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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台山佛像艺术概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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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台山佛像艺术概说 周琦 [内容提要] 天台山佛像艺术具有“历史悠久、工艺精湛、个性鲜明、影响深远”四个特点。本文系统地梳理了这四个特点，认为其佛像历史可以上溯到东吴时代，其工艺以石雕和木雕而闻名中外，体现在观音文化和罗汉文化的个性，影响流传海外，至今不绝；现已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关键词] 天台山佛像艺术个性影响 [作者] 周 琦，浙江天台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浙江台州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源于印度，发展于中国，流潘于海外。绵亘于金华、绍兴、台州、宁波四市，入海余脉则构成舟山群岛的中国东南历史文化名山——浙东天台山，是中日韩三国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素有“仙源佛窟”之美誉。她对中外佛像艺术曾作出重大贡献，现在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天台山佛像艺术具有“历史悠久、工艺精湛、个性鲜明、影响深远”四大特点。 一、历史悠久 天台山佛教的传入始于东汉末年。在今仙居境域建立的石头禅院，是迄今文献记载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寺院地，建于献帝兴平元年(194)，为江南梵刹之始。据清《(康熙)仙居县志》载：“大兴教院(在)县东十里，石牛之北，东汉兴平元年建，初名石头禅院，宋开宝(968-976)间改今额。襟山带溪，清幽岑寂，旁有石壁高十余丈，镌大‘佛’字，放生池在其前，国朝康熙间僧性磊、性彻挂锡于此。”这所寺院一直延存至20世纪60年代。近年在文物普查中，台州地区考古人员于该寺遗址发现红陶花卉图案圆形瓦当，泥质灰陶绳纹、印纹等陶器碎片，晋代“四出”圆钱纹墓砖等，证明东汉时确曾建过寺院。 东汉末佛教的传入，很可能与当时小乘学者、佛经汉译创始人安世高入会稽有关。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安清传〉载：安世高，名清，安息国王子。汉建和初年弘传小乘禅学，并翻译佛经。因“灵帝之末，关洛扰乱，乃振锡江南”，游历了江南之豫章、浔阳、会稽等地。时有南阳韩林、颖川大业、会稽陈慧三家传其禅学。当时石头禅院为章安县地，同属会稽郡。故安世高之禅学传入亦在情理之中。若果如此说，那安世高不仅是天台山佛教最早的传播者，而且还是江东佛教最早的传播者。 孙吴时期，赤乌十年(247)康僧会到达吴国，是江东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康僧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创建初寺。又从会稽陈慧受安世高的“安般禅”，并助其注解安世高所译之《安般守意经》。其《安般守意经序》云：“此经世高所出，久之沈翳。会有南阳韩林，颖川大业(《全三国文》作皮业)，会稽陈慧，此三贤者，信道笃密。会其请受，乃陈慧注义，余助斟酌。”①孙吴政权的支持，使“大法遂行于江左。”②在佛风东渐的形势下，赤乌年间，天台山已建有广化院、演教院、广孝院、兴福寺(以上在今黄岩区境域)、兴教院、资福院、正德院(以上在今天台县境域)、正德院(在今嵊州境域)8所。