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00卷本《大般若经》的镌刻，试论《房山石经》雕造的历史分期
　　一

　　在《房山石经》中，600卷本《大般若经》的镌刻历经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到辽兴宗重熙十年（1014年）近三百年的仓桑岁月。600卷本《大般若经》的雕造留下了900余条刻经题记。在这900余条题记中，镌刻着数以万计的施资刻经者的姓名，他们从地方大员、绅士、工商业主到普通的百姓、僧人；这些题记少则十几字，多则几千字。如此丰富的历史记载，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房山石经》刻造的难辛历程，也向我们展示了数以万计的信众为了佛教事业一代接一代无私奉献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同时，通过这900余条题记也使我们从中了解到不同时期石经雕造的历史背影及其特点。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把《房山石经》的雕造大体分为隋唐、辽、金元、明四个时期，如中国佛教协会编《房山云居寺石经》（文物出版社1978版）所论。这种以朝代分期应该说是大体不错的，但它是不是十分准确地反映了石经雕造的真实的历史背景和特点，尚有商确的余地，而《大般若经》三百年雕造的历史则为我们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方面的资料。

　　二

　　《大般若经》的雕造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自唐天宝元年（或开元末年）起，到天宝十四年（约742——755年）。这一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大般若经》的雕造得益于官赐的写本大藏经为底本，进展十分顺利，14年间共雕《大般若经》190余卷，刻石近500条。从300余条刻经题记所反映的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雕经主持者依靠民间集资的方式，广泛发动范阳及周边地区的士绅，特别是工商业行会、城乡居民，进行有组织的捐资雕刻活动。

　　1、就地区说，涉及范阳、容城、文安、顺义、楼南、遂城、河间、燕州、广阳、固安、清苑、元城、高阳、安平、弘农、永清、蓟县、昌平、平原、洓水、坂城、清河、归化、良乡、上谷、归义、任丘、平正、陈留封丘、密云、潞县、莫州等郡县，其中以范阳最多。据《新唐书·地理志》，这些地区基本上是唐时河北道所属的幽州、瀛州、莫州、涿州、檀州、德州、易州等所管辖的范围，也就是今属河北省、河南省的部分地区。幽州属县九：蓟县、幽都、广平、潞县、武清县、永清县、昌平县、安次县、良乡县；涿州属县五：河间、高阳、平舒、束城、景城、；莫州属县六：莫州、清苑、文安、任丘、长丰、唐兴；檀州属县二：密云、燕乐；德州属县六：安德、长河、平源、平昌、将陵、安陵；易州属县六：易县、容城、遂城、涞水、满城、五回（坂城）。同时，还涉及河东道的太原府所属的今山西的大谷、广阳。

　　2、就捐资者的成份说，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1）、普通的民间百姓一家一户以个人的资财捐助雕造，如：

　　“天宝元年二年八日范阳县人李仙药为亡过父母敬造石经一条，合家供养”（卷9）。这是《大般若经》有记年的最早的一则题记。

　　“崔思节、妻潘、女平共造石经一条，合家供养”（卷29）。

　　“容城县思志造石经一条，合家供养”（卷31）。

　　“范阳县造经主张大隐、母王合家供养”（卷46）等。

　　这类一家一户捐资雕经的题记不少，但总体上说不是主流。

　　（2）上述地区工商业行会有组织的捐刻活动，涉及行会有“小彩行”、“白米行”、“绢行”、“布绢行”、“生铁行”、“大綵帛行”、“丝绸綵帛行”、“肉行”、“市行”、“米行”、“幞头行”、“屠行”、“杂行”、“五熟行”等等。如

