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寺田经营方式研究---耿元骊,工巧明,地理-五明频道-学佛网

唐宋时期寺田经营方式研究---耿元骊

随着宗教的发展，特别是在佛教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中，寺观经济也随之取得了蓬勃发展。唐宋时期，寺观经济已蔚然卓立，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亦为数不少。[[1]]与传统社会经济构成相同，寺观经济也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寺观土地占有是社会整体经济构成的重要部分。而寺观土地的经营方式，也与唐宋社会经济发展同步。特别是由于僧侣在多数时候要从事宗教活动，虽然不排除有少数下层僧侣不得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但从整体上看，僧侣是难得长期直接从事农业经营活动的。因此，唐宋时期的寺观田产经营方式，主要采用的是租佃方式，而非其他，似亦无中唐从庄客制到庄佃制的转变。

一、唐宋时期佛寺土地占有状况
隋代，由于杨坚出生在佛寺，所以大肆利用佛教进行舆论宣传。他上台后，更是大力扶持佛教，曾经诏敕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2]]，为了保证寺院的经济来源，又诏：“于诸州名山之下各置佛寺一所，并赐庄田”[[3]]，这表明从隋代开始，寺院就有了自己独立的土地占有。

唐代虽然特崇道教，但是佛教也争得了一席之地。特别是由于佛教人才辈出，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势力比道教要高出甚多，所以佛寺占地反较道教为广。武德八年，因为少林寺僧护国有功，所以特赐地40顷。[[4]]不仅少林寺得地，又在全国普建七寺，以为“陨身戎阵者”祈福超度，而这七寺“并官造，又给家人、车牛、田庄”[[5]]。特别是在唐《田令》中明确规定了僧道受田：

诸道士、女冠受老子《道德经》以上，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受具戒者，各准此。身死及还俗，依法收授。若当观、寺有无地之人，先听自受。[[6]]

虽然这和民户、官吏受田的规定一样，是无法落实的，但是毕竟在制度上允许僧道有田产，这就为保障寺院田产提供了制度性的保证。从太宗以降，一直到武则天时期，当政者均是佛教信徒。狄仁杰在谏武则天营造大佛像的时候指出：“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7]]所谓“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8]]，虽然不一定全是实情，不过可以想见僧侣地位。开元十年，玄宗收寺观田，规定：

正月二十三日，敕祠部：“天下寺观田，宜准法据僧、尼、道士合给数外，一切管收，给贫下欠田丁。其寺观常住田，听以僧、尼、道士女冠退田充，一百人以上不得过十顷，五十人已上不得过七顷，五十人以下不得过五顷。”[[9]]

寺观占田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才需要加以限制。这种严格禁令之反面下，亦可想见寺田占地之广。唐代中后期，寺院占田则更多，特别是随着信仰佛教者日众，其中高官施舍也成为寺院田产的重要来源。如李德裕曾在长庆四年三月给上元县的一寺置“置膏腴之田以供香火之用”[[10]]，又如陈某，也收赎寺院出卖之田还之：“太和乙卯岁，颍川郡陈公……因观地无遗利，农则有秋，……顷若庄田典卖于乡里，林木摧毁于樵童，赖（阙）旧地出清俸以收赎，……顷亩年代，并录之于寺记碑阴。”[[11]]又如危昌等人也曾捐献大片土地给寺院：

乾宁甲寅岁春，乃有上饶郡太守汝南危公（曰昌），公即临川剌史之季子也，……乃心舍禄下水田庄一所，并火幕牛犊等，永充常住，……又浔阳太守颍川陈公，……舍俸禄之财，于江之西南隅，去院各十里，置庄两所。一曰“西庄”，南号“佐俄”是也。……有军事押衙李勋，……言：“弟子有小庄，近院之北，愿舍入常住。”师乃受矣。[[12]]

