较完整的记载：“唐九征为御史，监灵武诸军。时吐蕃入寇蜀汉，九征率兵出永昌郡千余里讨之。时吐蕃以铁索跨漾水⑤、濞水⑥为桥，以通西洱河，蛮筑城以镇之。九征尽刊其城垒，焚其二桥，建铁碑（柱）于滇池（洱海）⑦，以纪功焉”。《旧唐书·本纪》载：“神龙三年（公元707年）六月戊子，姚巂道讨击使侍御史唐九征击姚州叛蛮⑧，破之，俘虏三千计，遂于其处立石⑨纪功焉。”两处记载不尽统一，且地理名称等有差异，但已说明了战事概貌：公元707年，已归附吐蕃的部分姚州部落与吐蕃军队一道进犯四川南部，唐王朝下诏灵武监军右台御使唐九征为姚巂道讨击使，率军征讨吐蕃。唐九征在姚州（今姚安）大破吐蕃，并连战连捷，在洱海地区彻底击溃吐蕃军队。吐蕃军队溃败后向西退走，唐九征乘胜追击，沿西南丝绸之路一直打到永昌（今保山）一带。凯旋归来时，唐九征焚毁吐蕃建造的城垒，拆除漾濞江和顺濞江上的两座铁索桥，并以铁桥材料铸炼成铁柱，立在当地以纪功。这就是著名的“唐标铁柱”的由来。

　　二、铁柱纪功方式缘起

　　铁柱纪事纪功这种形式，主要出现在云南和印度。始于印度阿育王，但当时多是石柱，这种石柱在印度到处都是。在印度德里清真寺内矗立着一根巨大的铁柱(其样式与南诏铁柱的柱式完全一样)。它铸于四世纪的笈多王朝，上面刻着钱德拉·笈多二世的丰功伟绩。由于西南丝绸之路的连接，云南唐初以前受印度文化影响颇深，唐九征取胜后，用铁柱纪功，说明当时洱海地区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有较深的交流关系。

　　三、“唐标铁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唐标铁柱”战事是唐王朝与吐蕃在西南边疆争夺战争中最辉煌的一次胜利，它有效遏制了吐蕃势力的扩张，稳定了唐初西南边疆的政治局势，推进了西南各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统一进程，为南诏的崛起创造了积极条件。

　　闻名于世的蜀身毒道(又称为西南丝绸之路)从四川成都起，经昭通、曲靖、楚雄、大理、漾濞、永平、保山、德宏进缅甸转印度通往西亚和欧洲，是古代中国南方与世界沟通的一条重要国际大通道。其中大理至保山之间因过博南山，又被称为“博南道”，大理点苍山就紧扼博南道及整条大通道的咽喉。也就是说，要进入滇西控制云南，必须先占领点苍山制高点。点苍山是一个天然的大屏障，东面是碧波荡漾让汉皇留下“汉习楼船”千古遗恨的洱海，北面龙首关关高地险，西面则高山峡谷，瘴气弥漫，寸步难行，易守难攻，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公元707年的战事使吐蕃军队受到重创，加上公元704年赞普弃都松战死，吐蕃军队的士气受到影响，军事行动也随之减弱。而唐九征将吐蕃势力驱逐到漾濞江、顺濞河以外，把吐蕃压制在点苍山以西，阻断了吐蕃的一条重要通道。并在“唐标铁柱”上刻上地图及疆界情况，后来吐蕃与唐争议疆界时，为唐王朝提供了重要依据。张九龄《曲江集》卷十一载《敕吐蕃赞普书》有“近得来书，又论蛮中地界”，即争议西洱河地界。故《敕书》又说：“至如彼中铁柱、州图、地记，是唐九征所记之地，诚有故事，朕岂妄言”。又一道《敕吐蕃赞普书》中有：“彼州铁柱书，唐九征作，百姓咸知，何不审之，徒劳往复”。使吐蕃无言以对。“唐标铁柱”战事有效遏制了吐蕃势力在云南的扩张。

　　但是“唐标铁柱”战事的胜利没有给唐王朝在对吐蕃的斗争中增添重要的砝码。大理离唐王朝统治中心长安，遥隔万里，以此次胜利为契机，增派军队，彻底击溃吐蕃是企不可及的事。对与吐蕃的长期战争也使中原老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为摆脱这种困境，唐王朝开始确定并实施扶持云南地方势力抗衡吐蕃的“蛮夷相攻”战略思想，南诏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兴起了。

