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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铜佛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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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铜佛造像
  用铜或青铜铸造,表面鎏金的可移动的佛教造像,间或亦指镀金锤像。包括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诸天等形象。在中国大体上是伴随着佛寺的兴盛而发达的,多供养在宫中或佛寺,流行的盛期大致在南北朝至唐代。它在印度起源较早。在中国佛教初传期多称金人,其后亦称金泥铜像。现存的中国金铜佛造像,包括传世品和出土文物两大类,其中有些还作为中国早期佛像遗品的代表而闻名。部分精品早年已被盗往国外。
  早期金铜佛造像 这一阶段包括三国、两晋、十六国时期。相传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遣蔡往月支国,归国时即携回金人──优填王像,但此说似不足信。东汉末年,下邳相笮融大造可容3000人的佛寺,于中“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绵采”,一般认为即是金铜佛像,也是中国造像立寺首次见于记载。现存金铜佛造像均为三、四世纪以后遗品。多着通肩衣,禅定印,四足方座或莲花台座,举身舟形大背光。雕法拙朴,衣纹形式化。
  [中国早期金铜佛坐像]
  中国现存较早的一件金铜佛造像,1956年出土于武昌市莲溪寺一座砖墓中,在一件鎏金铜带饰上镂刻有佛像。佛立于莲花台座上,有肉髻和圆光,袒上身,披飘带,下穿裙。该墓出土有吴景帝永安五年(262)铅地券,说明佛像的时代为三国时期。传世金铜佛造像中,有几例出自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但均流往国外。其中后赵石虎建武四年(338)铭造像,是中国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佛像(现藏美国旧金山市博物馆)。此像作禅定印,通肩衣,衣褶自身体中心线向左右相对称地雕出。佛座为四足方座,座前正中有博山炉,左右各配一狮子。雕法朴素,衣纹形式化,属早期金铜佛造像的式样。相传西北地区出土的夏赫连定胜光二年(429)铭金铜佛像,基本上继承了建武造像的传统,手势、衣纹、佛座等都属于早期样式。此外,辽宁省北票将军山石椁墓出土的一件金饰上,有锤成带火焰身光的坐佛,两侧有捧物供养人。该墓主人卒于北燕太平七年(415),这是已知北燕最早的佛教造像。传陕西省三原县出土的一件金铜菩萨立像(现藏日本藤井有邻馆),可能为十六国末或北朝初年作品。菩萨立于莲花上,双腿稍张,面相威严,帔帛自肩垂于腕上,手戴臂钏。头上作宝髻,右手上举,左手下垂执宝瓶。全身稍感扁平。
  西域地当印度佛教艺术东传中国的交通要冲,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外国考古学者在新疆和田(古于阗)劫去的金铜佛造像,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而受到注意。其中,1902年日本大谷考察队渡边哲信等人劫去的金铜佛头有两个。从颈部断面看,均为圆雕,系与躯干分别铸造后再合为一体。一件佛头圆面大脸,有口髭,长垂耳,前额留有八曜文凹孔,肉髻顶部作成8字形束髻纽。头部多处有镀金遗痕。另一佛头后有平板状背光。这两件金铜佛头,据推定时代约为四、五世纪。瑞典人斯文赫定从和田劫去的一躯金铜佛像,也是佛像与光背分别铸造的。光背呈圆形,上有尖头,圆内有六体化佛。据推测此像时代不晚于5世纪初。
  南朝和北魏金铜佛造像 传世的南朝金铜佛造像发现较少,现存两件宋文帝元嘉年间造像,可为其早期代表。一件是元嘉十四年(437)韩谦造坐佛像,通肩衣,禅定印,举身舟形背光等,仍固守较早的传统手法。光背饰火焰纹,四足方座上加一层束腰须弥座,衣纹规范化以及较北方金铜佛像为优雅的面容,是此像的特点。另一件为元嘉二十八年刘园造坐佛像,形式同前,唯坐佛左右及头光上各有一坐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石家庄市北宋村2号汉墓的扰乱层中,出土铜佛像2躯和佛座、鎏金光背各一件。一佛像结跏趺坐,通肩衣、禅定印,有通身舟形光背,左右各立一菩萨。光背上设圆形华盖,饰放射状莲瓣。另一佛像无光背、华盖和宝座,也作结跏趺坐,通肩衣、禅定印。这组佛像有人认为可能是后赵遗物。北魏传世金铜佛像中纪年较早者,一为太平真君元年(440)朱雄造坐佛,一为四年范申造立佛像。