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云和尚在一九一二——《虚云和尚年谱长编》编辑尝试

　　叶兵

　　内容摘要：本文以编辑《虚云和尚年谱长编》为目标，草拟年谱《凡例》，按照年谱体裁，记录虚云和尚在1922年的活动及相关事件，作为完成全书的试验。

　　关键词：虚云 年谱　长编　编辑

　　岑学吕居士编辑的《虚云和尚自述年谱》，风行几十年，影响广泛，对于宏扬中国佛教，贡献巨大，其历史地位自不待言。由于受到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虚云和尚自述年谱》在编辑上存在一些不足，也毋庸讳言。现在新资料不断涌现，研究条件远较过去方便，为虚云和尚重编年谱的机缘已开始成熟。本人有志完成重编年谱工作，现拟写出凡例和1912年部分，祈请方家指正，以利今后写作。

　　凡 例[[1]]

　　一、以记述谱主生平思想活动为主，兼收与谱主活动有关的资料。

　　二、纪年统用阳历，后附阴历，民国及共和国时期仅纪阳历。每年于篇首标明清帝年号，或中华民国纪年，或公元纪年，以及岁次干支。谱主岁序以虚龄计算，即1840年诞生之年为一周岁，以此类推。

　　三、记事依年月日次序，具体日期不详者，纪于可定年月之后，或置于适当地方。只能确定年份，而具体月、日不明的事，记入“附录”中。

　　四、谱主活动涉及的人物，在资料条件允许下，视其必要性，在“脚注”中作简要介绍。

　　五、采用纲目体裁。纲目文字力求不重复。凡下列情形之一者，仅列纲文，目文从略：（一）纲文记事已足以说明问题者；（二）活动仅知行踪，缺乏详细资料者；（三）简短函电、开示；（四）重要著作出版（出版过程注中说明）。

　　六、在正文中依日期纪录国内外大事。

　　七、纲文中省略谱主称谓；目文综述时， 为方便叙述，一律称谱主为“师”，因“师”字包含多义，适合一切时、地、身份。引文称谓照录。 对谱主以外的汉地僧人，一律以“法师”敬称，既为分清主次，亦表平等尊重之意。

　　八、引用资料，如系引录原文，概加引号；记述事件过程，一般采用综述；函电、开示等择要摘引。所据资料，均以“脚注”指明出处。首次出现时标明作者、篇名、书名、刊名、出版时地、卷号页码，重复出现时仅标作者、篇名、书名、卷号页码。引用报纸标明报名及日期。引用互联网资料标明网站名称、网址及摘引日期。

　　九、凡记事有异说者，经考订后取其一说。考订情况以“脚注”形式酌加介绍。

　　十、对国家、政府、党派、团体等，均用正式名称或通用简称，引文则按原状。有关主要人物以字号行者，视情况或于初见时注明原名。外国人名、地名采用当时通用译称，或于初见时附注原文。

　　十一、记事时，同一时期或时间的，首条标明时间。其余各条用△标示。大体上首条列大事记，其次记谱主本身活动，再次记与谱主有关之内容。谱主活动，一般以主次要之事先后排列。

　　十二、订正错字置于〔?? 〕内，增补脱字置于〈?? 〉内，衍文加[?? ]，缺字用□表示。原文未加标点或仅断句者，均重加标点，或酌予分段。

　　1912年（民国元年壬子）七十三岁

　　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1月2日，孙中山通告各省改用阳历。

　　1月上旬，太虚法师在南京毗卢寺发起佛教协进会。

　　2月上旬，太虚法师到镇江金山寺召开中国佛教协进会成立大会，发生“大闹金山”事件。

　　会议来宾中，以社会党人居多。仁山法师在会上，建议将金山寺改为佛教大学，金山寺产悉充学堂经费，引起会上新旧两派发生冲突。仁山随即宣布接管金山寺。2月7日，金山寺知客霜亭法师率人乘夜入寺，将仁山法师等数人殴成重伤，佛教协进会就此停顿。内务部曾就此事批文曰：“本部前接常州民政长电，称镇江金山寺有所谓佛教协进会以武力强占金山等情，已电知镇江民政长查办在案。”在另一件批文中，内务部更严斥“仁〔山〕、太虚等藉会党名目强占金山”，饬令地方长官“分别办理”。镇江地方当局把金山寺事件当作一般刑事案件处理，将金山寺住持青权法师及知客霜亭法师等人判刑了事。[[2]]

