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色彩、线条，描绘各种形像并表达情意的作品，称为绘画。

绘画在中国以艺术形式出现，始见于旗帜、服装、门板、墙壁及各种平面的绘饰之上。汉代以后，绘画艺术技法日臻成熟，一般厅堂、宫殿的内部更以壁画作为装饰，甚至到了唐朝，寺庙几乎全以壁画作为壁饰，形成一种独特的绘画艺术。

绘画与雕塑、建筑同为“视觉艺术”的三个主要类别。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不论是建筑、雕刻、绘画，凡具有高度代表性的艺术作品，无不与佛教渊源深厚，其中尤以佛教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东汉到六朝，佛教绘画不但成为整个中国艺术的主流，在六朝时期，凡从事绘画的艺术家几乎都能创作佛画，佛画已然是绘画的中心。除此，享誉世界的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等石窟中的壁画，更为中国绘画史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根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在西安、洛阳两地就有数百片绘有极乐世界、地狱变相图以及佛陀、菩萨、罗汉、力士等图像的壁画。可惜这类作品今日在中原地区几乎已经荡然无存，所幸在丝路途中的敦煌石窟还保存了丰富的佛教壁画资料，因此可以说，佛教绘画不但丰富了中国的绘画艺术，尤其石窟壁画更发挥了保存中国文化的功能，可谓居功厥伟。

佛教绘画的源流

佛教发源于印度，佛教绘画当然也溯源于印度。根据佛经记载，早在佛陀时代，寺院就已经有了佛教绘画的流行。《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十七说：

给孤长者施园之后，作如是念：“若不彩画，便不端严。佛若许者，我欲装饰。”即往白佛，佛言：“随意当画。”闻佛听已，集诸彩色，并唤画工，报言：“此是彩色，可画寺中。”答曰：“从何处作？欲画何物？”报言：“我亦未知，当往问佛。”佛言：“长者！于门两颊应作执杖药叉；次傍一面作大神通变；又于一面画作五趣生死之轮；檐下画本生事；佛殿门傍画持鬘药叉；于讲堂处画老宿苾刍宣扬法要；于食堂画持饼药叉；于库门傍画执宝药叉；安水堂处画龙持水瓶，着妙璎珞；浴室、火堂依天使经法式画之，并画少多地狱变；于瞻病堂画如来像躬自看病；大小行处画作死尸，形容可畏；若于房内，应画白骨髑髅。”是时长者从佛闻已，礼足而去，依教画饰。

从这段经文记载可知，当时绘画有四个目的：庄严寺院道场；宣扬佛陀教法；显扬佛陀圣德；增益修道因缘。

后来，佛教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佛像绘画也随着盛行于中国，这在《弘明集》卷一有详细的记载：

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遣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滋。

这就是佛教绘画在中国流传的起源，随后并伴随着佛教的南北传布而流传于诸邦，譬如南传的锡兰、暹罗、缅甸等，及北传的尼泊尔、于阗、西藏、韩国和日本等地寺院的雕刻、绘画，处处均充满着佛教艺术色彩，诚如西藏佛教史上所载：“佛教流行之处，便有宗教艺人之高手。”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影响之钜。

佛教壁画的特色

壁画是绘画艺术表现的方式之一。在中国的绘画史上，以唐代的佛教绘画最兴盛，尤其壁画一时蔚为绘画艺术的主流。石窟、墓室、宫廷、寺观的壁画，成为众多画家竞相献艺的舞台。闻名于世的敦煌壁画，就是一部中国唐代绘画史的缩影。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在甘肃省的鸣沙山千佛洞，又称为“莫高窟”。莫高窟建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最兴盛。从南到北全长一千六百一十八米，至今尚有四百九十二个石窟，石窟内有二千躯以上千姿百态的塑像和许多瑰丽的壁画。根据统计，如果将这些壁画连接起来，至少有五、六十华里长，因此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甚至是全世界最宏伟、最壮观的美术馆。

莫高窟的壁画内容，可分为五项：

经变：经，乃佛经；变，是变易。意思是把佛经中的种种故事，变成形像化的图画。如“维摩示疾”、“弥勒净土变”、“阿弥陀净土变”，画师们运用丰富的想像力，将经文的情景以生动的描绘技术表达出来。这种壁画是莫高窟最主要的部份。

本生故事：为释迦牟尼佛的前生事迹。在过去世中，佛陀曾生为国王、王子、比丘、长者、商人、鹿王等等，但每一世他都是行善布施，为众生服务，因此发生许多感人的故事，这正是本生故事的内容。

