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早期佛教造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杨 泓
　　约在30年前，北京关心中国佛教艺术的诸先生，已经注意到探究中国早期佛教造像这一学术课题，为此我曾应约在《现代佛学》1962年第四期发表了《国内现存最早的佛教造像实物》一文，但囿于当时资料的限制，还难于作进一步的探讨。在那以后，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不断有新的有关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的资料被发现，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也吸引了一些考古学者的注意力，陆续发表了一些探究性的文章，获得了比30年以前更多的成果，但是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随着新的文物考古资料的发现，有关探讨当会日益深入而得出更为切合实际的结论。
　　四川地区的佛教造像遗存极为丰富，但以唐宋及其以后时期的资料占绝大多数。这里所谓的“早期”，指汉至南北朝时期的造像资料，又可以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包括东汉至三国时蜀汉时期；后期是南北朝时期，至北周领有蜀地时为止。
　　四川地区已发现的东汉至蜀汉时期与佛教造型艺术有关的资料，主要发现于古代墓葬之中，又以下述两类资料最多，其一是墓室雕刻出的图像；其二是墓内随葬品上的装饰图像，在这类图像中，又以“摇钱树”的陶座上及铜铸枝干上的图像为主。
　　谈到汉魏时期的与佛教造型艺术有关的文物资料时，我认为必须首先区别它们是当时佛教信徒供养礼拜的佛教造像，还是仅为受到佛教艺术影响出现的装饰性图像。这一区别，对当时当地佛教是否已真正作为一种宗教流行的分析，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一点却常被人们所忽视。
　　为说明上述问题，可以大家熟知的一些考古资料为例。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262年)墓出土的刻有菩萨装佛教造像的鎏金铜饰片，明显是马具中用于鞘带的饰件。吴、西晋青瓷器上贴塑的小型佛像，具有明显的莲座和狮子座，头光和衣纹也表明确是佛教造像，它们较多地出现在随葬的“谷仓罐”(或称“魂瓶”)之上，但也出现在唾壶等用具之上。六朝青铜镜背的装饰图案中，佛像有时出现在神仙或神兽等图像之中。上述资料，只能表明当时的造型艺术品之中，已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甚至将其列入神仙图像的行列，但绝不是人们顶礼供养的佛教造像。因为虔信佛教的信徒，绝不会将佛像用于装饰马具以及盛痰的唾壶。这也表明，在三国西晋时期，江南地区并不像以后东晋南朝时期那样，佛教并没有成为自帝王乃至普通百姓虔信的宗教。
　　对于在古代墓室画像中出现的与佛教艺术有关的图像，情况也大致相同。在和林格尔壁画墓、沂南画像石墓等东汉时期图像中，与佛教艺术有关的图像，都是作为中国本土的神仙思想和早期道教的附庸状态出现的。但到佛教真正流行以后就不同了，例如在吉林集安高句丽族早期墓的壁画中，如长川一号墓内，不但绘有佛像和菩萨像，而且绘出在佛像前，墓主人跪拜顶礼的图像。
　　此外，对于一些可能与佛教艺术有关的图像，也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十年前在北京举行的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学术讨论会上，我的朋友马雍曾向我挑起关于胡人形象与佛教艺术造像关系的争论。十分明显，胡人形象在汉代的画像和陶俑中经常出现，因此不能认为胡人的出现必然与佛教有直接的联系。与之相类似的装饰图像，还有莲花和大象，它们自先秦时已是中国图像艺术题材，因此当它们在汉魏时期艺术品中出现时，要进行具体分析，以辩明是否确与佛教艺术的影响有关。
　　基于上述分析，目前发现于四川地区的东汉至蜀汉的文物中，尚难肯定有真正是佛教信徒供养礼拜的图像，已知资料中墓室雕刻的图像和“摇钱树”座和树干上的佛像，应是受到佛教艺术影响而出现的作品。
　　先看墓室雕刻出的图像，主要有乐山麻浩一号崖墓坐佛像和柿子湾崖墓的坐佛像，后者残损较甚，但麻浩墓中的佛像保存较好。佛像刻于墓内前室东壁门楣石上，与佛像平行布置的图像，是一个赤足的垂钓者。将佛像与钓鱼人对应雕刻，很难说是受供奉的位置。至于刻成的时期，据该墓考古简报作者分析，应是蜀汉时期的作品。
　　再看“摇钱树”座和树干的佛像。其中最著名的一件，是20世纪40年代发掘的彭山东汉崖墓出土的陶座，上塑出一坐佛和两身协侍立像。“摇钱树”枝干上的铜佛像，值得注意的标本有绵阳何家山一号东汉崖墓的出土品和忠县涂井蜀汉墓的出土品。关于“摇钱树”，也有学者认为或许是“社树”，甚或与距汉代几个世纪以前的三星堆青铜神树相联系。但不论是哪种说法，都与真正的佛教教义无关，至少没有脱离附庸于其他宗教信仰的位置。