　　“小彩行社官冯大娘等二十人每年造经两条。天宝二年四月八日上”（卷20）。

　　“绢行社官游自勖一十三人等每年造经三条，天宝二年四月八日上”（卷22）。

　　“行铁行社官吴承昭等廿人每年造经一条”（卷31）。

　　“丝绸彩帛行社官游金应等造经两条”（卷38）。

　　“白米行孙周祥等上经十一条”（卷40）。

　　“布行人等造经一条，天宝六载四月八日建”（卷64）。

　　“范阳郡白米行石经社官吴庭芝，录事胡乾运合邑等上经二条”（卷92）。

　　“天宝九年四月八日范阳郡幞头行社官赵冲等造经两条等”（卷101）。

　　这类工商行会组织的捐资刻经题记很多，仅以游金应为首的范阳郡丝绸彩帛行为例，其刻经题记粗略统计约15条，刻石达36条；又如范阳郡白米行，在这一时期的刻经题记有8条，刻石24条。这些情况指出，工商业行会是这一时期捐资刻经的主要力量。这一情况也反映了当时范阳及周边地区私营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发达。

　　从上述题记中还可清楚地看到，这些工商业行会已有组织的组成了行会中的“石经社”，社有“社官”及具体管事的“录事”。正是在这种组织的组织下，使捐资和镌刻活动有计划的开展。

　　（3）城镇居民及乡村村民集体有组织的捐刻活动，如：

　　“天宝三年燕州角社官张子明合村人等每载共造石经一条”（卷30）。

　　“天宝四载四月八日楼南长店邑社官王思明等廿一人造经一条”（卷39）。

　　“燕山角诸社人等、社官张二郎合邑人等造经一条，天宝五载四月八日供养”（卷52）。

　　“范阳郡永清邑社官王令晖，录事孙如玉合邑人等造经一条，天宝七载四月八日上”（卷86）。

　　“石经邑平正阳元峤、录事邹法善合邑廿人等，每载造石经一条，同心供养”（卷86）。

　　“昌平县石经邑主真空寺实际，平正曹思亮、录事雍直合邑人造大般若经一条”（卷107）。

　　“石崖村造经邑人平正赵三藏、社官孟洪净合邑人等上经一条”（卷110）。

　　“天宝十一载二月八日文安郡石经社录事邢琼昌、官孙皎倩合邑二百人等造经八条”（卷130）等等。

　　“邑人”、“合邑”是上述题记中最常见的词，是指城镇的居民，包括村镇的村民。《旧唐书·食货志》载，在唐朝“凡天下人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三年县司注定，州司覆之。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据此，“邑人”一般指城镇居民，但上述题记中“石崖村”村民亦称“邑人”、“合邑”，估计其村落规模较大，已形成村镇了。类似上述的题记比较多，它们说明，如同工商业行会那样，一些城镇居民的村民也被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力量进行捐刻活动。这种组织有称“石经邑”，有称“石经社”；这种组织有社官，录事及称作“平正”的职事人员。

　　（4）其他人等，其中有僧人及其俗家弟子、道士及地方官吏，如：

　　“高阳县妙香寺尼法寂造经二条，王大娘、郑二娘、张六娘、王大智二月八日礼拜，原罪彰省减”（卷79）。

　　“顺义郡李大师每载造经三条”（卷39）。

　　“广阳郡广阳县云麾大将军上柱国祁县开国男王守忠、妻闻喜郡夫人段氏，男拓河府别将永□次息左卫思过、贵族女十一娘子造经一条，天宝六载四月八日”（卷61）。

　　“上谷郡修政府折衡赏绯鱼袋上柱国何远辿又为大夫及合家大小并得平安，敬造石经一百条供养。”（卷142）。等等。

　　以上是《大般若经》镌刻的第一个时期，因其处在唐开元盛世的末期，借助于繁荣的社会经济，其进展还是非常顺利的。然而，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十二月，身为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于范阳发兵造反，并在一月后攻破洛阳，建元“圣武”称帝；之后，进军长安，迫使唐玄宗逃亡四川，这就是历史上的安石之乱。此次判乱连绵近八年，虽然最终被平息，但唐王朝也自此走上衰落。

