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简述
　　作者：竹君

　　一、引言
　　佛教大藏经是佛教[1]典籍丛书，是佛教经典的汇总。大藏经最初产生在古印度，其后在佛教文化圈各国传播、发展，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文字传本，也出现了种种不同的称谓。
　　在印度，随着时代的不同，它有“九分教”、“十二品经”、“三藏”、“藏经”等名称；在南传佛教诸国，一般称之为“三藏”；在藏传佛教区域，它分为“甘珠儿”、“丹珠儿”两大部分，并以这两个名称流传于世；在汉传佛教地区，它先后被称为“众经”、“一切经”、“经藏”，后来被统称为“大藏经”。“大藏经”这个词在梵文中找不到对应的原词。“大”表示佛教的经典无所不包；“藏”梵文原意是盛放东西的箱子、笼子等器皿；“经”，梵文是修多罗的意译，原意为贯穿。可见，“大藏经”这个词既吸收了印度佛典管理的内容，又融会贯通了中国的情感和思想，是中印文化结合的产物。 佛教大藏经作为佛教三宝中法宝的体现和代表，佛教文化的载体，不仅对于佛教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哲学、历史、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国际关系等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世界文化的瑰宝。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经历了从一个外来宗教转变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过程。整理、研究大藏经，同样也是发扬、传承我国的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在我国佛教史上，历朝历代虔心收集、翻译、整理、传写、供养、编修大藏经的佛教僧俗信徒不胜枚举。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努力，各种形态的大藏经才得以形成和发展。
　　二、大藏经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当今世界佛教的三个系统––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都有自成体系的大藏经，即南传巴利语三藏、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国内大多数论文主要集中在论述汉文大藏经，关于藏文、傣文、蒙文大藏经的论述相对较少；在研究汉文大藏经时，又以论述其形成条件、发展阶段、写本藏经的类型等方面为主，对汉文大藏经的翻译、数码化的论述相对较少。
　　（一）研究现状概述
　　一部大藏经的基本组成要素有三项：首先是取舍标准，即那些经典应该入藏，哪些该摒除；其次是结构体系，即以什么样的结构把这么多庞杂的经典有机组成起来；最后是外部标志，即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更方便地反映大藏经的结构体系，便于人们检索、查阅，便于佛典本身的管理。[2]
　　汉文大藏经以其篇幅大、版本多、历时久、包容的佛教派别多而闻名于世。南传巴利三藏和藏文大藏经虽然有其不可取代的研究价值，但汉文大藏经的价值显然更值得人们重视。
　　学者们一般将汉文大藏经从形成到如今分为四个时期：写本时期、刻本时期、近现代印刷本时期与数码化时期。
　　1、传统大藏经的保护、整理与重印
　　（1）写本时期
　　在中国古代，编纂大藏经几乎成为了一个朝代政治经济鼎盛与否的标志。只有当朝廷在征战和安民之外，尚有余力，才会修史编藏。在雕版印刷术发明、推广以前，佛经传播靠手写流传。南北朝时北方已有摩崖石刻佛经。将佛经刻凿在岩石上，达到与造像祈福的同一目的。隋代已开始用石版刻经，是为了保存佛教经典，防止战乱的破坏。“以石存经”确实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房山石经刻制于隋宋辽金时代，而同时代纸质大藏经《开宝藏》早已在战乱中散失殆尽。把经典刻在石板上，虽然利于保存，但不便阅读。
　　（2）刻本时期
　　五代、宋初，雕版事业兴起，始有佛经木刻本。
