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历史上的中国佛教
　　中国佛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久，传布范围最广，影响深远，包罗万象的思想运动和文化运动。它自公元一世纪扎根于中国，以后不断吸收西域和印度新兴学说和学派的成果并和民族传统文化结合而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形成了汉语、藏语和巴利语三大系统的佛教。如果我们把自公元前四世纪开始(佛灭后百余年)至十二世纪为止的一千五六百年的印度佛教历史平均分为三个时期，则汉语系佛教囊括了第一二两期的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以及第三期秘密佛教的根本部分；藏语系佛教译传了初期佛教的律典以及二三两期的绝大部分经论；巴利语系的佛教基本上使用巴利语原典，也有一部分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由此可见，现在流传于中国的三个语系的佛教可以说是全面地继承了印度历史上的三期佛教。
　　但是，中国的佛教除了巴利语系佛教以外，汉藏两语系的佛教都有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加以丰富发展的特点，其突出的表现是各种学派和宗派的繁兴，如汉藏两个语系都能列出十个以上的大小派别。其次是汉藏两语系的佛教在戒律上仍奉行声闻乘的戒律，并用大乘教义进行解释；在信仰上完全奉行大乘的教义，所以不存在大乘和小乘之间的争论。其三，自公元一世纪中佛教传入中国后历代王朝大都对佛教采取保护和帮助其发展的政策，在法令上使出家僧徒和寺院享受某些特殊待遇，僧徒的生活原则上由国家提供一定的保证。其四，中国历代大多数帝王都给予佛教的高僧以极崇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封他们为国师、帝师、活佛等。其五，佛教在中国与其它教派、学派(如儒学、道教)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是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这和印度的佛教与外道始终处于敌视、对立和激烈斗争的情况不同。其六，佛教渗入到中国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自晋朝以来，中国的诗歌、绘画、书法、雕塑、石刻、印刷、建筑等无不受到佛教的影响；对医药和历算的发展佛教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音乐、戏剧、小说等的发展同样受到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佛教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达千年之久，而宋明理学则是在禅宗思想的直接启发下兴起的，所以学者们认为理学实际上是变相的佛教禅学。其七，中国佛教的教义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广的。我们最近初步估计了一下，发现通行语言中常用的成语约有一千余条都发源于佛教。其八，中国佛教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传播到其他国家和民族又都形成兴旺发达的局面，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历时最长的，以和平方式传播的，强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以上的情况大都经过近代中外学者的研讨，著述如林，这里就不详述。本文想再就中国佛教的典籍、翻译和人间佛教三个问题略作申述。
　　(一)佛教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是两部巨大的佛教文献总集。这两部总集基本上反映了印度佛教典籍的全貌。我们知道汉译声闻乘三藏俱全，和巴利语三藏比较起来只论藏有所不同，而律部还多出三个部派的律藏和北传的大量论典，所以是很完全的。大乘经典的数量，在印度没有确切可靠的记载。我们从龙树的《大智度论》中得知印度当时十万颂一部的大经有六部，可以估计为七十万颂。公元581年阇那崛多至华，传说西域的遮拘迦国(今新疆西南部)的山窟中藏有十二部大经各“减十万偈”(即不足十万偈)，可以估计为一百万颂，中国现存的汉译大藏经约有大乘经典2000卷，玄奘译660余卷合二十余万颂，其余1330余卷中陀罗尼藏500余卷多为小经，仍依玄奘译文标准计算约合十六万颂。其余大乘经700余卷，按每卷八百颂计算，约合五十六万颂。三者总约九十四万颂，与上文估计相合，可见汉译大乘经和印度流传的大乘经大体相同。藏译大乘经基本与汉译相同，只在秘密藏中增译了相当数量的晚期流传的怛特罗经典，也包括了印度怛特罗佛教的全部。至于大小二乘的论典综合汉藏两译看来，也包括了印度传世著作的全部，在汉译中有印度失传很早的《大智度论》和《大毗婆沙论》各十万颂的巨著。总的估计，汉译除大乘经百万颂外，另加小乘经律二藏约五十万颂，大小二乘的论藏约五六十万颂，共二百余万颂。藏译经论约二百五十到三百余万颂。比汉译稍多，但不是通常说的多几倍。汉藏二译互补接近四百万颂。
　　(二)近代因为巴利语的三藏完全保存，梵语的佛典也陆续发现一部分，学者们利用汉译和藏译进行对比研究，这是完全必要的，中国的译经其规模的盛大隆重和工作的严肃认真较之印度的结集可说是承规继步、后先辉映。如鸠摩罗什译场就集中义学沙门达三千人。其后六七百年中由国家主持的译场都集中全国最著名的高僧和最优秀的文学家襄助译事。因此，译出的经典文字本身就是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受到朝野人士的欢迎和喜爱，所以能立即风行传诵，产生极其广泛的影响，促进民族文化的普及和发展。藏文的译经基本上采用直译法，其精确度使近世学者十分惊叹倾服。汉译佛经则以直译为主，兼采意译之长，应该说是最理想的翻译。我们知道，古汉语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3000年)和使用人数最多的活语言，其结果自然使每一汉字的内含十分丰富，所以是表达佛教精微奥妙思想的最适宜的载体。近代中外有些学者对汉译佛经的意译色彩和依汉译发展的宗派学说表示异议，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佛陀允许和鼓励信徒依个人的理解来解释佛语，只要不违背“三法印”或“一实相印”和不背离“四依”的要求就行了。
　　总的说来，汉藏两译的大藏经是在一千余年中集合中、印和中亚地区各民族的最优秀的大师、学者和文学家以高度的宗教热忱，极高的文艺才华，最艰巨的超人努力所塑造成的人类文化丰碑，其历史价值和意义同梵、巴佛典一样都是人类不朽的精神财富。
　　(三)我国佛教界为发扬佛陀利生济世的精神，主张提倡以人为中心的“人间佛教”思想。事实上，人间佛教这一思想并非后人所创立，在《增一阿含》中佛告天帝释，“我身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得佛。”中观宗之祖龙树在《大智度论》提出，“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瑜伽宗的祖师弥勒和无著在《瑜伽论》和《大庄严经论》中提出菩萨若不学习“五明”就不能证得一切智智。尤其是《大庄严经论》中提出化身佛教化众生的四种示现以工巧为首。大乘的这些积极入世的光辉思想传译到中国后，为历代的佛教大师所继承和发扬，力求使佛教思想和民族优秀传统进行有机的结合，使佛教的思想精神能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身心活动和社会实践中。隋唐时期在中国建立的几大宗派几乎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和倾向，其中尤以禅宗最为出色，他们高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法印，使佛法与人生打成一片。中国佛教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增强了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人间佛教是原始佛教本来具有的思想，不过在中国大乘佛教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和体现罢了。这个思想运动已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程，它在佛灭后的第三个五百年中(隋唐时期)以汹涌澎湃的气势席卷了整个东亚地区，在各个不同语言的民族和国家中都结出令人称羡的丰盛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