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考古一瞥

　　作者： 马丽华

　　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一向被形象地比喻为历史研究的鸟之双翼、车之两轮，谓之缺一不可。拿这样的标准去衡量传统的西藏历史研究，显然存在问题：只有前者而无后者，无异于单翅和独轮，其准确性与可信度被打了折扣。

　　首先是历史著述。浩如烟海的藏文典籍文献文史哲合璧，富有文采，缺乏的是现代意义、科学意义上所指的信史。这一现象的存在，一来因藏文创制较晚，公元七世纪之前的藏地历史不免全都此情可待成追忆；二来藏文出现之时，正值佛教传入藏地之际，其后雪域佛国千年史不免蒙上了浓重的宗教云翳；三来出于可以理解的正统观念，操笔书写历史的古藏人把一应藏地文明的始现，全部集中在公元前后崛起的吐蕃王朝历代君主那里。例如《智者喜筵》中所载并一再被当代人征引的经典说法：烧木为炭，冶炼铜铁，熬皮制胶，钻木为轭，犁地耦耕，引水灌溉，农事首始于此等技术系统，俱在公元二、三世纪及其后的一个时期。如此征引并确信无疑，但是近二十年来对于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掘，客观地粉碎了这一说法，把上述文明之举出现的年代一下子上推了三几千年。

　　尤其加之西藏人特有的宇宙观、神灵观和思维方式，每当我们面对藏文书卷历史，犹如在宗教的和神话与传奇的浩淼湖面泛舟，可以尽情领略一望无际的形象思维的花与叶——从藏传佛教的眼光看来，那一定是个莲花盛开的湖泊。

　　考古发掘在藏地素无传统。二十世纪以来的近代才有中外人士约略地涉足其间，进行一些并不很深入的路线考察。其中知名度最高、贡献最大的当数意大利学者杜齐教授。他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多次只身入藏，从前藏到后藏直至西部西藏，对于西藏的宗教、文物和风情写下了一系列的考察著述。杜齐的工作意义首先在于学者专家的第一次涉足，更何况还有等身的著作留与世界。须知越是珍贵之物越是容易流失，事实上那些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在最近的半个世纪里，已流向了世界每一角落，比它们的主人走得更远；即使不可移动部分，例如古建筑、遗址及附属壁画之类，历经半个多世纪自然与人为的毁坏，尤其历经文革浩劫，今天对照杜齐教授的描述，大多已是面目全非。所以说这位西方学者的工作难能可贵，价值无量并且功德无量。

　　至于发掘性的深入工作，那是需要诸多条件的，并非一个人的能力所能达成，杜齐受制于这诸多条件，更多地限于腿脚和眼睛，而无法动手开挖。尽管如此，西藏仍然感谢他。

　　所以真正具有考古学意义的首次发掘，在西藏地区迟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方才得以进行。那就是藏东的卡若新石器遗址的考古发掘，人类在西藏高原的生活史由此被推向遥远，古代先民们的村落遗址、日常器物连同其时的技术系统在尘封了五千多年后，依然新鲜并令人惊叹地展现在现代人眼前。卡若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中国考古学界和所有西藏人都深感自豪和喜悦的一件事情。前者的喜悦自不必说，至少具有填补世界高地史前史空白的含义；后者的喜悦也是可以感同身受的，那可能的祖先们的血脉骨系和基因源远流长，奔涌至今，体现在每个现代藏族人的身心。无论怎样笃信佛教的无穷转世，历史的真实、科学的回首仍然具有魅力并且激动人心。更何况退一步说来，就藏传佛教轮回转世的观念说来，也许过往前世的前世，你曾经就是卡若人，曾经就是那些工具的使用者也未可知呢！

