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初的佛教造像
陈清香
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史学系教授
佛教的思想与文化⊙印顺导师八秩晋六寿庆论文集⊙
页32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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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的入华
佛教最初传入中华，究竟是由那条路线？是海道还是陆
路？最初入华的确实年代为何？最初的佛像是什么样式？是
中国传统面目？仰或西域风貌？抑或南传造形呢？是犍陀罗
风格，还是秣菟罗式样？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佛教最初入华的年代，自来即有种种不同的传说，即至
今日仍被热烈讨论著。在传说中凡是有关金人的记载，便被
附会与佛教有关，如秦王政的丈六金神：
“秦王政四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赉佛
经来华。帝以其异俗，囚之。夜有丈六金神破户出之
。帝惊稽首称谢，以厚礼遣出境。”(注1)
又如霍去病的得金人：
“释氏之学，闻于前汉，武帝元狩中，遣霍去病
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毗邪王杀休屠王
，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
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
则佛道流通之渐也。”(注2)
除此二说之外，其他如周穆王造迦叶佛像说，秦缪公造
铜像说，孔子知四方有佛说，东周敬王造立佛舍利塔说，汉
成帝刘向校书见有佛经说等等，依近代学人的考证，均认为
无足采信。
无论是秦始皇(秦王政)的丈六金神，抑或霍去病所得的
丈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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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见佛祖统记第三十四引朱士行经录。
(注 2) 见魏书释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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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其他的铜像，都不可能是佛教像。因佛灭后的五百余
年间，佛弟子所崇奉者，仅是舍利、佛牙、佛发等。而并未
有设像礼拜之事。现存的纪元前的佛教艺术遗迹也都以佛宝
座、佛足迹、法轮、菩提树等象征的符号来表示佛法身的所
在，而没有具体的人形佛像出现。是故霍去病所获的金人，
仅可能是匈奴人所崇拜的宗教神而已。
但佛经入华的年代，若依魏书释老志：
“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
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注3)
此说载在正史，却是可信的史料，西汉哀帝元寿元年，
相当于西元前二年，换言之，中国在西汉晚年的前一世纪末
，已经有佛教经典的流传了。
另有汉明帝永平求法之说，大意谓：
“永平年间，明帝夜梦金人，随即派遣中郎将蔡
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途中在大月
氏，遇迦叶摩腾、竺法兰，得佛倚像梵本经六十万言
，载以白马，归洛阳。明帝在洛阳城西外立白马寺，
摩腾、法兰共译四十二章经。这是我国译经的开始。
”(注4)
这一说法向为儒家所采信，但经近世学者如梁任公等人
的详加考证，而否定了其可靠性。
永平求法固然不是史实，但当时佛教已经东传，流传于
洛阳，再因楚王英而入彭城丹阳，却是不争之事实。
楚王英是明帝的异母弟，其任所在彭城，相当崇信佛老
：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
喜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永平)诏令天下死罪，皆入
缣赎。英遣郎中令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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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 此伊存口授经说，除了魏书释老志第二十之外，有
