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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石窟研究
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酒泉文殊山，张掖马蹄寺，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庆阳北石窟寺等响亮的名字，为甘肃赢得了“中国石窟艺术之乡”的美称。这些自魏晋以来不断营造、密布于丝绸之路沿线的大大小小的石窟，如同佛陀撒落的串串珍珠，闪耀着瑰丽璀璨的艺术色彩，使陇原大地辉映在一片神奇而祥和的佛国灵光之中。
甘肃大大小小的石窟有很多处，具体的数目不是我们这些专业的人能说清楚的。但是就我们作为业余爱好者而言，我们能粗略的向所有爱好艺术和旅游的朋友介绍这些瑰宝，是我们乐意的。看过这些之后，如果你有去这些地方一游的想法，我们会非常高兴的。尽管，我们不能在那些地方尽地主之谊。
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城东南2 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迄令保存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代，历时一千多年的多种类型洞窟735个，其中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唐宋木构窟檐5座。1900年， 于藏经洞(今编号第1 7窟)，发现西晋至宋代经、史、子、集各类文书及绘画作品5万余件。莫高窟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宏大、内容最丰富、艺术最精湛、保存最完整的佛教石窟寺。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当２０世纪刚刚揭开序幕时，在中国的西北一角，一扇历史之门被一个小人物打开。没人能够想到，一段长长的历史会被古人封存在一个小小的密室之中。这个密室就是敦煌藏经洞。人们无法估量它的密藏的价值，只好笼统地称之为国宝、珍宝、宝藏……距离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也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一个世纪以来，这一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始终牵动着世人的目光。
在２０世纪如其他任何一个世纪一样悄悄来临的时候，大众仍然生活在自己狭窄的天地里，世界依然是广阔无垠。中国与世界，中国的学者和世界各国的学者，走在忙于自己重视的事情。没有人想起莫高窟，更没有谁想去结识王道士。本来人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但一个偶然的发现就改变了这一切。毫无关系的众多人和事，就突然改变了自己的航道，紧密地连接起来了。
王道士在１９００年６月２２日的忙碌，于是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
王道士的偶然发现，石室秘宝的重见天日。当一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政府连首都也即将被列强攻陷，当千年宝藏长期掌握在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道士手中，这样的一个北京本身也许已经暗含着一种命运。在政府和社会上下对宝藏或熟视无睹、或麻木不仁以致听任其流散时，英、法、日、俄、美等列强的考察家们先后闻声赶到，本国政府的各级官员也纷纷出马。石室密宝从此无处藏身，夺宝、藏宝、运宝由此展开。藏经洞，成了一个民族滴血的伤口。
有形的文物已经丧失，无形的精神不能沉沦。敦煌宝藏如同鲜血一样从中国母体中流失，哀伤如同空气一样在中国的大地上徘徊。近代以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气氛，也习惯了在悲伤之后的奋进。一个民族的不屈不挠，可以表现在战场上的英勇牺牲，可以表现在外交上的寸土必争，也可以表现在文化建设上的辛勤耕耘。国际文化界，是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以中国人的名义，中国学者的奋斗历程同样是可歌可泣的——即将看不见惊心动魄的搏杀场面。
１９０９年的八宝胡同，北京学者全力以赴赶抄伯希和从中国敦煌带来的中国文物。他们每天都在谈论着这些新出历史资料的价值，从不涉及这些文物的所有权问题。只有在他们的日记或给友人的通信中，有时才透露出他们内心的真实情感。抄写本属于中国的经卷，作为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悲凉和痛苦是可以想见的。伯希和一面说中国学者是“以德抱怨”，一面带着成箱的敦煌文物返回了巴黎。敦煌遗书的精华就这样流失到了海外，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历程很大程度上也就变成了中国学者追寻、抄写、刊布与研究海外敦煌文物的过程。中国学者储蓄多年的海外寻梦之旅，正是国际学术领域里的民族精神的证明。他们所走的路，比当年唐玄奘的西天取经路更加崎岖，更加漫长。
