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国寺古法保存探源

　　林浩

　　摘 要：保国寺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洪塘镇灵山山岙，始建于东汉，其大殿重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结构独特，气势雄伟，历经千年巍然如初，是宋《营造法式》的实物例证。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保护方式和方法，使得这一堪称建筑史上的“活化石”留存至今呢？笔者认为，除了清净的自然环境和少一些人为破坏外，更重要的是各个历史时期对该建筑的维修和保护。

　　关键词：大殿；现状；保护；保国寺

　　Abstract: Located at the foot of Lingshan Temple at the Hongtang Town, Ningbo, Zhejiang Province, Baoguo Temple was firstly built in the East Han Dynasty, and the Great Hall was rebuilt in the 6th year (1013)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Zhenzong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structure is very unique and magnificent. Although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have passed, it is still as strong as it was and now, it has become an actu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Rules of Construc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Then, what kind of preservation methods were used to enable the “living fossil” in the construction history to be preserved until now? In the opinion of the author, except for clean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relative less man-made damages, the maintenance and protection to the building in various historic periods are more important.

　　Key words: great hall；present state；preservation；Baoguo Temple

　　中图分类号：k82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09）03-48（7）

　　作者简介：林浩 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副研究员

　　保国寺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洪塘镇北的灵山山岙，距市中心15公里。1961年3月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宁波府志》、《保国寺志》等志书记载 ①，保国寺始建于东汉，初名灵山寺，后被毁。唐广明元年（880年）重建，得唐僖宗赐“保国”匾额并因此而更名。

　　宋治平二年（1065年）改名精进院，不久又复称保国寺。寺院最初由山门、大雄宝殿、天王殿等建筑组成②。1983年迁入明代厅堂三间，1984年迁入唐代经幢两座。至此，保国寺已成为拥有唐、宋、明、清、民国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木结构建筑群体，占地面积13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中轴线上依次排列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藏经楼五幢建筑，东西轴线分别为钟楼、鼓楼、客堂等附属建筑，其中大雄宝殿是我国长江以南现存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之一。

　　大雄宝殿重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结构独特，气势雄伟，历经千年巍然如初，因其建筑的年代比李明仲《营造法式》刊行要早90多年，大殿的许多做法及规制，成了《营造法式》的实物例证，有的甚至已是孤例。

　　如此令世人瞩目的文物精品，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保护方式和方法，使得这一堪称建筑史上的“活化石”留存至今呢？笔者就此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研究，提出自己的浅薄之见。

　　一、大殿现状调查

　　1．平面布局

　　现时的大殿为重檐歇山顶，平面布局为面宽五开间、进深六开间。如细加观察，我们会发现前、左、右外墙及檐廊为清代增建，从柱顶石及梁架等遗存分析，以中间三间测得长11.90米、宽13.36米，即为宋时大殿的通面宽与通进深。

　　2．柱网分布

　　宋时大殿为16根立柱构成柱网系统，其柱形均为瓜棱式，柱身有明显的侧脚，有全瓜棱、半瓜棱和四分之一瓜棱，分别依其所处位置不同而异。

　　这些柱子的柱顶石，其遗留的迹象表明曾是宋代覆盆式柱础，后因调换了新柱础，原柱础的覆盆被凿去（残痕明显，凿去面积大多为92×95厘米），留存的现均作为柱顶石（图1）。

　　3．额枋

　　前檐阑额的两肩均有卷刹且成月梁状，殿内阑额均有“七朱八白”的装饰（转角各四块），每块白32×8厘米，额上不施普柏枋。阑额下又施了一道由额，两额之间由间柱上下相连，形成重楣（图2）。

　　4．斗拱

　　大殿中不但所施斗拱特多，而且用料较大。斗拱其材高在21.5-22厘米，宽13.5-14.1厘米。

　　（1）外檐斗拱

　　在所有外檐斗拱中，那些补间铺作的布置，不仅有规律，而且与整体结构十分协调。这些补间铺作从形制规格、木质纹理及用材大小比较，可以认定绝大部分为一个时期的遗物（图3）。