尊像图：包括佛、菩萨、阿罗汉、说法图等各种图像。画师们将人物的特色，以巧妙的方法描绘，让人一眼便能看出画中所代表的意义，如仙女图的飞天，画师在仙女身上画上两条飘带，以飞腾的身姿挥洒仙女飞翔的神韵。

供养人像：凡是捐资建窟或布施供养的功德主，在图龛的下方绘上供养者的人像或刻上“一心供养”的字样，以示洞窟是其所供养。供养像一般都画在四壁近地处，立像居多，跪像较少，大者约一公尺，小者仅十多公分。供养人像的衣冠，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对古代衣冠服饰的研究有莫大的助益。

图案装饰：为了增加描绘的绚丽，以图案装饰来凸显壁画的多采多姿。

这些壁画不仅是艺术的作品，更点缀出现实社会的景象，帝王的仁慈或残暴，人间生活的情趣，庶民的喜怒哀乐。因此，佛教藉由壁画与社会的情感愿望相结合，融入于当代的社会生活，使得佛教绘画艺术开拓出更宽广的空间。

佛教对绘画艺术的影响

中国与日本、印度，同被举世公认为亚洲国家中，绘画艺术最古老，成就最卓越者。这三个国家的共同特征是，他们的绘画都受佛教很深的影响。例如中国绘画最早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壁画，而中国壁画有史可考的年代为汉朝，当时佛教初传中国，塑像及壁画随之茁壮蓬勃，南方以寺庙壁画发展为主，北方则多石窟造像。南方佛画的先导，如晋代戴逵、戴顒父子增损塑像，使其具有我国艺术的比例尺度，达到光颜圆满的境界；顾恺之画维摩诘像，光照一室，成为千古楷模。

唐朝绘画空前繁荣，中国艺评家对吴道子、王维、周昉等名家，推崇备至。当中吴道子绘制了数以百计的壁画，大都以佛教故事为主题，由于笔法强劲，气势壮阔，以笔奋扫，衣裾飞舞飘动，世人美称为“吴带当风”。又根据史书记载，唐代绘制了大量的佛、菩萨以及佛经故事的卷轴和壁画，可惜至今幸存者寥寥无几。

南宋的绘画属于中国山水画的古典时期，许多画家受到禅宗的影响，扬弃以往注重色彩与线条的画风，以最精简的笔法表现一种空灵的意境，展现出柔和、抒情的风格。

此外，中国肖像画受到佛画的影响，在衣纹的“骨法”表现上，南北朝有“张家样”、“曹家样”，唐代有“吴家样”、“周家样”的说法，这是说明人物画于佛画表现中各种类型的演变。梁朝张僧繇笔迹周密完美，晕染成“没骨法”，也是受佛画影响发展而成。初唐的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即承袭此类衣纹的染法，至今为人称道。印度在四世纪初建立笈多王朝，雕刻人像，衣服紧贴全身而显露曲线，北齐的曹仲达乃仿照这种型式而开创出新的风格，后人称为“曹衣出水”。

由以上叙述可知，中国历代画风深受佛教影响，而佛经故事更丰富了绘画体裁。以成都大圣寺为例，九十六个院落，壁画有八千五百二十四间，佛、菩萨、罗汉、天王神将等数以万计，此已是会昌法难以后的残况，最兴盛时期的状况可想而知。甚至佛教寺院更成为绘画的竞技场，提供了画家挥洒的舞台。洛阳敬爱寺、成都大圣慈寺、镇江甘露寺，都是名家壁画荟萃的地方。不但历代名家多作寺院壁画，尤其是在唐代，当时画家若被任命绘制寺院壁画，必引为一生中的殊遇。著名的画家有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袁子昂、吴道子、李公麟等。可惜当时这些佛寺多为砖木所造，每易毁于兵燹水火，只有敦煌、吐鲁番等地的石窟壁画得以幸免灾厄，灿然存在。

明清以降，士大夫作品见于寺壁者，已如凤毛麟角，一般匠人绘画一则投世俗所好，二则沿用民间传说，除释迦、观音、罗汉、药王外，另有关羽、张飞、西游记、封神榜、施公案等小说中的故事角色；目前台湾各处寺院即大都呈现这种以民俗为主的风格，不容易再看到早年整壁的经变，或整堵佛像慑人心魄、气象万千的景象，殊为可惜。