　　北宋太祖于开宝四年（971）命高品、张从信两人在益州（今四川成都）雕印第一部大藏经----《开宝藏》。《开宝藏》以书法端丽严谨，雕刻精良著称。现存的数卷为开宝年间雕造，并用宋代官用文书的黄麻纸精工刷印，是宋版精品之一。[3]后来，金、元、明、清几个朝代都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雕造藏经，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共有二十几个刻本的大藏经。
　　《开宝藏》始刻于北宋开宝四年，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雕版13万块；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共480帙，千字文编次天字至英字，5048卷；卷轴式，每版23行，每行14字，版首刻经题、版数、帙号等；卷末有雕造年月干支题记。首刻全藏印本曾于北宋雍熙元年（984）由日本沙门奝然传入日本。此后，还经过三次比较重要的校勘修订和不断增入宋代新译及《贞元释教录》入藏的典籍，形成三个不同的版本：①咸平修订本。北宋端拱二年（989）到咸平（998～1003）年间的校订本；②天禧修订本。北宋天禧（1017～1021）初年校订本，曾于乾兴元年（1022）传入契丹和高丽；③熙宁修订本。北宋熙宁四年（1071）的校订本，于元丰六年（1083）传入高丽。
　　熙宁以后，陆续有新译本增入，到北宋末年，已积累到653帙，6628余卷，增入173帙，1580余卷。《开宝藏》以书法端丽严谨，雕刻精良著称。现存的数卷为开宝年间雕造，并用宋代官用文书的黄麻纸精工刷印，是宋版精品之一。
　　《契丹藏》约在辽兴宗（1031～1054）时开雕。又名辽藏。它在《开宝藏》天禧修订本的基础上增收了《华严经随品赞》、《一切佛菩萨名集》、《随愿往生集》、《释摩诃衍论》、《大日经义释》、《大日经义释演秘钞》、《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等当时流传于北方的特有经论译本，先后历时30余年刻成。据辽咸雍四年（1068）燕京天王寺志延所撰《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载称，这部藏经共579帙，千字文编次天字到灭字。以前并未发现有流传的印本，直到1978年修理山西应县木塔时，才在塔中发现50轴残卷；图卷轴本版式为每版24行，每行15～18字不等（也有每行字数较为一致的经卷，如《大法炬陀罗尼经》卷13，“靡”字号，每行均为17字）。
　　《崇宁藏》即福州东禅院本大藏经。福州东禅等觉禅院住持冲真发起劝募雕造。始刻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至崇宁三年（1104）竣工。全藏580函，1440部，6108卷，千字文编次由天字起至虢字止；首次采用摺装式装帧。版式为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此后的《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等7种版本大藏经都按此版式不变。
　　《毗卢藏》福州开元寺本大藏经。由该寺僧人本明、本悟、行崇等发起劝募，并得到当地信众蔡俊臣、陈询、陈靖、刘渐等的赞助；北宋政和二年（1112）开雕，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竣工。全藏595函，1451部，6132卷，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颇字。
　　《圆觉藏》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大藏经。密州致仕观察使王永从全家发愿捐助，比丘净梵、宗鉴、怀深等负责劝募雕造。约在北宋末年开雕，南宋绍兴二年基本刻完。全藏548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合字，共1435部，5480卷。经版后在南宋淳祐以后移藏于资福禅寺。
　　《资福藏》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开雕年月不详。南宋淳熙二年（1175）竣工。全藏599函，1459部，5940卷，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最字，较《圆觉藏》增多51函。圆觉、资福两藏版式相同，所收经籍基本一致，而且圆觉版后又移藏资福禅寺，两者印本不易区别，故有资福本系在圆觉本的基础上增补而成之说。这两部藏经在南宋景定以后的印本，曾陆续传到日本，各寺所藏甚多。清末杨守敬向天安寺（一说为近江国伊香郡菅山寺）购回一部（原缺600多卷），现藏北京图书馆。