　　这一次西藏应当感谢的具体对象有了，那就是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考古专家们。当年就是由童恩正教授率领的一支队伍，包括了他的川大弟子和西藏年轻的考古工作者，一起为时几年地进行了卡若遗址的发掘。这位教授具有非凡的思想活力，正是借助此次考察之机，踏勘了西藏高原的地理地貌，联系高原隆升史、气候变迁史与人类演化史某些重要环节的契合，石破天惊地提出了西藏高原是人类演化的摇篮之假说，后来被许多热心人传播开来。

　　当然这属于另一领域的话题了。当下的话题是西藏在童恩正之后还在继续感谢四川大学考古专家们。因为正是从邀请童恩正教授进藏开始，西藏文物部门开创了与国内高校合作研究的科学之路，二十多年来从未间断。最近十年就有两位年轻的考古学家——霍巍和李永宪频繁地往返于川大的讲坛和西藏的旷野间。较之童恩正时代，他俩所涉足的西藏考古学领域更广泛更深入，可说是纵横数万里，上下五万年。古海钩沉，铁鞋磨穿，星星点点地捡起曾经失落的链环，企图连接起一条藏地古往今来的文化长链，复原一部世界高地文化文明史序列。固然由于湮没过久，尘封太厚，有一些恐怕已随时光流逝，永不再现；尤其是，这项巨大工程并非一代人所能完成，但他俩以及西藏和来自其它省份的同事们已经和正在从事的工作，无疑是这项宏伟事业的奠基阶段。

　　李永宪走向万年以前。旧石器专家李永宪一样地用脚步丈量，用眼睛巡视，去寻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用心灵去与那一时代的先民交流对话，用脑子去构想那一时代的高地人生活图景。在李永宪走来之前，西藏各地上万年前的旧石器迭有发现，均非考古界业内人士所为，而是那些从事地质调查的、地理考察的自然科学家所偶然发现，发现地点多集中在藏北高寒之地，现今仍是无人区。依据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和古人类活动规律，李永宪想来想去，认为应当在较藏北海拔更低一些的地区可能会有所作为。李永宪想对了，后来在喜马拉雅山脚，在西部西藏，他找到了远至三五万年前的人群留下的石制工具。西藏高原上的炽烈阳光和弥漫风沙古今可有不同，山川依然旧时模样吗，几万年间来来往往的人群的感受可有不同，每当他俯身捡起一枚石器，都一样的激动万分，时间的距离不复存在，这片栖息过熙攘古人而今人烟稀疏的高极土地，目睹着现在，记录着从前，从前的从前。

　　李永宪从万年前走回，走向新石器时代以来。因为西藏的考古发现跨越了年代和专业的时空界限，凡参加者的工作无不具有“一揽子”性质，最终成为综合性的文化通才。李永宪动起手来，参与了拉萨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参与了大石遗迹和岩画圈的发现，一直进入“有史以来”……李永宪的美术造诣体现在精确地描绘石器的形状和加工痕迹方面，画石斧石刀，画石核石叶，再画土陶制品，陶罐形态和纹饰，再后来又是墓葬形制和遗骨遗物，岩画上的小人，动物和各种图腾象征物。有些时候，他不免就觉着自己正是先民中的一员，就是那些制作过粗砺旧石器、精致细石器和以绳纹印制并烧烤陶坯、用刚刚掌握的金属在坚硬的岩石表面刻下图案的先民中的一员。

　　与李永宪谦和内敛的风格不同，霍巍个性外向，总是热情洋溢，最不像的是考古学家，那种通常概念中严谨到古板的考古学家。但这并不妨碍此人的博学多识和创造性思维。由于他的研究领域更侧重于有史以来——在西藏，这个“史”约定俗成地被指向吐蕃王朝以来，霍巍依据考古发掘的研究成果似乎更具权威性，所以谈说历史，霍巍更像是从历史走来的王者。尤其对于西部西藏考古，他更具备了首席发言人的资格，俨然古格王，象雄王，还有其他少见经传的各种土著王，例如后吐蕃时代的贡塘王，那个王城遗址就是在1990年从事西藏文物普查工作时被他们亲自发现并亲手测量描绘过的。

