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写本学（Codicology）的角度来看，八到十二世纪的古代世界正是寺院图书馆，写本室（scriptiorium）和宗教手抄本的黄金时代。[1]这一时期的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Library of Alexandria), 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和耶路撒冷（Jerusalem）等地都有收藏丰富的宗教藏书。[2]正如古代这些享有盛名的手稿中心，长安同样以藏书丰富书蠹云集而著称，武德九年（626）唐太宗大兴文教，“学馆之盛，中古所未见”。太极殿的弘文馆聚集了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3]东洋史学者石田干之助 (1891-1974) 在《长安の春》（长安之春）中已经为我们描述了唐代长安的书肆和藏书文化的盛况。[4]而李唐一代，帝国的首都长安城在其极盛期曾拥有一百多所大寺，一时学者骏奔，声驰异域。[5]这时的长安作为新兴的佛学中心吸引了大批的求法僧和云游四方的学者。从中印度摩揭陀（Magadha）的波颇三藏 (Prabhakaramitra，7世纪) 到北天竺迦毕试（Kapi?ā）的般若三藏 (Praj?ā，8世纪)，唐代的十三座译场大多是在长安的学问寺中薪火相传。[6]这些西来的僧人捐献了大批的梵语和胡语文典，充实了寺院和宫廷的馆藏。学术史上对于唐代的大藏经 (tripieaka), 经典成立史甚至是经录都有前行研究，但是佛教图书馆 (Buddhist libraries) 这一课题的成果却寥若晨星。[7]所以本文所关注的是唐长安城寺院经藏的个案研究，也就是把图书馆看做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

笔者选取的是长安城的街西，也就是靠近西市繁华之所（也就是日本学者常常提到的“盛り场[さかり‐ば]”）的西明寺。这所赫赫有名的国家大寺是显庆年间高宗为孝敬太子，祈福于延康坊太宗的第四子濮王李泰故宅所建之寺。也是会昌灭法之中保存的两街的四所伽蓝之一。[8] 诚如南都佛教史研究者堀池春峰（ほりいけしゅんぽう）所见，西明寺是一个汇聚名僧从事翻译和教学，并收藏一切经的佛教学苑。之所以称之为“西明”，是因为它既是梵经的传译道场，又是诠解玄奘从西方引进的新佛教的中心。[9]除了唯识的圆测（W?n-Ch'?k，613-697）等法将，西明寺也有道宣，怀素，圆照等律宗龙象，驰誉海内。

早在寺院草创的七世纪，西明寺就以皇家寺院的显赫地位而收藏御制经藏。西明寺的上座道宣 (596-667) 曾经看见寺内七世纪下半夜所匮藏的三千三百六十一卷的国家大藏。这些经律论传合计有八百部，用纸五万六千余张，收纳于三百二十六个经帙之中。[10] 这正是道宣律师编纂《西明寺录》和《大唐内典录》的收藏基础。汤用彤先生认为大约与659年编写的《西明寺录》是西明寺在656到661年之间的寺院实际藏书的目录，此经录虽然已佚，其大部分的内容却已经保存在稍后出现的《大唐内典录》中。[11]唐代寺院的经典的积累主要是安史之乱之前的一百五十年，这些寺院藏书的一般是指经录所代表的正藏，也就是权威的经律论三藏。七世纪以来，佛教的学术在唐王朝的襄赞下有了长足的进步，国家大寺常常根据敕命编写藏经目录。这种经录虽然常常摒弃本土僧人的著作和外典，也可算是其寺院图书馆佛教藏书的一个核心目录。自古以来，寺院的目录学家必定有扎实的藏书做后盾。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最杰出的学者阿尔昆（Alcuin, 拉: Alcuinus,735 –804）所写的《杜鹃之歌》(拉：Versus De Cuculo)既是著名的拉丁文诗篇，又是图书馆史上有名的修道院藏书目录。诗中所引用的书籍正是八世纪末期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的教士在约克主教学校（York Cathedral School）所能读到的书籍。[12]所以我们可以说长安所出的经录代表了一个个收藏丰富的寺院图书馆。