国土沦丧，人们誓死保卫；国宝流失，学者发奋图强。外敌入侵没有让一个坚强的民族屈服，外国蔑视没有让一群有骨气的学者停下追赶的脚步。新中国的建立，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和平与独立的梦想，中国敦煌学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新中国成立了。中国的敦煌学者们与全中国人民一样，迎来了发展的新时期。过去国家受人欺凌，学者的追梦没有强有力的靠山，所以总是千难万难；过去想大力投入研究，但总有比学术更急迫的事情。现在好了，一切噩梦都已经成为过去。
学术无国界，文物有“国籍”。如果说那些用非法和不义手段搬运到过国外的敦煌文物应该回来，是每一个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那么，学者们则有更深层的期许。流散四方的敦煌文物的回归，并不是简单的雪耻行为，也不是简单的文物移交，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让它更好地发挥作用，更深切地得到保护和研究，这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因为敦煌文物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当我们随着敦煌宝藏的风风雨雨走过了一个世纪之后发现：敦蝗，是如此之深地牵动着世人的目光。人们很难找到还有第二个地方，能像她这样凝聚着连绵相沿的历史和不曾中断的文明，像她这般让全世界的学者痴心不改并以身相许，像她这般阅尽人间的悲喜爱恨和荣辱沧桑。
这是敦煌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而敦煌在甘肃，作为一个甘肃人，我也感到骄傲。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又名麦积崖，始创于十六国后秦（公元三八四年至四一七年）时期。区内松竹丛生，山峦迭翠，周围群峰环抱，麦积一秀崛起，古称“秦地林朱之冠”，是我国秦岭山脉西端小陇山中的一座奇峰，海拔1742米，距天水火车站三十公里。山高只142米，但山的形状奇特，孤峰崛起，犹如麦垛，人们便称之为麦积山。山峰的西南面为悬崖峭壁，著名的麦积山石窟就开凿在这峭壁上，有的距山基二三十米，有的达七八十米。在如此陡峻的悬崖上开凿成百上千的洞窟和佛像，在我国的石窟中是罕见的。
据史书记载，著名禅僧玄高、昙弘在此讲学，“聚集僧人三百”。北魏、西魏、北周三朝，大兴崖阁，造像万千。隋、唐、五代、宋、元、明、清都曾不断开凿或重修。历史上虽遭多次地震、火灾的破坏，仍保存窟龛194个，泥塑、石刻7800多件，壁画1000多平方米，北朝崖阁8座。
麦积山周围风景秀丽，山峦上密布着翠柏苍松、野花茂草。攀上山顶，极目远望，四面全是郁郁葱葱的青山，只见千山万壑，重峦叠嶂，青松似海，云雾阵阵，远景近物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景，这图景被称为天水八景之首的“麦积烟雨”。
北石窟寺
北石窟寺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南25公里处，蒲河和茹河交汇之东岸的覆锺山下，海拔1083米。因与平凉泾川南石窟寺同时代开凿，南北辉映，直线相距45公里，故而得名。北石窟寺肇造于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即公元509年，由泾州刺史奚康生主持创建。历经西魏、北周、隋、唐、宋、清各代相继增修，形成一处较大规模的石窟群。北石窟寺包括寺沟主窟群，及其北1.5公里处的楼底村一窟（简称北一号），其南1.5公里处的石道坡石窟，花鸨崖石窟，石崖东台石窟群等，南北延续3公里。现存窟龛296个，石雕造像2126身，碑碣8通，壁画96.7平方米，题记150方。主要精华石窟集中在寺沟主窟群。此处有283个窟龛，密布在高20米，南北长120米的黄砂岩崖体断面上。代表洞窟有北朝的165号、240号窟和盛唐时期的32、222、263号窟。雕造内容极其丰富，其千姿百态的石雕艺术，浓缩了陇东汉唐文化的精华，也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在中国佛教石窟艺术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陇东著名的旅游胜地。
165窟出北石窟寺的特级洞窟，位于寺沟主窟群的中部，是北魏永平二年泾州刺史奚康生主持开凿的"七佛窟"。窟门高5.90米，宽3米。门外两侧雕二身5.8米高的守门天王。洞窟平面为横长方形，覆斗形顶，高14米，宽21.7米，进深15.7米，正壁（东壁）及南北壁雕七尊8米高立佛和十身4米高胁待菩萨，西壁两侧雕二身5.8米高的交脚弥勒和3.05米高的骑象菩萨、三头四臂的阿修罗天。窟内四壁遍布千佛、飞天、"舍身饲虎"、"割肉贸鸽"等佛传及佛本生故事浮雕造像110多身。造像大多保存较完整，在全国北魏石窟同类题材中，此窟风格独特，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具有很高的历史考古和艺术观赏价值。
32、222、263号窟是唐代的代表洞窟，其造像生动逼真，富丽多姿。雕刻刀法娴熟，堪为艺术精品，令人叹为观止。
