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人”如是说——当期《僧伽杂志》读后有感
　　昭慧
　　第二卷第三期《僧伽杂志》昨天才辗转寄到我手里，原因无他—我又“搬家”了。在这个时代，要实现自己“不立山头、不滥建寺”的理想，总要付出一点代价，“无壳蜗牛”东搬西迁的苦日子，就是代价之一。职是之故，对《僧伽》中之同道们，总也有份惺惺相惜之情，虽对诸多文章中的观点下以为然，也大都在电话中告知行禅法师与若照法师，而不立刻流诸笔端。
　　原希望这份出于僧中同道的相惜之情，能少几桩笔墨官司，不意当期《僧伽》编后语中有云：
　　“僧团中能写又愿写的人本来就不多了，而这少部份人当中，又有不少人宁可为一些白衣或社会人士所办的杂志、新闻写。发行量少，对象局限又作风保守，而且是专刊形式的《僧伽》，当然引不起作者大人们太大的兴趣。不过这不能怪别人，怪只怪《僧伽》自己，谁教它要背负那么多吃力不讨好的宗旨呢?”（页六三）
　　这些话未免显得小家子气而又自怨自艾了，试想：“作者大人们”为什么就不能“为一些白衣或社会人士一写文章?难道“作者大人们”不为《僧伽》写，就只因为这种功利的理由吗?为什么不先问问他们不为《僧伽》写的理由，而就先给他们安上如此功利现实的罪名呢?“编者大人们”!
　　我，就是编者大人们的所指的“作者大人们”之一，但是我拒绝接受《僧伽》编者所安立的罪名!我不常为《僧伽》写，原因绝非它“发行量少，对象局限”云云，而是：
　　一、早在《僧伽》创刊之前，我已接受“白衣或社会人士所办的杂志、新闻”邀稿，必须定期写专栏。契约总也要有个先来后到!我又不是先已答应《僧伽》稿约，后来才又转移阵地到“发行量多，对象不局限一的杂志新闻去风光一番，所以，待《僧伽》成立之后，自己的稿债已多，忙得分身乏术，无法加入
　　《僧伽》固定写作群，这也只能说是“因缘”如此。如果我因了《僧伽》就与“白衣或社会人士所办的杂志”中止稿约关系，那才是背信之举，非是重视“持戒”之僧尼所应有的行为。
　　二、如前所述，为了顾惜僧中同道，所以常常看到《僧伽》不以为然而“有话要说”，又常常顾念大局而硬是压下下说，以免那些本已够看不起僧尼，够认为比丘们“鸭霸”的少数白衣，更是拾到话尾痛痛
　　“修理”僧伽。
　　但是，既然《僧伽》编者大人们对我们有这番自—怨自艾式的微辞，那我也只好打破缄默，说几句编者大人们可能不中意听的逆耳忠言。
　　前账且不翻它了，就从当期《僧伽》诸文，来谈谈我的读后感罢!
　　本期也有一些好文章，如转载乐观长老（论佛教的政治思想）一文，如云僧的（回收散记），如力行的（从危机意识到妙云集），这些都有持平之见而发人深省。
　　但是，有些文章或“编按”，却是非常不“如法”地在以“法”的包装推出，却不见编者特别用“意见广场”来处理，而力行的短文，编者却干交代万叮咛地作一番“狗尾绩貂”式的处理，还要心不甘情不愿地交代道：
　　“我们仍尽量以中立的态度（当然，既使这样，也不能保证“如法”，让下同的声音，在“意见广场乙中表现。”（页六三）
　　然则，这明明就是伪装的“中立”!试问：若杂志真是“中立”，为何就对力行之文如此特殊处理—好像下得下沾到狗屎惹了霉气，事后还要加工消毒一番?其他在《僧伽》之中的诸文，其实早已有许多“引起争论”，试问：《僧伽》又为何从来不用“意见广场”来处理此诸文章呢?是谁给予贵刊作者群这样一柄上方宝剑，规定哪些引起僧伽争论的文章就不必“中立”处置，哪些就必须如此?特别是：编者还加一句“杂志本身，仍有著「法”与气非法”的考虑在”，然则编者之企图明实：诸位作者群的文章当然是
　　“法”，力行的文章呢?你们读者自己要“以更广大的心量与智慧来包容、来辨别”嘛!这真是暧昧闪烁，比索性一句“力行文章不如法”更令人不敢领教。
　　如果编者还不承认其寓贬抑于编后语中，则更请看其于力行大作之前一大段冗长无味的“编者按”是怎么说的：