　　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

　　2月13日，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

　　2月15日，参议院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2月中旬，谢无量在扬州发起成立佛教大同会。

　　《内务部批僧人谢楞伽等发起佛教大同会禀请立案》(1912年2月21日政府公报发布)：(1)该僧等联合僧众发起佛教大同会，意在继持宗教，昌明佛理，广行慈善，提倡公益，本部极为嘉许。但须认定共和主义，合谋公益，方于社会有裨。(2)本部准予立案，速将该会组织详章呈部，以凭派员莅会监查一切。

　　△　敬安法师在上海筹创中华佛教总会。

　　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为了改变各地佛教组织散乱无章的情形，团结佛教徒，保护寺产，借南京陆军部派王虚亭向江浙诸山筹饷，开会议于上海留云寺的机会，特邀谛闲、圆瑛、太虚等在上海留云寺集会，拟将各省僧教育会改组为中华佛教总会。太虚法师组织的佛教协进会，亦合并于中华佛教总会。[[3]]

　　《教育部批江浙两省僧界代表敬安等禀请创立中华佛教总会呈》(1912年2月21日政府公报发布)指出：事属可行，惟发起者仅江浙两省，尚不足以代表全国，必须联合各省僧界，组织完全团体，方与总会名义相符。

　　《内务部批僧人敬安禀请中华佛教总会立案呈》(1912年2月21日政府公报发布)：(1)前据僧人谢楞伽等组织佛教大同会，业经本部批准在案。来禀拟联络全体僧界及蒙藏喇嘛等组织中华佛教总会，亦以昌明佛学，提倡教育慈善等事业为宗旨。大意与大同会宗旨相同。所拟章程尤为详慎周密，自应准予立案。(2)应与大同总会两方面照章召集僧界会员，公举道行高深品端学粹之人为该会会长，俾得同心共济，一致进行，不可滋生事端，徒自纷扰。[[4]]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3月[[5]]，抵上海，就成立佛教界统一组织事宜，与各方面协商。

　　佛教大同会与中华佛教总会有所争辩，且中华佛教总会新定章制，略与诸方抵触。敬安法师等发电报到云南，催促师前往上海参与中华佛教总会组建工作，协助与各方斡旋。[[6]]师至上海后，与敬安、冶开、溥常[[7]]、谛闲、太虚、仁山等诸法师妥善协商。[[8]]

　　△　与敬安法师等一同前往南京晤孙中山先生，商议改订中华佛教总会会章,孙中山先生许之。[[9]]

　　△　《教育部批僧界全体代表敬安等请创佛教总会呈》(1912年3月12日政府公报发布)，指出该僧敬安等联合全国僧团组织中华佛教总会，意在倡明佛教，提倡教育公益事业，深堪嘉尚，应即准予立案。[[10]]

　　△　赋《吊沪上留云寺观月和尚[[11]]?》诗。

　　诗曰：“观师宏范气如虹。名在江南老宿中。二十余年辛苦事。算来一一付春风。”[[12]]