让我们回到七世纪的西明寺，这一时期和道宣一起驰名律苑的还有曾在青龙寺剃度的道世（？-683）法师，他以缀缉文本，注解众经为乐事。显庆年间（656-660）他曾经在西明寺的图书馆中阅读一切经，并且利用这里的资源撰成了一部《诸经要集》，这本书和他编纂的《法苑珠林》一样，都是参阅了无数经本而成的百科全书式的巨作。[13]他指出在传译成中文的五千卷大藏经之外，还有中国本土的学者依据经典所出的文记三千余卷，这些本土撰述一样是“庄严佛法，显扬圣教。文华旨奥，殊妙可观。”[14]比如，西明寺的真懿律师为了便于初学僧人诵读经典创立《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举大部而摄小经。撮本根而舍枝叶。文虽约而义广。卷虽少而意多。能使转读之士。览轴日见其功。行福清信。开藏岁增其业。”[15] 在浩瀚的经藏中，当然也有不少适合初机后学冀善参详的教科书，比如这一时期西明寺的书库中就收藏有号称“第一摩诃衍匠“的兴善寺辩论家僧粲（529-613）所著的《十种大乘论》，此书“引经论成文证据甚有轨辙”，是初学者的方便法门。[16]这些失译经，抄经，阙本经，伪疑经在长安的寺院大多不全，反而是庐山的东林寺造有别藏安置齐全。方广锠先生推测西明寺的皇家大藏中所收的杂藏可能就是这个规模。[17]

那么这一时期的西明寺藏的收藏情况如何呢？戴仁（Drège, Jean Pierre）和方广锠都注意到《大唐内典录》中提到的经橱的问题，并且都分别给出了一个简要的复原图。显庆年间道宣所见的西明寺御藏经三千三百六十一卷（三百二十六帙）就是存放在经厨之中，这些写本都“依别入藏架阁相持。帙轴签榜标显名目。须便抽捡绝于纷乱。”[18]经厨（或经橱），也就是放置佛像和经卷的橱柜，如道宣《广弘明集》载：“或十尊五圣共处一厨。或大士如来俱藏一柜”，一般设置在寺院图书馆的内部。[19]有时候大部头的经典也可以合为一藏，称为“大宝积经藏”或“大般若经藏”。然而中国早期的经厨实物似乎不存，我们需要藉助日本保存的实例来想像，比如日本东大寺镰仓时代的“大般若经厨子”就是将一整套的六百卷十五帙的《大般若经》放入一个五层三隔的厨子，这正是大般若经和法华经信仰的产物，而冈崎让治的《佛具大事典》更是给出了众多的实例可供我们参考。[20]据《大唐内典录》载，道宣所见的大藏相当于二十二部《大般若经》的规模，这一经厨如果是单件的木作，应该具有相当大的木架结构。河北正定龙兴寺的转轮藏殿中就保存了一个同样可以盛放一部大藏的轮藏。任何亲眼看到这个轮藏的人,依然会对它的巨大架构留下深刻的印象。宋代的《营造法式·小木作》就记载了轮藏之制度：“造经藏之制，共高二丈，径一丈六尺，八棱，每棱面广六丈六尺六分……转轮经藏，一坐，八瓣，内，外槽帐身造。” [21]我们也许可以结合中日的这些实例来想像当年的道宣所看到的大藏经橱。

那么经橱放置在怎样的寺院建筑之中呢，这里首先要提到长安寺院中的经藏

, 这里谈的经藏是建筑物意义上的经藏，是寺院标准的收藏佛教经论的图书馆。

[22]道宣在律藏的注释中还曾经转引灵祐的《寺诰》称“经坊即今经藏。” 灵祐法师的《寺诰》应载有完整的寺院制度，但已散佚无从考证, 不过会昌三年（853）晚唐学者段成式 (803?-863) 参访长安诸寺，他在平康坊的菩提寺观察到“寺之制度钟楼在东。唯此寺缘李右座林甫宅在东。故建钟楼于西。” [23]中国的经藏滥觞没有考证，其位置常在寺塔的左右两边和钟楼对称设置，或亦可称作经台或经楼, 如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中的七重塔西面的经台。[24]，龚国强指出西明寺的考古也发现中殿南东西两侧有经藏和钟楼的遗址。[25]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在七世纪的西明寺就建有一个独立的经藏, 内有经橱。