　　《赵城藏》1933年首次在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发现。该藏系金代民间劝募，在山西解州（治所在今山西运城西南）天宁寺刻成。又名《赵城金藏》。发起人为潞州崔进之女法珍。相传她断臂劝募刻经，很多佛教信众深受感动，纷纷捐资协助，甚至有破产应募者。劝募的地区遍及晋南和秦西各州县。约在金皇统九年（1149）以前，于天宁寺组成“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刻造，金大定十三年（1173）完工。全藏刻成之后，崔法珍于大定十八年将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视，在圣安寺设坛为崔授比丘尼戒。二十一年，崔又将经版送到燕京，刷印流通。两年后，崔受封为宏教大师。
　　《赵城藏》的原刻版式除千字文编次略有更动外，基本上是《开宝藏》的复刻本；也是卷轴式装帧，每版23行，每行14字。它保留《开宝藏》蜀版（第一部刻印本）的许多特点，在《开宝藏》和它的另一复刻本––《高丽藏》初刻印本都散失的情况下，保存了数千卷《开宝藏》蜀本的原貌，无论在版本或校勘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
　　金末元初，《赵城藏》部分经版毁于兵火。约在元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耶律楚材主持以半官半私的名义发动其所辖官员协助并在民间劝募，同时召集各地寺院会刻字的僧人到弘法寺补雕缺损经版。补雕后的经版基本上恢复《赵城藏》旧刻的内容；千字文编次由天字到几字，共682帙，6900余卷。但工作草率，字体不一，版式也不一致。每版22～30行，每行14～27字不等，而且还杂有少量书册式经卷在内。现存的《赵城藏》系元中统二年（1261）的补雕印本，共4957卷（1952年又发现62种，162卷，此后还陆续发现过一些零散经册，现存5100余卷）。由于年久散失缺损，明万历二十年（1592），解州静林山万寿禅寺僧悟顺曾抄补若干卷；清雍正九至十一年（1731～1733），在信徒的赞助下，广胜寺又集僧俗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抄补。现存的补抄本200余卷，即这两次的补本。因系根据明代《永乐南藏》本进行抄录，编次多见错落重复。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曾发动向广胜寺进攻，企图劫走《赵城藏》。中共山西省委获悉后，派出部队进行保护，并将藏经转移到一个山洞中保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找回。由于洞内潮湿，不少卷册遭到毁损。经过十多年的细心修补，终于恢复原貌，现藏于北京图书馆。1959年9月，在西藏萨迦寺北寺图书馆发现31种，559卷卷轴式装帧木刻印本佛经，其编次和《赵城藏》完全一致。从版式、字体、刻工等方面判断，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赵城藏》输版入燕京后的补雕印本。
　　20世纪30年代，北京三时学会曾把《赵城藏》中所特有而为其他各版藏经中缺少的孤本佛教经籍46种，246卷编为上、中、下三集，缩印成32开本线装120册，分12函发行。
　　《碛砂藏》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延圣院在今江苏吴县陈湖，后改名碛砂禅寺。约在南宋宝庆至绍定年间开雕；端平元年（1234）编定并刻出天字至合字548函的目录。宝祐六年（1258）以后，因延圣院火灾和南宋垂亡，刻事曾中断30年。元大德元年（1297），由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主持，又继续雕刻，到至治二年（1322）竣工。全藏编次从天字至烦字共591函，1532部，6362卷。由于经过两个朝代的更迭和兵燹，原刻版片部分毁损，另用其他散刻本补充。因此后来的印本中夹杂元代寺院所刻的补本，甚至还附有翻刻的《普宁藏》数函在内。现存的陕西开元寺和卧龙寺的全藏（略有残缺），是在明洪武二十三、四年（1390～1391）间刷印的。1931～1935年时，曾用这部藏经影印过500部（缺失者以资福本、普宁本、景定陆道源本、亦黑迷失本和永乐南藏本等补人）。影印本《碛砂藏》共60函，593册（经文59函，591册，目录1函，2册）。全藏中函卷不详而经名缺佚者还有11卷尚未补入影印。后据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的葛思德东方书店所藏的明代补抄配本《碛砂藏》和《洪武南藏》本查对，已有9卷经名核实。