　　△　李证刚、欧阳渐、桂柏华、黎端甫等人在南京发起中国佛教会。

　　3月9日，李证刚等上书孙中山，要求承认该会，并呈送《佛教会发趣文》、《佛教会大纲》、《佛教会要求民国政府承认条件》三附件。孙中山除饬令教育部准其立案外，又于本月复函该会告已存案。[[13]]信文如下：“敬覆者，顷读公函暨《佛教会大纲》及其余二件，均悉。贵会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之和平及众生完全之幸福为宗旨。道衰久矣，得诸君子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曷胜瞻仰赞叹。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与政治；而在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民国约法》第五条载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二条第七项载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条文虽简，而含义甚宏，是贵会所要求者，皆当体斯，一律奉行。此文教育部存案，要求条件亦一并附发。复问道安！ 孙文谨肃”。 3月24日，教育部遵孙中山令，批准李证刚等发起的佛教会立案。[[14]]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临时大总统职。

　　△　参加在上海留云寺[[15]]召开的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各省代表百余人，推举敬安为会长，道兴、清海为副会长，以上海静安寺为总机关部，在上海清凉寺专门设立了办事处，于北京法源寺设置机关部。将各省原有僧教育会改为支部，县僧教育会改为分部。[[16]]并将总会的开办缘由电呈北京袁世凯总统鉴核在案。[[17]]师为总会八十名发起人之一。[[18]]

　　8月，到丽江劝请东保活佛[[19]]协助滇军平乱。

　　辛亥革命前夕，英俄加紧侵略西藏，清朝命令两千川军进藏，西藏的大领主发动叛乱。1910年2月，川军在江孜粉碎了叛军的抵抗，进入拉萨。在英国的诱惑下，达赖逃往印度。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西藏后，驻拉萨等地的川军先后发生内讧、哗变，自相残杀；又因缺饷，军需无着而大肆抢劫，骚扰藏民甚烈。川军一部站到噶厦一边，与钟颖所部冲突，西藏局势大乱。西藏亲英分子乘机驱赶驻藏川军。川边地区的藏族上层分子于 1912 年 5 月也发动了叛乱，并得到西藏叛乱武装的直接支持。两月之内，川边地区的不少州县先后落入当地和西藏的叛乱武装之手。巴塘、昌都被围，乍丫（今西藏察雅东）、江卡（今西藏芒康东）、乡城、稻城、理塘相继失陷，河口（今四川雅江）岌岌可危，川藏交通因之断绝。赵尔丰等在康区建立并经营了数年统治的约30个县，大部分迅速瓦解，仅康定、巴塘、道孚、甘孜、德格、邓柯等少数几个县未被占领，亦均告急。

　　北京政府于 6 月 14 日正式电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川军入藏平乱，令云南都督蔡锷派滇军入藏增援。1912年6月，蔡锷命滇军参谋厅总长殷承瓛为西征军司令，7月22日从昆明率队进发。8月16日，前卫司令李学诗率部攻占入藏要冲――溜筒江村和墨里村。8月19日，殷承谳率部抵丽江，司令部设在丽江古城。8月26日，西征军克复盐井。后在英国政府和国内矛盾压力下，援藏滇军只得停驻盐井、维西一线。滇军西征军于11月11日撤回丽江。12月10日?西征军返回昆明。[[20]]

　　虚云和尚为争取减低战争祸害，向西征军司令殷承谳建议，请丽江东保喇嘛随军前往藏边及西康地区进行宣慰活动。师弟子记述：“前锋至宾川，适与公遇。公谒见前锋将，知将讨藏。以为战祸结，将多所杀戮，乃谓之曰：‘藏中云尝亲历其地，苦寒多险，言语不通，且藏民习苦耐劳，随地可伏，军往恐难必胜。’前锋将为动，曰：‘然则奈何？’公曰：‘藏人素信佛法，盍遣一明佛法者说之。’时大军驻大理，前锋将遂引公同至大理。见殷，陈前说，殷大韪之，即备文书，请公为宣慰法师。公辞曰：‘某汉人也，往恐无功。此去丽川喇嘛东保者，腊高有德，藏人敬礼之，曾授四宝法王，若肯往，必有成。’乃易文书，遣人随公诣东保。东保始以衰老辞。公曰：‘赵尔丰用兵之祸，藏人至今寒心。公宁惜三寸之舌，而不为藏中数千万人生命财产计乎？’保起立起谢公曰：‘我往！我往！’东保既受命，殷又请老僧法悟为之副，亦熟悉藏情者也。卒定要约而还，频岁以来，康藏苦战不休，而滇藏迄今二十年无恶感，仁人之言，其利百世，不图于佛门见之。”[[21]]东宝活佛不顾年高体弱，“随军宣慰，道取阿墩(德钦)，驰赴藏属，凡擦瓦龙一带，夹笼、毕土、党衣、党满、闷空等处，周围数千里，向风归顺。”[[22]]感于活佛悲悯众生之心，许多康区王公贵族接受调停，停止叛乱。[[23]]