关的文献甚多，其中最古老可信的资料为鱼豢的魏
略西戎传，若依据魏略所载秦景宪则作景卢。
(注 4) 此永平求法之说，最原始资料当推晋袁宏后汉记，
其次为范晔后汉书，又经四十二章经序、水经注、
牟子理惑论、洛阳伽蓝记、冥详记、化胡经、释老
志、高僧传等的创意附会虚构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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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缣白纨三十匹，诣相国，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
。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
曰：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
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咎！其还赎，以助伊蒲塞
桑门之盛馔！”(注5)
由这段文字知楚王英奉呈缣纨而向明帝赎罪，而明帝却
因楚王英的崇奉黄老、浮屠，且行祭祀洁斋礼仪，因此将缣
纨退还来供养在家清修的伊蒲塞(优婆塞)及出家修行的桑门
(沙门)。
正史上有如此肯定的记载，可证明当时的行教尚处于黄
老与浮屠并祠的时代。只是明帝的诏书中未提“浮屠之仁祠
”内，究竟有无供像，如有，又是何种式样？
楚王英在永平十三年(70年)，因交好方士，被告谋反，
明帝将之贬谪到丹阳，次年自尽。在西元一世纪中叶，随楚
王英的迁徒足迹，佛教流行于河南、湖北、江苏一带，是可
推测而知的事。
楚王英殁后的76年，汉桓帝登基，当时安世高已到了长
安，并且开始翻译经典，在濯龙宫中设华盖以祀浮屠、老子
，沿袭了楚王英的黄老与浮屠并祀的作风 (注6)，且似乎用
黄金铸造佛像(注7)。
到了灵帝时，丹阳豪族笮融，聚众数百人投靠于徐州牧
陶谦。陶谦命他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运送粮米，他利用
职权而获利，因而得以造寺：
“乃起大浮图祀，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
采。垂铜槃九垂，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
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后
，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
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径数十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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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5) 见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传。
(注 6) 后汉书桓帝本纪：“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
以祀浮屠、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又后汉书
三十襄楷传：“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
(注 7) 佛祖历代通载第五：“永兴元年桓帝于宫中铸黄金
浮图老子像，覆以百宝华盖，身奉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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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注8)
由这段正史的记载，知造寺立像已正式开始，且寺院规
模相当大，可容纳三千余人。而浴佛会斋会也相当壮盛，广
受民众的响应。
造像的风气既开。我们要探讨的是：在这浮屠与黄老并
祀的时代，对于正确佛法未完全了解之际，所造的佛像是何
种样式，所谓“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可肯定的
是铜像是雕像，但面貌为何？是汉人还是印度人？是中土的
锦采衣？还是西来的僧服？
二、沂南汉墓项光童子像
笮融的雕像，应是文献所载最早的佛像，而实物遗迹则
最早应是山东沂南石椁墓中的项光童子像。(图1)依据报导(
注9)石椁墓中室的正中央有八角石柱，柱上以浅雕的方式雕
出一些线刻画。其中有几幅是受到佛教影响下的产物，如衣
裙下摆飘动类似飞天的羽人，类似“施无畏”的手形，而颈