　　霍巍和李永宪这两位考古学家考察在西藏，更多的时候是同行同止，同吃一锅煮的饭，同推一辆沼泽地上陷的车，共同着一个话题一项事业。而同事朋友每说起他们总像在说同一人：霍巍防钣老，或者李永宪坊粑?他俩的西藏考古生涯也共同地始于1990年，受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之请，参与了走遍整个西藏的旨在清理家底的文物普查工作。这项浩大工程为时九年，在他俩进入之际已进行了三分之二，霍李二位在最后的三年里显然是作为了一支主力，并使这项工作在理论层面一跃而上。

　　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古文化大发现时代。进入西藏第一年，直奔藏西南喜马拉雅下的吉隆盆地。久闻此地在自然科学界的重大发现：新第三纪的沉积物，著名的三趾马化石群，此地的生命之链源远流长，古文化也一定在此生长过，何况此地还有可能是古书记载的古史之地芒域。后来的事实证明，判断正确，不虚此行：就在县城附近，李永宪发现了谷地上沉默了三万年的大片旧石器，一道发现了消失了近千年的贡塘王城遗址，而轰动了国际史学界、被称之为历史地理学上的重大发现的唐碑之被发现，则是一个始料不及的惊喜。

　　霍巍、李永宪率领普查小组到达吉隆，一路向百姓们打听何处有废墟，何处有刻字的石头，或者画画的岩壁。宗嘎乡的老乡长说，县上正在修水渠，水渠将要通过马拉山口，马拉山口有座汉字碑，汉字碑是我们的神石，可能要被炸掉啦。县委刘书记也证实了这事儿，并说那碑大概是清朝赵尔丰所刻，你们看看是否重要，再决定保存与否。

　　尽管已是半下午，霍李们还是直奔马拉山口。只见巨大的山壁上，一通碑文依山而刻。说是“碑文”未免牵强，因为碑上涂满厚厚一层酥油，是上千年的酥油，由世世代代无数只手涂抹，历经岁月的阳光风雪，只见油黑的污垢而只字不现。这也正是吉隆那么多有文化的人对所谓清碑深信不疑的原因所在。

　　要使碑文重见天日，必须洗去千年油渍。大家七手八脚，拿喷灯烧起热水，溶解了一袋洗衣粉，从右至左依次洗刷。当第一行字迹赫然显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瞪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维大唐显庆三年，大唐驭天下之……是唐碑?!

　　再往下，利用山崖的自然平面加工而成、一米见方的碑体轮廓显现，内容显现，有地名：小杨同，等等；有官名：左长尉，等等；有人名：王玄策，等等。而横向石刻额题则是七个篆写的大字：大唐天竺使出铭!

　　目瞪口呆之后是欣喜若狂，面对这风骨俊逸的唐体，辨字，拓片，尽管字迹已经漫漶，仍能辨认出222个字。大唐使节王玄策三次奉旨出使天竺印度，史书有载，但对其出使年代、使团规模、所走路线却并无记录，曾引起过史学界的争议。这通碑铭是唯一凭证，不仅时间（唐显庆三年即公元658年），路线（蕃尼古道），规模及外交目的都得以确切体现，同时对于古代人文地理、中外交通、吐蕃与中原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实物资料。吉隆唐碑还是迄今为止西藏高原上所发现汉文石刻碑铭中最古老的一通，比著名的拉萨大昭寺唐蕃会盟碑还要早出165年呢。

　　喜马拉雅山丛中的吉隆盆地，在由中科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说明着自然变迁之后，又由西藏文物普查队说明着文化历史的进程。后来，为拥有国宝深感骄傲的吉隆人为这通唐碑依山搭建了一所小房子，好生保护起来。