　　△　湖南宝庆、安徽桐城、奉天义州等处向中华佛教总会报告，当地毁像逐僧，占夺寺产，派代表至总会请制止，总会会长敬安法师以会章尚未经政府批准，筹备赴京请愿。[[24]]

　　９月，消除李根源[[25]]对佛教的误会。

　　李根源于1911年11月被任命为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官，与迤西巡按使赵藩一起统兵腾越处理各项事务。滇西平定后，于1912年8月，解去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司令职，在赵藩陪同下，在大理境内游历。后登鸡足山，住悉檀寺半月，寻访山上各处古迹文物，与赵藩合纂《鸡足山志补》四卷。[[26]]

　　当时各省夺僧产、毁佛像之风甚盛，李根源也受到影响。师弟子记述：

　　“李公根源……恶诸方僧徒多毁戒不法，亲督队上山，将尽逐诸僧而毁寺，且指名将捕公（或短公于李公故也）。祸且不测，诸寺僧皆逃窜。公寺中僧徒百余人，皆惶惧失色，谓公宜速避。公曰：‘诸君欲去则去耳！云如当死，避之何益？当以身殉佛耳！’百余人遂无一去者。

　　李公既入山。驻军悉檀寺。毁金顶鸡足大王像、铜佛殿诸天像。公念事起误会，既不逃避，当往陈说之。遂诣军门，出名帖，告守卫者求达。守卫者怪公自投死，拒不为通。公望见李公坐殿前，径诣之。致礼，李公不顾。座有前四川布政使赵藩者，滇人也，曾与公往还。公礼之，赵问公所从来。公陈述惟谨。

　　初李公见公来，怒形于色，忽厉声曰：‘佛教何用？有甚利益？’公曰：‘先生说佛教无用，没有利益者，无论是何圣人设化，总以济世利民为本，后人得益深厚，则推尊其教。教果无益于世，焉能保存数千年，以至如今？至其用与不用，在各人信与不信。果能信奉，则如儒家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而不信，则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自古以来，国以政教并化，而成无为之治。何以故？以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若心不治，则贪嗔痴毒积之无穷，何能使人心纯顺治，而令天下太平乎？惟教能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身之不治乎？’

　　李公又曰：‘用这泥塑木雕偶像，有甚用处？空费多许银钱！’公曰：‘所谓偶像无益，空费银钱者，亦不然，何也？佛言相法，相者表相，法者世法。法不以相表显，法则不张。法若不张，何能使人心敬畏？人心若无敬畏，则妄作妄为，酿成祸乱。畏心若生，则诸恶不作。敬心若起，则众善奉行。众善能行，则积善余庆矣。我中国自古以神道设教，故偶像之设，有不可思议功能，至各宗教，都有供奉，岂独佛教为然。即家族宗祠，供祀父母祖先灵位，欲令子孙饮水思源，勿忘其本。在昔如丁兰刻木，近时影相刻瓷，以保存纪念，有何异乎？’