上围著圆圈的项光童子像，尤为明显。此正面和背面画著有
头光的童子立像，左右两面画有载华盖而坐著的神像。立像
和神像的作风差别很大。
童子立像颈上有圆光，头上有饰物，颈间也有饰物，腰
配铃铛，衣服窄袖，裙下裤管蓬大若灯笼，足下著尖头鞋。
这怪异的形象是佛教像吗？还是黄老神仙？还是常人百
姓？
就汉代流行的画像砖或石刻画而言，受到神仙思想的影
响，每每出现东王公、西王母，或肩生两翼的羽人、神仙。
这件立像腰下蓬大的裙裤及足覆，类似传统汉画中的贵族或
神仙。但没有羽衣，又有圆光，窄袖也不是中国的传统服饰
。
如果说是佛教系统的形像，则除了圆光、窄袖等，有点
佛像的特征之外，自宾冠以下身上的装饰，说是菩萨像也不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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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8) 见三国志吴志刘繇传。
(注 9) 见杨泓“国内现存最古的几尊佛教造像实物”，现
代佛学，1962年第四期。以及曾昭燏、蒋宝庚、黎
忠义合著“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
，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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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项光童子像 山东沂南东汉墓
(略)
由于造形太特殊，因此有人认为它是“著普通衣服的童
子”(注10)，有人认为二个立像一是火神祝融一是司掌刑杀
、降雨、水利工程的水官玄冥(注11)，但圆光是佛教像的特
征，学者称它是神仙般的佛像，或佛像般的神仙(注12)。是
佛教影响下的图像(注13)，是不可否认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作品呢？
山东古来是黄老之学的发源地，至东汉之初，济南阜陵
广陵及楚诸国王，均信方术，当时方士仙道盛行于淮济一带
，佛教初来，亦被视为一种道术，因而彭城、广陵间，亦盛
行其教，此教当时极可能仅有经典，而无图像蓝本。
沂南古墓的年代，据推断为汉末年间之物，约当西元二
世纪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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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0) 见曾昭燏著「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1956年。
(注 11) 见林己柰夫“汉代鬼神?世界”，“东方学报”京
都四十六册，1974年。
(注 12) 见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1979年。
(注 13) 小南一郎氏从其图像配置加以考察，认为极有可能
为佛教图像，见小南一郎“佛教中国传播?一样相
----图像配置???考察----”，新潮社，198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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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正是笮融活动的时期。笮融的彭城或楚王英的彭城，即
今徐州，距离沂南椁墓，不过一百八十公里罢了。笮融所立
的浮屠铜人，桓帝所铸的黄金佛像，如果在没有图像蓝本之
下，一定是继承传统道家思想，再揉杂一点初来的浮图意识
，而形成一种似佛似仙、非佛非仙的式样。因此形成了沂南
古墓立像的创作作风。
汤用彤曰：“浮屠之教既为斋戒祭祀，因附庸于鬼神方
术，西汉武帝好神仙方士，王莽特尊图谶。及东汉谶纬占侯
，帝王奉为圣言。异术方技，尤为时人所乐尚。楚王英之信
方术，在光武诸王中，并非特出，而明帝诏书中，称‘仁祠
’言‘与神为誓’可证佛教当时只为祠祀之一种。楚王英交
通方士，造作图谶，则佛教祠祀，亦仅为方述之一。盖在当
时国中人士，对于释教无甚深之了解，而羼以神仙道术之言
，教旨在精灵不灭，斋谶则法祠祀，浮屠方士本为一气”(
注14)。
这一段文字，正可对沂南古墓童子项光立像产生的背景
，作最好的注脚。
三、三国西晋佛教的流布
东汉时代的佛教，就上述的佛教，就上述的楚王英，桓
帝及笮融等的信仰而言，无非是祭拜金像，建造佛寺，行原
始的礼仪罢了。但进入了三国西晋时代，由于交通的频仍，
来自天竺、月支、西域的高僧不断东来，使得佛教的信仰由
建造寺塔进而翻译经典，而达到思想的流布。创作也在这一
背景下，更进入另一阶段。
三国时代的佛教中心，北以洛阳，南以建业为据点。北
方是曹魏的势力范围，魏文帝黄初元年(220)于阗、焉耆、
