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偶然的背后其实是必然。这个必然说的就是历史背景。响堂山石窟的开凿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说到底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响堂山石窟的开凿年代在东魏晚期，主体工程的完成是在北齐时期。笼统地说，响堂石窟的开凿时间是在北朝晚期。

　　中国历史的进程发展到公元386年左右，在华夏大地上出现了两大政治格局——南北朝。位居北方的是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主的政权中心，这个阶段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北魏的都城在山西大同，当时叫做平城。北魏的皇室贵族多崇信佛教，对一些僧人很是尊重，《魏书·释老志》记载，和平初年，一个叫昙曜的僧人“自中山被命赴京……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的赴京之行引发了中原地区佛教造像艺术的高潮。昙曜在平城西侧武州山下“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雄伟，冠于一世”（《续高僧传》），这就是现在著名的云冈石窟。这五所石窟（即现在的云冈第十六窟至二十窟）被后人称之为“昙曜五窟”。据史料记载，这五座洞窟内的佛像是仿照北魏五个皇帝的形象开凿的。因此，云冈石窟明为佛寺，实际兼有北魏皇室贵族家庙祠堂的功能。

　　北魏太和十八年，孝文帝把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改变了过去对中原遥控的形势，有利于整个国家的控制和政策的继续进行，也摆脱了一百多年来鲜卑贵族保守势力在平城的羁绊和干扰。迁都洛阳后，北魏皇室又在洛阳东南伊水河畔的龙门山下建筑了他们新的精神家园——龙门石窟。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权臣高欢因洛阳无险可据而率领四十万户仓皇迁都邺城，《资治通鉴》记载：“东魏主发洛阳四十万户，狼狈就道”，这其中自然包括洛阳的百工伎巧。洛阳人力物力的输入，促进了邺城经济的发展。“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俱徙”（《洛阳伽蓝记》），一些大德高僧如慧光、菩提流支等也随之迁来，使本来就有佛教土壤的邺城，很快建立起更加浓厚的佛教氛围，一跃成为北方佛教中心。

　　高氏皇室贵族集团佞佛之举几近痴狂，他们将国家财产分成三份，其中三分之一就是供养僧尼。高氏皇室迁都邺城后，便在邺城西的鼓山之腰开凿了壮观宏伟的鼓山石窟（北响堂山石窟），并请高僧僧稠为鼓山石窟寺寺主。高氏不仅在都城开凿大石窟寺（鼓山石窟），同时还在陪都晋阳（太原）的西侧天龙山大兴土木，开凿了天龙山石窟。《北齐书》记载：“北齐幼主……凿晋阳西山为大佛，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北齐雕刻艺术走向了辉煌。目前，仅邯郸市境内遗留的北齐佛教雕刻就有南响堂石窟、北响堂山石窟、水浴寺石窟、娲皇宫石窟、林旺石窟等多处。此外，在临漳等地还出土过许多精美的贴金彩绘佛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