其中，演教院、兴教院、资福院、正德院(在今嵊州境域)均建于赤乌二年(239)，早于康僧会的建初寺。由于年代久远，这些寺院与创建者均已湮没无闻③。唯临海博物馆藏品“建衡三年(271)佛像砖”两张拓片和西晋青瓷“魂瓶”盖上的佛像可以佐证这一段历史。 。“建衡三年佛像砖”的佛像风格属秣菟罗系统；1990年，临海博物馆征集到一只西晋初年的青瓷魂瓶(又称谷仓)盖，出土于该市涌泉区红光镇下百岩村。魂瓶盖残高18厘米，釉色淡青，色泽均匀。用堆塑手法塑成上中下三层，瓶盖下层人物堆塑中，有一佛像，后有头光，手作“法界定印”，结跏趺而坐于莲台之上，风格近似犍陀罗系统。在建筑和工艺品上出现佛教造像，一方面反映了佛教已深深地融入台州社会民俗之中，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台州佛像艺术的源远流长。 二、工艺精湛 1800多年来，天台山佛像艺术以石雕、木雕工艺精湛而名扬中外，堪称“中华一绝”。 石窟造像以天台新昌大佛寺的弥勒为代表。该寺内有一尊雕于南朝梁天监(502-519)年间的弥勒大佛，系集僧护、僧佑等僧人17年之功，并受到始丰(天台)县令陆咸和梁建安王的资助而成，是浙江现存最大最古的石刻造像。原为立像，依山而凿，后改坐像。现存石像为方脸长耳、螺发内髻，上额宽广，眉眼细长，方颐薄唇，身躯丰满；穿袈裟而袒胸，双手掌心向上交叠于胸前作“禅定印”，双足盘曲作跏趺坐式，安坐于高195米的莲台上，造型庄严，体态匀称，衣纹流畅，风格写实。身后的背光，分头光与身光上下两重。大佛高1335米，两膝宽1060米，仅耳部即达27米，称其大佛，名实相符。当时著名的文学理论评论家刘勰，为此撰写了《梁建安王造剡城石城寺石像碑》。 线刻造像以天台山国清寺的七尊隋代线刻造像为代表。1935年，国清寺僧雇工修理隋塔，于塔内发现了刻铭“导师、弥勒、药王、文殊、普贤、观世音、大势至”七尊隋代线刻造像，皆为石质，每尊高130厘米、胸宽43厘米，造形优美，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线刻纤细有致，刀法流畅奔放，脸部丰满圆润、头莉莲花冠，顶有光环，冠上宝缯下垂至肩，颈饰串珠，胸挂缨珞，帔帛由两则下垂交于两腿间，帔帛交叉处一菊花结服饰，均跣足立于莲台之上，体现了隋唐画风转变期的特点，系我国佛像艺术的珍品，现镶嵌于该寺三圣殿两厢房内。1956年，著名文史学家、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至天台山考察，断定为隋代之物，并将佛像拓片带回北京。 脱胎干漆造像以日本唐招提寺开山堂内鉴真彩色坐像为代表。鉴真系佛教天台宗第五祖章安灌顶的再传弟子，唐代东渡日本后，其弟子、台州开元寺僧思托为鉴真制作了一尊坐像，像高081米，形体大小与真人相仿。面颊含笑，双唇紧闭，表现了鉴真坚忍不拔、夭志不渝的坚强性格。思托采用传统的干漆夹工艺雕刻而成。干漆夹工艺，分“脱胎干漆”和“木心干漆”两种。前者系在泥塑上敷以麻布，再涂漆反复多次，待干燥后，去泥而空其外壳，后者系在木型上涂漆而成。这种干漆像分量轻，造型厚实稳重，被誉为“唐招提派”。思托制作的鉴真干漆夹坐像，造型优美，线条柔和，夹艺术炉火纯青，为日本美术史上最早的肖像雕塑。今已定为日本国宝，受到特别的珍视和保护。现天台山中华佛教城所制作的佛像，畅通销于东南亚及欧美等国，其工艺仍为传统的干漆夹艺术。 木心干漆佛像以日本嵯峨清凉寺旃檀佛像为代表。京都嵯峨清凉寺高大周然(938-1016)，于983年入宋，八月到浙江台州，住开元寺。九月，去天台山国清寺，再参拜新昌大佛，后北上北宋京城汴梁，受宋太宗召见，赐紫衣，授“法济大师”称号。于984年再回到天台，邀请当地工匠张延皎、张延袭兄弟刻成优填王释迦瑞像。986年，他带着佛像回到日本，这尊佛像一直供奉在清凉寺，成为日本的国宝。 这尊梅檀佛像高约160厘米，用中国的魏氏樱桃木雕成，雕像身着通肩袈裟，衣纹呈茶勺线状，头发涡状卷折，这是典型的印度式样。佛像的右手曲壁伸五指，施无畏印相，左手微曲下垂，结与愿印，舟形的背光透雕莲花、唐草和十一尊化身佛。佛像座刻有“唐国台州开元寺僧保宁”字样。