位于甘肃陇东著名的董志原西侧，蒲河和茹河两河交汇的“覆钟山”下的北石窟寺，距离西峰市二十五公里，始建于北魏年间，与甘肃泾川县境内的南石窟寺交相辉映，属我国少见得姊妹孪生窟。北石窟寺与其它石窟寺一样，保存了历代匠师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体现了古时劳动人民的聪明与才智。1988年1月13日，北石窟寺被国家命名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北石窟寺所处的地质结构属70百万年的中生代白垩系，多由质地松软，沉积多年的黄砂岩组成。就是这种特殊地质结构，为现在的北石窟寺带来了不应有的干扰。甘肃西峰市南庄村、马家沟和镇原县彭阳乡居士沟村等村庄的村民们靠山挖山，都过起了靠山吃饭的日子，纷纷挖砂卖钱。据北石窟寺的负责人介绍：“从1987年开始，距离北石窟寺约1500米的地方零星出现了挖砂者，这种现象持续了几年，到1997年石窟周围出现了大规模爆破开采，北面1000米左右、南面不足1000米处、西面直线距离500米处都有开采点，持有合法采砂证件的人微乎其微，大部分属于非法采砂。北石窟寺由于年代久远风化严重，且裂隙纵横交错，不宜震动。但在采砂时村民们在距离北石窟寺不足1500米的地方就开始爆破取砂，就是有证件的采砂商虽然不在北石窟寺爆破，但也在北石窟寺北面的北一窟附近爆破取砂，北一窟也难逃人为带来的灾难。剧烈的声波震动，使得北石窟寺经常发生落砂现象。”事情发生后，立即引起了北石窟寺研究所的重视，向上级汇报，甘肃省文物保护局于今年5月份下发了文件，规定在距离北石窟寺方圆2000米的地方禁止开挖砂石。当地政府部门也立即进行了整治，情况是稍有缓和，但采砂着也采取了隐蔽的取砂方法。8月21日，记者来到了北石窟寺，远远便听见隆隆的爆破声，仍然从山中传出。
记者行走在董北公路上，看到南庄村村民的家门口几乎家家都堆满了砂石，到下午19时多，一些拉砂车仍然来来往往忙碌着。北石窟寺一位不愿意透漏姓名的工作人员讲：政府出面后，附近村民的行为稍有缓和，白天是不干了，但转入了地下工作，夜间爆破挖砂拉砂。是什么利益的驱使下，村民们大肆疯狂冒险作业呢？据记者调查：这种挖砂行为属流线作业，有专业的采砂队、爆破队。采砂者将炸下的砂按车论价，每车30到40元的价格卖给拉砂者，拉砂者然后经过简单加工后[放在马路上让过往车辆碾压]，按每方50到60元卖给建筑工地和居民。一小四轮可以装三方，利润颇丰。在距离北石窟寺直线距离500米的马儿沟的采砂现场记者看到，山上到处布满了采砂者挖出的砂洞，洞深达几公里，洞内卡车可以进进出出。
8月16日，省内的诸多专家在镇原县专门召开了会议，对北石窟寺的保护进行了论证。北石窟寺165主窟由于风化严重决定立即进行关闭。从北石窟寺落砂记录中看到：1995年8月3日中午12时14分，4名游客在参观时165窟突然崩塌，分化层的落砂重达70公斤。北石窟寺已经向这里采砂的居民发出了呐喊，这里的生态环境已不容忽视，保护北石窟寺不光是保护文物，更是防止水土的流失，采砂者请住手吧。本报记者蒋生连
炳灵寺石窟
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永靖县之西偏北约35公里的小积石山大寺沟西侧的崖壁上，处在“丝绸之路”陇西段的一条支线上。在藏语中，“炳灵”是“十万佛”的意思，所以，炳灵寺（唐代名灵岩寺），也就相当于汉语中的“千佛山”“万佛洞”了。
炳灵寺石窟约开凿于西晋初年（约公元3世纪前期），正式兴建于西秦，历经北魏、北周、隋、唐、元、明等朝。由于自然条件相对良好，人为破坏又少，所以至今炳灵寺石窟保存得仍比较完整。现在，共留存下窟龛183个，造像776躯，壁画900多平方米，墨书和石刻造像题记6则。
十六国的西秦时期，由于当地的鲜卑族统治者笃信佛教，致使开窟造像活动十分活跃。这即是炳灵寺石窟开凿的第一个高潮，并一直延至北朝的北魏时期。期间最有代表性的是第169窟，其余第172窟和第1龛，第126、128、132窟，第2、124、125龛和第16窟等几组也比较有名。尽管此时期造像雕凿的是作为“胡神”的佛和菩萨，但除去姿态、手印、衣着等固有式样外，大多摒弃了作为艺术原形的犍陀罗佛像的特征，融入了工匠自己本土的生活感受和审美要求，注入了自身和中国信众的情感和理想内容。尤其明显的是，在塑像及壁画人物的近旁都有粉底墨书的名榜。这显然是对汉代以来传统形式的继承。石窟中的造像，神情生动，姿态优美，衣着线条流畅，整体技巧显得纯熟精妙，手法洗练细腻。
唐代，由于佛教的兴盛，造像风潮再次兴起，即炳灵寺石窟开凿的第二个主要时期。期间比较著名的有第46号龛、第50号龛和第51号龛等。唐代窟龛中的造像组合，多为一佛、二菩萨（或四菩萨）、二天王，也有的是一佛、二罗汉、二菩萨和二天王。这时期炳灵寺石窟造像的特点与唐代石窟造像的整体风格相仿佛，都是强调健康丰腴的美，但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如面型较长，动态夸张，起伏处棱角分明，刀法也更显粗犷有力。
此后，在元、明两代，炳灵寺石窟也还有修妆，但石窟开凿已趋于没落了。 炳灵寺石窟是我国石窟开凿史上比较早期的作品，尽管历经千年，至今仍富有艺术生命力，是我国艺术史上的一件珍品。
榆林窟