中国早期的经藏实物已经不存，和经藏相对应的遗构也只有河北正定开元寺晚唐的钟楼，此处也正是两层的楼阁式建筑。然而在八世纪代表国家佛教的所谓“南都六宗”（710-784)的时期，经藏 (kyōzō 经藏，) 是寺院标准的“七堂伽蓝”之一，和长安的寺院一样遵循“左钟右藏”的习俗。[26]日本僧人将来的经书构成了比睿山，东寺等地的经藏，成为奈良时代的精神支柱。南都七大寺之中的药师寺 (七世纪末) 和法隆寺(七世纪)等伽蓝都建有经藏和钟楼。[27]法隆寺的的经藏（经楼）是八世纪的遗构，建于天平十九年（747），位于钟楼西面，是正面三间、侧面二间的楼造式建筑，带有典型的唐代楼阁之风。奈良时代的学者淡海三船 (722-785) 在《大安寺碑文》 (宝龟六年，775) 中写道：“钟楼经藏，开峻牖于千云。像殿讲堂，起高瓮于蔽日。” 大安寺 (八世纪) 和西明寺的确切传承虽然值得讨论，但其受到西明寺的影响还是有史料可证的。[28]在上代日本的国家寺院中，经藏已成为固定建筑之一，纵观奈良和平安时代的伽蓝配置，从四天王寺式开始，到法隆寺式，法起寺式，药师寺式，东大寺方式，山岳的天台宗，真言宗和修验道伽蓝都能找到这种模式。[29]这种布局西明寺道宣的两本图经，尤其是《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中祇园精舍一样。[30]何培赋 (Puay peng Ho) 认为道宣的图经的布局受到了长安城市规划的影响，而福安敦(Antonino Forte)甚至将祇园精舍图和洛阳的明堂联系在一起。道宣的《戒坛图经》和《祇园图经》都出现在《东域传灯目录》中，应当对日本的寺院建筑有相当的影响，例如日本真言宗的僧人宗觉（1639-1720）就推崇《祇园图经》, 认为 “叔世怀道之士无有出乎玉关。超乎苍岭系索攀杙之劳。宛然如视圣迹者匪此经之益耶。”[31]

当然也有学者，比如堀池春峰等认为道宣所看到的皇家大藏就保存在西明寺的菩提院内。我们注意到菩提院确实是一个佛教的图书馆兼译场。比如开元五年（717）善无畏（?ubhakarasiμha，637-735）“奉诏于菩提院翻译。畏奏请名僧同参华梵。开题先译《虚空藏求闻持法》一卷。” 新译一出，也顺理成章变成了菩提院的藏本。[32]善无畏和一行曾经在华严寺发现了荆州的无行禅师所收集的贝叶经。在印度求法之时，义净曾经在那烂陀为他践行，此二人“东行六驿各怀生别之恨。俱希重会之心业也。茫茫流泗交袂矣。”[33]不料无行果然在东归途中陨于北天竺之那揭罗驮娜 (Nagaradhana)，竟不能归骸于父母之国。但这些是八世纪的记载，我们还不能据此就推断这就是七世纪中叶道宣和道世所使用的寺院经藏。

