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南朝佛寺志书的编印源流及比较

　　金陵为六朝古都，文物众多，古迹遍布。东吴大帝赤乌十年(247)，康僧会初达建业，营造茅茨，设像行道。大帝诘问有灵验否，僧会礼请三七日，果获舍利。孙权大为叹服，即为建塔，金陵始有佛寺，名建初寺。

　　佛教东来，法雨播撒有年，金陵佛寺连绵兴起，寺庙众多。晚唐诗人杜牧《江南春》绝句有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名家的名诗名句，使金陵佛寺声名远扬。但杜诗所言只为适应诗格的约数，并非确指。梁代郭祖深上书梁武帝称：“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① 可见金陵佛寺之盛。

　　梁代灵味寺僧昙宗曾著《京师寺塔记》二卷。昙宗是秣陵人，记录必定详实，惜其不传。明代，南京有葛寅亮《金陵梵刹志》53卷问世。至清代，再未有专门志书记载佛寺源流。咸丰癸丑(1853)，太平军攻占金陵，烧杀抢掠，焚毁寺庙道观，大肆破坏除拜上帝教外的一切宗教设施与文化典籍，金陵佛寺十不存一。

　　孙文川有感于金陵佛寺的衰落，发心编纂金陵佛寺志书。经广泛征录搜求，穷经累年，于同治初年客寓京师贤良寺时，辑成《金陵六朝古寺考》书稿二册。所征引的文献，主要有《高僧传》、《建康实录》、《景定建康志》、《六朝事迹编类》、《至正金陵新志》、《金陵梵刹志》，以及南朝诸史、名家艺文等。《洛阳伽蓝记》录北朝佛寺之盛，《金陵六朝古寺考》记南朝佛寺之昌，南北呼应，极一时之盛，成南北朝一代佛寺记载的完璧之作。

　　孙文川(1822～1882)，字澂之，一字泊澂，上元(今南京)人，《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忠义七》有传。孙文川列入忠义，是因为他在太平军占据金陵时，与张继庚、胡恩燮一道，不畏艰险，多次出入城墙，谋划策应清军攻城。孙文川屡立功劳，但攻城一事终未奏效。事虽不成，功尤在焉。后助李鸿章揭露英人李泰国索贿事，“以功洊擢知府。”②《清史稿》孙文川的传记不足200字，文史方面只提到他工诗赋，著有《读雪斋集》，其他未及。孙文川是清代著名藏书家，读雪斋为其藏书楼名。他有一方藏书印，印文长170字，反映了达观开放的藏书思想，中国藏书史上非常有名。

　　孙文川少年敏悟，为冯桂芬赏识。咸丰五年(1855)，上海道赵德辙聘理榷务。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荐入部；六年，曾国藩再荐入都，以功保知县，进同知。光绪元年(1875)入两江总督沈葆桢幕，后以母老而不出。闲时招集宾朋，以考证金石自娱。除《读雪斋集》9卷外，他另著有《淞南随笔》一书，其中所录多为未曾面世的珍贵史料，且为稿本，是清代江苏(包括现今上海地区)的稀见文献。③ 孙文川的其他作品如《古钱谱》等大都散佚，目前还能见到他的一首题莫愁湖光华亭诗：

　　赌墅付传闻，叹青史成堆，千古河山棋一局；

　　争墩笑多事，看画栋依旧，半湖烟雨燕双飞。

　　《金陵六朝古寺考》辑成后，孙文川未及刊印而遽归道山。光绪十七年秋，刘世珩收得孙文川此书手稿。

　　刘世珩(1875～1926)，安徽贵池人，字聚卿，又字葱石，别号楚园，光绪二十年中举人。他是著名藏书家，藏书10余万卷，先后刻有《聚学轩丛书》、《暖红室汇刻传奇》、《贵池先哲遗书》等10种丛书。

