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时期 “三教圆融”局面的出现
　　三教冲突磨合的结果，逐渐形成了宋明理学“三教圆融”的格局。
　　自隋唐以来的三教鼎立、三教并争之后，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到了宋代以后逐渐更多地出现了“三教圆融”的局面，这是中国文化和学术传统的必然性的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而“三教圆融”也在更多的方面深远地影响过并将持续地影响着这个伟大的民族。
　　所谓“三教圆融” 是用中国历史上儒、佛、道三教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过程。其实“三教圆融”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相并而行的。
　　自佛教传人中国并在中国流传开来，儒佛道就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鼎足之势。它们之间有相互冲突与斗争的一面，也有相互交流与融合的一面。儒道二教虽排佛反佛，却又不时“借鉴”佛教的内容以为己用；久而久之，三教也就互相吸收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佛教初传中国时，是做为一中神仙方术来传播的，而当时的道教也正在处于发展阶段，两者互相结合，佛教借助道教来进行传播，而道教则借鉴佛教的宗教形式组建自己的宗教制度。这是佛、道交流与融合的开端。
　　其次，佛教初传中国时，儒教已取得了统治地位，为了使佛教与儒家思想相适应相调和，从而使佛教能够在中国生存与发展，早期佛典翻译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调整译文，以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并以此来谋求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推广。这是佛、儒的交流与融合。如在东汉末年出现的《牟子理惑论》一书中，牟子就将佛比作三皇五帝，认为佛乃是一种溢号，这是用儒家的观点理解佛；至于佛教，牟子则认为是“道”的一种，他并且用道家术语来概括佛教教义。这是用道家的观点理解佛教：牟子还用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的例子．为出家僧人辩护，等等．《牟子理惑论》可谓早期三教圆融的反映。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佛教学者便转而用玄学家的眼光看待佛教，认为佛教是包含义理的宗教。佛教般若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达起来的。该时期还出现了“格义”的佛典翻译方法。“格义”是指用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范畴特别是老庄哲学的名词、概念、范畴来理解和翻译佛典，这是佛教与玄学相调和相融合的进一步体现。此外，该时期发生的几次儒佛道三教论争（即上述所讲到的“三教论衡”），也促进了三教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
　　隋唐时期佛教宗派林立，在与两大宗教的磨合冲突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道的思想，并融会于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如天台宗先驱者意思就将道教的成仙看作成佛的必经步骤；而慧能的禅宗则是吸取了儒家的性善论、道家的自然主义，并继承了竺道生的佛性论、顿悟说，而自成一体的；华严宗的著名佛教学者宗密更作《原人论》以调和儒道佛三教，他在书中将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提并论，认为“不杀生即仁，不偷盗即义，不邪淫即礼，不饮酒即智，不妄言即信”，这是儒释合一的重要表现。
　　佛教自两汉之际初传，经南北朝的过渡，在隋唐时期达到极盛，宋代以降，佛教沿流而下，又主动地融通儒道，终于出现了三教圆融的结局。 宋代之后，一方面儒学在吸取佛教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理学（新儒学），另一方面佛教则曲意迎合儒家思想，从而使佛教思想更趋儒化。
　　明朝太祖确立了儒教独尊，释、道为辅的宗教政策，对三教的经典、教义、教仪都加强了改造和利用，对释、道二教的控制空前严厉。三教从此和平共处，以统一于儒教为终结。之后儒教在明代盛极而衰和释、道迅速衰落以及民间宗教的勃兴。
　　三教圆融民间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下层人民多信奉“多神崇拜”佛菩萨只是其中的一种罢了；在各种城乡庙宇中，也多有儒佛道杂处的现象，间或民间信仰的神也参杂其中，令人莫辨。许多地方都曾出现了三神庙（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三神供奉于一庙之种）三神像，三神图等。
　　至此之后的历史年代中，三教圆融成为了理所当然的大趋势，三教归一，三教同源的思想占据着大的优势，即使有些小的矛盾，也是逐渐以三教并一的大动向为主。三教思想达到了协调统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