　　这只是西藏考察的一个小片断，类似的目瞪口呆和欣喜若狂时常出现，当然是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在多番的无望而归之后。例如大石遗迹的发现，岩画群的发现，吐蕃墓葬以及早于吐蕃、甚至是象雄时代墓葬的发现，尤其是西部西藏早期文明的发现……

　　文物普查结束，重返川大讲坛，两位年轻的教授时常带领考古专业的学生们去祖国各地实习，参与着巴蜀文化的一系列发掘：三星堆，三峡，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崖葬、悬棺葬，巴山蜀水间的跋涉每每收获不菲，只是对西藏念念不能忘怀，又每每在年复一年的暑假期间进藏。每一番进藏，直指西部阿里。沿着1992年文物普查中发现的东嘎、皮央石窟群线索深入发掘。

　　位于扎达县城西北40公里处的东嘎皮央石窟群，是西藏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大一处佛教石窟遗址。现今毗邻的两座小村庄，数以千计的洞窟和大片佛寺佛塔的废墟以及洞窟壁画，显示着此地显然属于早期古格的类似于都城的一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它们沉默了多少年了呢？只见岁月的流经使寺院坍塌，佛塔倾圮，洞窟裂隙，壁画剥落。岁月的流经也使当年的宗教热情流失，那些修筑寺院的人，凿刻洞穴并秉灯作画的人，现在何处呢？

　　考察小组对于东嘎皮央石窟群的发现传扬开来，东嘎皮央的石窟壁画的照片也不胫而走，东嘎皮央洞窟成为继古格故城遗址之后又一大旅游热点，吸引了好奇的人们不远千里前来一睹为快，专事文物走私的不法之徒也闻讯赶来，皮央人的秘宝就消失于一个月黑风高夜。带领村民掘宝的巴桑村长一见到再番前来的霍李们就急不可待地诉说这段经历——

　　此后某天一大早，有人发现了供奉村宝的洞窟被洗劫一空，消息迅速传遍全村，全村人都赶来了，望着空空如也的山洞捶胸顿足地大哭起来。只有一位村民很冷静，他让大家安静下来听他说话。他说他记得前几天有一辆北京吉普在村中逗留过，并且依稀记得车牌号码的最后三位数。于是皮央人快马加鞭赶到县城报案，守土有责的当地公安火速组织人马星夜追赶，谢天谢地，终于在非法之徒混入人烟稠密地区前将其擒获，一举追回全部被盗之物。

　　宝物失而复得，物归原主。巴桑村长引领考古学家们走向山顶洞，炫耀这批宝物。果见这批铜佛和泥塑非比寻常，造型美，工艺精，历时近千年光彩依旧。大家惊叹赞赏不已，惊叹赞赏之后便是委婉的普法教育：文物属于国家，发掘是需要资格的。

　　先后七次来过东嘎皮央，是一步更进一步的考察，同时也对洞窟采取了种种保护措施，直到1997年夏季才进入正式的考古试掘，让皮央人目睹了专家们的考古发掘是个怎样的态度和场面，同时也让皮央人看到了祖祖辈辈看得平凡的荒山野岭下埋藏着怎样的珍宝：虽然此次试掘只有包括４座殿堂、10个洞窟、总计300平方米面积，规模不及皮央遗址总面积的百分之一，却出土了如此丰富的文物：佛像、佛经、唐卡、木雕泥塑等等，时间跨度从公元10世纪到公元15世纪贯穿了500年。状如真人般大小的铜菩萨证明了当地其时高超的铸造水平，手掌般大小的木雕上，集雕、刻、磨、刨、镂、镶和嵌手法之大成，方寸之中竟相显现数十尊神佛灵异形象。数十幅卷轴布画的唐卡一定是最早的一批，画风可辨别出克什米尔、尼泊尔、卫藏本土不同风格的痕迹。还有那么多深印着先人掌痕指印的泥模佛像、石雕佛像、桦树皮佛咒，那么多各种质地上塑出的诸佛神灵、飞天女尊、方方圆圆曼陀罗……真真令专家们振奋无比，令皮央人骄傲无比。

