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佛教发展史简述（中）

　　◎善根

　　（接上期）

　　创办佛教医院。在佛教医院正式开办前，香港佛教团体就有赠医施药的服务。最早的机构有位于跑马地的香海正觉莲社，沙田般若精舍慈光西医赠诊所。一九五七年比丘尼法参法师，首创慈济中医诊所，请四十位毕业于本港国医学的中医师义务出诊。一九六三年佛教般若精舍创办慈光西医赠诊所，由名西医主诊，为沙田、粉岭、上水等地的村民提供赠医施药服务。这些服务对于六十年代生活不算富裕的香港居民来说，犹如雪里送炭。从一九五八年起，香港佛教界领袖开始着手筹建佛教医院，适时回应政府扩展医疗政策，服务于五十万佛教信徒求医治病的需要。以倓虚、筏可、觉光等数十位法师及黄允畋、陈静涛、吴蕴斋等数十位居士共廿七人组成筹建委员会，向政府申请建院基地。经过前后八次公开筹款逾十年的不懈努力，香港佛教联合会耗资一千三百余万，于一九七一年三月在沙田正式建成佛教医院。医院服务对象包括佛教徒在内的各界贫苦大众。

　　兴办佛教中小学。香港佛教学校教育发端于战前的女子义学，战后又出现了孤儿义学。当时佛教的使命首先是收容教育。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八年间、香港佛教联合会、慈航净苑、东莲觉苑等先后创办了佛教中华学校、佛教耀山学校、宝觉分校。这些部是收容教育。香港佛教办的第一所基础教育学校，首推佛教黄凤翎中学。一九五七年开始，香港佛教联合会董事王学仁、林楞真、黄允畋、陈静涛、冯公夏等居士发起，由佛教女信徒黄凤翎捐资三十五万，政府资助四十六万建校津贴，历时三载，于一九五九年正式建成符合政府教育规范的中学，并于同年招生开课，首批招生一千五百余人。同年，香港佛教联合会还建成了黄焯纪小学。香港佛教创办基础教育，完全走出了农禅出世宏化的传统模式，真正融入社会，开创了宏化与教育相结合的新方向、同时赢得了香港政府教育部门的支持与信任，为后来办学兴教奠定了基础。自香港佛教开办第一所文法津贴中学后，香港的佛教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

　　开办佛教大专教育。早在一九五三年，与佛学大专教育有深厚渊源的新亚书院成立。创办人钱穆、唐君毅等教育家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使命感，视中国佛学思想为中国文化重要部分，创办新亚书院，致力于培养佛学师资，开设大量佛学课程。六十至七十年代的香港佛教中学教师，都接受过新亚书院的佛学教育。继新亚之后，一九六三年香港九龙经纬书院成立，专设佛学系。该院与三轮佛学社的法师合办佛学课程，学制四年。一九六七年起，香港佛教僧伽会倡导创办佛教高等教育机构。一九六九年香港第一所佛教教育大专院校能仁书院正式成立，招收对象多为佛教徒，培养在港佛学人才；一九七二年成立能仁研究所；一九七三年首批二十二名大专佛学生毕业；一九七九年成立哲学研究所。能仁书院推行“七日出家”活动，培养了大批佛教后学，

　　拓展佛教青年工作。为吸收香港广大青少年，香港佛教界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就举办各种活动。一九五九年佛教青年接受新闻界吴霸陵先生建议，借暑期专修佛法，以禅门静地培育心智；一九六○年由香港佛教文化艺术协会成立“佛教云门夏令营”，请乐果、茂蕊、圣怀等法师及新亚书院的唐君毅等人讲授佛法，一九六四年起，香港佛教青年会每年举办荃湾夏令营活动及佛学讲座；七十年代，英皇书院、维多利亚中学先后举办“佛学研讨营”、“冬季佛学营”；八十年代，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相继举办“佛教夏令山居营”及“寺院生活营”；一九七一年，香港僧伽会和妙法寺共同主办一年一度“七日出家剃度营”弘法活动，从开办之日起未曾间断。从一九八三年开始，由香港佛教青年八大团体联合主办的“此岸—彼岸”弘法活动，每年一次、二十年来如一日，持续不断。活动选择香港体育馆，搞讲经法会、斋戒大会，弘法展览、宗教演讲等。从一九八九年开始，香港佛教青年协会每年借乌溪纱举办“青年佛法研修班”。