　　（2）内槽斗拱

　　内槽斗拱中有一特殊的铺作。在后内柱中，左内柱柱头铺作的“栌斗”为一石质莲花瓣状，而右内柱柱头铺作上的栌斗则是一个木质的讹角斗。

　　（3）藻井斗拱

　　前槽三间各置一藻井，中间大左右小，均为透空穹隆状。在前槽当心间的藻井左右，分别置有长方形的天花。

　　5．梁架结构

　　大殿梁架作抬梁式，其侧样为八架椽屋，前三椽后乳用四柱，全部梁架由周围檐柱及四根内柱承托。在天花、藻井以下，露明的乳采取了明月梁的做法，制作工整、精细；而在天花和藻井之上，则为草造。

　　6．彩绘装饰

　　保国寺大殿除了木结构建筑特殊外，其梁架上保存的宋代装饰彩画又是另一项珍贵的遗存，虽因年久褪色或粉彩剥落残缺，但幸存的仍色彩艳丽。天花以上的隐蔽部分，也可看到构件上有红、黑、白三彩和红、黄、绿等装饰，天花以下最引人注目的是前槽三个镂孔藻井四周及枋子上的彩绘装饰，使藻井与斗拱浑然一体，华丽庄重，而柱头铺作的斗拱上彩绘装饰也相当显目。

　　二、历次保护特点

　　大殿现存的建筑，基本上保留了宋代重建时的结构形制，因为一直处于比较清静的山岙环境中，加之原来所处的位置几乎没有变动，大殿建筑没有受到周围太多的干扰，但历经近千年的沧桑，仍能巍峨屹立，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多次修葺保护的结果。

　　结合文献和大殿的遗存调查，以及在维修中发现的铭文题记，我们发现这些遗留下来的历史信息，为我们研究大殿在不同时期进行不同重点的保护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现对历代几次重点保护进行研究：

　　1．第一次：公元1013年重新建造的大殿

　　（1）大殿外形

　　宋时大殿为单檐歇山顶，整个大殿所有外檐斗拱、昂均露明（图4）③。

　　（2）平面布局

　　平面布局面宽三开间、进深三开间，呈纵长方形。大殿梁架为八架椽，用四柱，这种做法具有平面较为灵活、结构整体性强等优点。

　　（3）建筑手法

　　建筑手法上既承袭了唐代建筑的遗风，又反映出宋代建筑艺术上的独特风格和在力学应用上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现存宋以前建筑多为单阑额，大殿重楣的做法比较少见，但在唐代佛寺中都能见到重楣的做法，可以说在唐代前期这是比较盛行的手法。

　　保国寺大殿的斗拱，直接坐于阑额上，不用普柏枋的做法，应是唐代和北宋初期的遗风。

　　大殿扶壁拱为单拱素枋加单拱素枋。这种单拱素枋交替重叠的做法，常见于敦煌壁画中，是唐代旧法在保国寺的实例（图5）。

　　大殿的阑额上可以看到栌斗底部开槽，嵌在阑额之上。这种做法在木结构建筑中属于孤例（图6）。

　　（4）“四段合”与“瓜棱柱”

　　保国寺大殿的内柱，在建筑时采用了“四段合”制作。其目的是以小拼大，实为“拼合柱”法，这种柱子在《营造法式》面世前已相当盛行，为《营造法式》中的“拼合柱”提供了理论依据，目前保国寺这种柱子不但是大殿的最早遗物，而且也是孤例。

　　（5）构件作“月梁形式”

　　保国寺大殿中不仅梁 加工成“月梁”，就连前檐和进深方向第一间的阑额也都做成“月梁形式”，这说明在北宋初期，江南一带做成“月梁形式”已十分流行。目前在国内仅见到福建华林寺大殿前檐阑额也做成“月梁形式”。在崇宁二年（1103年）出台的《营造法式》中有该规制，可是在同时代的北宋木结构建筑中实例甚少。为《营造法式》制定阑额之制中谈到阑额两肩有卷杀，提供了实物依据。