　　刘世珩收得《金陵六朝古寺考》后，曾将书稿借给前辈学者陈作霖一阅。

　　陈作霖(1837～1920)，字雨生，号伯雨，晚号可园老人。陈作霖于光绪元年中举，历任上、江两县志分纂，江宁府志分纂，江苏省通志总校兼编纂、江宁县志总纂、崇文经塾教习、江南图书馆司书官等职。陈氏毕生从事地方史志研究，著作等身，成就卓著，是江苏近代文化名人，地方文献学者。从刘世珩处借得《金陵六朝古寺考》，陈作霖历时5月，将此书稿重新考订，然后将原书归还刘世珩。陈作霖将书稿编辑刊印，改名《南朝佛寺志》，分上下两卷，正式问世。上卷记东吴、东晋、刘宋三代，下卷录萧齐、梁、陈三代，共收南朝六代100多年间金陵佛寺226所。书名后署孙文川葺述，陈作霖撰。在凡例第一条。陈作霖先生即注明：此书稿为上元孙文川所蒐采，索之于贵池刘聚卿处。

　　《南朝佛寺志》印行不久，刘世珩闻听此事，即索之一阅，发现此书“一仍孙氏之旧，重悂貤缪(即谬误重复)，诚所不免。复以案语阑入孙氏解题之下，颇有未去葛龚之病。余欲有资于伯雨者，不觉索然意尽。”④

　　刘世珩祖籍安徽，生于上海。清末主持江楚编译官书局、江宁商会、湖北造币厂、直隶财政等实务，奔波于大江南北，游宦四方，居无定所。辛亥革命后迁居上海，筑楚园，以收藏编刻等消磨余生。陈作霖为当时金陵地方闻人，在金陵，陈作霖的名气远比刘世珩大，且为长辈。刘世珩虽为官多年，但还得尊陈作霖为前辈。按刘世珩原先的意思，他似乎希冀协助陈作霖考订刊印此书，但陈作霖却先行独自刊印。刘世珩对此不无抱憾，遂将《金陵六朝古寺考》重新编辑，把孙氏原案改为原注，陈作霖之言则名为陈云，把自己以前对《金陵六朝古寺考》所作的校录条目一一加入书中，置为案语，不相混淆。刘世珩自己撰写序言一篇，并请当时文坛耆宿沈曾植先生撰写一序，定名《南朝寺考》，分为6卷，于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刊印问世。他自称，急于刊印此书的目的是：“纪六朝之旧刹，著高僧之轶事。”⑤ 刘世珩认为，自己的《南朝寺考》虽比《南朝佛寺志》晚出，但要略胜一筹。

　　两书相较，发现确有一些区别：

　　《金陵六朝古寺考》记六朝佛寺224座。陈作霖《南朝佛寺志》增加了2座，即陈朝的义和寺与四无畏寺，共226座。《南朝寺考》也如此，但又多一所齐代的齐福寺，此为刘世珩所增补，所记达到227座。

　　《南朝寺考》直接列为刘世珩著，未著录孙文川之名。书名页有瞿鸿禨题署。每卷下有“贵池 刘世珩 葱石”署名。《南朝佛寺志》书名后署孙文川葺述，陈作霖撰。书名页有刘文炽题署。可以看出，陈作霖的署名方法更符合实际编撰情况。但不知何故，陈作霖却有意或无意略去了《南朝佛寺志》的刊印时间。

　　经统计，刘世珩为《南朝寺考》加案语的佛寺有48座，占全部佛寺近四分之一。此外，还有一寺加多条案语的。案语多为刘世珩发掘史料，加以考证所得。如瓦官寺条下，据《京师寺记》等补入10多个缺字；安乐寺条下，孙文川原有16字不妥，删去；长干寺条下，指出陈作霖将“霖少时犹及见之”的按语误入正文；高座寺条下也有如此问题，等等。其他纠正补遗之属，不可一一罗列。