榆林窟，俗称万佛峡，位于安西县城西南75公里的榆林河（亦名踏实河）畔，现存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洞窟42个，分布在榆林河东、西两岸的悬崖峭壁上，东崖31个、西崖11个、壁画4200平方米，彩塑259身。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榆林窟的彩塑原作已所剩无几，现存彩塑多为后代重修或重塑。 作为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其内容、艺术风格以及彩塑、壁画的制作等方面，都与莫高窟有着密切的联系或相同之处，但在许多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并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现存最早的洞窟，建于初唐的17、28、39窟，虽然都是中心柱窟，但与莫高窟北魏时期盛行的中心塔柱窟有着明显的不同。唐前期第6窟23米高的大佛窟的型制与莫高窟的大佛窟也不尽相同，显示了榆林窟初创时期的个性特征。唐中期的第25窟是一个显密结合的大乘净土窟、壁画保存得非常完好，技艺精湛、艺术手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莫高窟此时期洞窟中尚无可以与之相比的作品。榆林窟西夏、元时期的洞窟尤为精彩。西夏第3窟的千手千眼观音手中所持物件多达140件，其中有冶铁、酿酒、铲、锯、双尾船等，还首次出现了拉弦乐器的鼻祖胡琴。文殊、普贤经变中的山水画一改以往背境装饰的陪衬作用而具有了明显的独立性、画面所气势磅礴、意境深远，是十分罕见的古代山水壁画精品。西夏第2窟的水月观音线描精致、设色富丽、意境高雅，令人赏心悦目、遐思神往。元代第4窟藏密曼荼罗和多种度母、观音、文殊、普贤均以外来技法绘制、造型严谨，准确，色彩对比强烈、气氛神秘。特别是榆林窟和所属的东千佛明显绘制的6幅玄奘取经图，十分珍贵。除此之外，榆林窟西夏、元时期的供养人画像和装饰图案也有十分明显的民族特征。装饰图案除流行的花草、鸟兽、几何型外，还有以"天""王"等字变化成的图案，极富创意。 总之，榆林窟具有自身独特的艺术体系。特别是五代以后，莫高窟艺术呈显出明显的衰落趋势，而榆林窟无论从内容、绘画风格，还是艺术水准方面，都显示出其时代特征和独到的艺术魅力，从而更加充实了这座宝库的内涵。 1961年，榆林窟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归敦煌文物研究所管辖。
酒泉文殊山石窟
文殊山石窟寺是河西九大石窟寺之一。自公元四世纪中叶开创以来，迄今为止约一千六百余年。历来是酒泉人民的文化活动胜境，佛、道两家修炼聚会之所。由于历史的原因，此山遭到了一场人为的灾难，使山中积累千余年的文化艺术荟萃，毁之殆尽，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为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其粗略梗概，并备研究参考，爱作是记，以飨读食。
一、 文殊山的地理形势和名称
宋、元以前的文殊山，本名嘉峪山。在肃州酒泉西南三十华里。是突起于祁连山主峰
北麓坡地的一条支脉，由东南向西北迤逦蜿蜒，岗峦起伏，座落在海拔1600——1700米的倾斜地平面上，全长60华里。其主峰有二，集中在山的中段，西峰遥与嘉峪关城南北相望，海拔1228米；东峰在西二分沟正南，海拔2109米，高出地面500余米。山的东西两端，各有一处断裂地带，形成东西两个石峡。
西端的石峡，是由嘉峪关西端的一片岗峦与城西北七十里的黑山（古名金山，又曰鸿鹭山）相连接，中间构成石门，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锁钥，是通往新疆的要塞。西汉置玉石障一超级，是因其山古称玉石山，设关又称玉门关，今称为石关峡。关外置县曰玉门县。《肃州新志》载：明置嘉峪关西麓，关以山得名。“宋、元以前，有关无城，聊备稽查”。即指石关峡而言。今俗称黑山峡，，形势天险，即《汉书》所谓“出酒泉塞”即指此石关而言。历来为自酒泉通疆要隘。
东端的石峡，古称嘉峪山口，即今酒泉城西南三十里的文殊山口，有通往祁连山卯来泉的大道，从此山口内穿过，也是历代防守之要口。其东之山，俗称鳖盖山。山陕两侧，山石壁立，似为数万年前，洪水冲刷的断崖，形势颇为险峻。峡内地形，逐渐向西南开阔，南北两山，层峦叠嶂，沟壑深幽，清泉流水，林木葱郁，气象十分清静。又有梵寺、道观，石窟隧洞，石径、天桥，遍布其间，足为神佛、仙道棲息修炼之所，构成一处天然美丽的峡谷，自古称之为美峡，或“嘉峡”，其山亦名嘉峪山，以其山中有美峡之故。今人皆称为文殊山者，是因山峡中有文殊菩萨殿，修造已经年远，自元末泰定初年，蒙古皇系察合台一支游历于河西，其皇太子喃答失重修文殊寺之后，影响极大，男女士庶莫不前来景仰奉祀。延至明、清、民国相继，肃州远近数百里之内，各族善男信女，每逢朔望，特别是农历四月初一至初八日，连续八天，文殊山有佛道盛会，四乡八堡、山泽草原，各宗教会堂、工农商学，咸来朝山拜斗。有求佛攀道，了愿、算命、乞求儿女、寄托情偶者，各有所施，各有所求。或烧香布施，或虔诚修庙，或献匾献戏以示虔诚。藏民则大念黄经、又有头戴牛头马面，扮成天神夜叉、群跳“护法”之神舞。整个山寺，人山人海，香烟缭绕，鼓乐齐鸣。尤其文殊菩萨殿，金碧辉煌，“最有灵验”，最获群众信仰。
二、文殊山石窟群的创建年代考略
关于文殊山石窟群的创建年代，史书甚少记载，至今山寺已毁，碑碣大部亦佚，壁画
彩塑，毁之几尽，匾额题识，不翼而飞，考据甚难。
首先稽考《重修肃州新志》，虽有所记，却甚简略。其文曰：“文殊山，在城西南三十里。山峡之内，凿山为洞，盖房为寺、曰大士清庵，曰台子寺、曰接应殿、曰亥母洞、曰元觉庵、曰千佛阁、曰观音堂、曰玉皇阁。古碉无数，旧称有三百禅室，号曰“小西天”。增废先后不常，大约皆是唐贞观中所遗也，岁久俱湮废，惟台子寺、玉皇阁尚存。今有喇嘛三大百余人，住持大寺（大经堂）。其西有缁衣僧，募建圣寿寺，内有元太子喃答失重修碑记刊名。两山南北对峙，中有药泉水东流。其为乾隆以前山寺概况。但对于创建年代，并未述记，清人亦未曾考其原委。