　　开展多元化的佛教文化活动。与佛教青年工作紧密结合的佛教义映、佛教音乐、佛教展览等佛教文化活动也非常活跃。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间，香港佛教文化艺术协会与香港电台共同开设了“佛教文化讲座”节目。一九六三年三月，邵氏兄弟影业有限公司拍摄了《观世音》电影，该影片在港义演，引起各界广泛好评。香港佛教界首次将影映形式引入弘扬佛法，在青年中产生强烈反响。七十年代又有“佛祖”、“世界佛教徒大会”拍录实况，“佛教隐者居”等三部佛教电影上映。同期佛教音乐也受到关注，佛教慈航中学成立了佛教歌咏团。香港大学学生佛学会于一九八一年初开始举办佛教“弘法周”，以歌舞方式宣扬佛教。同年，电台开播佛教文化讲座及“空中结缘”节目，“空中结缘”的刊物同期发行。从六十年代开始，佛教讲座、话剧、嘉年华、歌舞、展览、文艺活动等陆续举办，佛教弘法出现多元化趋势。这一时期，香海正觉莲社于一九六○年六月一日创办了《香港佛教》，全面宣扬佛学，成为香港佛教徒间的通讯刊物，发挥了积极作用，深受读者喜爱，也是香港佛教界迄今最长寿的刊物。

　　创办护理安老院。香港佛教安老院最早可追溯到一九五五年。由沙田胡文虎先生资助，经过二年的筹备，在取得政府拨地后，协助般若精舍创办了佛教般若安老院。一九五七年佛教志莲护理安老院创立。其后，佛教宝静安老院、佛教东林安老院、佛教宝德安老院、佛教李嘉诚护理安老院等相继建成。在安老院内，一般都设有医痒服务。如般若安老院共收无依老人一百一十三人，常年有驻院医师，经费来源于胡文虎夫妇资助。院方为老人提供衣、食、住、行、生、老、病、生养死葬全面服务。随着香港佛教寺庙及佛教团体的发展，几乎每间有能力的寺庙和佛教团体都开办了安老服务中心或老人护理院，为无依靠老人提供护理、疗养服务。

　　香港佛教在弘法、教育、医疗、青少年、安老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起始于五十年代，成长于六十年代、成熟于七十年代，到了八十年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香港佛教在时代变迁中，于二十世纪中期把握住了大量北僧南移的历史机遇，办学兴教，广设服务，参与社会，获得了空前发展。当内地宝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香港佛教再一次适时抓住历史机遇，以开放的姿态，推进与内地佛教界及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拓展香港佛教的活动空间，同时推动香港佛教自身的发展。这其中建造天坛大佛，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建造天坛大佛。天坛大佛的构想发端于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间。当时正处于宝莲禅寺的大雄宝殿落成前夕。一九七○年新的大雄窦殿建成之时，在香港建造天坛大佛，缔造东方胜迹的构思已见雏型。一九七二年宝莲禅寺正式向当时的港督麦理浩提出设想。一九七四年获得政府拨地七万多平方尺。随后，宝莲禅寺董事会拟定了依照北京天坛地基形貌分三层建大佛底座的工程蓝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廿九日，天坛大佛正式动土，工程拟分五期完成。一九八二年成立了“大屿山宝莲禅寺天坛大佛筹建委员会”。一九八三年，原拟定的以钢筋混凝土建佛身的工程设计，遇到诸多技术难题，后修改为选青铜铸造，这一修改也揭开了香港佛教界同内地合作的序幕。一九八五年，香港天坛大佛筹委会正式邀请中国四部八厂，承包大佛铜像造型设计、铸造、安装等工程。一九八六年正式由中国航天部承包工程。为了建好大佛，内地动员了二千多名专业工程师及大学理工学院教授，共同参与拟定计划、方案审定、模型设计、铸造实验、高热处理、焊接施工等各项工作。庞大的铸造工程由中国南京晨光铸造厂承担。应中国航天部邀请，大佛筹建委员会携带足金四斤六钱，熔入高温铜液，用以铸造佛像面部。天坛大佛选用青铜铸造，共由二百二十块铜片拼装焊接而成，重达二百六十吨、到一九八九年由内地运抵香港的铜片拼装焊接完成，铜像整体接合天衣无缝，达到了防飓风、海风、骤雨、暴晒、寒流等自然侵蚀的效果。经过室内装饰，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建成开光。

　　天坛大佛从筹划到建成历时廿五年，历经四任主持，四任港督。工程造价高达七千余万。香港佛教界先后三次举办大型筹款活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出任大佛筹建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了“香港天坛大佛造像随功德委员会”，发动全国各地捐资，大力支持香港天坛大佛建造。天坛大佛的建造，凝聚了全港文化、科技、影艺等各界精英力量，也得到了京宁两地有关部门及宗教界和宗教部门的大力协助与支持，是两地交往交流的一次成功实践，也是香港安定繁荣的象征，更是香港的地理标志和文化标志，其意义极为深远。（续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