　　“对于当代人物的是、非及成就如何等等评论，本刊一向采取“留给历史做定论”的立场，以免牵连个人褒贬之嫌……。至于文中对印顺老法师等人的推荐，本刊为尊重作者要求勿删之意，乃以“意见广场”方式见刊，请读者能了解本刊之立场。……《妙云集》等著作……是否适宜全盘接受?我们应该让读者自行决定，本刊亦无扬、抑之心。又“五夏学戒乙之事，《资持记》“引《十诵律》为证，《比丘三干威仪经》中亦有说及，想非“中国祖师”自创，亦请作者及读者了解。……再者，文中对于一些作者个人所接触的法师，多有倾向情绪性的批评，这是本刊所一向避免的。……既要保持僧团杂志立场的开放，又要顾及正见的不失和对读者的影响。……”（页四七）
　　这一番统统只有结论、没有推论的二且告式”按语，说服力不足，只有引起读者更大的恶感：
　　一、既这对当代人物不做个人褒贬，又为什么向来《僧伽》诸文中都充斥著对当代人物作为的种种批判?所批判者固皆是“事”，但岂不是“事在人为”?不追根究底以对“人”之行为加以探讨，这算哪门子的“春秋家法”?莫非“人”的问题怕会激化对方的反弹，所以回避谈论?也因为我在《僧伽》之中看到的尽是下亮真名而批判人事的文字，所以令我不禁生此疑惑!因为照道理而言：愈是批判文字，愈要表示自负言责，所以愈应以真面目示人，以免让被骂到的人觉得被“躲在黑暗角落里那不知名的家伙放了一记冶箭，下次见到还不知“他就是他”，而猛对他傻笑”!
　　二、当代人物若有败行劣迹，我们本就应记载下来，而下此之图，竟然说什么“留给历史做定论”，那当代人活著是干什么的?下一代的佛弟子们如何看得起我们的嘴脸?他们要下认为我们“乡愿”，也会认定我们“偷懒”呢!而贵刊中人皆是僧伽之中倡言
　　“持律”诸公。试问：僧团家法，遇到可褒可贬事，是“留给历史做定论”的吗?不是吧!相反地，那是要一次一次在羯磨中，在布萨时，针对当人而提出检讨与批判的，诸公“持律”如此，为何不想想这层道理呢?何必为自己的某种顾忌而做这么美丽的粉饰呢?
　　三、编者诸公，大可不必怕“牵连个人褒贬之嫌”，若褒贬得当，则正是僧中清流，也让那些放僻邪侈的僧中狮虫有了不小的顾忌：如果褒贬之不当，反正《僧伽》是“立场开放”的，自会有不以为然者加入论辩行列，让真理愈辩愈明（但绝非以“编者按”式宣言草草打发，就能让人心服口服的）。
　　四、力行对印顺老法师等人的“推荐”，诸公若有看不顺眼，则应另写文章直下批判，表明印公不值如此“推荐”，而非闪烁其辞而心不甘情不愿地“要求删除”不果后，还要“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暗示“读者”要“能了解本刊之立场”!什么立场?“顾及正见不失”的立场?顾及印公“对读者的影响”之立场?好大口气!俨然编者是“正见”的化身，唯恐印公思想之“非正见”成份“对读者产生影响”!然则如此迂曲的含蓄的宣言之中，有多少理论与事实的根据?编者诸公倒说说看?
　　我也下认为印公导师是批判不得的，是只能礼赞颂扬的。相反的，我觉得言之有物的批评，能够更激扬起为真理而讨论的风气。但是面对这么一位国际学界众所推崇的大师，要批判他，也要自己有几份学术功力!否则还真无从置喙!老实说，力行说得没错，很多人是“不接触《妙云集》”而又在背后骂《妙云集》的。
　　所以我认为：编者欲盖弥彰地声声“让读者自行决定”，而又声声“顾及正见”，且又说不出印公“下正见”处何在，这是非常“技术犯规”的编辑行为!作为“读者”的我，当然会心一笑地“能了解本刊之立场”!
　　我记得有一位年轻法师，在讲述《中论》时，座中学生问他印公的《中观今论》可否参考时，他竟“技巧地”说：“要直接阅读原典，不要信赖权威!”请问他这句话权不权威?下够权威，则当“放狗屁”可尔，《中观今论》当然照看不误，如果竟然“权威”，那读者也千万别“信赖权威”，《中观今论》当然还是要看!
