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佛教方志研究概述

　　曹刚华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 100875 ）

　　中国佛教史籍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既记载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源流，又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密切相关，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而其中佛教方志文献更是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历史文献长流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正如清人所说“一寺之志亦犹一国之史，为不可少者。”[i]

　　关于中国佛教方志概念之界定，陈垣先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未有明确说明，民国学者张相文撰有《佛学地理志》一书，名虽佛学地理志，实则探讨佛教在世界传播的发展史。[ii]后续学者赖永海给佛教地理志定义为“指的是以记叙佛教发源地和流布地的地理环境、人文历史、名胜古迹(尤其是寺塔)、人物传说和佛教状况为主，兼及其他的一类佛教典籍。佛教中的地理类著作，既具有一般地理志的性质，又有佛教内涵，它们更着力于反映佛教的历史文化。”[iii]《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编者则认为它“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史料，也是以某地或某山、某寺为范围的佛教史籍。”[iv]

　　在此基础上，我认为中国佛教方志的理解可以从狭义、广义两方面来考虑。狭义的佛教方志是指由佛教僧人或居士撰写有一定文献体裁的关于佛教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名胜古迹的文献，如佛教寺志、佛教山志、精舍志、塔院志、佛教名山寺院游记等。广义的佛教方志，则包括所有关于佛教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名胜古迹的文献记载，无藏内、藏外之分。如《魏书》、《旧唐书》、《宋史》等正史与传记、别史、碑铭、文集等关于佛教名山、寺院的记载等。

　　就其属性而言，佛教方志具有宗教性、历史性与文献性、地域性四种属性。宗教性指它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产物之一，与中国佛教的形成、存在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互动影响。史学性指佛教方志记载的佛教发展史、佛教人物事迹等内容，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文化价值。文献性指它是以某种材料为载体，靠编撰、复制而传播的一种文献。地域性是指具有一定的区域空间范围，大可至全国，小可至一个寺院。

　　概而言之，佛教方志就是指记述佛教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发展情况的史志，是一种区域性的佛教历史地理著作和资料的总汇。

　　明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它上承宋元，下启清季，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在精神文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明代也是中国佛教方志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佛教方志肇始于魏晋时期，历经隋唐宋元之发展，至明代达至繁荣，目前保存下来的明代佛教方志就有八十部之多。此外，明代佛教方志上承唐宋佛教方志之优秀传统，下启清季、民国佛教方志之撰述。因此也历来被学者所关注。

　　总的来说，明代佛教方志研究可归为两方面，一是明清时期对明代佛教方志的著录与评价，二是二十世纪以来对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

　　1、 明清时期对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

　　佛教方志始于魏晋时期的《洛阳伽蓝记》，它记载当时洛阳城内寺院林立的状况。自此，历代方外、方内都重视佛教方志的撰述与著录，出现了《释迦方志》、《清凉传》、《广清凉传》、《九华山志》、《少林寺志》、《吴都法乘》等一大批佛教方志文献。而这些重要佛教资料也在历代官方、私家著述目录中得以记载与评价，在四部分类法中，佛教方志被划归到史部地理类专志中。

　　明清时期对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目录学分类与著录上。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是官方的，如《明史》、《文渊阁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明代佛教方志的著录与评价；二是私家的，如明代高儒《百川书志》、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清代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对明代佛教方志的著录与评价。

　　《文渊阁书目》是明代的官修书目，此书不分经史子集，以《千字文》编号，自天字至往字，凡二十号，佛书在寒字号，范围包括佛经、住疏、语录、文集、传记、笔记等，佛教方志也在此中，著录《古清凉传》、《广清凉传》、《补陀传》等佛教方志，由于其成书较早，因此对明代佛教方志文献基本没有关注。其后的《明史艺文志》对明代佛教方志的记录则较注意，著录汪可立《九华山志》、周应宾《普陀山志》、僧传灯《天台山志》等十种。

　　清代官方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十八世纪前学术的大总结，如果说它记载释氏类史书是一大退步，[v]那相比前代，它在记载佛教方志上则又是一大进步。其原因就在于在《四库全书总目》编撰者眼中，佛教方志“亦足为考古谈艺之资”而纯非佛教典籍也。[vi]故而编撰者著述《破山兴福寺志》、《径山志》、《吴都法乘》、《邓尉圣恩寺志》、《禹门寺志》等明代佛教方志有十七部之多，且每本书编撰者都从作者、源流、版本、流传、史料价值等角度加以考证论述。此外，清代《内府写本书目》也著录了《清凉山志》的写本。

　　相比官方而言，这个时期私家著录则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的主流。明清时期，私家书目急速增长，出现多种书目类型，按其职能，大致可分为导读、版本、登记考证三类。

　　第一，导读书目，专门为指导后学而编的书目。如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龙启瑞《经籍举要》，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为本这个宗旨。这类书目多不重视明代佛教方志，如张之洞《书目答问》本“今人地理之学，详博可据，前代地理之书，特以考经文史事及沿革耳，若为经世之用，断须读今人书，愈后出者愈要。”和“杂地志，止关一方，又非古籍”的原则，因此在地理志中根本就没有收录明代佛教方志。