　　《普宁藏》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始刻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至元二十七年完成。559函，千字文编次由于字至感字，1430部，6004卷。大德十年（1306），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从弘法寺本藏经内（即《赵城藏》版输入燕京后的元代补雕本）选出南方版本藏经所缺的秘密经约97部，315卷，刻完编为千字文武字到遵字28函，随同《普宁藏》一同流通。最后又补入约字函的7部，6卷，收入元代沙啰巴译的秘密经轨5种，白云和尚初学记和白云和尚正行集2种。除武字至遵字的28函秘密经不计外（因详细目录佚失），应为559函，1437部，6010卷。该藏基本上是依据《圆觉藏》复刻的，版式略小，但刻工精巧细致，装帧古朴典雅。
　　《弘法藏》相传刻于元代官版卷轴式藏经，但至今尚未发现流传的印本。一般认为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编定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即系《弘法藏》的目录，共收经籍1644部，7182卷，数量冠于任何经录。据至元二十六年灵隐寺住持净伏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序》云：“大元天子……万几暇余讨论教典，与帝师语，诏诸讲主，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部帙之有无，卷轴之多寡。……遂乃开大藏金经，损者完之，无者书之。……敬入梓以便披阅，庶广流传……。”可见元世祖时仅是补写了金代遗留下来的《赵城藏》的元代第二次增订本。
　　元代官刻本大藏经于1982年12月在云南发现，仅存32卷，现藏云南省图书馆。经版较现有各种大藏经为大，每版7个半页，42行。每半页6行，每行17字。行间疏朗，上下有外粗内细的双栏线，每版中缝及卷首经名下刻有千字文编次，版式为摺装本。在残存的32卷中，有2卷卷首附有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太皇太后施印愿文，字体为秀丽飘逸的赵体。卷末有诠经讲主等僧人及居士23人的名录，依北方少数民族文字行文惯例，由左起直行按僧职大小顺序向右排列。另有一卷的卷末，还附有参加刻藏的38人职官名录，也是按职位大小依次由左至右排列。这一职官名录为进一步考证元代官刻大藏经的雕造年代和研究元代职官制度，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据对残存的32卷经册千字文编次的初步考察，全藏至少有651函，6500余卷，入藏内容仅次于《赵城藏》，应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部藏经。
　　《洪武南藏》明代刻造的3个官版中最初版本。又名《初刻南藏》。明洪武五年（1372）敕令于金陵（今江苏南京）蒋山寺开始点校，至洪武三十一年刻完。全藏678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鱼字，1600部，7000多卷。永乐六年（1408）遭火焚毁。保留下来的唯一印本，直到1934年才在四川省崇庆县上古寺中发现，已略有残缺，并杂有部分补抄本和坊刻本在内。
　　《永乐南藏》为明永乐年间据《洪武南藏》的重刻本，编次有所改动。经版57160块。全藏636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石字，1610部，6331卷。经版藏于报恩寺，由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主管批准，供全国各地寺院请印，平均每年约刷印20藏，所以流传的印本较多。该藏虽系根据《洪武南藏》重刻，但书写和镂刻都不及《洪武南藏》工整。
　　《永乐北藏》继《永乐南藏》之后，永乐十九年（1421）在北京雕造的大藏经。明正统五年（1440）完成。全藏636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石字，1621部，6361卷；大批刷印分赐全国各大寺院。后在明万历十二年（1584）又续刻各宗著述36种，41函，410卷，并入该藏，并附《永乐南藏》4种经卷和目录，计5种，15函，153卷，改变了摺装本藏经的传统版式，加大了字体和版心，成为每版25行，5个半页，每行17字，字行也采用赵体。