1954年，在这尊佛像腹内发现文书、经典、版画、工艺品26类200余件文物，中有天台山僧尼喜舍的“绢制五脏”，宋代画院画家高文进原刻版画，大周然弟子鉴端所撰的《瑞像造立记》等，是研究宋代天台山佛像艺术重要的实物史料④。这尊佛像由于具有印度佛像的特征，带到日本以后被称为“清凉寺式”。至今日本的唐招提寺、西大寺、极乐寺、延命寺等都还保存这种式样，成为日本佛像艺术中的一支有代表性的流派。 三、个性鲜明 陈隋之际，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宗派——天台宗，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形成。佛教的中国化也促进佛像艺术的中国化，体现在“观音文化、罗汉文化”的普及和天台山佛教人物进入了佛像的艺术殿堂。 观音文化源于佛教天台宗的宗经——《妙法莲花经·普门品》，随着天台宗在海内外的广泛传播，“慈航普渡”的观音成为中国妇幼皆知的菩萨形象。东晋时天台山北麓嵊县(今改嵊州)戴逵父子就制作过观音佛像。天台山国清寺内七尊隋代线刻造像中的观音形象已为女性。晚唐日本佛教天台宗高僧慧萼从五台山请回观音佛像，乘舟至普陀山为风浪所阻，遂建“不肯去观音院”，成为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开山。今普陀山已成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罗汉文化罗汉应真故事在最早见诸中国佛教史籍的是梁释慧皎的《高僧传·昙猷传》(卷12)，该传记载了佛教罗汉应真于天台山石梁桥的灵异故事，此为罗汉信仰的滥觞。其后随着佛教天台宗的创立与传播和历代帝王的崇尚，天台山石梁方广寺成为佛教五百罗汉的应真之地。吴越王钱亻叔下旨在石梁方广寺首造五百罗汉铜像，并设立斋地，天台山高僧德韶弟子延寿曾作诗六首纪其事，诗为《全唐诗》所收录。雍熙二年(985)，宋太宗敕造天台山万年寺五百罗汉像。明天启元年(1621)，九门提督徐贵等资造梁五百罗汉铜亭，高13米，宽1米，以“风磨铜”(合金)制作，工艺精美，历“文革”劫难，今存石梁中方广寺。今天台山国清寺五百罗汉堂、大雄宝殿内的十八罗汉(系元代文物，质地为楠木)，石梁下方寺的小型金身的五百罗汉(近百尊，系明代文物，质地为檀香木)，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天台山的“罗汉文化”，不仅有罗汉雕塑、罗汉地名、罗汉植物、罗汉诗文，而且还有罗汉信仰、罗汉风俗；南宋时，日本佛教曹洞宗创始人道源更是将天台山罗汉风俗中的“罗汉供茶习俗”传到了日本永年寺，至今犹存。 高僧佛化高僧佛化实质上是佛像艺术的中国化，天台山高僧佛像化的主要代一表为唐代的寒山、拾得、丰干，五代的契此和南宋的济公。唐代高僧寒山、拾得、丰干，前者隐居天台寒岩，被胡适誉为“中国最早的白话诗人”；后两位系天台山国清寺僧。《宋高僧传》首先将三人分别作为“文殊、普贤、弥勒”的化身，寒山、拾得、丰干由此登入佛像艺术殿堂。此后历代佛教史籍均承此说，今天台山国清寺内还有“三贤堂”，苏州寒山寺有“寒拾殿”，均奉“三大士像”。寒山拾得因受人喜爱，成为“和合二仙”，进入“寻常百姓家”。 五代时的契此，天台山东麓奉化人，即佛像艺术中与观音佛像齐名的“布袋和尚”。时人形容：“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事”；系汉化弥勒音容笑貌之真实造型。从天台山北麓新昌大佛寺“法相庄严”的弥勒佛，到南麓园清寺“唯曰随缘”的丰干弥勒，再到东麓奉化“笑口常开”的契此弥勒，形象地反映了弥勒佛像中国化的历程。 南宋时“鞋儿破，帽儿破”的天台罗汉济公李修缘，与奉化契此弥勒一样，同属“寓庄于谐”的喜剧式的佛像造型。他在“十八罗汉”中是第十七罗汉——“降龙罗汉”，在“五百罗汉”中，不是“单身罗汉”(如天台赤城山济公院)，“过道罗汉”(如苏州戒幢寺)，就是“梁上罗汉”(如北京碧云寺)，是最受信众青睐的“活佛”。随着小说《济公全传》和电视剧《济公》的传播，这位“寓庄于谐”的鞋、帽、衣、扇“四破”的喜剧式佛像，不仅遍及大江南北，而且远渡大洋彼岸。