扶余、□貊等西域诸国都曾遣使入贡(注15)。黄初三年鄯善
、龟兹、于阗等国国王均遣使入贡。文帝于是在西域设戊乙
校尉(注16)。
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大月支王波调遣使入贡，明帝封
其为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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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4) 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注 15) 见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第二。
(注 16) 见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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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大月支(注17)。曹魏与西域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使得东
西交通大大发达，朱士行的西行求法，昙柯迦罗等东来译经
，均在当时的文化交流上扮演了吃重的角色。
北方的佛教造像，在此背景下已然逐渐形成风气，在魏
黄初元年(220) 便已有孙二娘、王五娘题名的造像记。这应
是中国最早有铭刻年代的佛教造像记(注18)。且从题名的人
氏看来，造像风气似已伸入庶民中。
至于南方自古便有海路与天竺交通，早在东汉时，大秦
、天竺均曾借海路遣使贡献(注19)，到了孙吴时代，更派遣
朱应与康泰二人前往天竺。海上交通既通，佛教的先由海上
入华，其可能性便大大提高。
其间到过南方的译经师，著名者最早如安世高于汉恒帝
灵帝(147～188在位)时先到京洛，再入庐山、豫章、会稽、
广州一带传法。到了孙吴时代，先有支谦得孙权的信任而任
博士、东宫辅导，且大量译出大乘经典。后有康僧会自交趾
北上建业，虽释氏稽古略等所载的“康僧会到吴地建寺立像
，孙皓曾获得金像等事迹”不一定是史实，但康僧会的译经
，江南一带早有佛教的观念，也创作了佛像，却是不争的事
实。
到了西晋，佛教除了译经僧的活动之外，更进而再深入
在家信众之中。而对教义的理解则受到清谈、玄学的影响，
而逐渐走入“格义”式的佛教。
至于建佛寺造佛像也随之渐增，虽然释氏稽古录所载西
晋五十二年间“译经者僧俗十二人，译出经典六百卷，建造
寺院一百八十所，度僧尼三千七百人。”未免有夸大之谦，
但洛阳伽蓝记也载西晋永嘉未年洛阳一地便有四十二所寺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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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7) 见三国志卷三，魏收，明帝纪第三。
(注 18) 见清洪颐□平津作谈碑记三续卷上。
(注 19) 依后汉书西南夷传， 桓帝延熹二年及四年袨(159
、161) 有天竺派使节来中国献礼通好。延熹九年
(166)大秦王安敦之使者由海还来汉，献象牙、犀
角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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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这许多寺院，便不能没有佛像，西晋一代最著名的
译经师竺法护自太始元年(256)抵洛阳，迄永嘉二年(308)为
止，除了译经之外，也在城西建法云寺，而且，“摹写真容
，似丈六之见鹿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在双林”(注20)，
这是在文献中最早有图画佛容的著录，因此日人大村西崖便
认为是佛像传来的嚆矢(注21)。
其他有关造佛菩萨金像或得金像的传说尚多，虽未必是
史实，但佛像流传于华北或江南一带，却是相当可能的，尤
其自现存的几件古老的佛像，更可印证佛像流布的大要。
四、汉晋之际的佛像遗例
现存中国四世纪以前的佛教造像，有的是纯粹佛教系统
的佛菩萨像。有的则遗留了传统神仙式样，混合了佛、道、
方士的信仰，使得佛、神虽以分辨。以地域而言，四川、湖
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内
蒙古地方均有发现。其表现方式则有墓室的石雕摩崖线刻画
、铜镜上的凸雕花纹、青瓷或陶器上的凸堆模印花纹，也有
单独的金铜像。除了上述沂南汉墓项光童子像之外，其他遗
品兹分述之如下：
(一)四川的汉墓浮雕佛像
就年代及式样而言，四川发现的佛像，不但年代早，且