但是我们确信菩提院在八世纪时期已经成为西明寺标准的图书馆。我们虽然不能肯定华严寺无行遗留下的梵本是否有一部分被运到菩提院来翻译，但是西明寺的北印度僧人般若(Praj?a) 曾经赠给日僧空海（774-835）梵夹三口，他对空海说：“我所译新华严六波罗蜜经及斯梵夹将去供养。伏愿结缘彼国拔济元元。” 可见菩提院还是应该有梵夹的收藏。[34]开元时期 (713-741) 密教大盛，西明寺的菩提院必然会收藏增新译的典，就算是在外寺翻译的典籍，西明寺的僧人也可以通过抄写等途径补配图书馆之缺。比如贞元十四年（798），翻经沙门圆照在崇福寺担任华严经新译的笔受，事毕他亲手书写了《四十华严》，“填续西明寺菩提院东阁一切经阙。[35]八世纪末，开元年间开始翻译的典籍都被圆照编入了《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 这些译者包括不空 (Amoghavajra 705-774)和金刚智（Vajrabodhi，671-741），喀布尔 (Kapiía) 的般若, 北印度的阿质达霰(Ajitasena)；东印度的法月 (Dharmachandra)；库车来的莲华精进 (Utpalavīrya) 以及和田的尸罗达摩 (?ìladharma)等。[36]贞元十六年（800，唐德宗敕令圆照编纂《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为两百年的翻译事业做一总结，西明寺作为国家佛典书库的地位因之而得到巩固。[37]入唐僧永忠（743-816) 也曾在西明寺留学六年，应当在菩提院书库的常客，归朝后他主持近江的梵释寺，他所编辑的《梵释寺目录》保存了西明寺的 “将来经”，可惜已经散佚。[38]在《贞元录》的编辑前后, 大兴善寺的精通印度声明及中国训诂之学的慧琳 (737-820),也来到西明寺，利用这里丰富的内外典籍撰写《一切经音义》（783-807)。[39]

几乎与此同时空海也来到西明寺, 居于的永忠的旧院。他熟读圆照的《贞元录》，应该对菩提院的藏书相当熟悉，也许也曾经向圆照请益学问。回国以后，空海托付和他一起归国的的高阶远成（756-818）把“菩提院本”——圆照所著的八种著作呈献给了嵯峨天皇（786-842)。[40]另据兴福寺沙门永超 (1014-95) 所集的《东域传灯目录》（宽治八年，1094)，玄奘所翻译的《百法明门论》的注释《百法论钞》也有菩提院本。[41]

另一种可能性是西明寺同时存在多个经藏，并有不同的用途。比如和钟楼相对的经台可能是用来存放仪式性的国家大藏，而同时寺内又有诸如菩提院这样的译场兼图书馆。道宣在《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云 “次西第二院名为书院。大千界中不同文书并集其中。有大重阁安置书籍。” 所以笔者认为 “经藏阁”很可能就是所谓的经藏，而且在西明寺中另置院落安放书籍也是可能的。[42]唐代佛寺中的钟楼，文殊阁，天王阁，经藏等都是重阁建筑。这使得经藏和经台，经楼，经藏阁似乎很难严格地区分开来。[43]街东翊善坊的保寿寺就有一经藏阁，翊善坊正对大明宫，所以密布宦臣宅邸。此寺就是权臣高力士舍宅而建，其寺内的经藏阁 “规构危巧，二塔火珠受十余斛”。[44]经藏以外的存放经书的位置，可以根据道宣的《戒坛图经》以及《祇洹寺图经》来想像。学者在讨论长安寺院时常引用大正藏《戒坛图经》的附图，但此图是南宋绍兴二十二年的（1152年）的刻本附图，与文字叙述的出入很大。根据潘谷西《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中重新绘制的两张图来判断，收藏内外典籍的地方还有中院东门之左和中院以北的五个僧院，这里既有中国特色的阴阳书院和天下医方院，也有反映印度佛教的修多罗院，韦陀院和天下不同文院。虽然这些院落很难在长安找到信证，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唐初西明寺甚至是长安寺院经藏的观念。