　　总之，在今日四川境内虽然发现有一些接受佛教造型艺术影响的文物资料，但截至目前为止，还缺乏在东汉或蜀汉时期，这时已存在佛教作为独立的宗教信仰的文献记录或实物证据。这一问题，仍是有待今后继续进行探索的难解的课题。
　　进入南北朝时期，四川地区出现了真正的佛教造像。根据目前所了解的资料，这时期的造像与前述东汉至蜀汉时期那些受佛教造型艺术影响而产生的文物，并没有任何联系，目前已知的四川地区的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主要有两批资料，第一批是出土于茂汶县和成都市的石刻造像；第二批是广元千佛崖石窟等处的造像。
　　先观察一下第一批造像。茂汶县的造像有齐永明元年(483年)纪年，现已残损，近年经拼合复原，是一通四面都有造像的造像碑，以正面和背面的两大龛像为主，一为弥勒佛，一为无量寿佛。
　　成都市的南北朝石刻造像，主要出土于西门外万佛寺旧址，从清末至20世纪50年代，陆续有出土，现藏四川省博物馆的超过二百件。其中南北朝时期带有纪年铭文的至少有八件，而最早的宋元嘉二年(427年)净土变石刻已流失国外。现存的有南朝纪年像五件，均梁代造像，为普通四年(522年)康胜造释迦文石像一龛、中大通元年(529年)鄱阳王世子造释迦像一躯、中大通五年(533年)上官口光造口释迦口口一龛、大同三年(537年)侯朗造佛像一躯、中大同三年(实为太清二年，548年)观世音造像一龛。北朝纪年造像两件，均北周造像，为保定二年至五年(582 565年)益州总管柱国赵国公招敬造像阿育王造像一躯、天和二年(567年)菩萨造像残躯一件。
　　综观上述南朝齐、梁纪年造像，从其面相、造型、服饰的特征，十分清楚是接受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朝造像风格的产物。最突出的是削肩的体型和佛像的服饰。
　　削肩的体型是佛像中国化的一项重要革新，从云冈石窟的早期造像，可以看出体型是宽肩呈端平的形貌，较明显地保留着印度佛教造像原有的特征。但是在东晋到刘宋时，著名的雕塑家戴逵、戴颐父子，不断改进佛像雕塑的技艺，使其更符合于中国百姓的审美观点。据传戴逵“曾造无量寿木像，高丈六，并菩萨。逵以古制朴拙，至于开敬，不足动心，乃潜坐帷中，密听众论，所听褒贬，辄加详研，积思三年，刻像乃成。”其子戴颙，开始创作了削肩体型的佛像，据《宋书·隐逸传》，
　　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顒亦参焉。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
　　既成，面很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错减臂胛，瘦
　　患即除，无不叹服焉。因此瘦而削肩的造型，自宋初开始流行。茂汶齐永明造像，正是仿效刘宋时最流行的造型。万佛寺废址出土的萧梁造像，依然沿袭着这一传统。
　　佛像服饰的变化，更是佛教造像日益中国化的标志，1963年我已在《试论南北朝前期佛像服饰的主要变化》一文中详加论述。刘宋和萧梁纪年造像所着双领下垂的宽博大衣，内衣结带的服制，正是东晋南朝时流行的服制，可以从南京及丹阳六朝墓中《竹林七贤和荣启期》拼镶砖画所绘人物，清楚地看出这类服制的特色。
　　因此，从造像的体型及服饰特征，明显地看出成都一带的南朝造像，是由长江下游向上游传播的产物。
　　到北周夺取了四川地区以后，佛教造像自然会受到北周造像风格的影响，萧梁的细密和北周的粗放质朴汇成新的造像风格，通肩而衣纹弧垂的造型增加，与北周中心地区的造像相比，具有较浓郁的地方色彩。
　　四川地区的南北朝时期的石窟造像，发现于川北地区，其风格与成都一带的石刻造像不同，不是源于长江下游的南朝造像的直接影响，而是源于北魏后期中原造像的影响，虽然在魏孝文帝迁洛后，北魏的佛教造像深受南方的影响，但是终与南朝造像存在区别。经过关陇，由汉中再入川北，产生了受北朝影响而雕凿的石窟造像。
　　川北的南北朝石窟造像，主要发现于广元的千佛崖和皇泽寺两处石窟，近年经广元市文物管理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佛教室联合调查，并发表了调查报告。千佛崖的北朝洞窟，主要有大佛窟(编号第七窟)和三圣堂(编号第二一窟)，前者作马蹄形平面，约开凿于北魏晚期，后者是三壁三龛窟，约凿建于西魏至北周时期。皇泽寺的北朝洞窟，主要有中心柱窟(编号第四五窟)和迎晖楼上的第二八窟，约凿建于西魏至北周时期。对于上述石窟，丁明夷同志曾进行过研究。指出这些洞窟包括马蹄形平面、穹窿顶形窟，中心柱窟及三壁三龛窟三种窟形，奠定了以后隋唐四川石窟造像发展的基础，直到唐中宗、睿宗时期仍流行这三种主要窟形，可见其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