后一像立于四足方座上,座上设低圆莲座,通肩衣纹隆起,用双重线条表示,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作与愿印。该像造于太平真君七年灭佛之前,不同于灭佛后的云冈石窟造像,因而值得注意。北魏金铜佛除坐、立佛,还有释迦、多宝并坐像,如传世孝文帝延兴五年(475)、太和十三年(489)二佛并坐像(日本根津美术馆藏)。太和二年河间乐成人张卖造弥勒像(日本东京田泽坦氏藏),结跏趺坐,通肩衣、禅定印、四足束腰高方座等仍为古式,头部比例大,面容似柔和含笑的童子形。现存山东省的太和二年妻刘造弥勒像,做法大体相同。太和八年丁柱造金铜莲花手菩萨像(现由意大利一私人收藏),采用立姿,两腿略开,立于四足方座上,身后为火焰纹舟形光背。头部略大,袒上身,高宝髻,帔帛自双肩绕至肘部。右手上举莲花,左手下放执宝瓶。上述太和式金铜佛像造型朴质、形体微胖之风,在6世纪初的景明、正始、永平铭诸像上仍保持着余势。大约至延昌年间,出现了新的风貌。延昌二年(513)观音像(东京私人收藏),帔帛交叉,宝缯自高冠垂于两胁,全身已不复有扁平感。面貌清瘦潇洒秀丽。
  传世北魏金铜佛像,多出于河北省定县附近。同曲阳修德寺所出汉白玉石造像一样(见曲阳修德寺石造像),这里的金铜佛像最早亦为神龟年间。 正光五年(524)新市县(北魏属定州)午猷为亡儿造弥勒像(现藏美国纽约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通高0.77米,是一组包括一立佛、 二立菩萨、二思惟菩萨、 四供养菩萨、二力士、十一飞天、二博山炉、二狮子的大型造像。该像造型精美,据称1924年出土于正定郊外,是现知北朝金铜佛造像中的佳品,也是定州造像的杰出代表。主像立于双层四足方座上,背有透雕火焰纹舟形光背,光背外缘有十一飞天。褒衣博带式大衣下裾两端呈锐角伸展是该像的特点。胁侍菩萨宝缯飞扬,帔帛交叉。整铺造像以主像为中心,在其周围对称地配置各个造像。这种形式严整、强调装饰化的作风,秀骨清像、风神飘逸的形象,反映出由于孝文帝推行改革政策后,南朝造像风格影响到北方,上层社会风气由质朴豪毅转向优雅繁缛。以此像为代表的北魏晚期造像式样,不仅与其后孝昌、永安铭诸像无大差别,而且影响迄于东魏、北齐造像。
  东魏和北齐金铜佛造像 东魏金铜佛造像的特点,一方面表现为继承北魏造像的某些样式,同时又显示了向北齐造像过渡的新作风。 天平三年(536)定州中山上曲阿县乐家兄弟造弥勒立像(现藏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火焰纹光背细密华丽,衣裾扩张有力,面目舒朗,风姿清秀,显然是正光五年像以来的传统。但是,身躯比例已有变化,头部较小。面相、衣纹等开始有了圆的意味。武定二年(544)三尊立像(现藏巴黎),菩萨宝缯飞动,衣裾两角尖长,身姿矮壮钝重,衣纹简洁洗炼,表现了东魏造像的特点。北齐金铜佛造像大都短胖丰满,宽肩鼓胸,有厚重感。天保二年(551)观音像(东京龙泉堂藏),有二胁侍菩萨。除上述特点外,舟形举身光、四足方座、交叉式帔帛等,都还是北魏造像的流绪。1958年山东省曲阜县的胜果寺遗址中,出土六铺鎏金铜造像,大多完整,包括一佛、二菩萨像四躯,立菩萨像二躯。其中,武平三年(572)造观音佛像,胁侍二立菩萨,观音佛立于覆莲座上,舟形光背中满饰火焰纹,下为双重四足方座;天七年一佛、二菩萨造像,光背上有三体化佛,覆莲座四周饰小像数个,二躯菩萨立像,右手均下垂,左手一上举,另一托物,饰璎珞,佛座一为莲座,一为前呈五角形、后作椭圆形。
  隋代金铜佛造像 遗存较少,多有向唐代造像过渡的特点。两肩宽厚,胸部隆起,面相饱满,着褒衣博带式佛装。上身比例略大,形体缺少变化。开皇四年(584)董钦造阿弥陀佛像(现藏西安市文管处),为一佛、二菩萨、二力士,各有光背,还有博山炉和二狮子。开皇十三年阿弥陀佛像(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采用简洁的圆刀手法,像后配以双树。
  金铜佛造像的衰落 唐代以后,中国佛教史上出现了以建立宗派,传译佛经,发展寺院经济为主的新阶段。单纯的金、石佛造像较前减少。木雕、铸铁佛造像渐次流行。尽管如此,现存唐代金铜佛造像,仍不乏造型精美、身肢婀娜的实例。1973和1984年,陕西临潼纸李和邢家村,先后出土两批鎏金铜佛像,总数达579件,其中唐造像占相当比重。这批佛像以身肢扭曲的观音菩萨立像为大宗,通行莲枝与四足方座相结合的座式,光背镂空,有的作背屏式;菩提树形七佛造像有多例。以上佛像均形体丰满多姿,雕镂精工,反映了唐代雕塑艺术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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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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