　　《武林藏》明永乐末年在杭州刻印的大藏经。1982年发现。仅残存17卷，为9种经籍的零散卷册。千字文编次，摺装本装帧。版式为每版30行，摺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其中两卷卷末刻有韦陀像，右下角镌有“永乐二十年六月”小字一行；一卷还附粘“释迦说法图”扉画一幅，近似南宋刻本《碛砂藏》所附的扉画。经卷字体较《永乐南藏》本肥大。按其千字文编次校对，和碛砂本、洪武本完全一致，基本上可能认定为碛砂本或洪武本的复刻。其中《大宝积经》卷101，系补刊本，字体较为草率，无补刊年代；但在全卷18版中，有8版的中缝都刻有施刊人姓名，大都冠以“杭州施主”字样。卷末还印有“杭州在城大街众字桥北杨家经坊印行”长方形牌子。此外，有12卷的卷末，盖有宣德已酉岁（1429）北京居民王真全家施经一藏奉福安寺传供的6行，112字愿文，从而可以认定这部藏经约在永乐二十年于杭州刻造。相传此前曾有方册武林本的雕造，因未见有流传的印本，所谓方册，要能即此摺装本。
　　《万历藏》约在明万历十七年至清顺治十四年（1657）刻造的私版藏经。原藏广西全州金山寺（部分卷册内盖有“广西全州金山寺常住”长方形图记），后移藏于山西宁武县延庆寺（具体时间无考）。1979年初移藏宁武县文化馆。这是一部比较完整而过去未见记载的大藏经版本。全藏678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鱼字，共收经、律、论、集、传等1659部，6234卷。现存660函，1563部，5997卷；缺失18整函及少数零本共96部，237卷。经过详细比勘，此本为《永乐南藏》的复刻本，由明惠王选侍王氏发心重刊，明代高级官员陆光祖、钱谦益、周天成、吴崇宗等和其他信徒助刻。扉画右下角有“南京桥卢巷内街口□□印造”。其中仿宋体补雕卷册甚多，并有近40名写经和刻经人题名。此藏在复刻《永乐南藏》的基础上，增收《永乐北藏》本万历十二年续入藏经41函，36部，410卷；最后又编入鱼字函的《天童密云禅师语录》13卷。此外，大字函中又有《大胆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2卷1册。但未见载于目录。
　　《嘉兴藏》明末清初刻选的私版藏经。又名《径山藏》。发起于明嘉靖末隆庆初。到万历七年基本确定。万历十七年在山西五台山开雕，一年内共刻500多卷。因该地气个性寒冷，二十年迁到浙江余杭县的径山继续刊刻。后又分散在嘉兴、吴江、金坛等地募刻，到清康熙十五年（1676）完工；由嘉兴楞严寺集中经版刷印流通。全藏分正藏、续藏和又续藏三个部分。正藏210函，完全按《永乐北藏》的编次复刻，千字文编次天字至史字，末附《永乐南藏》特有的5种，153卷。续藏95函，收入藏外典籍248种，约3800卷。又续藏47函，续收藏外典籍318种，约1800卷。康熙十六年以后，抽去续藏5函、又续藏4函，收入内容也略有变动。计正藏210函，续藏90函，又续藏43函，2090部，12600余卷。该藏除了改变历来佛经沿用的摺装式装帧为轻便的线装书册式外，主要是在续藏和又续藏中收集了大量的藏外著述，内容包括疏释、忏仪、语录等。
　　《龙藏》清代官版藏经。又名《清藏》。清雍正十一年（1733），于北京贤良寺设立藏经馆，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及贤良寺住持超圣等主持；雍正十三年开雕，乾隆三年（1738）竣工，雕成经版79036块。全藏724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机字，1669部，7168卷。版式和《永乐北藏》一致。全藏也分正续两部分，正藏485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漆字，内容完全和《永乐北藏》相同；续藏239函，千字文编次由书字至机字，内容较《永乐北藏》有所增减。刷印100部，颁赐京内外各寺入藏。1935年又印过22部。经版原存宫内武殿，后移藏于柏林寺，至今尚存。
　　《频伽藏》民国初年的私版铅印本。全称《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1909～1913年出版。全藏入经1916部，8416卷，分订为414册（包括目录1册）；合40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霜字。经文用4号铅字排印，每页40行，每行45字，折为两个半页，有书口和边框，书口印经名、页码等。基本上是以日本《弘教藏》为底本排印，内容略有变动，删去部分日本著述。