　　这位法师下层一看大师智慧的结品，损失了印公什么?印公又不靠版税吃饭!但他本人可真是有大损失。学生们在听过他的课后告诉我：他也不过是在引古“权威”嘉祥吉藏之语，拾人牙穗一番。这还不说，有一次他讲到一半，竟然前后自相矛盾，自己楞在那里，学生之中有人才赶快代为圆场。
　　学问功力下够并不可耻!可耻的是自己没好好多吸取别人之长处，而自信满满地以为可以经读原典而解决教材上的空疏贫乏现象!唉!“人将自伤也，其何伤于日月乎?”印公已老，早已看世事如云水，但不知我们这些毛孩子在摆出身段说他的著作“是否适宜全盘接受”的同时，是否能说出“适宜”或“不适宜一的理由?而不要再像念咒驱魔一般发出含含糊糊的声音了事!
　　五、力行引彼所接触的法师之语，只说了一句“感慨万千”，而编者却给他妄下断语，说力行“多有倾向情绪性的批评”，这令我下禁讶然!定罪名，也要“罪符其实”!力行的“情绪性”何在?哪一字哪一句在对这些反对印公的法师施以“情绪性批评”?法官判罪总也要宣告理由吧?更何况，编者虽说情绪性批评“是本刊所一向避免的”，但我这长期读者可是常常看到“情绪性批评”的文字呢!那些随手拈来即是的情感性指责，可比一句“感慨万千”更露骨多多，为何编者从下加按语说它“是本刊所一向避免的一呢?（为节篇幅，这些情绪话兹不一一节录，编者若仍看不出来，我下次再罗列好了!）
　　就著这一点，笔者也一述自己的亲身遭遇罢!有一回，笔者与其他尼师到某寺院参访大德。他一听到我在读《妙云集》，立刻沉下脸来痛斥导师一顿（也是“说食数宝无济于事”那一套），我待要分辨，又见他滔滔不绝，不敢打断，好不容易他停下来，我诚惶诚恐地说：
　　“但是《妙云集》他有许多智慧之言吧，比如……”
　　他立刻暍斥我：
　　“不要再说了!”
　　然后继续滔滔不绝了约莫五分钟才停，我又乘此停顿空档再问：
　　“您老读过《妙云集》吗?”
　　“没有!”
　　“那您又怎知他老只是在“说食……!”
　　“不要再说了!”他大暍一声!
　　原来是“囝仔人有耳咽嘴”，只能听不能说的!看官诸公请问：这一番的言教身教，能让我不“感慨万千”吗?但我只敢陈述事实，此老这么做事“法”或“非法”?“我们应该让读者自行决定”、“祈望读者能以更广大的心量与智慧来包容、来辨别!”而我在此则“尽量以中立的态度”，不加任何“情绪性的批评”!
　　XXXX
　　《僧伽》一向令广大比丘尼众恶感著，即是大大强调男女不平等的阶级意识之文章常常蹦出来，却不见放在“意见广场”而表达编者“中立”的态度。于是尼众们就把《僧伽》当作“少数比丘不思对付强势的辱教慢僧人士，却只敢挑弱势的尼众来修理”之杂志!从第一卷第一期出刊之后，就有许多比丘尼众气下过，打电话要我“为尼众争回公道”，甚至于被刺激到想要成立“比丘尼僧团”，拒绝接受任何不平等条约的钳制!我虽笔利，但却心软，几番拖延，还是下了手。一直看到忏尼比丘尼那充满奴性意识的文章，才忍不住公开指责某些比丘“关起山门来做皇帝”、“关起门来修理比丘尼”、“向尼众灌输奴性意识一之可恶可厌!
　　前账莫追，且看当期二例：
　　一、“教团通讯”（页六五）申报导福严精舍恢复男众学院。辨就办吧，但还偏要贬抑女众：
　　“这一代的青年比丘，复少有才德出众者，如此长久下去，于正法之住持恐无以为继!”
　　试问：这句话于教于理可还说得?一、诸经教中
　　，只有明示“住持僧宝”之为僧相具足之沙门，哪一
　　章哪一句有说“比丘尼不得住持正法”的?没“才德
　　出众”的比丘，“正法之住持”就“无以为继”，这又是哪一尊佛的告示来著?二、观诸现实，这一代台湾的比丘尼众，有多少是在默默承当“住持正法”之责?他们又尝比比丘们来得逊色?有些街且还“才德出众”，而为正法之宣扬立过汗马功劳呢!如此一句下经心的陈述，试问要把比丘尼众置于何地?—做此宣告的大德比丘请想一想!
　　二、有“清照”笔名而撰（悲愿的觉醒）者，其
　　“觉醒”之深切固令人赞佩，伹下列文字则破绽百出
　　，令人不取领教：
　　“七众同住的大道场……男外女内，刚柔并济，互相协助，……在眼前讲求男女平等的观念之下，这种作法是被认同，也是最符合人性的方式，……”
　　以下他对异性朝夕相处共事，做了一些我非常赞同的批判，这且不表，我只想把“不苟同”的部分道出（当然，我也不住在这种道场，所以犯不著为这些道场争辩什么以维持颜面）：
　　一、“男外女内，刚柔并济”，这种先行限制女众“只能做温柔的管家婆”（就差个没要她们三一从四德”的做法，是“最符合人性”吗?是“男女平等”了吗?如果男女平等，那凭什么不能“男亦兼外内、女亦兼外内”—说白一点：男众为什么就不能做扫地抹桌煮饭烧菜端茶倒水的工作?比丘尼难不成就真这般“女奴”之命?