除了政府赐予，官员施舍，百姓也有将自己田土施舍于寺院的。这些土地虽然面积都不大，但集腋成裘，为数也在不少。如日人圆仁，入唐求法，从登州到长安，所经寺院多有田产。如赤山村法华院有庄田年可收米五百石，长山澧泉寺有庄15所，[[13]]长安资圣寺有“诸庄”[[14]]，可见寺观普遍拥有土地。除了施舍之外，寺观还买入地产，《唐昭成寺僧朗谷果园庄地亩幢》就很明显的说明了这点。该石幢在河南荥阳县出土，曾收入《河阴县志》。荆三林先生在1962年亲拓原石，并加整理，写成《<唐昭成寺僧朗谷果园庄地亩幢>所表现的晚唐寺院经济情况》一文，[15]公布了该石幢的全文。此石始刻于贞元八年，续刻至贞元二十一年，记载了从广德二年到贞元二十一年，共41年中昭成寺僧人买地的情况。昭成寺在41年间一共得到74块土地。其中大约40块是买入的，最少的是70号的逯五德，最多的是58号张文义的70亩。从卖出价格来看，张文义的70亩明显是劣地。这说明，在41年间，昭成寺分40次才买到1000多亩地，平均每次才能买到25亩，而且多是所谓山原地，也就是较差的土地，并且这40次购买行为，共发生在寺庙与14姓29家之间！这表明，农民对于土地是极其看重的，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出卖土地的，一但由于意外变故必须卖出，也首先是卖劣地，而地权也是高度分散。因此，唐代虽然寺产广大，但是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土地的流转速度和集中程度，在王朝的正常时期，肯定是不会太高的。

宋代，随着佛教继续向禅宗化的发展，在丛林制度之下，继续发扬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新思想道路，这或许暗示着佛教信徒逐步走上了自耕、自立的道路。而在唐代尚有可能依赖贵族或者皇室为生的僧人，必须开始自谋生计。这也就刺激着宋代寺田的进一步发展，[[16]]而无田产的寺院不能获得更大发展，也促使寺院有着谋取田产的愿望。宋代寺田的来源，则有赐田、施舍、购买等诸多方式。宋代官府本来规定寺院不得购置土地，不过并不禁止官员和百姓施舍土地给寺院。其中比较大的数量，是来自赐田，如仁宗曾在天圣三年赐杭州灵隐寺田1500亩：

慧明禅师……天圣三年……赐钱及庄田一十五顷，永为常住。[[17]]

其他如扬州建隆寺，建隆二年得到田4顷，[[18]]镇江甘露寺，在大中祥符年间得到“巨庄”，丹徒龙游寺也得到一块土地；[[19]]南康军的罗汉禅院，在咸平三年得到赐庄；[[20]]天禧年间，荆门当阳县玉泉山寺得到赐钱买田，并且首次突破宋代买田禁令：“真宗崩，内遣中使，赐荆门军玉泉山景徳院，白金三千两，令市田。院僧不敢受，本路转运使言，旧制，寺观不得市田以侵农。上谓宰相曰：‘此为先帝殖福，其勿拘以法，仍不得为例。’既而寺观稍益市田矣。”[[21]] 熙宁八年，“诏潜邸为佛寺，以本镇封之。赐名兴德禅院，仍给淤田三千顷。”[[22]]崇宁三年，“三月一日，诏崇宁寺、观各给田十顷，以天荒等田拨充。”[[23]]可见，各州崇宁寺均得到赐田10顷。这些只是少部分北宋赐田，而南宋由于史料众多，各地寺院所得到的赐田情况记载更是极多。

赐田之外，施舍也是寺田来源的重要途径。这方面的史料则更多，几乎每所寺院都有人施舍田产充为寺常住田。王安石曾在熙宁九年为亡父母和亡子祈求所谓冥福，把自己的一片田产施舍给太平兴国寺：

臣父子遭值圣恩，所谓千载一时。臣荣禄既不及于养亲，雱又不幸，嗣息未立，奄先朝露。臣相次用所得禄赐及蒙恩赐雱银，置到江宁府上元县荒熟田，元契共纳苗三百四十二石七斗七升八合，?一万七千七百七十二领，小麦三十三石五斗二升，柴三百二十束，钞二十四贯一百六十二文省，见托蒋山太平兴国寺收岁课，为臣父母及雱营办功德，欲望圣慈特许施充本寺常住，令永远追荐，昧冒天威，无任祈恩，屏营之至取进止。[[24]]

这片土地未言有多大，不过有米有麦，可见有水田有旱田，而且是固定数额，可见应该是定额租。由于宋代严禁施舍田地与寺观，所以王安石才特别上奏，请求皇帝允许自己把这片土地施舍给太平兴国寺。

还有，建隆初，成都的田钦全与其夫人在投降之初，惶恐不安，故将田产全部施舍：

建隆中，王师西征，……伪节度使田钦全与其夫人郭氏，谋所以饰喜，而效报者，尽捐所有土田，施诸正法寺，……以今量法步之，周袤度可为田万亩以上，然其中颇包屋庐坟墓……乘除率十数，实得七八，……开凿初得新田三千七百七十三亩而佃氓之……又得美田四千七百七十三亩……悉以田归寺……崇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综之，新旧田合八千五百四十六亩有畸。[[25]]