是完整的佛像。到现在为止共有三处有佛像出土的报导，一
为乐山麻浩崖，一为乐山柿子湾，一为彭山等三处。
就四川乐山麻浩崖、柿子湾、彭山三处汉墓出土的佛像
而言。麻浩一号崖墓后室门额饰有浮雕坐佛像，高三七公分
。此像有圆光，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住衣端，顶有肉髻，
圆形颜面已残损。衣纹为通肩式样，有平行褶纹、U形下垂
部分位于胸前正中，双足结跏趺坐。(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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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0) 见杨炫之洛阳伽蓝记。
(注 21) 见大村面崖中国美术史雕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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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浮雕坐佛像
四川乐山麻浩崖
(略)
此像由于出自汉墓，早期的学者一向断为二世纪时之作
品(注22)，且就衣纹式样定为犍陀罗式样(注23)，但近年来
有学者推翻此说，如南京美术学院的阮荣春指出此墓应属蜀
汉时所建，此像则为三世纪时代，式样则属秣菟罗式(注24)
。
就整个浮雕坐佛式样而言，除了面部破损无从辨别外，
一手作施无畏印，一手举衣端，衣服褶纹平行相间，胸前正
中下垂的式样，的确和秣菟罗坐佛或立佛十分相似。但是犍
陀罗式的佛坐像似乎也可找到相同的遗例，如现藏于白夏瓦
博物馆，断为一世纪末的迦腻色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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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2) 见水野清一“中国□像?源流”史林第四六卷，第
四号，1963年。
(注 23) 李俊华、陶鸣宽“东汉崖墓内的一尊石刻佛像”，
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六月，及俞伟超“东汉佛
教图像考”文物，1980年五月，均曾讨论到四川此
崖墓浮雕佛像。
(注 24) 见阮荣春“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艺术学第四
期，民国79年三月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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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容器器盖上的铜佛三尊像就是一例(注25)。(图3)
图3 迦腻色伽王舍利容器(略)
而光背上朴实无纹，双腿上衣纹膨松宽大，而非紧密贴
身，此种特征是异于秣菟罗佛。是故此像也许秣菟罗式的成
份较多，而也不排除犍陀罗式的影响。
乐山柿子湾汉墓后室门额上两尊坐佛，造形作风和麻浩
崖坐佛相似，时代和式样应是一样。
至于彭山出土的陶器附佛三尊像，或称佛像陶插座，高
二一?三公分，南京博物馆藏，上部作圆柱状，下为础，中
空，柱表浮雕一佛二胁侍。坐佛肉髻明显，不见圆光。左右
手与麻浩佛像相似，衣纹则自颈至下摆重叠著并行的弧线，
坐佛两旁之像不像胁侍菩萨，也不是罗汉，好似天人像。此
陶像一般认为出土于东汉墓，为二～三世纪时代作品，是中
国最早的三尊像。(图4)
但是阮荣春先生仍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时代应在三国
后期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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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5) 迦腻色伽王舍利容器，为铜制，器盖部份中有浮雕
佛像，身旁为帝释天和梵天相从，形成三尊像，佛
像一手施无畏印，一手握衣端，发纹为平行直线，
通肩的服饰，下垂居中，衣纹厚重。此容器被断为
一世纪末或二世纪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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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初期，晚于麻浩和柿子湾的佛像(注26)。
就式样，持衣端及施无畏的手印，仍类似于迦腻色伽的
舍利容器上的佛像造形，衣纹也类似秣菟罗出土的51年铭的