　　二、如果就现实情况来看，那些“七众同住的道场”，也多的是女众非常“才德出众”而对外分担弘化工作的呢!所以“男外女内”，并不符合当期佛教现代!
　　三、而且个人以为：“七众共住”反下如“男女分住”来得“男女平等”!何以故?少一些女众被支使做奴工的机会之故—各人民生问题各自解决故。试问“七众共住”，女众能有这种“平等”机会而不服事大比丘们的又有多少?
　　而长期阅读《僧伽》给我一种对《僧伽》动不动祭出“八敬法”来收拾女众的印象，当亦不只此二例而已。试问：当那群原属“乖乖牌”的尼众姊妹被《僧伽》诸文激怒到扬言“宁做六群比丘尼”时，编者诸公能不扪心自问“谁为为之?孰命致之”吗?而这种举扬男女阶级意识的态度，又真符合贵刊宗旨的“以修养得到认同”，“促进僧团内部之沟通与了解”以“提升僧团六和敬”了吗?而归根究底，这又是“如法”了吗?请不要单用结论，而要用缜密的推论证成尼众是真应被踩在男众脚下，被制伏成“唯比丘马首是瞻”的女奴，否则不要有事无事“拿男女平等观念开刀”!在山门中坐大没什么了不得，若真那么现直气壮，则请向山门外的社会大众宣告“佛教规矩就是如此：女众不足与言平等”。但是面对宣称“众生平等”的了义教时，口口声声“大爱道尼经”的比丘们能下暗自傀怍吗?
　　附带一提：“五夏学戒”，一事，力行的疑惑没错!我也曾在此事上辩证过（详见拙著（依止与依止羯磨），《如是我思》第三O八—三O九页，或听愚述《声闻律之理论与实践》录音带，在此为节篇幅，故下重赘）。而“编者按”中竟用打太极拳方式推说“《资特记》中引《十诵律》为证”，于是说“想非“中国祖师”自创”。这种不严谨的宣告，还要“请作者及读者了解”，岂不贻人笑柄!
　　要知道：《十诵律》绝此“五夏以后方许听教参禅一之语。《资持记》引用而若解释不当，则自是“中国祖师自创”，又怎么用“想非”二字打发了事?而诸律之中，都言“五夏依止”之真义，编者避而不提，却提一部（大比丘三千威仪经）以证明其观点。纵使此经宣称“五夏以后方许听教参禅”，那也够诸位大德伤脑筋的—佛说的话都自相矛盾了，你又凭什么“择一弃余”呢?更何况，该经之中，如编者所述
　　（大正24，913下）之部分，压根儿没这么说，只说是“若知上十法著，若满五岁得离依止师”，只说五年之中要成就“十法”，并没说“十法”以外的“听教参禅”一概不计呢!
　　所以学问虽是第二门头，但也别太小觑它的力量!学问中的论述之病，只有做学问的人能够一针见血道出。否则外行人开口便错，又如何能怪学者视吾人之言若无物?我是一介时常批判学问的学问僧，但是我从来是就学问的规格尺度来批判学者之论，这才让他们不得不服气!希望要批判印公著作者，也要在学问上超越过他，回过头来才是真正挖掘出他的短处—如果真有这么有碍“正见”的短处的话。
　　“说食数宝”者固然无益于自身，但是最起码也给“寻宝心切”的佛弟子指引了一条“按图索骥”的明路。怕就怕不在学问上长进，也下层于别人在学问上的成就，错把垃圾当宝贝，炫耀一番而“一盲引众盲”呢!
　　在“五夏学戒”一事上，我真正开始尊重我向来批判不遗余力的“学问”了哪!
　　希望本文下要又用“意见广场”来处理!因为，既然“这是一本属于所有出家人的杂志”，则做为出家人的一份子，未经“所有出家人”的羯磨认可，谁也没资格说“你的只是意见，我的才是正见”!
　　再者，既言“开放”，则本文也同样欢迎编者诸公用教证理证来证明笔者之不具（正见），下够“如法一，但我拒绝那种只有结论而没有推论的“编者按一或“编后语”给本文下一些累赘的注脚!
　　82、4、30于弘誓学苑
　　摘自《僧伽》第2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