这片田产数量不小，其中有很多的房屋、道路、坟墓等等，实际能有七、八千亩，这些田的使用都是“佃氓之”，也就是分散租给农户。淳化二年，安守忠把自己在永兴军万年县和泾阳县的两处田庄，施舍给广慈禅院。淳化三年禅院住持师忠立石为记，提到有东庄17顷34亩2分，北庄40顷36亩。[[26]]这只是举例言之，在总体上，宋代施舍土地的情况较为普遍，其实际状况也是很复杂的。但一般而言，施舍的土地，由于有着宗教目的，其土地质量明显要高于赐田和买田。

宋代寺田来源的另外重要途径是购买，虽然在法令上一直禁止购买田产，上文已引述“此为先帝殖福，其勿拘以法，仍不得为例”，所以才开始了寺院田产的购置。明道二年，殿中侍御史段少连言：“顷岁中人至涟水军，称诏市民田给僧寺，非旧制。”[[27]]诏还民田，收其直入官。不过，这个法令似乎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违法买卖田产的事情仍然屡见不鲜：

昔前宋咸淳癸酉，分宜民曰宋应槐，讼其乡有田，称梁子思所置，立户为万寿庵长明庄者，崇法院僧正冲之所作伪也。宋田令，寺已有常住田，不得买民业，冲违法私买，妄称梁氏所置，故应槐发之，漕使锺某阅实，据法罪冲等，而没其田以畀分宜县学养士，士刻石为记。[[28]]

咸平六年，重真寺也有买田4顷，庄一所，内有舍8间，牛3具等物，后来又买水磨和沿渠田地1亩。[[29]]这些土地都是买得，但是堂而皇之的刻石为记，说明时人并不是特别在乎，如果没有人举报或者纠缠，买田就是一件大家共同违法而无人过问的事情。

总的看来，唐宋时期僧人数量广大，寺庙土地占有极多。据游彪先生估计，宋代寺观占田大约在全国土地面积的4%。[[30]]唐代由于史料遗存较少，很难估计其寺观占田数量，但是亦以4%的比例估算，为数亦不少。在这些土地上，是没有办法由僧人自己耕种的，只能采用最合乎经济原则的租佃方式经营。

二、以租佃为主的经营方式
寺观所有这些田产，必然要运营生利。前文已述及，僧人毕竟不能整日从事劳作，而且相对僧人数量来说，土地占有明显高于平民，因此寺院也无法只用僧人耕作。必然要将这些田产交付农户耕作。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户，曾经有过所谓的“观寺部曲”观寺部曲、奴婢於三纲，与主之期亲同；

【疏】议曰：观有上座、观主、监斋，寺有上座、寺主、都维那，是为“三纲”。其当观寺部曲、奴婢，於三纲有犯，与俗人期亲部曲、奴婢同。[[31]]

在寺观土地上耕作的，曾经有过这些部曲者，也就是附属的农奴。但是很明显，这些部曲并不是唐代寺观田产经营方式的主流。法律上的记载，更多的情况下是一种条文的滞后，是一种历史惯性的继承。而寺院一般置所谓知事僧、知庄僧，或者就叫“知墅”：

法言沙门，俗姓喻氏，贞已密行，惠心苦节，今屈知墅任，垂将十年。先是泻卤未斥，……荷锸畚土，……湖有千金之号焉。当其春焉，司载田事既饬，……上农台而课长赢，汶阳之稼如云矣。及夫寒蝉纪时，农乃登谷，完积聚，筑场圃，孚不遗秉，赢无×××××庾而督收成，海陵之仓非衍矣。《诗》云：“绰彼硕田，岁取十千。”其是之谓乎？[[32]]

由于石碑文字损毁较多，很多字已无法分辨，不过总体的意思是清楚的。阿育王寺本来是在是晋代义熙元年置，后来在刘宋元嘉二年又置“寺东十五里塔墅常住田”，由此阿育王寺就又了自己的田产。历经隋末战乱，田地荒芜，“农野萧条，鞠为茂草”，后来在僧众的努力下，才得恢复。俗姓喻的僧人任“知墅”，经过10年努力，终于恢复为“千金之地”。从碑文中可以看出，这个知墅的管理方式，是在春天“司载田事”，也就是从事田间管理。其工作主要就是收取田租，保证农民能按时交纳。秋天的时候，要求农户前来纳谷，而且一点也不遗漏。最后引用的诗云，更是说明，只是将田租给农户耕作，然后到期收取田租。这种方式，就是租佃式的经营。《太平广记》所记姚坤事：