　　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大般若经》的雕造进入了它漫长的第二个时期。自天宝十五年（756年）至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长达140年的岁月里，《大般若经》的雕造虽然没有中断，但进展速度十分缓慢。由于经济的衰落，工商业的萎缩，这一时期，石经雕造的主持者所依靠的力量主要的已是幽州及其周边地区的佛教信徒和普通百姓。我们从施经题记中看到，这一时期刻经题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罗列数百人名姓的长篇题记十分显眼；而前一时期以工商业行会组织为主的有组织的捐刻活动则显著减少，特别是一些大的行会组织，如丝绸行、大米行等已不见记载，而见到的少量的行会又大都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相关，如“菓子行”、“椒笋行”、“油行”、“杂货行”等。同时，地方大员和官吏及其家人也是这一时期捐刻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特别是“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特进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刘济”的捐刻活动，带动了一批地方官吏的加盟，从而在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年）至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的20年间形成了一次刻经的高潮。在这20年间，《大般若经》雕造了140余卷，计刻石340余条。这正如刘济撰于元和四年的《涿鹿山石经堂记》所云：

　　……暨天宝列元圣文神武皇帝第八妹金仙长公主特加崇饰，遐迩之人增之如蚁术焉。有为之功，莫此而大。济遂以俸钱奉为圣上刊造大般若经，以今年四月功就，亲自率励与道俗齐会于石经峰下。饭等香积而香云煖空；会同华严而珠雨满地。金篆玉版，灿如龙宫；神光赫赫，宇宙金色焉！于是，一口作念，万人齐力，岩壑动，鸾凤翔；或推之，或摇之，以跻乎上方，缄于石堂。必使劫火烧而弥固，桑田变而不易。或祝慈圣寿，寿愿高于崇山；缄彼石经，经愿延于沙界。鸿祚景福，与天无垠，圣寿无疆。幕府众君子同称讚之。時元和四年四月八日記。（《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第15-16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此记记载了刘济捐资刻《大般若经》事并描述了当时“一口作念，万人齐力”、“缄彼石经”的宏大且感人的场面。但《大般若经》的雕造并非如刘济所言，已经于元和四年雕成“功就”。实际上到刘济时，《大般若经》只刻到443卷，在之后的唐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禧宗至昭宗乾宁初的近90年间，《大般若经》依然在广大信众的支持下陆续地进行着雕造；只是步履维艰，进展十分缓慢，并在乾宁之后完全的停止了。此后在残唐五代没有发现有一卷一石的雕造，其中止的时间长达130余载。以上就是《大般若经》雕造的第二个时期。

　　《大般若经》雕造的第三个时期已是辽王朝统治中国北方的时代。从刻经题记中可知，这一时期始于辽圣宗的太平七年（1027年），如在这一年“重修”了《大般若经》的卷68、卷73、卷238、卷267、卷283几卷经。但在圣宗时代也只是作了一些已雕经的修补工作，而真正大规模的续刻《大般若经》则是在辽兴宗时代。赵遵仁撰于“大契丹清宁四年三月一日”的《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比较清楚地记载了这一历史情况：

　　先自我朝太平七年，会故枢密直学士韩公讳绍芳知牧是州，因从政之睱，命从者游是山，诣是寺，陟是峰。……乃知自唐已降，不闻继造，佛之言教将见其废耶！公一省其事，喟然有复兴之叹，以具上事，奏于天朝。我圣宗皇帝锐志武功，留心释典，暨闻来奏，深快宸衷，乃委故瑜伽大师法讳可玄，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缺续新。释文坠而复兴，楚匠废而复作，琬师之志，因此继焉。迨及我兴宗皇帝之绍位也，孝敬恒专，真空夙悟。……重熙七年，于是出御府钱，委官吏佇之，岁析轻利，俾供书经镌碑之价，乃委郡牧相丞提点。自兹无分费常住，无告藉檀施，以时系年，不暇镌勒。（《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第23-24页，版本同前）。

