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造像与世界文化的交流

　　孙振华

　　佛教造像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文化现象。从地域上讲，它首先出现于古印度，后随着佛教和佛教艺术的传播遍布于许多东方国家，但佛教造像又不仅是东方文化的产物，它的出现与西方文化有着直接的渊源。这一点过去人们有所提及，但未深究。法国汉学家，以研究东方文化史而著名的雷纳·格鲁塞写了一本书——《从希腊到中国》(常书鸿译，浙江人美版)，他用丰富的考古学材料勾划出了佛教造像起源于古印度的希腊人，然后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向中国的历史过程，格鲁塞重在史实的证明，对这种传播的原因未作过多的分析，但从他勾勒的这一条历史线索中倒是可以引人思考一些比较文化学上的问题。把佛教造像的研究放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广阔背景上，无疑对把握佛教造像的历史发展过程，把握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所具有的不同特点是有重要意义的；同时，通过佛教造像的起源、流播和历史发展的过程研究，又可以反过来促进对各种不同文化的特点及其内部机制的探讨，这也许是更有意义的。

　　为什么佛教在其发源地的印度居民中没有产生佛教造像，而在亚历山大征服印度后，由迁入喀布尔河流域和旁遮普的希腊人开始兴起偶像崇拜呢？从文化的角度看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恐怕与佛教思想以及印度的传统思想的特点分不开。佛教哲学的根本思想是“无常”，原始佛教把自我和物质世界分别比喻为水流和“自生自灭的火焰”。认为一切没有定性，一切都是无休止的变化，即所谓“刹那生灭”。一刻也不停留，一切都在轮回。佛教哲学的这种思想导致佛教徒们对转瞬即逝的现象界毫不关心，他们考虑的不是眼前的实在，不是现世的人生。这一点与中国传统的重视现实、重视人生的思想是大相径庭的。佛教哲学考虑的中心问题是死，即死后如何从轮回中摆脱出来，而不是考虑感性的现象世界。雕塑作为一种具有实在体积的三维空间的艺术，相对于永恒流逝的时间来说，它是静止的，是某一具体时刻的永久性的固定，从这个意义上说，雕塑具有用静止、实在的空间形式与时间相抗衡的意义。它使人们得以观照和确证人在感觉世界中所获得的印象。在印度，不单早期佛教没有偶像，在亚历山大入侵以前，几乎整个印度都没有什么雕像可言。这也许不是偶然的，这与印度古老的传统思想也有关系。佛教相对于传统的婆罗门教来说是外道，但它们也并非没有共同之处，譬如婆罗门教认为只有梵天是真实存在的，而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虚幻的，再如婆罗门教的“业力轮回”的理论等等，是佛教思想的部分来源，在认识论方面，它们共同特点之一是注重神秘主义的精神体验和醒悟，希望通过这种内在精神活动达到一种超越语言和思境的境界，获得身心的彻底解脱。佛陀在涅后已经永远摆脱了轮回，到达了一个超验的彼岸，这样，佛教徒们是不敢在此岸用肉眼可见的雕像去直接表现他们所敬仰的佛的。但是作为宗教信仰，又不能没有具体的信仰寄托物，于是他采用了借代的方式，这就是早期佛教中对佛的足印、佛塔、宝座等物的崇拜，通过这些引发信徒对那个无限美好的彼岸的遥想。总之，是从观念中把握佛而不敢让佛现出人的形象。

　　公元前三二六年希腊人入侵印度以后，印度人和希腊人就有了频繁的交往，有一些希腊人移居到印度。希腊人以武力征服印度，印度又以宗教对希腊人进行了反征服。这种反征服的标志是格鲁塞书中所揭示的，“希腊的菩萨”出现了。“印度人向希腊人介绍了这位大救世主的神奇历史，他们就认为佛陀也具有希腊固有的救世神阿波罗的特点。”(第28页)从书中所附的图片看，这些希腊佛教徒雕刻的佛和菩萨的石像就是明显的希腊风格。在这以后，印度人也接受了佛教造像。