佛坐像，但是毕竟也非以线条表示的紧密贴身像，阮氏也不
能否认有受犍陀罗的影响。
图4 佛像陶插座
四川彭山出土
(略)
(二)铜镜上的佛像纹饰
自汉末至晋初所制作的铜镜中，因其背后花纹的不同，
可分为神兽镜和夔凤镜二种，受到佛教的传入，佛教像或类
似佛教像的纹饰也表现在铜镜背后，因而被称为佛兽镜，兹
依水野清一在“中国????□像?????”一文(注27)
引述如下：
(1) 三角线佛兽镜：出土于柰良北葛城郡广陵町新山古
坟，是有佛像中最古的一例(图5)。 铜镜背面花纹分成三方
各有三坐像(神)像和三兽像。其中三像的姿式均属结跏趺坐
，两手叠在膝上，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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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6) 同(注24)。
(注 27) 水野清一“中国????□像?????”一文载
于“□教艺术”第七号，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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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犹如佛入定的坐姿。衣纹则以平行突出的弧线描画之。
三像中，有一像头顶上有肉髻，颈上有圆光，坐在莲花座上
，像旁还有两朵盛开的莲花，此应是佛像无疑。而其他二像
虽跏趺的坐姿类似佛像，但是头戴三山冠，无圆光，羽衣的
羽毛自两肩翻转过来，前胸衣纹以斜方格式样表现之，此像
原应属神仙像，受了佛教影响而作入定的跏趺坐造形。
图5 三角缘佛兽镜
日本奈良出土
(略)
就时间而言，此镜约制作于汉末至三国之际，佛像的式
样，类似于犍陀罗或秣菟罗的造形，想像中，笮融大起浮屠
寺所供奉的佛像是否就是此式样？
(2) 画文样缘佛兽镜：出士于日本冈山县都洼郡村王墓
山古坟(图6)。 镜上的外区为半圆方格带，内区有四乳纹，
各区之间有两尊或三尊一组的佛像交互安置著。(a) 组中佛
像有肉髻坐在莲座上，右手举胸，似作“施无畏”印，左手
则抓住衣端。其右边站立的一尊手中似持香炉或莲花。有可
能是供养天或持莲花的观音菩萨。 (b)组为中一立佛，有光
背，右手持四枝莲花，身著下垂的天衣，垂在腕间，垂至腰
下，足下为仰莲座。立佛之左为坐在莲座上的坐佛，佛面倾
斜向著中央的立佛：左手持未开的莲枝。立佛之右为半跏思
惟像，面向右倾，右手支颐，左足下垂，天衣的一端，缠绕
于腕间再垂下。(c)组为二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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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为二头狮子座之上的坐像，圆光之上似有天盖，衣纹
不甚清晰。旁为立像左手持莲枝，头顶上有肉髻。 (d)组为
三尊像，中像立在莲上，莲蓬清晰可见，有圆光，右手似持
莲枝，俨然是持莲花菩萨。其右为坐像，乘坐在大的狮子之
上，顶上不见圆光，有双髻。其左为半跏思惟像，侧身坐姿
，坐椅清晰可见。
图6 画文样缘佛兽镜
日本冈山出土
(略)
此种画文样缘佛兽镜的佛像以三尊和两尊交互配置，是
否就是后世三尊像的雏形呢？只是佛坐像，持莲花菩萨立像
，以及半跏思惟像等的并列式，显得毫无主从秩序感。
除了冈山县出土的画文样缘佛兽镜之外，类似的尚有长
野县饭田市御猿堂古坟出土的一件，此镜也和前者一样佛像
有三尊及二尊交互配合而成，佛像肉髻时而呈现二个，背光
有明显的莲华纹。
(3) 佛飞天夔凤镜：所谓夔凤镜，除了花纹以夔凤为主
之外，和神兽镜不同之处，是在平滑的镜背上，雕上影像，
影像没有凹凸，犹如影绘，其表现的风格类似于汉代的画像
石。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了一面佛飞天夔凤镜，其内区中
便有以平雕的手法雕佛、飞天像，佛坐于莲座上，有圆光有
肉髻，两旁为张开双手有圆光的飞天。 (图7)另外在柏林国
立博物馆东方部也收藏了一面风格类似的佛飞天夔凤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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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佛飞天夔凤镜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略)
就一般的考据，三角线佛兽镜的制作于200年代三国时
代，夔凤镜则为270年至300年代的西晋时代的作品。画文样
缘佛兽镜则为300年代的西晋的作品。这些三四世纪的铜镜
原制作地点应出自南方，而近年来以佛像为装饰图案的三国
铜镜，在湖北省鄂城、湖南省长沙、浙江武义、安徽和县等