　　这时，洱海周围是云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有诸多民族部落，史载六诏之中以今巍山为中心的蒙舍诏（南诏）势力最强大。南诏在政治上一贯靠拢唐王朝，“率种归诚，累代如此”；“子弟朝不绝书，供献府无余月”⑩。同时南诏所在地今巍山县南部比较靠近唐王朝的云南郡治，易于指挥{11}。唐高宗时南诏第一代王细奴逻既遣子逻盛入唐为侍，官授巍州刺史{12}。到皮罗阁时，南诏国势力更为强大，其余五诏则开始衰落。皮罗阁此时看准时机，贿赂剑南节度使王昱，请求他向朝廷奏报，支持南诏统一洱海地区。“朝廷许之”{13}。唐王朝默许了他的要求，希望借南诏抗衡吐蕃在洱海周围的势力。公元737年，南诏在唐王朝的帮助下，攻灭其它五诏，建立南诏国。公元738年，唐王朝封皮逻阁为云南王。当然，南诏国兴起后并没有完全执行唐王朝的意愿，甚至与唐决裂，焚毁铁柱，接受吐蕃的“赞普钟”封号，天宝战争使唐国库空虚，人民蒙难，这是后话。但是“唐标铁柱”间接地为南诏国兴起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无法否认的。

　　四、“唐标铁柱”遗址的具体地点

　　历代史家在记载“唐标铁柱”战事的时候，由于不了解云南古代交通、军事、山川等情况，对“唐标铁柱”的位置，虽然描述大体一致，但记载不详细，不确切，给世人留下了千古悬念。关于“唐标铁柱”的位置，说法颇多。有“漾濞说”、“滇池说”、“姚州说”、“祥云说”、“弥渡说”、“大理天生桥说”等。

　　我们反复研读古籍，综合前人思想和观点，并通过大量田野调查，得出结论：著名的“唐标铁柱”遗址在漾濞，具体地点在漾濞县城博南古道旁，漾濞彝族自治县河西镇（2005年与上街镇合并后改为苍山镇）下街村竹林寺内。

　　论据之一：唐九征千里追击吐蕃至永昌，“俘其魁帅以还”{14}，俘虏了吐蕃统帅后才胜利班师。归来经顺濞江和漾濞江时，斩断两桥上的铁索，阻绝吐蕃与西洱河的交通。至此，唐九征攻吐蕃的战争全面结束。斩断漾濞江上的铁索桥是战争结束的标志。交通已断绝，吐蕃已没有任何条件反攻，可以放心地庆祝胜利了。这时唐九征就用云南盛行的纪功方式——建铁柱来纪念功绩。用两桥的铁索化成铁水浇铸，在铁柱上（或在基座上）刻上图记、疆界情况及战事情况。这根铁柱会建在哪里呢？我们按常识推断，两座桥铁索的重量不会低于10吨，根据当时人背马驮的运输能力，只能是就近就地浇铸，不可能长途运输到别处再建。因此立铁柱地应当就在最后拆除的这座桥，也就是漾濞江桥（今漾濞县城西漾濞江上）附近。

　　论据之二：据张九龄《曲江集》卷十一载《敕吐蕃赞普书》中所说，“唐标铁柱”上刻有图记、疆界情况，唐德宗还以它作为洱海地区属于唐朝的依据，因此它具有界碑的作用。古代漾濞渡是西南丝绸之路上必经的一个渡口，同时也是文明与蛮荒的交界处。明代谢肇淛《过漾备渡谣》中有“过了漾备渡{15}，阎王请上薄；到得龙尾关{16}，才是到人间”诗句，说明当时漾濞江以西自然条件极其恶劣，难以控制。唐九征在此立铁柱为界，把点苍山以西漾濞等地纳入唐朝统治管辖范围，以铁柱为界碑，与唐初西南局势相吻合。界碑在漾濞，又是整个洱海地区属于唐朝的一个重要证据。既为界碑，立在漾濞江畔边界上才具有震慑吐蕃和当地部落的作用，也达到战争的根本目的。

　　论据之三：在漾濞江畔建铁柱，一方面是纪功，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悼念和抚慰亡灵。唐九征最后击溃吐蕃军队的决战之役发生在漾濞，吐蕃军队在漾濞遭遇最后的大溃败后，向西奔逃，唐九征才“率兵出永昌郡千余里讨之”。前面已讲到，由于点苍山及天生桥以西特殊的地理条件，漾濞之役是唐与吐蕃战争中最艰苦惨烈的一次战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无数唐军将士和藏族士兵丧生于这蛮荒之地。建铁柱后，进行祭拜，也算是对阵亡将士的一个交待。铁柱具有纪念柱的作用，也应该立在唐军将士浴血沙场的地方。