　　为什么希腊人如此热衷于偶像崇拜，竟能改变印度的民族习惯呢？这不能不追溯到古希腊的文化传统上去。首先值得指出的是，古希腊文化也是在借鉴了古代西亚、埃及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希腊早期雕塑就是非常明显地对埃及雕像的模仿。当然，古希腊又不止于停留在这一步，而是不断创新，发展到后来取得了在世界艺术史上永远值得骄傲的成就。古希腊文化体现了一种对美的、和谐的理想世界的追求。与印度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哲学相比，古希腊哲学浸透了一种明晰的理性主义的精神。古希腊哲学主要是自然哲学，数学特别发达，这些表现在美的观念上是追求最美、最合谐的比例、形体；在艺术观上，强调摹仿自然。对人的兴趣、对人的感情、思想、行为的庄严与美丽的肯定是希腊艺术的主题。古希腊著名悲剧《安提戈涅》里就说：“自然界之中有许多奇异的力量，可是没有比人更强大的。”古希腊人并非没有神祗观念，没有宗教信仰，但他们的宗教观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它的民间神话的联系，并没有形成严格的教条体系。希腊艺术中神话因素的特征是把神拟人化，即把神的形象深刻地加以了人化，在人体美中发现“神”，在人体中发现他们所追求的宇宙的秩序、和谐、比例、平衡。关于希腊人的宗教观，英国美学家鲍桑葵说得很好：“希腊人的观念世界完全没有二元论的色彩。希腊人把各种事物都看作是同质的。例如神，他们认为神并不是一种只能在化身上显现自己而不能表现或发挥自己的全部神性的无形力量，相反，神的真身倒是人形，虽然向凡人显露真身可能是一种少有的恩宠。……神的画像和雕像，对于希腊人来说，不是一种纯粹的象征，而是一种肖像；不是一种可以使人朦胧地想起冥冥中的上天的象征，而是住在地球上的某一个人的肖像。”(《美学史》第17页)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希腊人到印度接受佛教后，按照过去的文化传统，又结合佛教的仪轨，创造出“希腊的菩萨”，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佛教造像出现后，印度佛教徒们发现这种形象化的方式十分有利于教义宣传和普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大概是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于是佛教造像便轰轰烈烈地在印度流行开来，出现了所谓“犍陀罗”艺术的盛况。后来，佛教甚至还被人称为“像教”，可见佛教造像的作用有多大。

　　我国著名佛学家吕先生认为，佛教文化与中国最早的接触就是佛教造像。据《牟子·理惑论》所载，汉明帝永平元年梦见“金人”，于是遣张骞出使西域求佛。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的不同说法中，有许多都谈到了“金人”，梦见“金人”，或缴获“金人”战利品，所谓“金人”，大概就是佛教造像。

　　中国的佛教造像来自印度，那么古代中国与希腊有没有联系呢？朱谦之先生认为古代中国与希腊是有物质接触的。在《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一书里，朱先生援引英国汉学家翟尔斯的说法，列出中国文物风尚与古代希腊的关系，如建筑、戏剧、“骰子”戏、记时“壶漏”等。就雕塑艺术来讲，希腊对中国的影响只能说是间接的。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融合产生的“犍陀罗”式造像在中国的新疆、甘肃、山西等地有一些遗迹。但这种西域风格的造像随着佛教文化的东传，逐渐消失了。山西云岗石窟尚能看到犍陀罗式的雕像，但在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迁都洛阳后，在龙门开凿的石窟作品表明佛教造豫已与中原汉文化传统结合。随后，佛教造像就变成民族化的形式了。这个现象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强大同化能力，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目前大家已经谈了很多。另外，中国与印度不一样，在佛教造像传入前，中国雕塑本身就已经具备了很高的工艺水平，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发掘以前，对这一点似乎估计不足，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进行，以后一定还会有更加惊人的发观。如果我们把敦煌莫高窟早期西域风格的造像与早于它们六○○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相比，会很明显地看出中原地区雕塑艺术的优势。这一方面因为敦煌地处边远，在文化上较之中原落后；第二，就犍陀罗艺术本身来说，在艺术上是无法与希腊本土的雕塑成就相比的。另外，据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的看法，希腊雕塑到了亚历山大时代以后，就处于衰退时期了，失去了过去蓬勃的朝气和活力，专从事摹仿，风格上是折衷主义的，把过去不同风格杂揉在一起。(见《西方美学史》第304页)我国西部存留的早期佛教造像上，也反映出了希腊艺术衰退时期的某些特点。由此可见某种文化对其它文化的影响不是单向、线性的。其影响程度、大小与接受方面的选择态度有关。而施加影响一方的自身价值与接受影响一方原有的水平状态对文化交流的选择态度的确定起着重要作用。从中国雕塑史的发展来讲，中国雕塑对外来的佛教造像形式，大致上采取的是保持文化传统的基本要素的稳定选择，结果是，佛教造像的中国化，中国成了世界上佛教造像最多，艺术成就也最高的国家。

　　面对历史上留下的佛教造像的遗迹，今人似乎无法想象过去人们怎么会在它们身上倾注那么多的热情和心血，表现出那么多的虔诚和敬仰呢？宗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阶段。在人们的日常观念中，常常容易把宗教看作是人类早期或科学不发达时期的产物，或者容易把宗教看作是一种自觉意识到了的信仰。其实谁又能担保自称是无神论者的人在观念中就没有不自觉的宗教意识呢？也许正是这样，我们需要深入地回溯历史，研究宗教、研究宗教与文化。

　　读书小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