其次，根据文殊山遭受浩动之后，所幸存的一块元碑，为“大元泰定三年”（1326年）元太子喃答失所立《重修文殊寺碑》（此碑正面为汉文，背面为回鹘碑文），文内云：“肃州西南三十里嘉峪山者，乃一切贤圣栖神化远之心，林泉秀美、涧壑寂寥，神光现于长空，石室藏于畔侧，爰有郑善进，睹此祥瑞，发心修盖文殊殿，已经年远。今遇喃答失太子……观文殊圣寺，古迹建立已经八百年矣……”。据此上朔，正值北魏孝明帝正光、孝昌年间。即公元526年（孝昌二年）前后。说明北魏末期，这里已有文殊菩萨殿等寺庙建筑。但从现在仅存的北魏洞窟——前山千佛洞和万佛洞的开凿形制、窟内壁画的题材内容和绘画龙点睛技法、风格上来看，也绝非仅始于北魏末期。似乎还要早许多年，当属早期开窟时之作品。现摘录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于七十年代初所作的调查文章《马蹄寺?文殊山?昌马诸石窟调查简报》一文中，关于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万佛洞的记载（文见于《文物》杂志1965年第三期）。
第三、又据《晋书?宁纤传》，约在东晋明帝太宁年间（323——326）即前凉张骏太元元至三年间，敦煌人宋纤，游学酒泉，见文殊山有山川林木之胜，峡谷流泉之美，欣然留住。于是，依崖凿壁，修石窟，建草堂，隐居此山，苦研经史，修德养性，从事著作。并收纳弟子百数十人，讲学其间，前后于此数十年，共教出弟子二千余人。时人称之为隐士。居山中多年后，至东晋成帝咸康年间（335——324），前凉酒泉太守马岌，闻宋纤大贤，亲备礼仪，到山前造访，但，宋纤不愿下官府交游，隧隐而不出。马岌无奈，乃于石壁题诗，慨叹而归。据此可证，前凉张骏时期，文殊山已有人开凿留居，青年学子，不远数十里住山授业，并已有山水风景之胜。是为文殊山居人开创的最早记录。
第四，据《晋书?张骏传》及《十六国春秋》载：东晋康帝建元二年（公元344年），即前凉张骏二十一年，时，马岌已任酒泉太守数年，曾给张骏上表建议说：“酒泉南山，就是昆仑之丘的主体，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使我朝廷受到无疆的幸福”。张骏便采纳了这项建议。于是马岌天酒泉南山筹建西王母祠。
昆仑山：按《肃州志?山川》载：“在肃州西南二百五十里，山岭峻极、仿佛昆仑”。据此里程测之，则指玉门市西南的妖魔山，山峡多红口子，有安门（石门），山势高峻，山上有许多窟窿，俗称窟窿山，或者就是昆仑之转音。但马岌所指的“昆仑之丘”，明言是酒泉南山，据《西域考古录》云：“昆仑山，在肃州西南八十里”。亦称是马岌上言所指之昆仑。按此，当即为酒泉正南祁连雪山之主峰所在。今查酒泉南八十里之祁连山，并无石室、玉堂、西王母祠之遗迹，而城西南三十里之文殊山后山口西侧，原先却有王母宫、王母殿两处，但已是后期所建，并非珠玑满目之神宫了。然而马岌上言之时，在前凉太元二十一年。他说山中已“有石室、玉堂”，并且是“珠玑镂饰、焕若神宫”，这分明是指文殊山。“石室、玉堂”即今所说石窟，当时已经凿山为洞，在洞中镂刻石像，用泥雕塑，施以彩绘，所以才使石窟焕若神宫。这便是文殊山开凿石窟寺的最早见证。当在马岌上言之前，即前凉张骏太元年间（公元四世纪三十年代）。
三、文殊山石窟寺庙艺术的形成
文殊山之所以能形成为佛、道两家的文化艺术胜境，推其原因，也和河西的几个重要石窟（如莫高窟、榆林窟等）艺术形成的原因一样。是因为地居欧亚孔道的丝绸之路的沿线，
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荟萃之所。敦煌鸣沙山，酒泉文殊山，安西榆林窟，张掖马蹄寺，武威天梯山等都是佛道两教修寺观、造窟龛、塑像绘画之场所。中国在西汉以前仅道教一家，自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的后，延至魏晋，绘画造像之风日渐风靡，即从目前考古证明，古代绘画，首见于墓葬。仅酒泉1988年至1990年先后发掘清理的24座墓葬中，就有三国（魏）画像砖三室墓两座，隋唐模印画砖墓一座。清水单墩子滩的三国墓棺盖画，表现了东王公、西王母娱乐升天图，墨线流畅、内容古雅。总寨三奇堡三国墓画像砖内有：骑马、探亲、引路、送殡、推车、羊群等彩绘画砖，笔调概括简练，事物特征鲜明，用色以土红、黑墨、纯白等三色为主。这与丁家闸五号晋墓壁画相似，人、马、车、羊、衣饰画法，基本上是一脉相传，而丁家闸五号晋墓壁画，除在色彩上增加了黄、绿、褐诸色外，并在给画题材内容上更加广泛，从神话故事到人们日常劳动，生活场景，都在画壁上有所反映。这些墓室砖画和壁画的技法风格，恰与敦煌莫高窟的早期壁画、酒泉文殊山的千佛洞壁画，尽管内容题材有所不同，而技法风格，确是前后相承，如也一辙。证明河西走廊众多石窟的开凿，最早当始于前凉。虽然现在能见到的莫高窟题记最早为前秦建元二年，文殊山千佛侗已公认是北朝所作，但，早期洞窟因岁月流失，残毁甚多，隋唐、五代、宋、元等又相继补修重绘，古洞之面目多有改变而不可窥见其原貌。总之，酒泉古墓葬之画像砖画，始于魏晋，而文殊山石窟群的创造，根据本文考证当始于前凉太元，而墓葬壁画与石窟壁画之发展，同为十六国后期，昌盛于南北隋唐。这是由于佛道两家的文化竟争而形成的。文殊山的寺庙壁画，同样也是唐、元、宋、明、清，各代均有增续和发展，而昌盛之时，当属隋唐五代。从1988年清理的果园乡西沟隋唐墓的模印画砖的技法风格来看，这种半浮雕式的主体人物和动物造型，除内容题材更加面向现实，技法更趋纯熟外，其风格还与当时西亚波斯国的文化艺术风颇相类似。证明了隋唐之际，西亚文化艺术已在河西酒泉得到交流。因此，石窟寺庙艺术的发展，是与丝绸之路东西文化的交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四、 殊山石窟寺庙的分布概况