　　李公又曰：‘祇如和尚勿能作好事，反作许多怪事，实成为国家废物。’公曰：‘所言和尚不作好事，成废物者，和尚是通称，含有圣贤凡愚之别，岂因见一不肖僧，而弃全教僧伽？佛法广如大海，岂可祇见虾蚌而无视鱼龙？若只是藏其龙而无蟹蚬，又何名为大海，纳百川流，含藏无量？佛教亦尔。佛以大慈普化群机，无〔苦〕不拔，善诱众生，从浅至深，渐次导入。佛度善人，尤重度恶人，所以称佛慈广大也。虽然少数不良僧辈，究比世之匪类敛迹。现在世风日下，群盗如毛，岂因是便谓儒教之不仁乎？儒教以纲常化民，世人皆崇奉。自尧、舜、禹、汤、文、武乃至二十四孝，及关羽、狄梁、岳飞等贤圣，国家其能不崇奉乎？然亦有曹操、秦桧之流，岂孔子教其不贤乎？今先生所统领之诸军士兵，其一一皆能如先生乎？法门僧侣亦尔！请大护法崇奉三宝，而三宝实不能分离，佛法二宝，全仗僧宝住持。’

　　李公曰：‘每见佛氏称大护法，是何意义？’公曰：‘所谓护法者，护乃保护、护持之意，法即世法也。岂独佛为然哉！如先生今日，亦以观音菩萨现将军身，不辞劳瘁，护国佑民，旌麾所指，闾里乂安，名山增色，岂不名大护法乎？’

　　李公闻公所言佛法，皆中窍要，异于他僧，色顿霁。遂以温语接公，继则以容貌礼公，卒乃喟然太息曰：‘佛法广大如此，吾已杀僧毁寺，奈何？’公曰：‘此一时风气使然，非公之过。愿以后极力保护，则功德莫大矣。’李公大悦。翌日，即移住祝圣寺，与寺僧同蔬食者数日。

　　殆八月四日，山中忽大现金光，自山顶至山麓，草木皆作黄金色。相传山中常有三种光，一佛光，二银光，三金光。佛光连年皆有，惟银光与金光，则自开山以来。仅数现耳。李公益感动，遂益敬信公，请公为鸡山总住持。乃引兵去。……此后遂为佛门大护法。”[[27]]

　　时师之侍者崇法法师，人极诚实。李根源见“崇法聪明可喜，命导之各处巡看，絮絮询山上事。崇法力白众冤，李信其言，全山乃获安。众德之。崇法披剃于镇南州南山寺，有田数十亩，没于官。李询知，饬县官还其田，且命其为南山寺住持，崇法弗愿” [[28]]，坚留侍师。

　　李根源住山期间，赠师书法一幅，题诗曰：“芦飞清昼雨，石响夜藤风，残书千万卷，古迹墨濛濛。” 款署：“壬子八月书似虚云法师正　李根源”。下钤方形阳文朱印一枚（雪生），方形阴文朱印一枚（根源）。[[29]]李根源还嘱师修复鸡足山兴云寺（又名西竺寺）。[[30]]

　　10月，抵上海，参加中华佛教总会通常会。[[31]]

　　中华佛教总会召开通常会，召集全体共同讨论，修改会章，拟派代表呈送北京政府核准立案公布，使总会能够有力地维护佛教权益。

　　10月26日，与敬安法师一起代表僧界赴京请愿。[[32]]同行者还有福建支部长本忠、江西支部长大椿，总部总务科长文希等。送行的上海佛教徒皆执白布，表示以死支持。[[33]]

　　11月1日，抵北京，寓法源寺。[[34]]

　　敬安法师与道阶、文希等商定，对会章进行了修改。会章规定：“本会系中华民国全体僧界共同组织”，宗旨为“统一佛教，阐扬法化，以促进人群道德，完全国民幸福”。基本任务是“明昌佛学”、“普及教育”、“组织报馆”、“整顿教规”、“提倡公益”、“增兴实业”等。通过时任热河都统的湖南同乡兼诗友熊希龄将会章呈请政府立案。[[35]]