（姚）坤旧有庄，质于嵩岭菩提寺。坤持其价而赎之，其知庄僧惠沼……乃饮坤大醉，投于井中。[[33]]

所谓知庄僧，就是管理寺田的主要僧人。而这个庄本属于平民姚坤所有，其经营方式自来就是租佃方式，质于寺，亦为临时用钱。对于寺而言，只是临时保有，不可能改变其原来的经营方式，寺院只是可以获得庄田出产而已。所以，此庄在质于寺的时候，亦为租佃式。对于佃户来说，庄主是何人并不重要，只要按时交纳收获物即可。而此类寺院庄田，其原来土地就是采用租佃方式经营的：

（刘）汾……光启二年，佃得荒间山田一段，约计八百馀亩，名曰南山。坐落饶州路乐平县归桂、丰乐二乡，居崇山峻岭之间，人境寥绝。……其田地成者少，荒者多。召人勤力其中，尽一夫可受。屡次召佃耕种，俱各辞以不能。……文德元年，汾谨将前山田地施舍，创立禅寺一所，名曰南山寺。……[[34]]

施舍土地，本来的经营方式就是租佃，舍入寺院之后，亦只是转移了收获物的收纳主人而已，对于佃户来说，影响并不大。李栖玄等人共同出钱，购置了一处土地，交给寺院作为寺产，其土地经营方式，也是采用租佃方式：

……行营职掌所由身官健子将等，共花见钱□拾阡文，又□□□生□赎废大云寺地，每年收租子充此洁斋。[[35]]

长沙的大沩同度寺“僧多而地广”，有佃户千余家，可见此寺的规模。而且这些土地都采用租佃方式交给农户耕作：

僧齐已，长沙人，长沙有大沩同度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千余家。齐已则佃户胡氏之子也，七岁与诸童子为寺司牧牛。[[36]]

文中云“我唐有僧号齐己”，一般认为，大约在中唐时期。此寺全部采用租佃方式经营。唐代名僧怀海所定《百丈清规》，也表明的很清楚，寺院庄田采用的但是租佃方式：

庄主

视田界至修理庄舍，提督农务，抚安庄佃。些少事故随时消弭，事关大体申寺定夺。近时丛林凋弊百出，而庄中尤甚。……庄佃生侮，租课不还，……盖耕种有佃，提督则有甲干。收租之时，自有监收僧行。……其初例有当重难，而应充庄职者，别议酬补之。[[37]]

怀海原著之《百丈清规》后来失传，现在流行的《敕修百丈清规》成于元代。不过元代尚可见到诸多零散之条，据这些零散条文和当时情况，方才修成。而另据下条所提到的“古规初无庄主监收，近代方立此名”来看，所谓“近代”，或是指元代，而“古规”则必为怀海之规。以此观之，上引在“近时”之前的一句，当是古规的内容。其中明确说：“提督农务，抚安庄佃”，可见在寺院土地上采用的就是租佃方式，而庄主就是专门负责此项事务的僧人。

不论什么方式取得的田产，都必然交由农户耕作，才能获得收获物，宋代自然也不会例外。而由于整个社会生活中已经广泛流行租佃制度，在唐代前期还偶有遗存的寺院部曲奴婢耕作几乎是已经无影无踪了。寺院田产在经营方式上，已经广泛的采用租佃制。据北宋中后期人宗赜制定的《禅院清规》，在寺院土地管理上，分工很是详细，各司其职;

庄主之职，主管二税，耕种锄褥，……须及时躬亲部领，守护地边．明立界至；饮饲头口，省减鞭打；安停客户，选择良家；……钱谷文历，支破分明：……如有践踏田苗，侵犯禾稼，但可叮咛指约，不得捶骂申官。秋成场户，主客抽分，计结文历分明，更与多方饶借。

廨院主之职，主院门收籴，……应报公家文字。[[38]]

这两个职务，是直接主管寺田的。其他的，尚有园头、庄头、库头、直岁等等诸位置涉及到寺田的管理，建立有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寺田的经营方式，首先要“安停客户”，也就是寻找合适的租佃者，在秋后，要根据契约来“主客抽分，计结文历分明”，完全是根据契约来执行。在宋代，寺田采用租佃方式来经营已经成为一种众所周知，毫无异议的事情。

在有庄头、库头这些人进行日常管理的同时，当收获之时，还要临时设置“监收”，这种“监收”的人选选择，更是寺庙的大事：

晦堂一日见黄龙有不豫之色，因逆问之。黄龙曰：“监收未得人。”晦堂遂为荐感副寺，黄龙曰：“感尚暴，恐为小人所谋。”晦堂曰化侍者稍廉谨，黄龙曰：“化虽廉谨，不若秀庄主有量而忠。”灵源尝问晦堂，黄龙用一监收，何过虑如此。晦堂曰：“有国有家者，未尝不本此，岂特黄龙为然，先圣亦曾戒之。”[[39]]