　　东嘎皮央石窟群的考古发掘收获巨大，意义深远。不仅距此千年左右古格初创时期的画面在此间展开，而且众多洞窟的开掘史已可追溯到两千年前，相当于中原历史的东汉初年。它所提出的和引申出的众多问题富有魅力，令考古学家、藏学家们心神俱往。被岁月之尘掩埋甚久的古格史的轮廓，正借助考古新证据一点一点地呈现出来。

　　不仅古格，古格只是吐蕃王朝分崩离析后王室后裔的偏安之邦，象泉河和孔雀河孕育的古格文明只是阿里古文明的一环，而阿里这片神奇的土地，更隐藏着少为人知的文明秘史。例如可以上溯到几千年前的象雄，上溯到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确存在过的象雄，这一早于吐蕃农业文明社会的早期游牧文化的象征，穹窿银堡，象雄十八王，犹似神话，曾在何方，是否还有遗痕可寻。它的中心地域就在阿里，甚至就可能在扎达的土地上。游牧的帐房不存，土质的宫殿不存，它回归于扎达的土林，大自然不动声色地抹去人工的打造，若无其事也沉默不语。好在象雄人有土葬的习俗，两三千年的骨殖连同当年陶制品、金属品等陪葬物于今出土，霍李们由此得知象雄时代的物质和技术水平。还有早于那一时期大石遗迹，多处发现的岩画群，岁月消蚀不了的坚硬固体的存在，那是象雄无声的发言。

　　上个世纪早期，凡涉足过阿里的外国考古学者，无不感觉这是一片未知的神秘的先史之地，无不记载过星散于西部西藏的大石遗迹。外国科学家的调查应当是可信的，早在文物普查那几年里，霍李们就留心查找，只在扎达境内找到过一处遗迹的遗迹：在一处名为“独石河”经过的地方，只剩下一个巨石的根部，那根名为“独石”的立柱被当年的修路者用火药摧毁。除此之外，多少次沿途的望眼欲穿也未能找见。直到1999年这一次，由于大雨冲垮了路面，西行者们只好绕道择路而行，在革吉县境内一座大山的山脚下，碧波荡漾的湖边，不期而遇，终于在西部第一次发现了先民的巨石崇拜的遗址：石圈环绕着石柱的列石阵。巨石崇拜是早期游牧民族精神生活的世界性现象，从南欧经中亚到印度，一路延伸过来，到达中国境内，那条线就断了。现在好了，续接上了。

　　霍巍和李永宪作为众多史前史后之物的发现者，时常称自己为幸运的人。他们确实幸运，某一领域的一次发现往往是一连串发现的先导，例如这次大石遗迹的发现，接踵而来的是其余三处的同样发现；例如早期土葬的发现，又引来土葬+火葬墓坑的发现；还有分布于无人之地的岩画，不见则已，自从日土岩画被发现，更是一连串的频频映入眼帘。所有这一切都是象雄时代的遗产，象雄用越来越多的无声之声发言。而所有这一切，既填补了本地区空白，又续写了史前世界性文化现象在空间上的链接分布。

　　宏观说来，西部西藏考古意义重大。从霍李开始，西藏考古开始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藏东及藏东南、中部雅隆、西部阿里。这些古史之地曾经居住过相同又不同的人群，分别代表着相同又不同的文明特征，由此串接起西藏地区早期文化面貌将要呼之欲出。我们关心这一世界高地的人类生活史和文明史，出于人类的自我关爱与寻根愿望的本能。过往的祖先是人类共同的祖先。

　　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从包括霍李在内的这一代西藏考古学家们开始，那只曾经缺失的翅膀已然长成，那辆驶往远古之车的另一轮打造完毕，借助两翼与双轮，一门新藏学诞生。

　　来源： 中国民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