地都有发现(注28)。且经过大陆学者多次讨论过，如王仲殊
、徐苹芳均有论著发表(注29)。
综合这些铜镜上的佛像而言，在风格上神佛揉杂，汉式
传统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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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8) 汉晋之际饰有佛像的铜镜，近年来出土为数甚多，
如三角缘佛兽镜，除本文所提奈良新山之外，尚有
京都府寺户大冢古坟、冈山市天神山一号古坟、京
都市百百池古坟、郡马县赤城冢古坟等均有出土。
而画文样缘佛兽镜，除了本文所提的长野冈山之外
，尚有河内金刚轮寺所藏镜、冈山县王墓山古坟出
土镜、千叶鹤卷古坟出士镜、名古屋市出土镜等。
(注 29) 王仲殊发表过铜镜多篇，如“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
兽纹镜”考古，1982年6月。又如“吴县，山阴和
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考古
，1985年11月。除苹芳也在考古1984年6月发表“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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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浓厚，衣纹宽大而非紧密贴身，秣菟罗式较淡。
(三)越窑青瓷上的佛像装饰
在魏晋之际，江南一带烧制的青瓷，往往附有佛像装饰
，其中以被称为“神亭”、“魂瓶”、“谷仓”、“堆塑罐
”的坛形器为数最多。1989年笔者参观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
馆时，就发现此种堆塑罐，在高约17英吋多，宽11英吋余青
瓷中，上半部堆塑了楼阁建筑物、人物、动物，下半部的罐
子上也贴了无数的人物、动物，而在罐子居中的肩部却赫然
的堆塑了一整排十余尊的坐佛像。(图8)
图8 越窑青瓷堆塑罐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略)
此种堆塑罐是一种明器，一般的造形是分成二部分，上
部分堆塑以楼阁、飞鸟、百兽、四个小罐，下层的一大罐。
装饰的佛像有的位于肩腹处，有的位于楼阁或罐口的附近，
均先以模子模印成形，再贴饰于器身，一器所饰佛像数量不
一，有一二尊者，有六、七尊者，也有十三尊，甚或三十三
尊者。
依堆塑罐出土的报导，饰有佛像者至少有三十件，其中
江苏出土十五件，浙江出土九件，湖北三件，安徽一件，其
他出土地未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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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阮荣春的统计(注30)，似乎并未包括大都会博物馆所藏者
。另外还有一些非堆塑的陶瓷器如豆，双耳罐、奁、博山炉
、洗、青瓷坐佛等，也都在器身上饰有佛像(注31)，如出土
于浙江吴兴的西晋青瓷贴花佛像双耳罐，(图9)就是一例。
图9 西晋青瓷贴花佛像双耳罐
浙江吴兴出土
(略)
这些为数不少的越窑青瓷，大约制作于三国两晋，最早
的纪年铭是东吴永安三年(260) 最晚延续到东晋，流行于江
苏、浙江，并及于安徽、江西、湖南等地，是代表著三四世
纪之际长江流域的作品。
以贴饰佛像位于堆塑罐而言，依林树中引王仲殊的说法
，谓最初是作为护卫阙楼的神像贴在罐的四周，后来地位逐
渐升高到罐的上部，约在吴末晋初的堆塑罐中，还堆塑很多
佛像，如南京高场一号西晋出土的西晋堆塑罐，又把佛像置
于楼阁中间，成了供养的对象(注32)。
由于堆塑罐原是明器，最初对佛教的含义不明，将它看
成神仙或东王公、西王母一类神祗看待，神佛揉杂的意识之
下，佛像只作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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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0) 同(注23)。
(注 31) 见谢明良“三国两晋时期越窑青瓷所见的佛像装饰
”故宫学术季刊第三卷第一期民国74年，台北。
(注 32) 见林树中“魏晋南北朝的雕塑”，中国美术全集雕
塑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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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且置于罐之中下部，也许经过高僧的阐扬对佛教也有进