此外，长安的寺院史料和敦煌文献中也可以找到一寺拥有多个经藏的记录。比如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金山国时期的写卷《辛未年 (911) 正月六日沙州净土寺沙弥善胜领得历》（P.3638）记载：“大经藏壹。次经藏壹在中院堂。小经藏子壹在汜阁梨房。” 这说明净土寺除了正藏，在中院堂和阿阇黎的房内还有两处藏经。方广锠也指出敦煌的龙兴寺有上藏，下藏之分，一个是官藏，一个是日常流通的大藏。[45]根据滋贺県园城寺的史料《寺德集》（康永四年，1344），长安的青龙寺有上中下三经藏，分别代表了上中下三品的经文。这样看来，西明寺如果拥有多个经藏，也是可能的。因此在经藏和菩提院之外，西明寺可能还有一些特藏的痕迹。比如九世纪的僧人玄畅, 因为敬仰西明寺有道宣旧院的毗尼教迹，便从福州赶往长安，投到惠正律师的门下。可见西明寺的僧院中应该有毗尼藏（vinayapieaka）,也就是律部典籍的专门收藏。[46]所谓教迹，就是教化的痕迹，也就是天台智顗（538-598）说的 “教者谓佛被下之言。迹谓踪迹。亦应迹化迹。言圣人布教各有归从。” 此处玄畅参访道宣的旧藏就像是圆仁参访五台山大华严寺，在远和上及文鉴座主院所抄写天台教迹一样。[47]

综上所述，长安的西明寺为我们考察唐代的寺院图书收藏，佛教目录学以及中日的图书交流史都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比如宋仁宗时期的《新唐书·艺文志·释氏类》的“不著录”部分就和道宣的《大唐内典录》以及《续高僧传》有著密切的关系。[48]结合陆续刊出的考古资料和史料，我们甚至可以想像寺院经藏在唐代长安的实态。笔者虽然简要梳理了西明寺的寺院图书馆史，然而如何从中日两国的丰富的佛教书籍，衣冠文物中去重建长安的寺院经藏和文本流传史，都是有待完成的工作。限于篇幅和能力，至此也只能抛砖引玉，引起学界的注意。

[1]Staikos, K. The Great Libraries: From Antiquity to the Renaissance (3000 B.C. To A.D. 1600). New Castle, Del.London: Oak Knoll Press; The British Library, 2000, The History of the Librar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3 volumes .New Castle, Del.The Netherlands Athens: Oak Knoll Press, 2004.

[2]Thompson, James Westfall. Ancient Libra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0, p.315.有关古代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图书馆，参看 Christ, Karl, Anton Kern, and Theophil M. Otto. The Handbook of Medieval Library History. N.J.: Scarecrow Press, 1984.Sibai, Mohamed Makki. "An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Mosque Libraries in Islamic Life and Culture." Thesis (Ph. D.) Indiana University, 1984. p.406。

[3]《唐会要》卷六十四，1114页。《古今书录》却记载了玄宗朝的51852卷的藏书，这应该是百官在乾元殿所看到的藏书的一部分。到了九世纪末, 秘书省的四库藏书增至七万余卷。参看《旧唐书》卷四十六，1962页。

[4]石田干之助《唐代图书杂记》，《增订长安の春》，东京: 平凡社, 1967年 (1970年再版)， 181-191页。长安的书坊，可参考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年，42-63页，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16-29页。

[5]关于唐长安佛寺数目的讨论，可参考熊存瑞Xiong, Victor Cunrui. Sui-Tang Chang`an: a Study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Medieval 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0., Appendix 3: “Buddhist Institutions”, pp.303-320; 孙昌武《唐长安佛寺考》，《唐研究》第二期，1996年，1-49页；小野胜年《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史料篇，解说篇》，京都:法藏馆，1989年。453-70页。

[6]《隋书》卷三五，1099页。“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长安译场，参看王亚荣《隋唐译场概论》，《长安佛教史论》，77-92页。唐代的佛典翻译，参看王铁钧《中国佛典翻译史稿》，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年，235-270页。

[7]参看梁启超, 小野玄妙，Tokuno Kyoko，川口义照以及方广锠等人的研究，详细书目请参看王翔《》

[8] 西明寺的来龙去脉，参看罗小红《唐长安西明寺考》，《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二期，76-80页。

[9]堀池春峰《入唐留学僧と长安?西明寺》，《南都佛教史の研究》下，京都: 法藏馆，2003年，245-276页。

[10]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八，大正藏第55册, 302页下栏。

[11]汤用彤 1982，100页。.几乎在西明寺建立的同一时间，也就是麟德元年664年，道宣在西明寺开始编纂《续大唐内典录》，并移就总持寺完成了这部目录。《续大唐内典录》，大正55, 342页, 中栏，但是方先生认为，大唐内典录的研究，参看 Kawaguchi 2000, 111-127.

