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藏族传统的禁忌文化对生态环境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贡献（二）

　　作者：华锐、东智

　　来源：《西北民族研究》

　　（续前）

　　禁忌文化对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贡献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及，藏族禁忌文化根植于藏族历史文化的肥沃土壤，并为了适应本民族自身生存和发展之需要，有一定的物质经济基础。对它的产生、发展乃至实质作用，我们应该有一个公平、合理的看待，不能一言肯定是迷信的或是消极的，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博拉斯所说：“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个文化的独特之处都不会相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民族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并指出：“像文化这样复杂的现象是不可能有绝对体系的，绝对现象体系的提出，总是反映出我们自己的文化。”为此，笔者认为，藏族传统的禁忌文化作为历史的产物，其特性决定于本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我们不但要看到它消极的一面，而且要评判出它积极的因素。以下就禁忌文化（尤其是宗教禁忌）对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积极贡献作一阐述。

　　从藏族众多的宗教禁忌中，我们不难总结出人们的一个最基础的信仰观——“万物有灵”。人们深信万物都有灵气、万物都有灵魂，把自然力人格化。认为自然灵魂的存在形式是各种各样的，诸如神灵、生灵、死灵、幽灵、动物灵、植物灵、矿物灵、妖怪、恶魔、妖精等等。而且在苯教徒眼里，天上、地下、地上以及动植物身上，太阳、月亮、湖泊里甚至在每一棵树上，都有灵魂存在，这些精灵或称灵魂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幽灵。这就是藏民族的“万物有灵”信仰观。佛教传人青藏高原后，虽然与苯教在教义上进行过长期的斗争，苯教思想体系也受到了佛教意识形态的威胁和冲击，但“万物有灵”的思想作为土生土长的基本信仰观，仍然在广大民众中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基础。任何文化都有它的传承性和互融性，或许恰是这一缘故，藏传佛教取代苯教后，在自身教义中也有近似于“万物有灵论”的思想和主张，如“六道轮回”、“活佛转世”等学说。这些学说实际上也是在宣扬“灵魂不灭”和“灵魂存在”的思想，自然与苯教的“万物有灵论”不谋而合、融为一体。这一思想的融合使之成为一股强大的信仰文化力量，不但左右着人们的生活，而且在社会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作用的实质主要反映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之中，而支撑这一关系的就是藏族的众多禁忌文化。

　　法国文化人类学家杜尔克姆指出：人有两种意识，一种是个人的，它表现了每个人富有特征的意识形态；另一种是整个社会集体共有的，它不会随着个体的主观意愿而改变或者消失，是由社会强加给个人的意识。并说：宗教是集体情感与观念的沟通关系，在仪式上，人们发泄感情，交流思想和感情等；宗教是规范社会关系的手段，如增加社会道德规范的权威，使人们产生向心力，加强团结。在藏民族千百年的发展史上，人们崇拜大自然的神怪精灵，在这一集体意识形态和巨大向心力的支配下，深信千万不能触犯这些精灵，否则就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和不幸。是故，藏族禁止乱砍林木，禁忌污染水源、空气，禁忌打捞水生动物，（如果看见某人在钓鱼，会主动去劝其放弃杀生之动机，甚至用自己的钱来买下鱼然后放人水中让它自由生活。）禁忌打捕野生动物、杀生，禁忌随意铲除草坪、挖土，禁忌在山上乱采矿物等等。因为，乱砍树木会得罪天神，就要下冰雹；污染水源、空气，打捞水生动物，会触犯水神，天就要干旱；随意铲除草坪、挖土、采矿，会触怒地神，它会放出虫来吃庄稼。而且认为，这些花草树木、山石湖水、飞禽走兽都有灵魂，有灵气，是善是恶谁也很难着摸，生活中人们只能敬奉，不可触犯。所以说，藏族的禁忌文化不仅对一切动物持爱惜之心，而且对人类自身生存环境中的一草一木、山川河流都加以特殊保护，这无疑对保护自然、维持生态平衡、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重大的贡献。这一贡献不但表现在藏区的昨天和今天，而且将对藏区未来的开发和建设起不可估量的作用。

　　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藏区乃至我们人类当前面临的重大科题之一。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就“十五”计划纲要作报告时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五”期间要突出重点，搞好开局，着重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藏区的开发离不开一个优越生态环境的辅助，而这一优越环境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来建立，这里面，树立牢固的环境意识尤为重要。而藏族传统的禁忌文化正好从思想人手，让人们在自觉和不自觉中逐步树立起了“环境意识”，“绿色生态意识”。这种“意识”一是形成的时间长，有很强的稳定性和牢固的社会性，二是自愿性强，它不但反映在藏族社会的过去，而且将展现在藏族社会的未来。可以说，这些禁忌文化所反映的思想一方面在描述和注重美妙无穷的“极乐世界”，另一方面也缔造着“人间天堂”：将花草树木、山石湖水、飞禽走兽当作特殊保护的对象，希望人世间如同仙界，草木茂盛、鸟语花香、溪水常流、人民安居乐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逐步相应规定或产生了种种禁忌并让人们世代相传，永不触犯。从总体上看，这就是藏传佛教文化本身的出发点—弃恶扬善。许多禁忌也正好劝导人们一切从善，告诫人们如何修身养性、如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便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藏族的宗教禁忌中有不准捕杀“放生”牲畜的一条禁律。与此相近，在藏区也有“放生”森林，即在每棵树上系白羊毛，意示树也是生命，是有灵魂的物体，现已“放生”，禁止砍伐。由此可见，许多禁忌文化不尽是消极的、唯心的，我们应该从中认识到一些道理，在批判唯心主义消极思想的同时，也要发掘其消极思想背面的一些积极因素。正是在“万物有灵论”这一宗教思想意识的长期熏陶下，禁忌文化在保护本地区的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确做出了特殊贡献。从这一贡献来看禁忌习俗文化，它不但有公益性行为的准则，而且具有超前意识之功效。回顾藏族禁忌文化的产生、发展历史和它对社会的实质作用，看看当今社会与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不是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吗？

　　笔者置身于人称“第二西藏”的甘肃拉卜楞。拉卜楞地区以闻名遐迩的拉卜楞寺的存在而名扬天下。这里不但是安多藏区主要的宗教文化中心，而且已成为国内外旅游圣地。就在拉卜楞寺对面山上有一片茂盛的森林，当地僧俗群众称之为“禅林”。相传，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山，没有森林，第一世嘉木样（拉卜楞寺寺主）大师于1709年开始建寺时，将自己的头发散布于山上，此后便成了森林。实际上，此森林是嘉木样大师亲自领僧众栽培的，此后年年栽植，便成了今日约有一千多亩的森林。藏族虔诚于“佛法僧”三宝，禁忌对“三宝”持有丝毫的不敬和触犯。因为是嘉木样“仁宝钦”（意为“宝贝”）亲手栽培的，传说中又是“仁宝钦”的头发，所以，这片“禅林”至今没有受到一点破坏，成为拉卜楞地区旅游的一大景观，也成为广大僧俗民众珍爱保护的对象。从这些典型的实例看藏族传统的禁忌文化，它为维护藏区的生态平衡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环境的维护在藏区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得到了基本协调，相比其他地区，两者相处是比较和谐的。今天，西部各族人民已经踏上了大开发的征程，我们应该抓住这历史性的机遇，通过多种途径，弘扬传统文化之积极因素，为西部的发展和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