　　此记指出，辽圣宗时代虽委“瑜伽大师可玄提点镌修”，但从现存的题记中除见到在“太平七年”“重修”了几卷《大般若经》外，没有发现其他刻经的任何有记年的记载。这说明当时虽有这方面的行动，但因资金等问题还没有落实，续刻《大般若经》的工作并没有真正地展开。刻经题记表明，由辽王朝出资，以国家的力量进行《大般若经》的续雕是从辽兴宗时代开始的。兴宗重熙七年（1038年）“出御府钱”开始为刻经作资金的准备，到重熙九年，则先后命“工部侍郎和涿州军州事吴克荷”和“给事中知涿州军州事刘湘”“提点书镌”，方才开始了续雕《大般若经》的大规模的行动。之后，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最终完成了《大般若经》最后几十卷的雕造。重熙十年九月600卷《大般若经》的最终完成，标志着《房山石经》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

　　三

　　《大般若经》的雕造实际上是《房山石经》雕造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大般若经》是玄奘大师晚年的一部最重要的译经，译于唐高宗显庆五年至龙朔三年（660-663年）；大师在完成《大般若经》翻译的第二年即辞世归天了。大师于此经可谓寄情至深，他说：“此经于此地有缘，玄奘来此玉华者，经之力也。向在京师，诸缘牵乱，岂有了时。今得终讫，并是诸佛冥知，龙天拥佑。此乃镇国之典，人天大宝。”（《开元释教录》卷8玄奘传）。

　　《大般若经》译出后，并没有立即流传开来，所以由道宣编撰于唐麟德元年（664年）的《大唐内典录·入藏录》没有收录《大般若经》，至到30年后的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年）由明佺等奉勅编撰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略称《大周录》）才第一次将《大般若经》编入“入藏录”，《大般若经》自此流传开来。又过了30余年的唐开元十八年（730年）由智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不仅将其编入“入藏录”，而且位列众经之首。中国佛教经录史指出：中国佛教真正意义的大藏经目录形成于唐朝，它的具有标志意义的经录就是智升所编的《开元释教录》。隋朝以前的佛经目录，如著名的东晋道安所撰的《综理众经目录》、梁武帝时代僧佑所撰的《出三藏记集》，都是以译人时代的先后著录译经的目录，还没有明确的分类；到了隋朝，出现了由“大兴善寺翻经沙门法经”编撰的《众经目录》，及“翻译学士费长房”编撰的《历代三宝记》等经录。这些经录中已经有了明确的大小乘及圣贤撰集这样的分类；特别是《历代三宝记》还第一次创立了“入藏录”，这无疑都是对汉文佛教大藏经目录的最终形成所作的重大贡献。然而，这些经录的分类还是十分粗浅的，它们虽然有了大的分类，但在大类之下，众多典籍没有固定的排列次序，显得十分杂乱，还无法构成一种完备的目录体系。发展到唐朝初年，虽然有了道宣的《在大唐内典录》及明佺的《大周录》等经录，但这些经录从内容上说只是承袭了隋朝经录的体列，在分类上没有任何新的突破，数千种经籍在大类之下，其排序自行其事，如《大唐内典录·入藏录》的大乘经录，是以晋译《大方广佛华严经》起始，以下依次是《大方等大集经》、《大涅槃经》、《大威德陀罗尼经》、《大菩萨藏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法炬陀罗尼经》……；《大周录·入藏录》的大乘经录则以《大法炬陀罗尼经》起始，以下依次是《佛名经》、《大威德陀罗尼经》、《方广大庄严经》、《华手经》、《宝星陀罗尼经》……。这样一种虽然有了大的分类，但所录经典在大类下随意编排，毫无规律可循，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一种成体系的大藏经目录。这说明，截止初唐时代，真正意义的有严密的分类体系及确定的经典排序的写本大藏经目录还没有形成。我们之所以说《开元释教录》的编定，标志着中国汉文佛教大藏经目录的真正形成，是因为《开元录》在继承隋及初唐时代经录的大小乘、经律论及圣贤集传的基本分类的基础上，其重点是在第一大类下再详定细目，从而最终确定了入藏的翻译典籍的排列顺次。这正如智升自己所说：