高僧佛化，缩小了人佛间的时空，拉近了人佛间的距离；频添了佛像艺术的“烟火味”，促进了佛像艺术的“个性化”。 四、影响深远 天台山的佛像艺术可分为“古代佛像艺术传播期”和“现代佛像艺术传播期”两大阶段。 古代佛像艺术弘传期主要在唐宋两朝。唐代鉴真与弟子思托等东渡日本，揭开了天台山佛像艺术文化输出的序幕。思托等采用干漆夹工艺制作的“鉴真彩色坐像”、“丈六卢舍那坐佛”是日本美术史上最早的雕塑，今定为日本国宝，被誉为“唐招提派”。唐贞元二十年(804)日本高僧最澄赴天台山求法，翌年归国时，在带回天台宗典籍的同时，也携回不少佛像，后在比睿山创立了日本佛教天台宗。此后其门裔圆仁、圆珍、圆行、宗睿等分别入华至天台山等寺求法，他们均仿效祖师最澄，携归不少佛经和佛像。圆珍还在日本比睿山圆城寺中创设“唐院”，专门收集中国佛像；圆仁在入唐求法中，带有随行画师、专门临摹佛像。天台宗传入日本后，在促使日本佛教由“城市佛教”向“山岳佛教”转变的同时，使天台山佛像艺术在日本开花结果。 宋代是天台山佛教天台宗和禅宗“并峙”的时代。日本天台宗高僧大周然、成寻、寂昭，日本禅宗高僧重源、荣西、道元、圆个辨圆、心地觉心、无关普门、彻通义介、寒山义尹等，承唐代遗韵，至天台山求法巡礼，络绎不绝。大周然在台州模刻的檀佛像，被誉为“清凉寺式”；重源、俊大周等带回的罗汉像画等，促进了“唐绘”向“大和绘”的转变，对日本写实绘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⑤。 现代佛像艺术弘传期底蕴深厚的天台山佛像艺术文化，为现代佛像艺术弘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天台山现代佛像艺术弘传者以汤春甫的天台山中华佛教城为代表。 天台山中华佛教城前身为天台山美术馆，其创建者汤春甫生于天台山，那里佛像庄严，殿宇雄伟。他从小耳濡目染，便与佛教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6年，汤春甫将多年积蓄买成樟木，聘请艺术雕成佛像，作品在国外引起重视。嗣后，为研究佛像制作艺术，汤春甫足迹遍及大同云岗、敦煌莫高、洛阳龙门、四川大足、天水麦积山等全国各大著名石窟。1984年9月，他创建了天台山美术馆，18年来，由天台山美术馆到天台山中华佛教城制作出大小佛像18000余尊，流通于世界五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天台山中华佛教城制作的佛像，采用千年优质香樟，经烘干、雕刻、保香、水磨、贴金、罩漆等四十八道工序而成，具有不蛀不霉、不变形、不开袭的优点，造型艺术，集众家之长，头部造型具有大同云岗石窟雍容丰满、庄重慈祥的特色，身材造型具有敦煌莫高窟线条柔和、流畅的浪漫色彩，底座造型则体现了天台山古朴雄浑、厚实稳固的厚实风格。又向国际专利局申报了八种佛像制作专利。这是我国建国以来佛教造佛史上的第一次。 天台山中华佛教城制作两尊佛像艺术精品“千手观音”，更是“中华一绝”。一尊高达268米，用材千余立方，历时三年精工细刻而成，创造了中国木雕大佛的最高纪录。今已横渡台湾海峡，成为台湾佛像艺术的珍品。另一尊高达34米，造型优美，线条流畅；1999年周游列国后，已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所珍藏。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在黄金时段和主要版面竞相作了报道。 注释： ①梁释慧皎：《高僧传·安清传》。 ②梁释慧皎：《高僧传·康僧会传》。 ③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28《寺观》。 ④载《佛教考古学讲座》，上原昭一：《胎内纳入品》，日本雄山阁出版。详见金申《日僧大周然在台州模刻檀佛像》论文。 ⑤周琦：《天台山与日本文化交流》，载《东南文化》1990年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