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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寺佛塔地宫鎏金银捧真身菩萨造像内涵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在法门寺佛塔地宫出土的众多稀世珍宝中，有一件造型精致、纹饰绚丽的鎏金银捧真身菩萨造像，堪称唐代金银器的精华、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佳作。此尊造像位于地宫中室第四道门前，出土时盛装于一个银棱檀香木函内（已朽坏）。菩萨造像成形采用铸造、搥揲、錾刻、鎏金、镶嵌等多种制造工艺，通体纹饰鎏金，富丽堂皇。这座造像面世以来，学界曾高度关注，多有论述。在《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面世以后，在诸家研究的基础之上，自己不揣浅陋，试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菩萨高髻，头戴三尖花蔓冠，冠中錾刻结跏趺坐佛一尊，两边嵌珍珠团花一朵，周边串饰珍珠。上身袒露，斜披帛巾，臂饰钏，腕饰珍珠。面相宁静，佛发染成蓝色。两臂曲伸，双手捧置錾刻发愿文的鎏金银荷叶盘。下着羊肠大裙，双腿左屈右跪于莲台上。颈胸佩戴串饰珍珠璎珞。荷叶盘内发愿文匾呈长方形，有匾栏，长112厘米，宽84厘米，栏上贴饰16朵宝相花，衬以蔓草，内饰联珠纹一周。匾上錾文十一行六十五字：“奉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敬造捧真身菩萨，永为供养，伏愿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咸通十二年辛卯岁十一月十四日皇帝延庆日记”。金匾两侧以销钉套环与护板相连，护板长方形，长66厘米，宽35厘米，边沿饰一周几何纹样的草叶，内外沿各饰联珠一周，护板中镂空成三钴金刚杵，四周衬以缠枝蔓草。菩萨底座分三层，上层莲座呈钵形，顶面八曲，边饰联珠。仰莲座顶面与底面均錾刻梵文。腹壁由上至下饰四层仰莲瓣，每层八瓣，上两层莲瓣内各一尊有首光或背光、结跏趺坐、手执莲、捧琴的供养菩萨或声闻伎乐，两侧衬以缠枝蔓草，鱼子纹底。中层为鼓形束腰，顶面与莲台焊接，底部和覆莲座套结，腹壁分别錾刻执剑、持斧、托塔、拄剑的四大天王，鱼子纹底，余白处上下对称，錾三钴金刚杵。底层覆莲座呈双层覆钵形，外层上部饰一周八瓣覆莲，每瓣内各錾一梵文；中部饰八瓣桃形火焰光圈，内錾结跏趺坐、三头六臂的不动、大威德、降三世、马头、无能胜、大轮、步掷、大笑八大明王，底衬流云纹。座下有立沿，饰联珠纹与莲瓣纹各一周。内层中心錾十字三钴金刚杵，两侧各有一飞龙环绕，并衬流云纹。通高38.5厘米，重1926.7克。菩萨高21厘米。
据地宫出土《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账碑》记载，菩萨为唐代高僧澄依所供养。“诸头施到银器衣物共九件：银金花菩萨一躯并真珠装，共重五十两并银棱函盛，银锁子二具共重二两，僧澄依施……”另据发愿文所记时间可知，菩萨造于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十一月十四日，为懿宗的三十九岁生日。“懿宗死于咸通十四年七月十九日，享年四十一岁，咸通十五年（僖宗乾符元年）二月葬于简陵。”①澄依其人僧传无载，但他能在皇帝延庆日造银菩萨以献懿宗，可见其与唐懿宗交情非浅，为晚唐京都长安某寺的密教高僧也不无可能。 