　　《普慧藏》1943年由盛普慧出资在上海成立普慧《大藏经》刊行会，汇集南传、北传诸经论，校正前代印本之漏误，改订历代翻译名义之异同，广事搜集各藏以前之遗佚等，由芝峰、黄幼希、范古农负责编辑，经过数年经营，印出100册，内容包括部分其他各版未收的经、论、疏释及由日译本转译的南传大藏经长部经典二十三经，中部经典根本五十经篇，小部经中的本生经第一篇150个本生故事（以上3种都未译完）。因未编印完毕，发行面不广。纸版现存南京金陵刻经处。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孕育、发展为中国佛教，进而传入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他们根据各版汉文大藏经进行复刻、排印或编纂，先后共有8个不同的版本。朝鲜刻印了《初刻高丽藏》和《二刻高丽藏》，是朝鲜高丽王朝的官刻大藏经。日本历代共编印了６部汉文大藏经，分别是《天海藏》、《黄檗藏》、《弘教藏》、《万字藏》、《万字续藏》、《大正藏》。[4]
　　就大藏经的整理而言，虽然有多种大藏版本被影印传世，但依然有《崇宁藏》、《毗卢藏》、《资福藏》、《普宁藏》、《永乐南藏》等重要版本没有影印公诸于世。我国历代大藏经的多数已成文物，尤其是宋元版大藏经，它们不是已基本亡佚，如《开宝藏》、《契丹藏》；就是成了稀世的孤本、残本；或是流落海外，如《赵城藏》就是世间仅存的孤本，《崇宁藏》、《毗卢藏》基本保存于日本；明清诸版大藏经国内虽有完整的印本存世，但数量很少，基本上是各大寺院的供品。
　　上世纪初，日本佛教界首先发起并重编了《万字续藏》、《大正藏》，成为之后佛教界及学术界广泛使用的版本。民国时期，还出版过铅字排印的两种“大藏经”––《频伽藏》和《普慧藏》。以后，中国再没有大规模的官方编纂汉文大藏经之举。上世纪30年代，在西安的开元、卧龙两寺发现了宋《碛砂藏》本，遂引发了我国佛教学术界整理和研究大藏经的热潮。在之后的年代，上海的僧俗学者整理影印了《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在这一过程中，又在山西发现了《赵城藏》，并从中整理影印了《宋藏遗珍》，著名佛学家欧阳渐的弟子蒋唯心还发表了《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上世纪50年代，重编《中华藏》的计划首先由台湾学者蔡运辰提出。1956年在台湾成立“修订中华大藏经会”，1982年完成了台湾版《中华藏》。上世纪60年代初，大陆的佛学界也提出重编《中华藏》的计划，吕澂先生为此编著了《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一书。但因之后的政治运动，这一计划没有付诸实施。
　　2、新时代汉文大藏经的编撰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派时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主持，调集了一批专家学者编纂《中华大藏经》。
　　从1982年8月整理出版工程正式启动，经过13年的苦干，160多人的努力，这部共收录典籍1939种，约一亿多字的大藏经，1994年底编纂完成，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齐全部106册。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佛教大藏经整理与研究的一项重大成就。
　　《中华藏》这样的重编影印本，与排印本相比，它具有影印本的忠实于底本的优势，起到反映刻本面貌、可供研究刻本状况之功；与单纯影印本相比，它又吸收了排印本校勘的优点，把历代主要藏经的行文差异聚集在一起，使读者得持一本而揽全局之效。也就是说，《中华藏》凭现代印刷科技之便利，积13年孜孜校勘之苦功，使得它在写本、刻本、近现代印刷本、数码本这一汉文大藏经的发展序列中，位于近现代印刷本的最高端，从而在汉文大藏经发展史上，产生出一个新的品类，树立起自己独特的地位。[5]
　　新时期大藏经的整理已不单单只是整理重印，当前，校点工作已成为关注的重点。2007年，我国第一部标点本大藏经––《新编大藏经》编纂出版工作正式拉开帷幕。作为目前国家最大的出版工程之一，据大藏经编委会估计，完成后的《新编大藏经》字数约3亿，拟分300册出版，预计五年内完成。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高僧一百余人组成了编委会，力求通过全面的收集、比勘、标点、整理，统一版式，科学分类排列，并加以标点句读，使之成为有史以来收经种类最完备、版本最权威、使用最便利的现代读本。[6]