　　第二，版本目录，以登记、查核所收珍贵名本为主的书目。如《季沧苇藏书目》、《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等。这些书目是以书籍的版本做为收录的标准，如《铁琴铜剑楼藏书目》中从版本角度著录《天台山志》。

　　第三，登记、考订书目。这是明清私家书目中较为普遍的一种书目，其以记载私家藏书、考订艺文为主，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徐氏《红雨楼书目》等。这类书目由于受明清书目变革风气影响，其分类体例上也多为不同。或作《总目》分类，或按《文渊阁书目》分类，在收书范围上，有的仅收一代之书，有的则好蓄异书。这些对明代佛教方志的著录也有影响。如《千顷堂书目》主要著录明朝一代文献，并兼补宋金元艺文志之缺，在著录佛教方志上，就十分重视明代的文献，著录《金陵梵刹志》、《祈泽寺志》、《栖霞寺志》、《长水塔院纪》等明代佛教方志四十五部之多。《红雨楼书目》则著录《法海寺志》、《黄檗山寺志》、《天目山志》等明代佛教方志二十三部。

　　整体看来，由于明清时期儒家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官方与士大夫对佛教方志的分类、著录与评价有失合理之处，不存在较系统的研究。

　　2、二十世纪以来对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状况。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佛教与佛教史籍研究的发展，新的治史方法传入国内，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也取得较大的进步。

　　二十世纪上半叶；三、四十年代，一大批中外学者，包括宗教界的学人对中国佛教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或以传统的治学方法，或结合刚传入我国不久的西方学说对中国古代佛教问题作多方面的考证与研究。在佛教方志方面，时以研究六朝的佛教方志《洛阳伽蓝记》为主流，对明清佛教方志则间及提起。[vii]陈垣先生于1946年至1947年间，先后在《大公报》、《辅仁学志》等刊物上发表系列短文对中国佛教史籍进行考论，其中考证《吴都法乘》、《清凉山志》，对于此二书做了开创性的史料挖掘。这些论文高屋建瓴，见解深刻，至今对我们研究明代佛教方志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丁福保先生编纂了著名的《佛学大辞典》，其中从版本、源流、刊刻角度对一些明代佛教寺志加以介绍。（民国8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林在青在《元贤禅师的“鼓山禅”及其生平》一文中，从思想、禅宗流派等五个方面对《温陵开元寺志》作者元贤禅师做详细考论其间亦提及《温陵开元寺志》的创作动机。另外，1947年《南京文献》连续两期刊发明人盛时泰的佛教方志书《栖霞小志》、《牛首山志》，并加以点评。陈鸿飞在《佛教典籍分类之研究》一文中简单提及佛教方志的问题。

　　日本国是海外较早研究明代佛教方志的重镇，当时学者有服部俊崖、清原秀惠等人。服部俊崖在1873年至1913年间先后发表了《「径山志解说」》、《《鼓山志》解说》等文介绍明代《径山志》、《鼓山志》的编撰状况。清原秀惠在1910年先后发表《支那佛イ教寺志》，介绍中国古代佛教寺志书情况。开创了日本早期研究佛教方志的风气。

　　二十世纪下半叶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的一个发展时期，尤其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的思想较以往大为解放，学术视野也变得广阔，宗教研究又再次发展起来。1982年，我国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开始编辑并陆续出版最新的佛教大藏经《中华大藏经》。1980--1985年台湾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三辑连续出版流通，该丛书收录明清至民国的佛教寺志、山志97种。1996年白化文、刘永明在此基础上，又搜集诸多珍贵佛教寺院志资料，编辑《中国佛寺志丛刊》出版发行，该丛刊收录171种佛教寺院志，其中含有31种明代佛教寺志。这一切都为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提供了条件。

　　这时期，系统、全面研究明代佛教方志的著作和论文并未产生，但不少辞书、佛教史、学术史、思想史、方志史等著作和论文的内容涉及到该项研究。据对近人研究成果的不完全统计，有关论著十余篇，明代佛教方志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这些研究成果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 提要式的概述。以提要形式对中国佛教方志做一概述有利于推动佛教研究的发展，使更多的人了解佛教方志，有助于我们对佛教方志的认识。

　　《中国佛教寺院丛刊》收录171种佛教寺院志，其中31种明代佛教寺志。并且编撰者对每本书都从版本、流传、传播角度进行了概述。为以后明代佛教方志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线索。张英聘《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第2章第2节对部分明代南直隶佛教方志进行概述性的介绍。

　　概述性的研究还有吴枫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 地理卷》，其中对《邓尉圣恩寺志》、《雪窦寺志》作简单介绍。陈兵编撰的《新编佛教辞典》也对部分明代佛教寺志进行概述性的介绍。南炳文主编《佛道秘密宗教与明代社会》中的第四章第三节中也提及《天台山方外志》等几部明代佛教寺志蓝吉福主编的《大藏经补编》中也从版本、作者、流传角度对《天台山方外志》、《开元寺志》、《献花岩志》等明代佛教方志加以考述。林继中释译的《中国佛教名胜地寺志》在选译的同时，也对《嵩山少林寺志》、《九华山志》、《阿育王寺志》等明代佛教方志进行简单的考论。