这躯菩萨造形精美，质地贵重，纹饰绚丽，为晚唐金银佛造像的绝代佳作。菩萨是按照佛教密宗仪轨而制作，通体纹饰带有浓郁的密教色彩。菩萨三层底座实则为密教供养之曼荼罗坛。曼荼罗汉译曰坛、道场，意为轮圆具足或聚集之义。即筑方圆之坛安置诸宗于此，聚集具足诸德成一大法门，如毂辋具足而成圆满之车轮，以为祭供。这里是把地上之曼荼罗照搬刻铸于金银器上。这个曼荼罗实为密教四曼荼罗（大曼荼罗、三味耶曼荼罗、法曼荼罗、羯摩曼荼罗）中之大曼荼罗。《演密钞》卷二曰：“曼荼罗是圣贤集会之处，万德交归之所。”《秘藏记本》曰：“曼荼罗谓三密（身密、口密、心密）圆满具足义也。一切贤圣，一切功德之集会处即名曼荼罗，故其贤圣之身形或言语或持物誓愿等亦名为曼荼罗。此以其一一轮圆具足之在故也”。
统观菩萨整体造像，应属于密教的“金胎合曼”，即胎藏界曼荼罗与金刚界曼荼罗合二而一，又称“金胎不二”。菩萨花蔓冠中造像是胎藏界毗卢遮那佛；钵形底座顶面三行梵文应是大日如来三密真言；底面錾刻梵文五字为金刚界成身会曼荼罗五方五佛种子；钵形上两层莲瓣中錾刻的十六尊造像，应属于金刚界成身会曼荼罗中的四波罗密、内四供养、四摄、外四供养十六尊菩萨身，即中央大日如来定门十六尊亲近菩萨身；下两层莲瓣因太小，无法錾刻佛像，但它应表示金刚界成身会曼荼罗四方佛之十六尊亲近菩萨身，即慧门十六尊菩萨身。覆钵形底座顶边八个莲瓣各錾刻一种子字，这八个梵文种子字表示密宗胎藏界的中央八叶院；覆钵表面錾刻胎藏界八大明王像；钵底内层双龙表示天龙八部。钵形底座和覆钵形底座中间有鼓形束腰相连，束腰表面錾四大天王像，它即表示胎藏界曼荼罗的最外院，又表示金刚界成身会曼荼罗的最外四角的四大神，又称四柱。②
底座、鼓形束腰余白处錾刻鎏金三钴金刚杵，匾文护板中镂空成三钴金刚杵，覆钵形莲座内层中心也錾刻十字交叉三钴杵纹。金刚杵是密教特有的一种法器。拿此法器可断烦恼、降恶魔，梵语谓伐折罗，原为古印度之兵器，密宗假借之，以慓坚利之智，断烦恼，伏恶魔。有单股、三股、五股、九股、大中小三品之分。常以金、银、铜、铁、石、水晶、佳陀罗木等制作，长短不一。《大日经疏》卷一曰：“伐折罗即是金刚杵”，又曰：“伐折罗，如来金刚智印”。又曰：“譬如帝释手持金刚破修罗军，今此诸执金刚亦复如是，各从一门持大空之战具，能破众生无相之烦恼，故以此况也。”《仁王经念颂仪轨》卷上曰：“手持金刚杵者，表起正智犹如金刚”。《诸部要目》曰：“不持金刚杵念颂，无由得成正果。金刚杵者，菩提之心义，能禳除断去常二边，契中道，中有十六菩萨位，亦表示十六空中道，两边各有五股表示五佛五智义，合起来亦表示十波罗密，能摧十种烦恼，成十真如，便证十地”。综上所述，地宫出土的这件捧真身菩萨是一尊密宗造像。
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帝王昏庸，国势衰微，新嗣皇帝佞佛之举有增无减，其中虽有武宗毁佛之壮举，最终还是不能遏制佛教在中土的大发展，唐懿宗咸通年间大规模的迎奉法门寺佛骨舍利耗费资财之巨，宪宗元和之时远不及此。这躯菩萨造于咸通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唐懿宗延庆日，似专门为迎奉佛骨舍利而造。据地宫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记载，武宗在会昌年间毁佛时，对法门寺给予了毁灭性的破坏，“洎武皇帝，荡灭真教，坑焚贝多，衍天宪者，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盖君子从权之道也”。直到咸通十二年八月十九日，“缘谢而稳，咸兆斯来，乃有九陇山禅僧师益，贡章闻于先朝，乞结坛于塔下，果获金骨（灵骨、真骨之义），潜符圣心，以咸通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得舍利于旧隧道之西北角。”