　　11月10日，敬安法师圆寂。

　　为解决湖南宝庆佛教寺产受侵夺的急难，敬安法师于11月9日偕道阶去内务部会见礼俗司长杜关，根据《临时约法》诘难，要求政府下令禁止侵夺寺产。杜关塞无以对，词色转厉，加诸恫吓。敬安法师愤而退出。夜半回寓，即胸脯作痛。黎明已作吉祥卧示寂。世寿六十有二，僧腊四十有五。[[36]]

　　消息传开，全国佛教徒群情激愤，社会各界也为之不平。经熊希龄将情况与后果面告袁世凯，袁下令转饬内务部，核准公布《中华佛教总会章程》。各地庙产稍得保全。[[37]]

　　师协助料理丧事。

　　附 录

　　一、接受陈荣昌[[38]]书赠。

　　师到昆明，陈荣昌仰慕师之德行，书赠颜体楷书四尺中堂一幅，内容为：“吕叔简先生曰：天地原无昼夜，日出而后成昼，日入而后成夜。星常在天，日出而不显其光，日入乃显耳。古人云星从日生，细看来，星不借日之光以为光。嘉靖壬寅日食，既满天有星，当是时日月无光，安能生星之光乎？”落款为：“德清上人 困叟”。[[39]]

　　二、晤袁世凯。[[40]]

　　叶 兵，男，1968年6月出生，广州人，汉族。1990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历。现任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监察审计处负责人。中文讲师，承担《应用文写作》课程教学任务。

　　1990年起对佛教发生兴趣。2003年起研究虚云和尚的法脉传承。2005年起立志重编虚云和尚年谱。业余时间以搜集、研究虚云和尚资料为乐。

　　曾撰写论文《研读虚云老和尚〈增订佛祖道影〉的新发现》、《虚云和尚承嗣禅宗五家法脉的因缘》，为《虚云和尚全集》的编辑提供资料和意见。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789号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监察审计处

　　邮政编码：510650

　　联系电话：13662307960

　　电子邮箱：bingbing2064@qq.com

　　[1]　 参考了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8，第1-2页，“凡例”的内容。

　　[2] 　金山寺事件的时间，经过，参见释印顺《太虚法师年谱》，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5.10，第22-25页。

　　政府批文见王广西《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5.5，第11页，分别引自《临时政府公告》第三十四号（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日），《内务部批佛教大同会遵批开会暨合并各情形呈》，《内务部批宁垣诸山请以佛教大同总会为僧界统一机关呈》。

　　据（美）霍姆斯·维慈（Holmes Welch）《中国佛教的复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第26页引资料说，青权、霜亭不久遇大赦出狱，回寺复职，佛教协进会被解散。

　　[3] 　尘空 《民国佛教年纪 》，载《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6 第九辑》，第167-169页。

　　阮仁泽，高振农《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7，第170-171页

　　[4]　 邱远猷，张希坡《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辛亥革命法律制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12，第466-467页。

　　[5] 　当年从云南到上海，要到越南海防乘船，经过海南岛、香港、厦门抵沪，按最保守的推算，行程需要15天左右。虚云和尚最早可能在佛教大同会与中华佛教总会出现之后，于2月中、下旬启程。

　　[6] 　台北修元禅院《虚云老和尚年谱法汇增订本》，1997.2，第82-83页。

　　虚云和尚被邀请至沪，极可能出于以下原因，第一，教育部明确要求中华佛教总会必须联合各地僧界共同发起组成团体，才符合总会名义，故需要各地派出代表参与。第二，内务部要求中华佛教总会要与佛教大同会共同推举会长，而在《临时政府公报》第三十四号（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日星期日）出现了《内务部批宁垣诸山请以佛教大同总会为僧界统一机关呈》、《内务部批佛教大同会遵批开会暨合并各情形呈》、《内务部批僧敬安等请严惩窃名集会招摇呈》，在《临时政府公报》第五十四号（中华民国元年四月一日星期日）出现了《内务部批僧溥常等请另行开办佛教大同会呈》等一系列文件，反映两会存在分歧，需要力量进行调解。第三，据（美）霍姆斯·维慈（Holmes Welch）《中国佛教的复兴》，第29-30页载，中华佛教总会最初的章程中可能存在一些较为激进的条款，如 “雇佣僧人超荐度亡，尤其是僧人出现在丧礼上，是对佛门戒律的轻慢，应予禁止”等，需要僧界代表进一步协商达成共识。第四，虚云和尚在僧界中有威望，与许多江浙长老或是湖南同乡，或是同参旧友，交往广泛深密，适合当调解人。