《禅林宝训》为宋人所做，记载的多为宋代事情。租佃寺田的佃户，多采用的是监产分收，而不是定额租。监产分收，对于佃户而言，是降低了风险。对于土地所有者，则较为不利。有些小的寺院，则由主僧亲自监收：

福州万寿寺，绍兴初……主僧诣山庄莅收禾稻。[[40]]

由于田产对于寺院的重要性，其经营方式，无论大寺还是小庙，都采用的是这种监产分收的办法。而有的寺田耕作农户采用拖欠的办法少交田租，也给相关的寺院造成很大麻烦：

会稽郡城之东南，有佛刹焉。高明伟杰，枕山之椒，其名曰报恩。光孝赐田十顷，科徭悉蠲，……田本山阴膏腴，禅衲云委，仰给无乏。而自图籍漫漶，农习为欺，虽丰富租不实输，况凶年乎？……僧徒病之。绍熙中，长老惠公住持此山。求所以核奸欺实廪廪者，熟虑而得其策。属耕者，与约中分田租。吾与汝均，汝不吾欺，吾不汝讼，欢如一家，兹为无穷之利。众曰唯唯，诚如师言。要约既坚，乃筑四庄。庄为屋七楹，以受农功之入。在梅市者曰宝盆，在感凤者曰宝林，温泉曰阮社，承务曰木栅。秋声飒然，刈获登场，分割适均，资储沁广，而日加葺焉。有圃有籓，有闸有船，有度僧局裒钱百四十万，积其赢以贸牒。而耕夫之家，亦皆室有储粟，野有遗穗，欣欣然见于颜色。彼我兼足，客主相安。[[41]]

这里说“约中分田租”，似乎是在说从前没有中分，也许寺院从前收的更多些？现在降低田租，所以农户欣然。可见这种所谓名义上的中分，是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认可的。主佃双方在契约的形式下，“要约既坚”，维持租佃关系。这样报恩寺就建立了四庄收储“农功之入”，可见其占地还要多于所赐的10顷。再如上文所述，王安石熙宁九年为亡父母和亡子祈福，把自己的一片田产施舍给太平兴国寺，其中明确记载了固定的收入数额，且有“元契”，表明是定额租。而且很明显，这块所谓“荒熟田”是租佃给农户耕作的，由于数额巨大，不可能是由一户承佃，亦不能由王安石亲自与农户定约，只能是有类似唐代“庄吏”的人员与农户订约。

以上的论述，很清楚的说明，唐宋两代的寺田主要的经营方式，就是租佃方式。虽然在租佃方式之下，还有不同的表现形态，特别是收获物的分割，还没有完全固定在定额租上。这里面，一方面是宗教的慈悲为怀，另一方面说明农业技术仍然不是很发达，农户对是否能有稳定的收获没有信心，所以不敢采取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定额租制，而更多的采用监分制，这也是要与土地所有者来共担风险。从历史进程的总体状况来看，寺田的经营方式和其他土地的经营方式一样，并无一个中唐的转变期，特别是由强迫劳动转入租佃耕种的过程。

[[1]]关于寺观经济的研究，初步估算1900-2008年大约有200篇以上，或多或少涉及了土地问题。其中以讨论寺院土地为主要内容的论著，也不少于20篇（部）。综述文章，可参见白文固：《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寺院经济研究述评》，《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2期；胡戟等主编：《20世纪唐研究》（土地、宗教等部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经济卷第1章、文化卷第2章；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 1934-1984》，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朱瑞熙、程郁著：《宋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章第6节；赵青山：《70年来敦煌寺院经济研究概述》，《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4期。

[[2]]《隋书》卷35《经籍四》，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3]]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2《隋·高祖文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全唐文》卷986《少林寺准敕改正赐田牒》，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可以参考礪波护关于《少林寺赐田敕》的研究，《隋唐佛教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

[[5]]释道宣：《广弘明集》卷28上《于行阵所立七寺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天一阁博物馆等《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8页。

[[7]]《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8]]《资治通鉴》卷205，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9]]《唐会要》卷59《祠部员外郎》，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10]]《文苑英华》卷820《上元县开善寺修志公和尚堂石柱记》，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

[[11]]《全唐文》卷920《重修大像寺记》。

[[12]] 《全唐文》卷920《疏山白云禅院记》。

[[13]]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