根据笔者1956年春的初步调查，文殊山东部的山峡，古时称为嘉峪山口，明、清以来，俗称曰：“文殊山口”。进山口西南行，南北两山夹道，约行一里许，路北侧的山麓，又分为东西二沟，在东者为红庙沟，俗称前山，有佛寺、道观二十余院（座）；在西者为后山沟（沟国内又分为南、北、中三岔，中间一岔最长），有庵、观、寺院五十余院（座）。宫、观、庵多为道教所建立，寺与庙多为佛教所奉祀，由于宋代以来，倡导儒、释、道三教合一，所以信奉者不论道教的神、仙、天尊，还是佛教的佛祖、菩萨，都视为神灵，一概敬奉。总计文殊山的石窟寺庙等古建筑群共有七十个余院。一百三十八座，合四百余间，占地（山崖）约长2公里。其中：（1）寺庙多数为三开间，少数为单间座，有前后殿式，有三层阶梯式，四合头式等；（2）也包含有三层木楼六座（前山慧祠宫楼、清凉寺百子楼、鲁班楼、太白楼、后山地母殿木楼和百子楼），二层木楼三座（后山雷祖殿南木楼，前山喇嘛寺大经堂之重檐大殿）；（3）石窟共十八洞，前山红庙沟有三洞：千佛洞、万佛洞、太子寺洞（此洞无中心柱），后山沟有石窟十五洞（千佛洞、洪钧洞、古佛洞等有中心方柱，又有观言洞、文殊寺洞、白衣洞、救苦殿洞、南天门洞、百子楼洞、灵霄殿洞、十王殿洞、三清洞、三官殿洞、闪佛洞、地母殿洞），大部分为后期所凿，只开圆窟和半圆窟，一般无中心方柱。另外，后山口东侧，尚有早期所凿之小佛龛四个，均已残毁。其余全部为砖土木结构的宫观寺庙及木结构的亭台楼台阁，占绝对优势。这和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相比，则是一大特色。前山有高耸雄伟的鲁班楼、太白楼、百子楼、大经堂，还有古老壮庄严的地母宫、华丽辉煌的太子寺等；后山建筑规模较大，绘塑精彩的有地母殿、古佛洞大殿、翠云宫、牛王宫、五龙宫、娘娘庙、灵宫殿、文殊殿、药王宫、无量殿、洪钧洞、成圣楼、救苦殿、南天门（有隧道）。百子楼、三官殿在中岔北坡，门前各有木架天桥，跨山沟而过。雷音寺位居后山沟之西尽头，位置最高。古佛洞内，中心柱正面一尊大佛，结跏跌坐，壁画为千佛，仪容肥圆如月；塑像
金碧辉煌，似为唐人所作。同行有《人民画报》记者张吉年同志，他见多识广，认为并非盛唐作品，当属唐末五代时之巨制（张吉年同志，拍摄各寺照片最多，惜未见全登载）。千佛洞、牛王宫壁画更是丰富多彩。由于当时时间紧迫，仅记其名目，绘其图形，惜未能一一记其建造沿革、壁画内容和特色。本拟以后再作考查，没料想，人遭奇冤，山寺也遭到千余年末曾有过的浩动，毁之殆尽。待到拨乱反正，笔者再次来寻求，已是三十年后，只见后山一片残迹，片瓦无存，只好望山兴叹，落得“可惜”二字。
四、 文殊山石窟寺的修造者和供养经费之来源
文殊山艺术宝库的修造者，历来都是全县各乡村的农民、小手工业者和部分城市平民
及商号。文殊山寺，从典籍考证，应始于前凉。即从1956年当时所见到的壁画、雕塑来看，上自北魏、北周，中经隋唐五代，下至宋、元、明、清各代都有增修、重修、补塑和重绘。民国时期也还有新建，继续维修和绘塑，全县各乡村、各渠坝士庶百姓，在文殊山上都有各自地方募捐建置的地庙，各有僧、道“住持”，看守经理日常事务，各寺庙在各村也都有“会首”或香火地。藏民（旧称番民）所建者，名曰喇嘛寺，以前山之大经堂为最大，清代即有喇嘛二、三百人住寺诵经。每逢节日，汉、藏、裕固、蒙古等各族人民，咸来参加庙会，香烟缭绕、灯烛辉煌，众僧、尼、道士，一片诵经念佛之声，敲打钟磬、木鱼之乐。商号及饮食服务百业，，亦多前来集市，民间工艺，百戏杂耍，任选任购，自由交易。所以，每年庙会，都是与集市贸易相结合，甚是红火热闹。并有九曲黄河灯会，昼夜演大戏，夜间观灯，有的散在山顶上烧柏斗香，一面敬神出鬼没求福禳灾，一面又是“寓教于乐”的群众文化活动，这一切，都是酒泉各渠坝、各乡村的会首主持，人民资助开展的。
（1） 庙会收入：每逢节日庙会及每月朔望，群众有来烧香拜佛、许愿、祈福，丢香钱，上“布施”，供俸祀神礼物等。
（2） 修建该寺庙的渠坝、村民自筹的香火费每年秋收后，由会首筹办运送到寺里。
（3） 有的寺庙，也有自已购置的一定数量的庙田，也叫“香火地”，由农民租种、纳租，供给寺庙“养廉”。也有僧道自己种作少量土地以提供蔬食的。
（4） 若有补修寺庙、绘塑佛像的大宗费用，则由该寺僧道，自己去各州府县深入城乡募捐，名曰“给缘”，群众中多数人都愿意捐助礼佛，以修“来世”，愿意化给者，名曰“善人”，或曰“信士弟子”，或捐钱，或捐粮，自愿报捐，化缘者将姓名数字记在自己所带的帐册上。这个帐册，名曰“缘簿”。化给了，就算结下了“善缘”，“功德无量”，将业庙修成，书写在寺庙的匾额或碑碣上，以资表彰其功德。
五、 文殊山寺的毁灭年代
文殊山寺，千余年来，都一直是肃州酒泉县地境，归酒泉县所管。解放前，各寺各归
其村社管理。1951年土地改革中为铲除封建迷信职业者，动员各寺僧、尼、道士，各回各乡参加生产劳动，分了土地，结了婚。由此，山寺空虚，陷于无人管理，酒泉县文化主管单位，主动接管了这一片文物古建筑和艺术宝库，进行了巡视管理和宣传保护，并制作了文物标志牌，挂置于明显处，但县上并未派专人进驻看管。1954年肃南县成立时，少数民族代表争要文殊山，当时的酒泉县领导干部，不知文殊山是酒泉的艺术宝库，单纯的认为是迷信活动场所，轻易的划归了肃南县。接着，县文化管理部门无可奈何的将山寺的保护管理工作也转交给了肃南祁丰区的主管干部（当时由文化馆长冯明义和笔者，——文化科干部前往面交）至1956年，酒泉县文化科派笔者陪同《人民画报》社记者张吉年同志，前往文殊山拍摄石窟寺艺术时，发现山上无人管理，有的寺庙住上了藏民，烟熏火燎，有几处寺庙成了少数民族的羊圈，佛像损毁尚轻，画壁之下半部被羊群拭得模糊不清。为此，笔者当时已意识到文殊山寺将有毁灭的危险，遂绘制了山寺分布详图，大小寺观，无一遗漏。后经整理，遂