　　3、大藏经数码化
　　上世纪90年代之后，佛典电子化又成为世界性的潮流。1993年韩国海印寺主持了一项宏大的工程：《高丽藏》数字化全文本。这一项目于2000年5月完成，现已有光盘传世。之后，我国台湾的佛教学者组成了“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启动了电子版《大正藏》工程。目前，电子版《大正藏》光盘已在海内外广泛流传。
　　我们正处在近现代印刷本时期与数码化时期交替的过程中。电子化不仅能大大缩小大藏经贮存的空间，还将改变佛教大藏经的流通方式，从而加快了大藏经的普及与应用；研究者也可在电脑上阅藏，并通过检索手段迅速地获取相关资料。
　　4、藏传“甘珠儿”、“丹珠儿”的保护、整理与编撰
　　藏文《大藏经》是中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西藏文大藏经西藏于唐初，即第七世纪末，端美三菩提造西藏文字，译出百拜忏悔经，是为翻经之始。至第八世纪以后，吃奴提赞王、乞 倈巴瞻王时代，大夏及印度等地僧侣，积那弥多、湿连怛罗菩提等学者，相次入藏。加以西藏翻译官宝护等从事翻译梵语经典，并且统一译语，改订旧译，梵本所缺，则由汉文、于阗文中重译补足。以后继续译业，前后印、藏译师凡350人，译出佛教典籍四千四百余部。第八世纪末，穆地赞布王时，嘎瓦巴哉最初造作目录，其后至十二世纪末又有察巴和布顿各编定目录。全藏总分为两部：(一)丹珠尔，义为佛部，亦称正藏，其中为经律及密经等。(二)为甘珠尔，义为祖部，亦称续藏，其中为释经论、中观瑜伽诸论传记及西藏重要撰述。其刻板元皇庆二年(1313)至延佑七年(1320)却丹热尺之弟子，江阿嘎布由汉地获得资财，与罗萨桑结绷、松南窝塞、江楚绷译师搜集各地经律并秘经，校勘付刻，是称为奈塘古板，其板及印本今均不传。其后相次雕刻有：理塘板、德格板、奈塘板、卓尼板、巴那克板、塔尔寺板、昌都板、永乐板、万历板、北京板、拉萨板等。[7]
　　5、南传巴利三藏的保护、整理与编撰
　　南传巴利三藏有三种不同的方言文字写刻本，即西双版纳傣文、德宏傣文和傣绷文，其内容和其他文字的巴利语系大藏经基本一致，也分律、经、论和藏外典籍四大部类，用三种不同的傣文字母音译巴利语原典。除了相应部和增支部收入的各经大部分未曾译出外，其他经籍都有译本。此外，还有用傣文翻译的部分重要典籍和注疏，以及信仰上座部佛教各民族僧侣的著述，涉及天文、历算、医药、历史、语言、诗歌、民间传说、佛经故事等，都被视为佛典在信徒中流传，别具一格。傣文经卷可分为贝叶刻写本和枸皮纸写本两类。纸写本又分为摺装本和书册本两种式样。傣文大藏经的流传地区，以西双版纳傣文和德宏傣文书写的经卷流布面较广，傣绷文经卷则只在耿马的勐定和勐连一带流传。[8]
　　（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目前对其他文字传本大藏经的学术研究明显弱于汉文大藏经。仅有一些描述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典籍的简介和呼吁保护、修复典籍的文章。以后可以在傣文、藏文、蒙文大藏经的研究上有所突破。
　　在有关汉文大藏经的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加强对大藏经在新时期的编撰和大藏经数码化等方面的探讨。
　　附录
　　参考书目
　　1. 方广锠. 略谈《中华大藏经》在汉文大藏经史上的地位 香港宝莲禅寺网站
　　张新鹰.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一项重大的佛教文化工程 佛学研究网
　　2. 沙林. 大藏经：中国人心中的另一个大敦煌 新华网
　　3. 童玮 大藏经研究 宣化上人法宝论坛
　　4. 《大藏经》走出佛门 《中山日报》2007年10月28日第4668 期B3版
　　5. 李圆净. 历代汉文大藏经概述 《南行》第六期（南行学社编印）
　　6. 任继愈. 《中华大藏经》编纂记 《光明日报》2005年7月14日
　　7. 黄维忠. 恢弘的藏文《大藏经》 西藏文化网
　　8. 杨富学. 论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论文天下论文网
　　9. 任晓刚、杨寿德. 千年《大藏经》危在旦夕 新华网青海频道
　　10. 任晓刚、杨寿德. 青海玉树：一个家庭和一部千年《大藏经》 新华网青海频道
　　11. 少数民族语文大藏经简介 中国南传佛教网
　　12. 扎藏寺镇寺之宝---蒙藏汉三种文字大藏经 携程旅行网