　　《南朝寺考》每板右上方有字数统计，《南朝佛寺志》无。

　　《南朝寺考》无寺名目录，查找某寺要一页页翻找，很不方便。《南朝佛寺志》有详细的寺名目录，但无页码，查检也不方便。但这是线装书的普遍作法，无法苛求。

　　《南朝佛寺志》“凡例四”中注明：“寺名有改易者，在六朝时期则用大字标于下，在六朝后则用小字注于旁。”《南朝寺考》寺名虽有大小字区别，但无说明。

　　《南明佛寺志》书口有书名，《南朝寺考》无。

　　至于刊刻所用字体，《南朝寺考》用楷体，《南朝佛寺志》用宋体，但这并无优劣之分。

　　归而言之，两书主要内容绝大多数为孙文川原著，刘世珩与陈作霖所为均属拾遗补缺之作，不能算原创。所以，不论是《南朝寺考》还是《南朝佛寺志》，第一作者都应该是孙文川。

　　由于编者名气大、先行问世等原因，《南朝佛寺志》印行后，影响比《南朝寺考》大，被学界引用的也多。《南朝寺考》虽在陈作霖的基础上作了不少补遗工作，但至今却少为人知。

　　《南朝佛寺志》初次印行时间至今不明。初版印行较少，见者不多。而且由于陈作霖刊印时未著印行时间，故难以确认。南京十竹斋于1963年12月印有《金陵琐志八种》本，十竹斋在“重印《金陵琐志八种》小启”中称，他们所据的是《金陵琐志五种》1900年版(光绪二十六年)。但《金陵琐志五种》内的5种书是分3次刊印的，并非1900年统一刊行。薛冰先生也认为十竹斋说法不确，称《南朝佛寺志》应刊成于宣统元年(1909)。⑥

　　《南朝寺考》书名页有瞿鸿禨题署，并署“光绪丁未夏”。光绪丁未是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据此分析，《南朝寺考》只可能刊于1907年或之后。同理，《南朝佛寺志》的刊行早于《南朝寺考》，即《南朝佛寺志》必定刊于1907年之前。孙殿起《贩书偶记》著录《南朝佛寺志》“无刻书年月，约宣统间刊”，这未必正确。⑦

　　陈作霖印行《南朝佛寺志》时，在《金陵琐志五种》丛书目录中，将此书著录为“南朝梵刹志二卷”，结果导致谬种流传。各种著述据此著录，长期流传，难以更正。如著名的《中国丛书综录》亦误著为“南朝梵刹志二卷，(民国)陈作霖撰，金陵琐志五种。”⑧ 南京十竹斋印行《金陵琐志八种》本，目录也称《南朝梵刹志》二卷，但实物却为《南朝佛寺志》二卷。至于其他书名，如《六朝金陵佛寺志》，《六朝梵刹志》等⑨，更是五花八门，难以统一。

　　《南朝寺考》与《南朝佛寺志》印行后，曾多次再印，并被收入各种丛书中。民国年间，《南朝寺考》被收入金陵刻经处重印的《普慧藏》第二十函第二册，但卷数却被著录为一卷。《南朝佛寺志》未能入选《普慧藏》。

　　台湾学者将各种有关中国佛教的地方志、山志、寺志收在一起，影印出版《中国佛寺志》丛书(又称《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由杜洁祥主编。1980年出版第一辑50册，1985年出版至第三辑，共97种，凡100册。第一、二辑由明文书局出版，第三辑改由丹青图书公司出版。第一辑第二册收入《南朝佛寺志》，第二辑第二册收入《南朝寺考》。

　　1987年6月，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单独出版发行刘世珩《南朝寺考》。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于1996年8月影印出版《中国佛寺志从刊》，第27册收入《南朝寺考》，第28册收入《南朝佛寺志》。

　　注释：

　　①唐·李延寿撰：《南史》，卷七十，郭祖深传。

　　②《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忠义七》。

　　③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整理：《明清上海地区稀见文献五种》，人民文学出版社。

　　④⑤刘世珩：《南朝寺考·序》

　　⑥薛冰：《淘书随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96-99页。

　　⑦孙殿起录：《贩书偶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77页。另据《江苏艺文志·南京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第一版)925页孙文川条记录有：“南朝佛寺志2卷·史部地理类　存。清孙文川原辑　陈作霖重编(1)宣统元年(1909)刻本”。(2)《可园丛书》本。(3)《金陵琐志五种》本。(4)《金陵琐志八种》本。

　　⑧《中国丛书综录》·2·子目，第566页，左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