　　（6）藻井、斗拱

　　大殿前槽三个藻井中，以当心间的为最大，最精。藻井斗拱用材为17×11.5厘米，栔高7厘米，用材小于殿中的其他斗拱。国内现存宋、金以前的木结构建筑中，使用藻井的虽不乏实例，在藻井构筑中使用较大木材制作斗拱的，却仅此一例。

　　（7）“蝉肚绰幕”的出现

　　据徐伯安、郭黛教授定义 ④，“蝉肚绰幕”是在绰幕方的出头部分下缘，雕刻成若干连续的凸形曲线的形式。在“绰”条中曰：绰幕方，紧贴在阑额下边的辅助方木。这种做法，在河南济源济渎庙临水亭，元代建筑中较为典型，但在保国寺大殿的前檐柱，在阑额与柱子相交处也使用了“蝉肚绰幕”这个建筑构件（图7）。

　　（8）特殊的制作技法

　　在下昂昂尾之上压着蜀柱及中平的做法，在海内也属孤例。这又为《营造法式》中“如用平 ，自安蜀柱以叉昂尾”之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2．第二次：元丰七年（1084年）的维修

　　自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建造至元丰七年（1084年），大殿已经过了70余年的风风雨雨，长江以南雨水较多、气候潮湿，加之南方台风的影响，大殿的屋面渗漏糟朽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保护从遗留下来的迹象表明，主要涉及屋面及某些重点构件。

　　（1）保存老构件

　　屋面直接接触部分是这次维修的重点，见到的梁枋除了个别地方新加的外，绝大部分都是原来的，有的梁、枋子换了位置使用，原来的卯口、榫头、斗口印痕等地方比较明显。

　　（2）重要部位的保护

　　个别的昂或跳斡也作了更换。在1975年维修时，发现西侧次间前进的西面补间铺作下昂后尾（即跳斡）侧面有墨书“甲子元年七年□月□日”纪年题记，说明这款题记为工匠所书，虽未载入《保国寺志》，但可说明当时有过一次较大的修缮活动。原昂由于大部分已腐朽，不能起到承重作用，故更换了它，周围的昂或跳斡与之相比，那些制作工艺、手法、用材、规格、木材纹理几乎一致的，均应为元丰七年（1084年）维修时的遗物。

　　（3）柱头铺作的保护

　　四根内柱上的柱头铺作是承重整个屋面的中心部位。现存大殿后内柱的栌斗，东侧为石质莲瓣纹“栌斗”，西侧为一方形的木质栌斗，对此说法不一。笔者认为这并非是人为的故意要做成一个石质或一个木质，而是维修时匠师们机智的体现。

　　屋面瓦作几十万公斤的重量，全部通过四根内柱上的各部分梁架传递到柱头铺作。从现存内柱上的柱头铺作的木质栌斗表明，斗拱与栌斗形制及尺寸配套，位置紧密结合，栌斗与拱制作时木头纹理的锯剖一致，据此可断定是公元1013年建造时候的原物。

　　而东侧内柱上柱头铺作的“栌斗”，笔者以为其实是经幢上的一个莲瓣圆形幢身的局部。由于斗部腐朽，要调换一个新的栌斗，就要牵涉到很多来自屋面及四边的构件，匠师们的“就地取材”利用经幢的莲花石作衬垫，代替了栌斗，既方便又牢固，所有斗拱构件的力集中到石质的“栌斗”上，其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图8）。

　　（4）斗拱里转跳维修

　　关于保国寺大殿东、西两侧的斗拱里转跳，由于外观做法不同，也相当引人关注。据笔者观察，东、西侧斗拱里转跳一个为五跳，一个为四跳，实际上东侧四跳后用大楔木，西侧五跳以后用小楔木，其高度应该是一致的，否则会造成屋面不平衡。我们认为，西侧斗拱里转跳为五跳，应属正常的作法，而现在东侧斗拱里转跳为四跳，则是维修过程中的一种处理手法，用楔木代替并起到了五跳的高度以承受重量。推断造成的这种现象，也应在元丰七年（1084年）维修时所致。