成为一张不可再得的文殊山全图，藏之书夹中。四年之后（1960——1961）即面临经济困难时期，加之社会运动，祁丰区领导陷于瘫痪，山寺无人保护，遂发生拆庙的事件。所反映，后山百子楼，是一对青年男女，利用百子楼做新房结了婚，因用火不慎，引起火灾，竟将一座古建筑一火烧了，有的庙宇，据说被拆去修了山上的公房，有的被酒钢某些工人拆掉，用汽车拉走了。有的寺庙，则是山里一位教师在运动中受整，为了自赎，领着学生用拔河的方法故意拉倒了的，这些仅是传闻，未曾目睹。但山寺的毁灭，却是铁一般的事实。然而，地方领导致点头默许，群众谁敢去拆庙。千余年的艺术宝刹，竟被少数愚味无知者，为了争发国难财所毁于一旦，又有谁与之评说？
马蹄寺石窟
马蹄寺石窟位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区的马蹄山中，这里山峦起伏，流水潺潺，松柏苍翠，绿草如茵，花草飘香，远在西汉初年，就是匈奴阿育单于的避署胜地。
马蹄寺石窟是一规模宏大的石窟群体。它包括七个小石窟群，迤逦近三十公里，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民间传说：天马下凡时一蹄落在了这里的一块岩石上，踩下了一只蹄印，寺院由此而得名。马蹄寺石窟群，包括千佛洞、南北马蹄寺、上中下观音洞和金塔寺七个小石窟群。每个小窟群，多的有三十余窟，少的有两窟，总共有七十多窟。这些石窟中最早的建于晋代，是敦煌人郭某及其弟子所凿，先为郭的隐居讲学处，后人增塑像佛，鼎盛时期曾有僧众三百多人。到了明朝永乐年间改名普光寺，寺内原存的金鞍、龙袍，系清代乾隆赐给的御物。马蹄石窟由于历史悠久，同敦煌的莫高窟、安西的榆林窟齐称为河西佛教胜地的三大艺术宝窟。
马蹄寺石窟群，从东晋以来，历经北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元、明、清、民国到现在有1600多年的历史，它是我省历史悠久、艺术价值很高的文物古迹之一。
位于甘肃省肃南县马蹄区，又称“普光寺”，是肃南在区最著名的佛教寺院，该寺马蹄殿青古石板上有两个明显的马蹄印迹，相传为天马下下界所留，故此得名。
马蹄寺始建于北凉时期。原有规模包括金塔寺、干佛洞、南北马蹄寺、上中下观音洞等七个小时石窟群和寺院，共有七十多个石窟。是甘肃境内仅次于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永靖炳灵寺外的又一石窟群。其中北寺有三十多窟，规模最大，千佛洞次之，金塔寺最小。该石窟在晚期凉州石窟遗迹中颇有代表信。该寺原为汉传佛教寺院，后来逐渐发展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院，为青海东科尔寺的属寺之一。寺院原是马蹄十四族（藏族部落）所建，并由十四族供养。该寺建筑规模宏大，最兴盛时，北寺、南寺、千佛洞三处共有僧众一千多人，到1949年时尚有五十余人。近代以来，此处藏传、汉传佛教兼弘并化，影响颇大。历史上，该寺著名祖师有释融沧、秦道吉等。
1958年以后，该寺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石窟佛像、壁画损坏殆尽，石窟外所有建筑荡然无存。
80年代中期以来，修复了马蹄北寺“三十三天”石窟佛殿、下层石窟经堂及千佛洞及千佛洞诸殿堂，千年古刹，重焕光彩。现主要寺院建筑和遗迹有三十三天石窟、马蹄印石窟、藏佛殿石窟、胜果寺、千佛洞石窟等。胜果寺内藏有相传为康熙龙袍及乾隆马鞍等文物，最重要者则是文殊菩萨宝剑，为北魏时代之物。寺主阿其堪布活佛，15岁，肃南人，1944年出家。
千佛洞现由汉传佛教僧人住持。现存大雄宝殿、站佛殿、观音殿、药师殿等殿堂，为明朝万历年间释融沧所建，1986年重修。其三宝殿悬立于百丈悬崖之上，险峻巍峨，令人仰叹。站佛殿中供奉的站佛为晋代古物，古朴庄严，极有价值。附近塔林有塔18座。
千佛洞现任方丈谛净法师，80岁，甘肃省临泽县人，1942年出家，师从融照法师，兼任甘肃省南县佛协副会长。现任监院道通法师，43岁，张掖市人，1933年出家，师从理空法师。
天梯山石窟
天梯山石窟，又称凉州石窟，位于城南约50公里处的中路乡灯山村大坡山南崖绝壁间，窟下有寺，也称大佛寺、广善寺。乾隆《武威县志》：“大佛寺，城东南一百里，有石佛像，高九丈，贯楼九层，又名广善寺。”这在《法苑珠林》等佛教经籍中都有记载。石窟造像别具一格，或石雕或泥塑，其规模宏伟壮观，精美绝伦，千姿百态，可与敦煌莫高窟媲美；大佛含笑，高30米，右手指向磨脐山，雍容典雅，庄严肃穆，有气吞烟霞，挥斥乾坤之势。据有关史料记载：此石窟是北凉王沮渠蒙逊于公元412年至439年之间开凿的。天梯山石窟是在天然洞穴的基础上创凿的，距今已有1580多年的历史。东晋元熙八年（412）十月，蒙逊由 张掖迁都于姑臧，称河西王，设置官署，修缮宫殿，建起城门诸观。同时召集凉州高僧昙曜及能工巧匠劈山开路，伐木毁林，开凿天梯山石窟，大造佛像。不久其母车氏病逝，特在窟中为其母先雕凿5米高石像一尊，形似泣涕之状，表示忏悔。因历代战乱，加上自然灾害频繁（主要是地震），石窟残损严重，特别是1927年的大地震，对天梯山石窟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九层贯楼和大部分洞窟顷刻间震毁，许多塑像受到损失，幸存比较完整的有8窟，大佛坐像安然无恙。石窟里面有北魏、隋、唐时期的汉藏手写经卷，唐初绢画菩萨像，唐、五代、西夏（宋）、元、明、清各代塑像、壁画、经卷等。天梯山石窟虽地势险峻但蕴藏丰富。佛教兴盛是五凉时期凉州文化发展的一大特征。此窟的开凿，引起佛教界注目，使西域高僧接踵而至，他们在凉州讲经说法，翻译佛经，使天梯山石窟更具盛名。