　　论据之四：在取得大胜之地立碑纪功具有彰显功绩的特殊作用。《新唐书》卷四载：“吐蕃及姚州蛮寇边，姚巂道讨击使唐九征败之于漾濞，立铁柱以纪功”。说的就是在胜利的地方——漾濞立柱纪功。

　　论据之五：明代大理名人李元阳在大理期间，曾与友人到漾濞石门关游历，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石门山记》。其中有“至湍溪，为唐御史唐九征立铜柱{17}之地，今失其处矣”句。根据李元阳游历的路线及沿途情况介绍，从大理出发，晚上到漾濞住宿，写这句话时，他们已到达现今雪山河与漾濞江交会处漾濞下街村附近。湍溪是漾濞县城东侧流入漾濞江的雪山河的古名{18}。说明李元阳等人当时知晓铁柱就立于漾濞江畔雪山河与漾濞江交会的不远处，只是找不到踪迹而已。因为铁柱早已被毁，寺庙也因战乱被毁，遗址湮没在荒草之中，无法看到了。李元阳不但记载了铁柱在漾濞的情况，还点明了遗址的具体地点。

　　论据之六：明代徐树丕《识小录》卷一载：唐御史唐九征立铜（铁）柱于点苍山之湍溪。说法与李元阳同。

　　论据之七：西南丝绸之路过漾濞县境70多公里，且从县城经过，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从印度、缅甸到大理甚至再到中原朝拜进贡的使者、商人或从中国西南经丝绸之路东西来往的各种商人、政客、军人和文人墨客在经过漾濞时留下的诗篇中，多处提到“唐标铁柱”，也是“唐标铁柱”在漾濞的一个重要证据。一是明代举人张含《兰津游》诗中有“石路真从汉诸葛，铁柱或传唐鄂公（唐九征）”句。诗人沿西南丝绸之路过漾濞到保山，到澜沧江岸时想起了发生在这一段路上最负盛名的两个历史事件。说明“唐标铁柱”遗址是在西南丝绸之路边上保山与漾濞之间；二是清末至民国初年云南著名诗人、书法家赵藩经过漾濞时，作了《漾濞望点苍山渡黑潓江{19}即景抒怀六首》，其中一首为“吐蕃饮马气无前，节度何曾扼剑川！跷绝铁桥标铁柱，唐臣功让九征先”句。站在漾濞江岸望点苍山，想起一千多年前唐九征在漾濞大胜吐蕃立铁柱的往事，仍感慨万端。赵藩是著名书法家，现存大观楼长联即出自他的手笔。他对“唐标铁柱”的遗址所在非常清楚，到漾濞“唐标铁柱”遗址附近有感而发，这也是“唐标铁柱”在漾濞的一个重要证据；三是清代诗人韩锡章《道经漾水求唐九征之铜柱处》诗中有“唐家御史略滇西，铜柱森森插天起”、“六诏峰烟几劫火，御史芳踪知谁是？”“中溪{20}求之不可得，我来一任山童指；湍溪之南绳桥侧，汉求蒟酱实缘此”等句。诗人过漾濞县城时，寻找“唐标铁柱”的遗址，并在诗中说，李元阳没有找到，而他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找到了遗址：“唐标铁柱”的遗址就在“湍溪之南”“绳桥之侧”，而且这在当地是连小孩也知道的事。“湍溪”为今雪山河，“绳桥”的位置据《徐霞客游记》载，为今河西镇下街村古吊桥。则遗址的位置在漾濞县城附近雪山河东南方向下街村北部方圆一公里的范围内。