[12] Ogilvy, J. D. A. Books known to Anglo-Latin writers from Aldhelm to Alcuin (670-804). Cambridge, Mass., 1936.

[13]《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二 , 大正藏第55册， 863页上栏; 道世《诸经要集》卷一 , 大正藏第54册, 1页上栏。

[14]《法苑珠林》卷一百, 大正藏第53册, 1020页中栏。关于录外的经典，包括失译经、抄经、阙本经、伪疑经等，参看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186-438页。

[15]《大唐内典录》卷九，大正藏第55册, 312页下栏至313页中栏。

[16]《大唐内典录》卷五，大正藏第55册,278页中栏至下栏；Kieschnick, John. 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pp. 164-184.

[17]《法苑珠林》卷一百, 大正藏第53册, 1020页中栏。

[18]《大唐内典录》卷八，大正藏第55册, 302页下栏。戴仁（1991）和方广锠（2006）都给出了一个粗略的复原图，参见Drège, Jean Pierre. Les Bibliothèques En Chine Au Temps Des Manuscrits: Jusqu'au Xe Siècle, p214；方广锠《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437页。

[19]道宣《广弘明集》卷一六：大正藏第52册, 210页中栏。唐代的“案”与“橱”，参看韩继中《唐代家具的初步研究》，《文博》 1985年第二期，47-51页。

[20]《开元释教录》卷二十，大正藏第55册, 698页上栏，冈崎让治《佛具大事典》，东京: 镰仓新书，1982年，59页。

[21]李诫撰，邹其昌点校《营造法式》，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年，74，152页，小木作制度六，小木作功限四，转轮经藏图，参看 323页。

[22]对长安城寺院“经藏”的详细考证,参看王翔《贝叶与写经：唐长安的寺院图书馆》

[23]《新唐书·》卷一六七，《段成式传》，4367页。

[24]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卷一，大正藏第45册, 811页上栏。西明寺经台的想像复原图，参看王才强 (Heng Chye Kiang)《唐长安的数码重建》，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63页。不过此“经台”的处复原是根据敦煌壁画的经台重构的，参看萧默《敦煌建筑研究》，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年，191-196页。

[25]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年，175-76页。

[26]望月信亨、冢本善隆编《望月佛教大辞典》，1910页。前久夫《寺社建筑の历史图典》，12-13页。当然，七堂伽蓝的分类根据不同的宗派而变化。经藏实例，参看浅野清《奈良寺史· 建筑编》，图83唐招提寺经藏，图92海龙王寺的经藏。日本经藏的研究，参见山本信吉《古典籍が语る―书物の文化史》，东京 : 八木书店，2004年。小野则秋《日本图书馆史》，京都：玄文社，1970年。佛教寺院建筑的比较和传承，请参考Gadjin Nagao, “The Architectgural Tradition in Buddhist Monasticism”, inNarain, A. K. Studies in History of Buddhism: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August 19-21, 1976. New Delhi: B.R. Pub. Corp, 1980. pp.189-208.

[27]《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大日本佛教全书》卷八五，《寺志部三》，东京: 讲谈社发卖, 1970-1973年，123页。

[28]淡海三船《大安寺碑文一首并序》，《大日本佛教全书》卷八四，《寺志部二》，392页；辻宪男《大安寺碑文を读む》，《亲和国文》1997年32期， 15页。大安寺据说仿照了祇园精舍以及西明寺的布局，参看田中传三郎《诸寺缘起集》，《大日本佛教全书》卷八三，《寺志部一》，4页。

[29]石田茂作《新版佛教考古学讲座》，第二册《寺院》，东京: 雄山阁, 1975-1977年，191-209页；二叶宪香《日本古代佛教史の研究》，京都市: 永田文昌堂, 1984年，177页；Adolphson, Mikael S., Edward Kamens, and Stacie Matsumoto. Heian Japan,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220.