　　般若经建初者，谓诸佛之母也。旧录中编比无次，今此录中大小乘经皆以部类编为次第；大小诸律据本末而为伦次；大乘诸论以释经者为先，集解义者列之于后；小乘诸论据有部次第，发智为初，六足具次，毗婆沙等支派编末；圣贤集传内外两分，大夏神州东西有异。欲使科条各别，览者易知。（《开元录》卷11）。

　　因此，智升所编《开元录》就有了一个十分详备的分类体系，就以大乘经说，在大类下分“大乘经重单合译”和“大乘单译经”两类；在“大乘经重单合译”下分“般若部”、“宝积部”、“大集部”、“华严部”、“涅槃部”五大部和“五大部外诸重译经”，而以《大般若经》居于众经之首。自此，中国佛教大藏经有了一个普遍遵从的目录标准，写本大藏经也有了一个最为完备的形态。

　　《开元录》的编定，并以《开元录》为标准书写的官写本大藏经的最早的受益者就是《房山石经》的雕造，它的最为直接的证据就是云居寺现存的《山顶石浮图后记》。这篇由“前莫州吏部常选王守泰”撰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的碑文，记载了对于《房山石经》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即开元十八年，也就是编定《开元录》的同年，金仙长公主奏闻当朝玄宗皇帝“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充幽府范阳县为石经本”；之后委“禅师玄法，岁岁通转一切经”，而担任送经任务又恰恰是《开元录》的编者“京崇福寺沙门智升”。这无疑证明，以《开元录》为目录依据书写的官写本大藏经，在开元十八年到廿八年间已送到了云居寺，其主要目的是用作石经雕造的底本。这里，我有一个大胆的怀疑，怀疑王守泰的记文有误，即由智升送来的经本很可能是“五千余卷”，因为这才比较符合《开元录·入藏录》5048卷的实际；同时，委玄法禅师“岁岁通转”的这部大藏经写本定不会是一部不完整的大藏经。

　　以《开元录》为目录依据的官写本大藏经送到云居寺并为石经之底本，可以说是房山石经雕造历史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石经的雕造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摆脱了此前石经雕造的随意性，而确确实实地是在依据着官赐的写本大藏经在向着镌刻石刻本大藏经的方向努力；而这一时期的第一种刻经必然是居于众经之首的、被玄奘大师誉为“镇国之典，人天大宝”的《大般若经》。由此我认为，《房山石经》雕造的历史分期，可以以开宝元年开雕《大般若经》划线。此前自静琬起至开元末年可为第一个时期，即创始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创刻者们为了避免法难，使经本永留石宝，“劫火不焚”，故选择当时最为流行，且对中国佛教有重要影响的大乘经进行雕造，这即是如静琬时代刻造的《摩诃般若经》、晋译《华严经》、《大涅槃经》、《法华经》、《金刚经》等；也有依施资者的意愿而刻造的《佛说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弥勒下生成佛经》、《观世音经》等；从刻石说也没有严格的规定。自天宝元年刻《大般若经》始，《房山石经》的刻造则进入了一个完全有计划有组织的，并依据唐王朝官赐的写本大藏经为底本进行刻造的时代；此时的刻石不仅式样统一，且经名、卷次、条数标注清楚；同时，石经的雕造已从创刻时代单纯的从避法难的思念逐渐演变为施经者为亡故亲人及合家人等消灾祈福和广积功德的“供养”善事。自天宝元年开始的《房山石经》雕刻的第二个时期，一直持续到辽兴宗重熙十年（1041）《大般若经》的雕造完成。这一时期所刻的经典均无千字文编号，这与其所依据的官写本大藏经是完全一致的。自重熙十一年始，《房山石经》的雕造则进入了又一个新的时期，即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就是所刻经典均标注有千字文编号。这清楚地表明，自重熙十一年（1042年）始，《房山石经》的刻造已不是依据唐代官写本大藏经了，而是以辽王朝官刻的木刻本大藏经《契丹藏》为底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