　　[7] 《虚云和尚自述年谱》中作“普常”。

　　[8]　 台北修元禅院《虚云老和尚年谱法汇增订本》，第83页。

　　[9] 台北修元禅院《虚云老和尚年谱法汇增订本》，第82-83页。

　　鼓山侍者《虚云老和尚事迹纪略》（1944年南华寺版）第13页说“时沪上办佛教会，其净土庵章程与丛林抵触，引起诸山反响。公即赴沪，晤寄禅、治开诸公，暨诸山长老。商妥后，见孙中山先生，请政府撤消佛教会，重订章则，改为佛教总会，附设于静安寺。”与所见资料反映的史实不符，故不予采用。

　　关志昌《诗僧八指头陀的故事》，载季啸风 李文博《宗教研究（5）：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7）》，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2，第73页。

　　[10] 邱远猷，张希坡《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辛亥革命法律制度研究》，第467页。

　　[11] 观月，法名密通，浙江萧山人，光绪元年到上海依显振老和尚剃度出家，协助其师督管留云寺工程。显振和尚示寂，观月继任住持，惨淡经营，增购邻地，扩建殿宇，并由北京请得《龙藏》一部，终将留云寺建设成一所殿堂寮舍数百间的十方丛林大道场。最盛时常住众三百馀人，云水堂挂单者亦常达百馀人以上，是清末民初时代，上海有名的禅宗道场之一。1912年初示寂。法徒应乾继任留云寺住持。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657749.htm，2009.5.29。

　　[12] 台北修元禅院《虚云老和尚年谱法汇增订本》，第895页。

　　[13] 黄彦《孙文选集（中）》，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0，第273页。

　　[14] 　尘空 《民国佛教年纪 》，载《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6 第九辑》，第167页。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680页。

　　[15] 　开会地点有“留云寺”、“静安寺”两种说法，今依较早期的冯毓孳《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天童寺方丈寄禅和尚行述》所说。

　　[16] 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4，第98页。

　　[17] 　敬安、清海等致大总统呈（11月2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　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6，第705页。

　　[18] 　中华佛教总会各省发起寺僧名单，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　文化）》，第714页。

　　[19] 十五世东宝·仲巴白玛赤列旺修呼图克图,1864-1925, 丽江木氏土司后代，当地人尊称“木大喇嘛”。曾任楚布寺十五世大宝法王噶玛巴卡确多杰的经师，德格八蚌寺担任十世大司徒仁波切的经师，并任代理掌教法王（即四宝法王），在康区和江地拥有崇高地位和威望。因1912年随军宣慰有功，民国中央政府授命云南总督府，确认十五世东宝活佛清朝所册封的呼图克图之称，并委任为节制丽永中维藏边红黄喇嘛宣慰大法师，特奖五等文虎章，以表彰其贡献。――见“指云法雨”网站，http://www.kzcl.cn/Rinpoch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2009.5.29。

　　[20] 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编写组《中国近代战争史（第3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第333-339页。

　　[21] 无住《鼓山虚公禅行述闻》，《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36期，1933.12.1，第2-10页（黄夏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5卷）》，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9，第440-448页）。