[30]浅野清《奈良时代建筑》，东京: 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69年，146-171页。《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卷一，大正藏第45册, 811页上栏。法隆寺经藏，参看《日本の美术》，第65期《上代の寺院建筑》，东京: 至文堂，1971年，5页以及图39。

[31]Forte, Antonino. Mingtang and Buddhist Utopia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stronomical Clock: The Tower, Statue and Armillary Sphere Constructed by Empress Wu. Paris: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E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 1988. pp.37-50 ;Puay peng Ho. "The Ideal Monastery: Daoxuan's Description of the Central Indian Jetavana Vihara." East Asian History , December 1995, p.4. 宗觉的序言，参见《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卷一，大正藏第45册, 882页中栏至下栏。

[32]《宋高僧传》卷二，大正藏第50册, 715页中栏至下栏。堀池春峰认为迟至八世纪才在文献中出现的西明寺菩提院就是道宣编辑《大唐内典录》的写本图书馆，这点还有待商榷。堀池春峰《入唐留学僧と长安?西明寺》，《南都佛教史の研究》下，京都: 法藏馆，2003年，245-276页。

[33]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二，大正藏第51册, 9页下栏。他们二人话别的日期, 参看冯承均《历代求法翻经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84页；王邦维、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192页。Huili, Yancong, and Stanislas Aignan Julien. 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Thsang et De Ses Voyages dans l'Inde: Depuis L'an 629 Jusqu'En 645; suivie de documents. 1853. p.102. 另根据落合俊典的研究，此书在唐代应当名为《大周西域行人传》，参见落合俊典、方广锠《写本一切经的资料价值》，《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126－131页。

[34]《御请来目录》卷一，大正藏第55册, 1065页下栏。

[35]《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0〈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手自书写此新译经填续西明寺菩提院东阁一切经阙，大正藏第10册，849页上栏；《宋高僧传》卷二，大正藏第50册, 715页中栏。

[36]圆照《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卷一，大正藏第55册, 748页中栏。

[37]《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一，大正藏第55册, 771页上栏。

[38]小野胜年《长安的西明寺与入唐求法僧》，松长有庆编《中国密教》(密教大系第二卷)，京都: 法藏馆，1994-1995年，83页。

[39]一般据《宋高僧传》都认为慧琳是西明寺的沙门，这里采用方广锠先生的说法，参看方广锠《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282页。

[40]空海《御请来目录》卷一，大正藏第55册, 1064页上栏至中栏。空海和圆照的关系，参看赖富本宏《不空?空海をめぐる人々-2-西明寺圆照 (松尾义海博士古稀记念号)》，《密教学》 16?17，1980年，183-206页。

[41]永超《东域传灯目录》卷一，大正藏第55册, 1157页中栏至下栏；此处“同抄七卷”参看《法相宗章疏》卷一，大正藏第55册, 1139页上栏)

[42]道宣《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卷二, 大正藏第45册, 893页中栏。

[43]关于台，楼，阁，观的建筑形制和各种考古发掘资料，参考马晓《中国古代木楼阁》，北京市: 中华书局, 2007年。潘谷西、郭黛姮《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 481-482页；Steinhardt, Nancy Shatzman. “Seeing Hüry?ji through China.” in Wong, Dorothy C., and Eric M. Field. Horyuji Reconsidered. Newcastl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 2008, p. 67.

[44]《长安志》卷八，113页。

[45]Drège, Jean Pierre. Les Bibliothèques En Chine Au Temps Des Manuscrits, p.210. 方广锠《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页。杨森《敦煌家具系列研究之一》，《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572页。

[46]《宋高僧传》卷十七，大正藏第50册, 818页上栏至中栏), 道宣的戒坛运动，参看Chen, Huaiyu. The Revival of Buddhist Monasticism in Medieval China, 93-116.

[47]智顗《妙法莲华经玄义》卷十，大正藏第33册, 812页下栏。小野胜年、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p.294, 更详细的注释，参看小野胜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の研究》卷三，pp64-75. 方广锠认为唐时期已经有独立的天台藏和禅藏，但是要证明它们在长安寺院，有待进一步研究。

[48]会谷佳光《宋代书籍聚散考: 新唐书艺文志释氏类の研究》，东京: 汲古书院， 2004年，55-89页。

作者：王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