　　13. 李际宁. 大藏经札记二则 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
　　14. 雕版绝叹《大藏经》 新浪网
　　15. 西安盛唐文化旅行社有限公司. 广胜寺与大藏经 网上旅行社
　　16. 施爱民. 国宝明版大藏经 新华网甘肃频道
　　17. 章宏伟. 《清文全藏经》译刻起止时间研究 《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5期
　　18. 元代大藏经扉页画佛说法图雕版在山西现身 今晚网(天津)
　　19. 姚世春. 中国唯一木雕大藏经曝光 北京科技报2008年01月17日
　　20. 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经典卷 明版《大藏经》的源流与版本 国家数字文化网
　　21. 中国大百科全书(摘录) 傣文大藏经 中国百科网
　　22. 蒙文大藏经 中国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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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方广锠. 佛教大藏经 《中国佛教（五）》 中国佛教协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5. 方广锠. 写经 《中国佛教（五）》 中国佛教协会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6. 方广锠. 藏文大藏经 《中国佛教（五）》 中国佛教协会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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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方广锠. 满文大藏经《中国佛教（五）》 中国佛教协会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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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方广锠. 藏文大藏经《中国佛教（五）》 中国佛教协会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33. 戴蕃豫. 摩崖石经 《中国佛教（五）》 中国佛教协会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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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方广锠.　普慧藏《中国佛教（五）》中国佛教协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51. 明旸. 大藏经的刻印. 《佛学文摘》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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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方广锠. 汉文大藏经《中国佛教（五）》中国佛教协会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方广锠. 汉文大藏经《中国佛教（五）》中国佛教协会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3]中国大百科全书(摘录) 汉文大藏经 中国百科网
　　[4]中国大百科全书(摘录) 汉文大藏经 中国百科网
　　[5]方广锠. 略谈《中华大藏经》在汉文大藏经史上的地位 香港宝莲禅寺网站
　　[6]张树伟. 盛世修典打造中华文化“软实力” 中国教育报
　　[7]少数民族语文大藏经简介 中国南传佛教网
　　[8]中国大百科全书(摘录) 傣文大藏经 中国百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