　　[22] 杨福泉《纳西族文化史论稿》，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8，第177页。

　　[23] 无住《鼓山虚公禅行述闻》的评论是比较客观的，而岑学吕在《年谱》中说东宝活佛“入藏要约而还，滇遂罢兵，民国成统一之局。频岁康藏间互相龃龉，苦战不休。经此沟通，三十年相安无事。”，则完全不合事实。民国元年以后，西藏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从来没有真正服从中央，后来几次攻入西康地区。著名的诺那活佛就在西康抗击藏军多年。东保活佛并没有进入西藏与西藏政府沟通，其随军宣慰的工作范围和影响力，主要在滇西北丽维中地区和西康地区（尤其是德格以南）。在云南丽维中地区，虽没有发生叛乱，但需要当地的土司活佛和藏民了解局势，服从中央，以巩固地区稳定。在西康地区，叛乱已经发生，虽有军队镇压，但也需要藏民信服的人士及时安抚。汉人的身份是不好做这工作，东保活佛是最合适人选。云公极力推荐东保活佛担此重任，可谓知人。川藏之间战火不断，而云南西北地区局势稳定，滇藏之间再无战事，保住了一方几十年和平，虚云和尚和东保活佛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24] 　敬安、清海等致大总统呈，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　文化）》，第705页。

　　尘空 《民国佛教年纪 》，载《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6 第九辑》，第167-169页。

　　[25]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别署高黎贡山人，云南腾冲人。近代名士、国民党元老。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回国任云南讲武堂校长。辛亥革命，与蔡锷等发动昆明重九起义，任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继任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次年入北京任国会众议员。参加“二次革命”、反袁世凯称帝活动和护法斗争等革命运动。曾任北洋政府农商部长，一度兼署国务总理。后愤于曹锟贿选，退隐苏州。抗战爆发，组织老子军，任云贵监察使，往云南督战。发表《告滇西父老书》，天下为之振奋。抗战后复隐苏州。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65年病逝于北京。

　　[26] 　中共保山市委党史地方志工作委员会《高黎贡之子李根源》，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9，第24-25页。

　　[27] 引自鼓山侍者《虚云老和尚事迹纪略》，载《虚云老和尚事迹》（李济深题签），南华寺刊行，1944，第10-13页。

　　当中“（或短公于李公故也）”一句引自无住《鼓山虚公禅行述闻》，载《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36期，第2-10页。

　　虚云和尚在鸡足山折服李根源之事，未见其它可供考证的资料。李根源《雪生年录》中，仅记“登鸡足山，请虚云和尚略理一切”寥寥数语。

　　[28] 台北修元禅院《虚云老和尚年谱法汇增订本》，第78页。

　　[29] 宾川县政协《文物杂锦》，德宏民族出版社，2006.3，第38页。

　　[30] 　台北修元禅院《虚云老和尚年谱法汇增订本》，第900页。

　　[31] 　敬安、清海等致大总统呈，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第705页。

　　[32] 　台北修元禅院《虚云老和尚年谱法汇增订本》，第83页。

　　[33]　 《上海宗教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宗教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1，第一编第三章第六节。

　　[34] 　台北修元禅院《虚云老和尚年谱法汇增订本》，第83页。

　　[35] 　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第99页。

　　[36]　 冯毓孳《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天童寺方丈寄禅和尚行述》，载梅季点辑《八指头陀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8，第524页。

　　[37] 　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第100页。

　　[38]　 陈荣昌，1860-1935，字小圃，号虚斋，晚年号困叟，云南昆明人。清进士，书法家。清末民初之际，为云南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39]　 宾川县政协《文物杂锦》，第39页。

　　[40] 　无住《鼓山虚公禅行述闻》（1933年）、鼓山侍者《虚云老和尚事迹纪略》（1944年）第13页、1958年《十月十九日师于方便说法中向众开示》（台北修元禅院《虚云老和尚年谱法汇增订本》，第431页），以上三处均提及虚云和尚入北京见袁世凯。进京请愿代表在敬安法师圆寂前应未及见到袁世凯。敬安法师圆寂至其灵柩运回南方，虚云和尚应在京逗留了两个月，期间何时见到袁世凯，目前未发现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