除此，印度自古以来就有在佛教寺院中保存佛像、壁画的习惯，作为辅助修道之用。若就客观而言，此举亦具有如同公共美术馆保存艺术珍品、教育民众等功能。

在中国、日本，常有信徒将自己的珍藏品布施给寺院，因此寺院的珍藏除佛教文物外，间有收藏一般工艺品者。此类宝物收藏馆，在日本有东大寺的正仓院较为著名，在台湾则以佛光山所设的“佛教文物陈列馆”蜚声中外。

佛光山近年来更陆续在本山增设“佛教文物展览馆”，以及在国内台北道场、台南讲堂、屏东讲堂，美国西来寺、澳洲南天寺等地，设立“佛光缘美术馆”，展览历代著名的绘画、书法、陶瓷、雕刻以及当代有名的各项作品。尤其佛教珍贵的佛像、文物、法具、画册等凡数千件，均分类陈列，并附上说明文字，以令信徒游客从认识佛教的文物法典而了解佛教的具体内涵。这不仅有弘法度众之功，同时亦兼具有保存佛教文物，勿令流失之效，这也是我一再努力把“佛教与艺文结合”的初步成就。

甚至为了筹建佛光大学，佛光山曾数度举行书画义卖，因此得以和许多当代画家或书画收藏家结识，并承他们慨然捐出画作，赞助佛光大学，例如史国良、田雨霖、任福兴、侯晏然、丁绍光、周以鸿、李自健、何山、章金生等，因为这个因缘，不但接引不少书画名家皈依佛教，与佛教结缘，尤其让佛教徒乃至社会大众对书画艺术有了真正的认识与重视，这应该是近代佛教对绘画艺术的一大贡献。

画僧对绘画艺术的贡献

印度昔时即有以绘画为业的画师，如阿姜达石窟的初期作品，就是佛教壁画的最早制作。在中国，画僧的出现及所能见到的最早作品，是五代的贯休，他以画罗汉着名，而西域出身的尉迟乙僧被誉为初唐第一位佛画家，他以独特的“远近法”绘制成西域风的变相图，独树一格。

此外，我国禅僧普遍锺爱水墨画，这类仅藉着上墨色来表现宇宙风貌精神的画风，可视为禅宗特有的风格，也是中国艺术的奇葩，至今仍被画界所重。

宋代以后，大型壁画的独特画风逐渐衰微，代之以禅宗祖师像、罗汉像为题材，并在禅僧指导下，墨绘与书法因而发达，著名的禅画代表有牧谿、梁楷、石涛、八大山人、渐江、玉等，他们绘画技巧的特出、气慨的壮大，给予画界极大的影响，其中尤以石涛最具代表性，其“一笔画”的绝创，成为我国禅画最佳的写照。

石涛，明末僧，以书画著称于世，为我国绘画史上“明末四僧”之一。尝从学于本月，佛学之外，兼习书画诗文。秉性耿介，不与人俯仰，中年多居于安徽宣城，并常游黄山，自云得黄山之性，其山水画实以黄山为其骨脉，遂开黄山一派。晚年定居扬州，交游甚广，与石谿髡残齐名，人称二石。平生最擅绘画，尤精于山水、兰、竹，构图古雅，时人推许为江南第一。撰有《苦瓜和尚画语录》，以画法阐明佛理，融禅法于绘画技巧中，识者誉为得未曾有之佳作，各国均有译本，为画家所必读。其书画，人争藏之，有寸纸尺璧之誉，影响后世至钜。由于画僧的出现，使得原本宗教气味浓厚的佛教绘画自然渗入了一份清丽儒雅的书香气息，构成绘画艺术的另一种风格，也是中国文化的另一种特色。尤其藉着佛画艺术的传播，佛教义理也在不知不觉中融入社会，深入人心。因此，中国的画僧不论是在佛教史上，或是绘画艺术史上，乃至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自古以来，由于佛教与艺术的紧密结合，不但使得绘画技巧一再创新，更丰富了绘画题材，因此一流顶尖的艺术作品均非佛教莫属。如上所述，中国著名的敦煌、龙门、云冈、麦积山、炳灵寺、巩县、天龙山、响堂山、陀山、云门山等石窟绘画，都是令中国人引以为傲的艺术典范，甚至名山丛林也因收藏名家画作而名闻艺界。这些万世不朽的佛教艺术，是中国文化之傲，也是世界人类共同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