　　（5）檐柱的换向

　　在大殿南边有一根八面瓜棱状宋代梭柱，该柱与阑额相交，柱头上置栌斗，下为雀替，柱头稍下的正面开有一卯孔，且已用长方形木填堵，说明该卯孔原是安装阑额榫头的，现换了方向使用，便废弃了该卯孔，而枋子上宋代雀替的存在，证明了它应是元丰时换向的遗物。

　　3．第三次：崇宁元年造佛座

　　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维修后，到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不到20年，这次的整修除了日常的保养外，从刻石记载看，主要是建造了佛座。据《造石佛座记》记载，为此佛座捐资者有十多人，同时知道这座石质结构的须弥座建造时间在崇宁元年（1102年）。

　　大殿的后二内柱立于须弥座内，既可以扩大前槽做佛事的空间，又保证了须弥座的面积，且不影响内柱的应用与美观（图9）。这个做法应从崇宁元年开始，因为四根内柱必是等高同时建造的。

　　4．第四次：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的扩建

　　如今我们所见到的大殿重檐歇山顶、殿内三开间变为五开间的现状，按《保国寺志》等文献记载，即是“增重檐，塑罗汉诸天”⑤ 。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大殿的屋顶由宋代的单檐歇山顶演变为重檐歇山顶，扩建了现今的前檐及东、西两檐，遗迹表明现前檐六檐柱（础）和东西山面柱（础）是公元1684年式样，唯北檐没有增檐。此前，大殿中仅置西方三圣，是没有罗汉的，东西两翼扩成梢间，后则专供“罗汉诸天”。

　　5．第五次：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刷新

　　乾隆盛世大修佛殿，保国寺大殿自元丰七年（1084年）维修后，到北宋崇宁又至清康熙、乾隆十年，过了这20年后又经历了一次“刷新”。而大殿的柱子（除康熙时加的外）经历了6个半世纪后，“理所当然”成了 “刷新”的重点，即是《保国寺志》等文献中所叙的“移梁换柱立磉”⑥。

　　（1）更换柱础，保护柱子。

　　前面二根内柱，在北宋时是采用“四段合”制作，用材较大，由于覆盆状柱础离地面较低，因潮湿侵入，柱根部腐朽严重，因此采用了将宋代的柱根锯短，把宋代覆盆式柱础凿掉，以大鼓形柱础取代，柱础高度大增，一般为50厘米，柱径则没有增加。东边一内柱及西北角柱等，当时将糟朽的柱根锯掉的迹象，仍十分清楚。

　　（2）采用清代的“包镶作”

　　外槽的柱子中，采用中间一条大木，四周用较小木头给于拼镶，称为“包镶作”，从外观看也做成瓜棱柱，当然与内柱的“四段合”相比，无疑是后者的做法牢固得多。南边靠西的两根柱子是典型的清乾隆十年更换的“包镶作”做法，看上去既美观又气派，可见“包镶作”工艺在清代江南已经十分流行。

　　（3）柱础不规范

　　柱础除了保存宋代覆盆状式柱础（宋式）外，大部分做了新添（如清代圆形、鼓形），也有利用经幢底部的似须弥座式的构件再利用。

　　（4）彩绘的新增

　　在可见的柱头铺作上的彩绘，风格与隐蔽部分斗拱上色彩一致的无疑是宋代遗物。在乾隆年间的这次维修中，新增了藻井四周及天花上的彩绘，有黑地白花卷草纹、蔓花纹、菊花纹；白地黑绘的勾莲纹、水波纹、云气纹；用墨勾线，施以红、绿、青色彩绘的花鸟、人物、山水，另有变形龙凤、仙鹤图案，规范细致，彩绘时代特征明显。

　　这次维修，据文献记述一直延续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结束，前后相继20余年。

　　6．第六次：新中国成立后的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的保护，当属1975年的一次最为浩大。当时严格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在国家文物局、省文管会和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直接支持和指导下进行加固维修。其特点有：

　　（1）纠正以前维修中不合理的部分

　　这次维修，彻底解除了历代所加的“蚂蟥攀”、“支撑柱”和各种名称的附加构件，对全方位的部位构件位置进行校正。在对大殿脱位构架作拉正归位时，发现东北角的转角铺作少了一朵斗拱和一根昂，只用一块枕木替代，严重影响屋面的平衡和美观，于是参照其他三处转角铺作的式样进行复原。