　　论据之八：根据上面的阐述，“唐标铁柱”在漾濞，且在漾濞江畔漾濞县城附近的事实已基本清楚了。最后来找一下“唐标铁柱”遗址的确切地点。我县百岁老人、三朝遗老（生于1907年）、文化名人、名医李秀峰先生（曾任民国漾濞县政府副参议长，解放后历任县人大副主任、县人大常委、县政协常委等），一生关注“唐标铁柱”遗址的考证工作，他多次找漾濞县历任的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找县政协，与他们探讨，讲述有关情况。他指认，“唐标铁柱”确切位置在县城附近雪山河东南侧河西镇下街村竹林寺内。他回忆说，民国初年，他还小的时候，经常随母亲到下街村的竹林寺念经，见到竹林寺院内有一个圆形深坑，周围是一块大青石板，里面有水，像一个水井。而寺里的和尚却挑着水桶到寺外的山篝里挑水做饭。他就问70多岁的住持为什么不用寺里的井水，住持回答说那不是水井，是一个柱坑，坑内积水里有铁锈，不能喝，也不能洗衣服。后来他到昆明读书，看到昆明大观楼长联中“唐标铁柱”的注解说铁柱建在漾濞，又翻阅了一些资料，认为铁柱就建在竹林寺内，那个圆形柱坑就是铁柱取出后留下来的遗迹。铁柱被毁，而遗址在寺庙重建时被保留下来。关于竹林寺内柱坑，县城的很多老人和文化界人士都有同样的说法，和李秀峰先生一致。2004年6月16日，根据县政协祁焕然主席、谢武银副主席的安排，县政协教文卫体主任邢晓彤、原主任范忠俊和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黄志忠一行三人陪同百岁老人李秀峰再次来到竹林寺，进行实地考察，请老人再次讲述了他关于铁柱的见闻和观点，指认了铁柱坑的位置。柱坑后来被改造成一个吊井。竹林寺位于漾濞县城下街村东北方向一座山上，山呈圆包形，背倚点苍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南方丝绸之路从山下50米处经过，站在寺内，可观察到县城全貌和博南古道上来往人员行动情况。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高地。而且这里位置与李元阳游记、韩锡章诗中讲到的铁柱遗址位置完全一致。所以我们推断：闻名于世的“唐标铁柱”遗址在漾濞竹林寺。

　　五、关于“唐标铁柱”柱式等问题

　　“唐标铁柱”由于唐代西南边疆的动荡和不确定因素，存在了近50年后，就永远地消失了。但是它作为中央政权统一大西南的一个重要象征，被中国人民和云南各族人民永远铭记下来。关于铁柱的外形、柱高、直径、图字、周围建筑等情况已无从考证。但是，我们可以从云南的另一根铁柱——165年后（公元872年）南诏王世隆建在弥渡的“南诏铁柱”中看到它的身影。漾濞“唐标铁柱”与弥渡南诏铁柱外形可能基本是一致的。公元899年南诏王室所作《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中“祭铁柱”画面反映的“铁柱会盟”事件，根据南诏发展过程和时间推算，应该是在“唐标铁柱”建立后不久，即在公元707年至712年间，所祭铁柱就是漾濞唐标铁柱，地点也在漾濞境内。由于当时“唐标铁柱”早已不存，这幅画就以刚刚建立的南诏铁柱为原型，增加许多传说中“唐标铁柱”的内容，与南诏铁柱有差异。两根铁柱有近似之处，以致近代，当代部分学者误解“铁柱会盟”所祭铁柱为南诏铁柱。公元710年左右“铁柱会盟”所祭的铁柱当然不是公元872年才建的铁柱。这是题外话。但这也说明了两根铁柱之间的必然联系。

　　六、关于对“唐标铁柱”遗址问题的辨误。

　　“唐标铁柱在何处”的问题，近年来争议颇多，许多专家学者也作过一些初步探索，至今没有定论。我们提出“唐标铁柱在漾濞”观点的同时，也尝试与其他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力求重现历史真面目。

　　关于“唐标铁柱”遗址所在说法，前面已讲到，大致有六种（包括在漾濞的说法）。

　　关于“滇池说”。早已被学者否定。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专门作了辩释。转录如下。高映《铜柱（铁柱之误）诗序》说：“唐九征驻漾濞，毁蛮铁絙，不令与西洱河通，遂大胜之，作为京观，盖以铁絙成之。诸家记载皆曰：铁柱建于滇池，何以战胜于漾濞，纪功远在他地耶？”按：发疑者是也。全祖望《昆明池考》曰：“唐九征毁絙夷城，建铁柱于滇池纪功；其所云滇池指西洱河。九征战胜于大理，不应建柱于千里而遥之滇池”。瑜（方国瑜）谓唐九征为姚巂道讨击使，其往返路程，自巂州至姚州境内，不经滇池，则铁柱应在西洱河地区，故误洱河为滇池耳。

　　关于“姚州说”。这种说法不多。唐九征立铁柱时代，洱海地区归姚州都督府管辖，漾濞也在此范围内。但在都督府管辖范围内建不等于就在都督府府治所在地建。此说为附会之说，历史典籍和当地（今姚安）文献没有这方面记载。此说不成立。