天梯山石窟，不仅是我国开凿最早的石窟之一，也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在开凿天梯山石窟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批开凿石窟的能工巧匠和雕塑家、彩绘家。昙曜等人在完成天梯山石窟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佛教中心的东移，东下平城（今山西大同），开始了新的开凿生活，成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重要技术力量，昙曜则成为北魏的佛教领袖。据历史记载，439年，北魏灭北凉，从姑臧迁宗族吏民3万户至平城，其中有僧侣3000多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既反映了凉州的人口众多，也说明了佛教的兴盛。这3000僧人实际上就是“凉州模式”的创造者，推动着北魏崇佛风气日渐兴盛。北魏灭北凉结束了河西地区140余年割据而繁荣的局面，曾经盛极一时的凉州佛教及其艺术受到重创，凉州的僧人纷纷外流，除迁平城外，一部分向西迁往敦煌等地，由此也促进了敦煌佛教的兴盛，使敦煌成为继凉州之后的河西佛教中心，并推动了河西石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高峰──敦煌石窟文化的迅速发展。敦煌石窟中的盛唐大佛（130窟）和天梯山的大佛艺术风格相似，说明天梯山石窟的开凿及其艺术风格和建筑风格直接影响到敦煌及河西石窟。
迁往平城的工匠、僧人中不乏高僧法师。据《释老志》、《世祖纪》、《高祖纪》记载，凉州僧人师贤到平城后，任道人统（管理宗教事务的官职），并于公元452年建议并亲自主持，开始造帝王化的佛教石像。公元460年，师贤去世，凉州高僧昙曜继其职，改道人统为沙门统，继续主持造像工作，并于平城近郊开凿云冈石窟。他只用了短短几年（460～465年）就完成了云冈石窟的代表作品“昙曜五窟”的建造，其第五窟大佛是云冈石窟最宏伟的雕像和代表作。后经历代开凿，使云冈石窟成为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雕造富丽，为全国石窟之冠。据《魏书?释老志》记载，魏文成帝拓跋睿和平年间，由凉州僧人昙曜主持，开凿石窟五所，即第16至20窟。之后陆续兴建，前后历60年，无数的雕塑家在53个洞窟里雕刻了佛像、飞天等51万多件。其间主要工程完成在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之前。这些宏大精美的雕塑，是雕塑家们智慧和艺术才华的结晶，而凉州僧人及其工匠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在佛教文化和石窟寺艺术方面，北凉和北魏是源流关系，即北凉为“源”，北魏为“流”。据《魏书?释老志》记载，驰名中外的龙门石窟是继云冈石窟之后开凿的。太和十八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从这时起，历经东魏、西魏、北齐直至明清，营建了规模宏大的龙门石窟群，同时还开凿了巩县石窟和附近的几座石窟。龙门石窟的建造艺术风格，无不体现着天梯山石窟和云冈石窟的特点，具有强烈的南朝文化和中原传统汉文化色彩，又有浓厚的北方文化因素。因此，天梯山石窟称为石窟之鼻祖是当之无愧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从年代上确定石窟艺术在佛教史和美术史上的地位。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更重要的是看其在石窟中的影响。如果单从年代上看，新疆的许多石窟都比敦煌石窟和中原石窟要早，但它对中原石窟没有产生直接影响或影响甚微。按史料记载，莫高窟始创于前秦建元二年，即前凉升平十年（366），炳灵寺石窟169号的题记是公元420年，天梯山石窟创建于412～439年。从年代上看天梯山石窟比莫高窟迟一些， 与炳灵寺石窟基本相当。但这两个石窟尤其是莫高窟现在的影响非常大，一提石窟，必称莫高窟和云冈、龙门。但北魏时期的莫高窟并不有名，也没有对云冈、龙门产生直接影响，反而是凉州僧人及其天梯山石窟，声名显著，对莫高窟和敦煌佛教的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目前，专家们一致的看法是，莫高窟虽为中国内地最早的石窟艺术开创地，但它正式开窟建寺的时间要从420年北凉灭西凉之时算起。莫高窟历史上出现的开凿盛期是北魏孝明帝时（516～528年）。这时随着洛阳的一批官宦、僧侣和工匠的进入，中原汉风在这里开始流行。而这已经是天梯山石窟开凿100年以后的事。从以上的简单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石窟的影响过程应当是：天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这里并非有意贬低莫高窟而提高天梯山，而是从影响和源流关系上探索出中国石窟的一种发展脉络，用事实说明，真正影响中原石窟风格的非天梯山石窟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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