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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寺院建筑看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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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寺院建筑看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佛教作为一大宗教流派,产生于古印度,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国王派遣的使者向汉的博士弟子景庐口授佛经,佛教传入中国。但佛教作为异国文化,它在中国的传播不是通过简单的译介佛教教义及其经典理论,而是通过佛教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融合。佛教之所以能够根植于中国,并显示出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融入了中国的原始宗教意识和传统伦理观念,吸收了不同地域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形成了适应中国社会心理特征的宗教信仰。

  伴随佛教的传入,从北魏开始,寺院建筑在中国兴盛起来,佛教寺院作为佛教文化和佛教徒信仰社群结合的产物,最为直接的体现着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一、佛教文化与皇权思想的融合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帝王崇佛,皇权推动,借助传统的伦理观念不断对佛教施以巨大影响,将佛教建筑活动纳入礼制规范,导致了佛教寺院布局趋同于宫殿和官府。而且许多帝王本身就信佛,他们把佛教当为一种统治的工具,从思想上束缚、奴役人民。寺院建筑的外观就是一个佐证。

  中国寺院建筑大多是殿宇式结构,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一种建筑形式。在殿宇式佛寺中,所有的宗教建筑都被赋予了社会属性,划定等级,区别高低贵贱,并仿照宫殿和官府建筑的样式与排列,尊卑有序,各安其位。不妨我们以寺院内的大雄宝殿和皇宫中的殿堂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它们都们于整个建筑群的中心位置,是整个建筑群的核心;其次,它们的规模都极为宏大,故宫主殿太和殿面宽13间,而建于唐代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面宽也达7间,而且殿内空间都十分宽阔,立柱靠近山墙,更加突出了主角——神佛和帝王的重要地位;再次,它们都有一个硕大的屋顶,一般多为庑殿、歇山、重檐三种形式;最后,它们的立柱、山墙都选用红色,不是大红,而是绛红或砖红,显得庄严肃穆,不怒自威。这些相似之处,使人有一种感觉,就是帝王是人间的主宰,而神是天上的主宰,他们职权相同,都有着无比崇高的地位。即是入神合一,人即是神。实际上也的确如此,武则天就曾命工匠将佛像塑成自己的模样,而康熙、乾隆两位皇帝更是公开宣称自己是罗汉传世。在这种背景下,帝王们经常把寺院作为他们的行宫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清以后,大型寺院顶上多铺琉璃瓦。琉璃瓦的颜色分为黄绿两种,绿色琉璃瓦多见于官建寺院,或民间集资所建寺院,而黄色琉璃瓦只有皇家寺院,或是作为皇帝出巡的行宫的寺院,才能使用。此外:皇家寺院殿堂的檐脊上常有兽头,在一般寺院中,这是不允许的。兽头代表封建皇权,数目以九为最多,只有在皇宫中才见得到。皇家寺院又按照等级的不同,饰有七、五、三、一个兽头不等。有无兽头和兽头的多少表明了一个寺院的地位,从这点可以看出,这时的佛教已居于被统治的地位,成为封建皇权的附属了。

  二、佛教与儒家、道教文化的融合

  佛教传入中国时,以儒家思想作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格局已经基本形成,而作为土生土长的道家文化几乎同时在中国兴起,佛教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就必须改头换面,融于中国文化。

  唐代以前,佛教和儒道文化相对立,唐代以后,佛教和儒道变为以合流为主,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国文化主体。宋代而后,三教彻底混融,各司其职又殊途同归。宋理宗说:“大略谓之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可也。”这句话就说明了佛、道、儒三者的关系。