　　关于“弥渡说”。一说到铁柱，人们都会联想到弥渡南诏铁柱。说起“唐标铁柱”，不了解历史的人也马上就说，“唐标铁柱”就是南诏铁柱。因为大家都知道“唐标铁柱”，而现在留存于世的铁柱只有一根南诏铁柱。这是世俗的误解。其实两根铁柱完全不同，也各不相干。漾濞“唐标铁柱”建于公元707年，弥渡南诏铁柱建于公元872年，相差165年。但是在学术研究领域，也有“唐标铁柱”在弥渡的说法。这也是附会之说，认为弥渡南诏铁柱就是“唐标铁柱”，是用“唐标铁柱”之材料重铸或把“唐标铁柱”改头换面后重新刻上字而成。这是不可能的。近代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讲到弥渡铁柱时认为：“此柱文字不言武侯，亦不言重铸，足见纯为世隆所立，且为唐代遗物，其可贵程度不在南诏碑下，不必附会诸葛亮也。”说明铁柱为南诏王世隆新建，与传说中的孔明铁柱无关，也与漾濞“唐标铁柱”无关。世隆作为一代君主，没有必要也不会用近两百年前的铁柱材料重铸，或改头换面据为己有。从冶炼技术角度来讲，这样做也是不科学的。此说也不成立。

　　关于“大理天生桥说”。这种说法是因为学者对洱海地区地理情况不了解而造成的。方国瑜所著《云南史料目录概况》中考证“唐标铁柱”的位置时，以李元阳“至湍溪，为唐御史唐九征立铜柱（铁柱）地，今失其处”为依据，考证说：石门即西洱河出口数里之天生桥，湍溪激流在其处，惟无铁柱故址可寻。后相继有学者以此为据，说“唐标铁柱”立于大理天生桥。李元阳所游石门是指漾濞石门关，不是天生桥；所说的“湍溪”不是西洱河，是漾濞雪山河。这在《游石门山》中记载得很详细。主要是方国瑜先生不了解洱海地区点苍山以西漾濞的山川地貌，对李元阳的游踪路线也没有进行过探究，故有此失误，不足为奇。此说也不成立。

　　关于“祥云说”。此说源于刘肃《大唐新语》：“波州铁柱，唐九征铸”。古代波州治所在今祥云，所以许多学者都以这一句话为依据，说“唐标铁柱”在祥云。笔者不赞成这种说法，原因是史料依据不可靠。唐张九龄《曲江集》卷十一载《敕吐蕃赞普书》其一中说：“至如彼中铁柱、州图、地记，是唐九征所记之地”；《敕吐蕃赞普书》其二中说：“彼州铁柱书，唐九征所作，百姓咸知”。提到铁柱，一次说“彼中铁柱”，一次说“彼州铁柱”，并没有说“波州铁柱”。关于“波州铁柱”的来历，刘肃《大唐新语》中有确切记载：“开元末与吐蕃赞普书曰：‘波州铁柱，唐九征铸’，即谓此事也”。他关于铁柱的说法源自张九龄《敕书》，但在抄录时将“彼”臆抄为“波”，与原说法不一致，于是就产生了“波州铁柱”的说法。徐文德、木芹纂录《云南史料丛刊》中也说：刘肃于唐元和中作《大唐新语》，杂抄众说，分门纂录。他的很多观点和说法都是在前人著作基础上抄录编成的，也就带有个人的一些不一定正确的观点。后来也有学者相继以刘肃的“波州铁柱”为据，认为张九龄《敕书》中“彼中”“彼州”之“彼”应为“波”之误。笔者看法不同，认为，“彼中”“彼州”说法意义完整，语意圆滑，符合对外辞令，并不存在笔误。且出自唐德宗与吐蕃赞普《敕书》，反复推敲，断无出错之理。这里说的并不是“波州铁柱”。笔误乃出自刘肃，而后来者更是以讹传讹。“波州铁柱”说法是一个因笔误而引起的学术争议问题。早应澄清了。故此说也不能成立。

　　这是笔者对“唐标铁柱”各种说法的一种初步见解，在论证中观点与自己长久以来敬仰的许多前辈、师者不尽一致。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注释：

　　{1}{2}{3}{4}见《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74、75、76页。

　　{5}今漾濞江。

　　{6}今顺濞江。

　　{7}已被史学界考证为“西洱河”之误。

　　{8}应为吐蕃挟持姚州部分部落。

　　{9}为“立铁柱”之误。

　　{10}{11}见《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76页。

　　{12}见《滇略》。

　　{13}见《新篡云南通志》。

　　{14}见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