咸通十三年四月，懿宗下令，诏迎法门寺之佛骨③。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诏长安两街大德僧众群臣官宦数十人赴法门寺迎奉佛骨。四月八日，佛骨到长安后，懿宗亲率文武大臣于安福门迎拜，佛骨留禁中三日，后供于长安诸寺。此年十二月十九日，僖宗诏还佛骨回归法门寺，咸通十五年正月初四日，瘞埋佛骨于塔下重修地宫石室内④。从以上时间推算，佛骨重现于咸通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菩萨造于此年十二月十四日，应是为后来迎佛骨舍利而作准备。菩萨发愿匾文有“敬造捧真身菩萨永为供养”字句，以此文推测，佛骨入禁中大内或供奉于长安诸寺，当置于菩萨所捧的荷叶盘内。舍利回归法门寺后，盛贮于懿宗、僖宗所供奉的八重宝函、五重宝函等内，捧真身菩萨亦装于木函一并藏入地宫。因此，这躯菩萨在咸通年间奉迎佛骨舍利盛典活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菩萨的底座内层中錾刻有十字交叉的三钴金刚杵团花，外绕两条飞龙，衬以流云纹。这一组图案在此似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从密教曼荼罗供养来看，它表示密教的“天龙八部”。十字交叉三钴金刚杵，密宗又称羯摩金刚杵，或称羯摩杵、十字金刚杵。常安置于曼荼罗的四角，《陀罗尼集经》卷四：“其外院四角各安置交叉二跋折罗”。《一字佛顶轮王经》卷五：“其四角各画两十字交叉金刚杵”。《大日经》卷五：“金刚杵或如优钵罗花形，有四面十二股于莲花中出股头，不相著，此名羯摩金刚杵。”菩萨底座中心的金刚杵无疑带有浓厚的密教色彩。其二，龙纹图案，源于我国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而进入阶级社会后，则是封建君主的象征，即所谓的“真龙天子”、“龙子龙孙”。另外菩萨本身就是唐懿宗的化身，自古以来，封建帝王就以“救世主”、“大慈大悲活菩萨”自居。据《物账碑》记载，这尊菩萨造像是僧人澄依奉献给懿宗皇帝的，那么，龙纹图案又表明唐懿宗以身侍佛。同时也表明佛教密宗派在当时是受宠于帝廷的，以前认为密教在会昌法难以后东渐日本，逐渐灭迹的说法还是有再探讨的必要，法门寺地宫文物的出土，表明了佛教密宗派在晚唐（会昌法难后），还是盛行不衰的。
这躯菩萨造像是唐懿宗昏庸无道、不事朝政、佞佛成瘾的历史见证。懿宗晚年，专心事佛，“懿宗皇帝留心释氏，颇异前朝，遇斋日，必内中饭僧数盈万计。帝因法集，躬为赞呗，澈（僧澈《宋高僧传》有本传，懿宗赐号净光大师，咸通年间迎佛骨时，澈为首座僧，地宫出土《志文碑》的作者）则升台朗诵，宠赐繁博，敕造旃檀木讲座以赐之。又敕两街四寺行方等懴法，戒坛度僧各三七日，别宣僧尼大德二十人入咸泰殿置坛度内”。“每属诞辰，升麟德殿法座讲论，敕赐（澈）紫袈裟”⑤。“咸通十二年十一月诞辰，命两街僧赴麟德殿讲论，赐右街僧录彦楚明澈大师，左街僧录清兰慧照大师”⑥。（彦楚、清兰为左右街僧录，地宫出土的《志文碑》和《物账碑》有记载，两人是咸通十四年迎佛骨时仅次于僧澈的重要人物），“以十一月十四日延庆节，麟德殿召京城僧道赴内讲论，而日澈述皇猷，辞辩浏亮，帝深称许，……当时号为法将，帝悦，敕号曰净光大师于咸通十一年也，续录两街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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