  在寺院建筑方面,大量以名山胜水作为依托的寺庙建筑群,到了明清以后,也表现出了三教合一的特色。往往既有佛寺,又有文庙,还有道观,这就充分体现了这三种宗教的融合。说到这,不能不提到我国寺院建筑史上极为特殊的寺庙——山西浑源悬空寺。它的特殊不仅在于它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危崖建筑群,而且也是我国唯一的一座将佛、道、儒供奉于一寺之内的寺庙。远望,它象画于绝壁之上;走近,才看清它是由几十根柱子架于悬崖之上。始建于北魏的悬空寺共有殿宇楼阁40余间,包括山门、大殿、应楼、经阁、配殿和僧舍等部分。这些建筑都建在宽仅20米,进深不足10米的空间内,采用顺着山崖凹的地势比肩起寺的方法建造,因此整个寺庙就象嵌在悬崖上一样。寺中大多数建筑都是重楼,这样做有效的节约了水平面的面积,更加充分的利用了有限的空间。由于配殿建在经阁之上,更是形成了四层楼的样式,每层之间的楼梯不足1米,倾角超过70度,可谓立陡。大殿两边还有南北高下对峙的两座悬空阁,由一座30米长、1米宽的栈道相连,栈道南侧又依岩建起重檐危楼。整个寺庙建筑参差错落,迂回曲折,既互相对峙,又彼此联系,寺中所题“公输天巧”,的确不虚。将中国的三大宗教汇聚于这样的一个场所,的确匠心独具:它们共同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互相影响互相补充,成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同时它们又是相对独立的,各有分工。这正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三、佛教与中国民间文化的融合

  佛教与中国民间文化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原始宗教的融合,二是与民俗文化的融合。

  原始宗教是我国最早兴起的宗教形式,分为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这两者在寺院建筑上都有体现,尤以自然崇拜最为突出。自然崇拜实质上是早期人类对自然界中存在的事物神化了的崇拜,和一些由此产生的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从远古开始,人们就认为天圆地方,这种思想一直贯穿我国封建时代,藻井就是这种解释在寺院建筑中的具体体现。一般在殿堂内部,大型寺院的顶部结构多用拱斗式,我们看到的有椽子、藻井等。藻井是一种位于顶部较大的顶部穹隆状的天花象一只倒扣的碗,一般是方形多边形或圆形的凹面,因饰以花纹、雕刻和彩画,故定此名。它一般用于尊贵的建筑内,如神佛顶上。至明清,这种藻井演变成比例较大的主形格,其花纹多彩绘,画以团花龙凤,称天花板。北京石景山的法海寺大雄宝殿的藻井就很有代表性。法海寺正殿供横三世佛,故有三个藻井。这三个藻井上圆下方,象征天圆地方,每个高一米,周围斗拱分作三层,层层上收,底层直径2.94米,上层直径2.45米。每层斗拱都有精美的小木块雕刻装饰而成,每个小木块长33厘米,宽21厘米,厚5厘米,制作异常精细:每个藻井底部都绘有不同的曼陀罗,这些曼陀罗均以梵字代表佛、菩萨像,两侧填以绿色蔓草,靛蓝色地,描金,是明代作品,为法海寺一绝。在皇宫中,也有藻井,是在皇帝宝座之上,这也是帝王与神佛的又一个相同之处。

  佛教和中国民俗文化的融合,在寺院建筑上主要体现在殿堂外部的装饰上。虽然殿堂多为红墙,但有的寺院殿堂山墙上也饰有浮雕,其中有的就是我国古代民居中建筑外部装饰的浮雕。这种浮雕往往用图案本身或其谐音来象征吉祥幸福。这类题材和佛,教关系不大的吉祥图案,充分体现了中国民俗建筑的特色。如五台山的南山寺和佑国寺中,许多围墙和栏杆上的图案,就取材于佛教和民间传说。在佑国寺中满眼都是琳琅满目的汉白玉浮雕,内容之丰富简直让人不相信是到了寺庙:属于花鸟鱼虫的,有松竹梅,瓶中花,行狮卧虎,鲜桃石榴,凤凰展翅,鹿登梅山;属于历史的,有朱买臣负荆读书,李密挂角观卷,三顾茅庐,火烧赤壁,苏武牧羊,太公钓鱼;属于神话的,有萧史引凤,松下问童,天女散花,嫦娥奔月,孙悟空登天,钟子期弹琴;此外还有福寿禄三星,鹿鹤同春,二龙戏珠等等,造型优美,生动传神,简直是一派流光溢彩的神仙境界,一幅多彩的人间图画。

  除此之外,在有些寺院中还会看到牌坊。山西五台山龙泉寺寺前就有一座汉白玉石牌坊,这座牌坊刻满奇花异草,飞檐走兽,仅龙就刻了89条。牌坊建于本世纪初,耗银36400多两,动用一百余人,历时六载,才得以竣工,是首冠五台山的艺术珍品。这种中国独有的建筑会出现在寺院中,本身就说明了佛教已完全融人了中国文化。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寺庙建筑,使中国的寺庙建筑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和文化意蕴,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的代表。也是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延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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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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