一步的认知，故安置位置逐次上升，成了供养的对象。
至于贴饰佛的式样，因一律呈坐姿，且头上有肉髻和圆
光，身披通肩服，文纹呈平行弧线下垂部分居中，趺坐下为
莲花座，或狮子座。那应是较倾向于秣菟罗式，但也融合了
若干犍陀罗特征，如“南京江宁县谷里乡，1982年出土的西
晋元康七年(297) 铭的砖墓，内出堆塑罐一件，在阙楼前及
两旁各有佛像多尊，尖发，肉髻，浓眉，眉心有凸起的白毫
相，深目、高鼻、络腮胡须，而面部表情严肃虔诚，肩披袈
裟、跪坐、拱手置于胸前”(注33)。此深目、高鼻、络腮胡
须似乎是沿袭了不少的犍陀罗佛的特征。但是跪坐而拱手的
式样则应不是西来的式样，而是中原传统的作风。
(四)武昌莲溪寺出土的鎏金铜饰片
前述的几件佛像，均是制作于二三世纪之际，虽可信为
最早期的佛像，但未有确定的纪年铭。而1956年在湖北武昌
吴墓出土的鎏金铜饰片，应是有确定年代的最早金铜佛造像
。由于此吴墓，尚出土了一件“吴永安五年”的铅地卷，可
知此墓必造于此年，而铜饰片更不迟于永安五年，即262年
。
依报导(注34)，这个金铜饰片状若杏叶形，长5.05公分
，宽3.1公分，厚0.1公分，通体扁平面微弯曲。(图10、11)
其表面金黄色，里面有铜锈绿。它原是由两块杏叶形的铜片
合钉在一起，上下左右边缘共有小铆钉六个。铜片的正面有
透雕与线刻的佛像，佛像立于一莲座之上，莲座两边各有莲
花一朵。佛像头顶有肉髻，项有圆光，裸露上身，系飘带，
下著裙，裙上部在腰际向外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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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3) 同(注31)。
(注 34) 见杨泓“中国最古的一尊佛像”文物1956年、“武
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以及程
欣人“我国现存古代佛教最早的一尊造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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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1 鎏金铜饰片上的佛像
武昌莲溪寺出土
(略)
阮荣春先生断此像为秣菟罗式，他说：
“此像受秣菟罗造像影响较为明显，使人很自然
地联想到秣菟罗出土的帝释窟说法图中的菩萨形像，
菩萨上身，仅戴项圈，仅见于秣菟罗系统。犍陀罗地
区菩萨像虽也有赤裸上身者，但往往在项圈下还在附
加一些饰物，左肩上的披帛缠绕也较为复杂，不如秣
菟罗式样简洁随意。”
图12 前额饰有白毫相的东吴庖厨陶俑
武昌出土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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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莲溪寺据考证为孙吴时校尉彭卢墓，同墓尚出土了
前额带有白毫相的陶俑。(图12)湖南长沙西晋永宁二年(注3
5)墓出土的陶俑(从骑吏到厨俑)也都有此现象。
白毫相，一如圆光(项光)是代表佛是智慧、定力和威德
，一般童子、骑吏、武士、厨师是不可能有的特征，虽当时
人对佛教只是一知半解。但佛教已流布此地应是无疑的了。
五、小结
总之，在汉末三国西晋之际，佛教的流布已相当广泛，
佛教最初入华的路线，除了传统一向认为的自西北沿丝路传
来之外，更有可能自西南缅甸，上溯云南、四川入中原，或
由海路经交趾、广州，再北上长江流域或湖北、或江浙。另
外第四条因连云港发现的东汉墓有佛教题材线刻画而升高了
从山东登陆的可能性。
传统一向确认的北传系统，带来了犍陀罗式样的佛像，
因此如出土于陕西清河县现存于京都藤井有邻馆金铜弥勒菩
萨像，出土于河北石家庄现存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的金铜佛
坐像，以及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东晋金铜菩萨像等，均带
著浓厚的希腊式容貌的佛像。
至于南传的系统中，比较具代表性的如夔凤镜或佛兽镜
，此种出自三国吴所制的铜镜佛像，揉杂了中国神仙或道家
思想的造形，时或带三山冠，时或头挽双髻，而衣纹也较倾
向汉式，衣袖膨松宽大，不类犍陀罗或秣菟罗佛。
至于遍及江苏、浙江等地的越窑青瓷上的塑佛，在造形
上则与武昌莲溪寺出土的金铜饰片，较倾向于秣菟罗佛。
四川出土的几样佛像较为特殊，应是融合了犍陀罗式和
秣菟罗式。
三世纪至四世纪之际的中国佛像造形，有印度传来的二
大系统的合流，也有中原式样的遗存，形成神佛揉杂的式样
，直到四世纪以后逐渐建立起中国式的佛像，域外的影响也
渐被消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