　　（二）从旅游文化的角度来考察明代佛教方志。这方面重要的论著有顾承甫《旅游文化探胜》，其中有专门一章是从旅游学的角度讨论部分明代佛教方志的体例与史料价值、旅游学上的价值。

　　（三）探讨明代佛教方志的编纂、传播及其史料价值。

　　较早研究的有柴德庚，他在《明末苏州灵岩山爱国和尚弘储》一文中讨论的《灵岩记略》的作者弘储的思想状况，以及他撰述史书与爱国情节之间的关联。李一氓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写《两种<雪窦寺志>序》一文，记载他所见到的明代<雪窦寺志>的版本、流传与刊刻。

　　曹刚华《试论宋代佛教史籍对后世文献编撰的影响》一文讨论了《广清凉传》、《续清凉传》等宋代佛教方志对明代佛教方志文献编撰的影响。曹顺利从继承和发扬文化遗产角度，讨论了整理与研究中国佛教寺志的重要性，并且以〈延寿寺纪略〉、《邓尉圣恩寺志》论述了佛教寺志珍贵的史料价值。曹顺利、仇江对明代〈光孝寺志〉的成书、传播以及出版情况做一考证。李秉乾在《方志考述略谈〈温陵开元寺志〉及其作者释元贤》一文中讨论了《温陵开元寺志》的成书、传播以及作者的情况。石光明在《明清时期山水志书的学术价值研究》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的山水志书在社会史、文化史上的价值进行探讨，其中也涉及了部分明代佛教山志。张新鹰《〈雪竇寺志〉浅考》一文则对《雪竇寺志》的成书时间、作者、版本流传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考证。崔向东《〈嵩书〉作者傅梅考略》根据有关史料，对傅梅的生平和〈嵩书〉的成就做了简要的评介，并对史志中记载不详或错误之处进行了考订与辨析。

　　徐建华、丁培仁对《峨眉山志》进行研究，前者主要分析历代《峨眉山志》中僧传的撰写，后者则探讨了《峨眉山志》与中国佛教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此外，严耀中《试论佛教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从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角度概述了中国佛教史籍发展的原因及体例来源，，其中也提及佛教方志的史料价值。魏承思《中国佛教文化概论》第五章《中国佛教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9月），靖居《中国佛教史学之研究》（《佛学研究》1998年年刊）等论著中也都不同程度的谈到了佛教方志的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海外学者对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也在升温。日本学者牧田谛亮研究明代士人谢肇制的佛教思想，其中就探讨了他撰写佛教寺志的原因。（《谢肇制のイム教观—中国イム教史研究》石井修道《〈泉州開元寺志〉の招慶省僜の傳について》、林田芳雄〈福州黃檗山志諸本の比較檢討〉也分别从文献传播、版本异同等角度对《泉州開元寺志》、《黃檗山志》进行考察。

　　台湾学者林一銮《明幽溪传灯(1554-1628)大师之研究》一文对《天台山方外志》作者传灯大师的佛学思想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其中在第四章第第二节以《天台山方外志》为例对传灯之内部教化进行深入探讨。

　　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在明代佛教寺院志史料运用上做了比较杰出的工作，连续出版了《明清地理史籍汇考》）、《为权利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二书。

　　前者主要是对明清一代地理史籍的汇考，作者按照北直隶、南直隶、山东等区域划分顺序依次对明清的山志、水利志、道观志等进行提要性概述，重在介绍志书的撰述时间、作者、刊刻版本及内容的大概。其中也包括部分明代佛教寺院志、山志、庵志、精舍志等。

　　后者主要从文献学、社会史角度爬梳了明代佛教部分寺志、明代佛教与士绅的关系。他认为明代佛教寺志的编撰目的与当时士绅的捐赠行为（文学赞辅）有很大的关系，僧侣群体通过寺志的撰述来获取士绅的捐赠、认可，士绅通过参与编撰寺志的活动“以建立地方事件和成就的记录。”对部分明代佛教寺志的史料价值进行一番梳理。

　　以上是迄今为止学术界研究明代佛教方志的大致情况，从上述研究概况可以明显看出，明代佛教方志研究既有成绩，但也存在着不足。不足地方在于学者们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的涉及面还较窄，整体的系统性研究不够，既没有研究专著，也没有专篇的研究论文，学者们或在概述中国佛教史籍时稍有提及，或以辞典方式加以著录，没有从整体上给予充分的重视。其二，缺乏个案研究的力度，未能一本一本的吃透单本明代佛教方志，更深层次的挖掘的价值。总的来说，目前对明代佛教方志探讨还较少，更谈不上有全面、系统的研究。因此比较系统研究明代佛教方志，理清其发展脉络与相关的理论问题，廓清文献面貌，结合文献学、文化学、学术史等不同学科进行深入研究，挖掘内在的思想文化、史料价值具有十分深远的学术价值。

　　作者：曹刚华 （1974年--- ），江苏宿迁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古代文献学、佛教史学研究。

　　所有注释省略，原文发表在《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10期，此次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