　　（2）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

　　对于糟朽严重构件在进行更新或局部接新时尽量利用原有材料，如在当心间斗拱下的阑额，由于榫头部分糟朽，在无法修复情况下，进行了调换，换下来的阑额用于东次间。

　　现大殿为重檐歇山顶，但后檐仅作单檐（即宋时大殿的后檐）。屋顶举高约1：3，坡度较陡。因为屋面的渗漏最容易引起木构件的腐烂，影响房子的牢固度，这次着重解决了屋面渗漏的问题。为了保持大殿的原貌，屋面（重檐）调换老瓦，采用传统做法做成灰色筒板瓦陇，瓦面用清水做法，不加沥青也不施彩。

　　屋面有正脊、垂脊、戗脊、博脊，均为瓦条垒砌，除戗脊外皆透空做成方格等纹样，多数脊上不按走兽装饰，正脊两端鸱尾，都是参照《营造法式》制作的。

　　山面作山花板，施排山勾滴、勾头坐中。博两外端安博风板，置垂鱼惹草，形式也如同《营造法式》所叙。

　　（3）利用科技保护手段结合传统做法保证工程质量

　　东边靠北的柱子是新换的，底径80厘米，上部直径57厘米，高7.56米。该柱东面承受着内额，丁头拱、乳、扎牵、跳斡等十二个构件，西面有由额、柱头枋等八个构件，南面和北面还有许多构件。要拆除这根内柱再调换一根新内柱，在不落架、不影响屋面施工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四面几十个构件的榫头全部安装上去的问题，工程技术人员就是从西边“四段合”柱子的做法中得到启示后解决了问题的。

　　东北角的柱子也是新换的，因是外檐角柱，更换相对容易。其余的柱子则是把糟朽的部分清理掉，补上好木头，灌注高分子材料，不但内部坚固，而且外部如旧。

　　针对南方气候潮湿的特点，对大殿内的木构件及石佛座等喷洒化学药剂，以达到防虫、防腐的目的。

　　三、保护的重要意义

　　综上，保国寺大殿由于其保存完整的北宋初典型殿堂的做法而成为十一世纪东方建筑最先进、最有代表性的范例，是宋《营造法式》的实物佐证，探源其如何在各个历史时期进行保护维修对研究这座珍贵的宋代早期木构建筑有着重要的意义。

　　保国寺大殿除了保留有唐时期的手法和地方做法外，主要保存了北宋初典型殿堂的做法。这说明北宋初的大江南北，尤其是全国著名的港口城市明州，其坛庙殿堂建设的木构形制与内容丰富多彩，而且级别也较高，保国寺就是其中的典范。

　　宋代“唐式”建筑东传日本，历史悠久，影响很大。有著名的日本重源、荣西等学问僧，不但学禅求法，而且专学建筑，并从日本运来木头助修天童寺千佛阁和阿育王寺的舍利殿；明州著名的建筑师铸造师陈和卿到日本修建东大寺建筑和佛像，还从明州带去不少的建筑材料…… 。惜宋代的天童寺、阿育王寺已非昔日之面貌，唯独保国寺大殿仍巍然屹立，在仅有的屈指可数的宋代早期木构建筑中，保国寺大殿保存的历史信息之丰富是无与伦比的，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文化的宝贵实物。

　　（责任编辑：吴 伟）

　　① 郭黛姮等．东来第一山——保国寺：文献篇[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7-9．

　　② 郭黛姮等．东来第一山——保国寺：文献篇[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33-41．

　　③ 郭黛姮等．东来第一山——保国寺：研究篇[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79．

　　④ 佚名．宋《营造法式》术语汇释——壕寨、石作、大木作制度部分[A]// 徐伯安，郭黛姮．建筑史论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73．

　　⑤ 郭黛姮等．东来第一山——保国寺：文献篇[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35．

　　⑥ 郭黛姮等．东来第一山——保国寺：文献篇[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35．

　　出自: 《中国名城 》 2009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