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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故有“茶的祖国”之誉。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份量,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与民生日用关系的密切,由此可见一斑。 喝茶具有提神醒脑,解腻清肠等功用。民间饮茶风气的盛行,佛教寺院具有推波助澜之功。寺院对往来的信徒、客人,常以奉茶做为待客之道,影响所及,民间亦将“敬茶”视为一种普遍的待客礼仪,甚至“饭后一杯茶”已成为一般人的生活习惯。而寺院栽培的茶园往往是地方上最富盛名的茶料,现今享誉世界的名茶,许多都是僧人烘焙出来的,这都足以证明“茶”与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茶在佛教生活中的应用 在中国民间流传着一则故事:禅宗初祖达磨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修行,有一次因为疲劳过度,眼皮睁不开,于是恼怒的割下眼皮,扔在地上。不料在眼皮丢弃之处,竟然长出一棵茶树。后来,达磨禅师的弟子在坐禅疲累时,就取这棵树的叶子制作饮料,藉以提神醒脑。这虽然只是传说,但也说明了茶与僧侣的生活修行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佛教僧侣以坐禅修定为常课,坐禅要求止静敛心、集中思维、专注一境,以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境界。不过,长时间的坐禅很容易使人昏沉疲倦,这与不得散心动摇、倾斜委倚,更不能昏沉做梦、卧床睡眠的静坐要求是相违背的。因此,为了消除昏沉,补充水份,具有提神醒脑功效的茶,便自然成为僧侣们最理想合适的饮料,而饮茶在寺院中也就日益兴盛,并广为传播开来。 据《晋书.艺术传》记载,后赵昭德寺道开法师坐禅修行,不畏寒暑,昼夜不卧,每日只服数粒药丸,并“饮茶苏一二升而已”。此“茶苏”指的是一种将茶、姜、桂、橘、枣等合煮的饮料。 唐宋以后,禅宗盛行,禅师十分讲究饮茶,饮茶之风兴起。据唐朝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饮茶风气盛行后,在寺院遂将饮茶制度化,不但专设“茶堂”做为禅僧讨论佛理以及招待信徒、宾客品茶的地方,并在法堂西北角设有“茶鼓”,专为召集众僧饮茶时击之。除此,寺院也设有“茶头”的职务,专司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又于寺院门前安排有专为香客惠施茶水的“施茶僧”等。 佛寺的茶,称为“寺院茶”。例如佛光山的茶,即称“佛光茶”。其中又分若干细目,如供奉佛、菩萨、祖师的叫做“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饮茶叫“戒腊茶”;一般众僧集合饮茶叫“普茶”等等。 寺院的禅僧一般在早起盥漱后,即先饮茶,然后再礼佛;饭后又先饮茶,然后再作佛事。据北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记载:“晨朝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佛前礼拜了,和尚主事处问讯;和尚主事处问讯了,僧堂里行益;僧堂里行益了,上堂吃粥;上堂吃粥了,归下处打睡;归下处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在《五灯会元》更载有所谓饭后三碗茶的和尚家风。由此可知,禅僧一日不可无茶,饮茶成为他们普遍的习惯与爱好。 茶禅一味 清代郑板桥有幅对联:“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可见僧侣嗜茶,自古皆然。 有道禅师不仅饮茶,且常在品饮之间说禅语、斗机锋,体悟“禅道”,例如有名的“赵州吃茶”公案即是。赵州禅师,凡有学僧去参访他,他都是一句话,就是叫你“吃茶去”、“洗碗去”,或是“扫地去”。如果你问:“禅师!如何是道?”他说:“你去吃茶。”如果你再问:“如何开悟?”他也是叫你“吃茶去”。什么是道?什么是悟?一律“吃茶去”。意思是要你不要离开生活,在生活里悟道。 禅宗认为“佛法但平常,莫做奇特想”,佛法原本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只是与平时的喝茶、吃饭、穿衣一样平凡。但人们常落入妄想分别,而与本性——佛性不能相应,所以赵州禅师要人不要离开生活,因为离开了生活就没有道可寻。 “赵州吃茶”的公案后来风靡日本,影响了日本僧侣。日本茶道的鼻祖之一珠光禅师,曾是著名的一休禅师的门下,他因坐禅经常打瞌睡而自觉不安,后来听从医生的劝告而喝茶,从此改掉了打瞌睡的恶习,并逐渐立下喝茶的规矩,创立“茶道”,而有“茶祖”之誉。 当他完成“茶道”后,一休禅师问他:“要以怎样的心境来喝茶?” 珠光答道:“为健康而喝茶。” 一休禅师对此回答不满意,又问他:“对赵州禅师的‘吃茶去’怎么看?”珠光默然。 于是一休禅师叫侍者端杯茶来,当珠光把茶杯捧在手上时,一休禅师便大喝一声,并将他手上的茶杯打落在地,然而珠光依然一动也不动,只对一休禅师行了个礼,就站起来辞行,走到门口时,一休禅师突然叫道:“珠光!” 珠光回过头答了一声:“弟子在!” 一休禅师问道:“茶碗已经打落在地,你还有茶喝吗?” 珠光两手作捧碗状,说道:“弟子仍在喝茶。” 一休禅师不肯作罢,追问道:“你已经准备离此他去,怎可说还在吃茶?” 珠光诚恳的说道:“弟子到那边吃茶。” 一休禅师再问道:“我刚才问你喝茶的心得,你只懂得这边喝,那边喝,可是全无心得,这种无心喝茶,将是如何?” 珠光沈静的答道:“无心之茶,柳绿花红。” 于是,一休禅师大喜,便授予印可,珠光完成了新的茶道。 喝茶,若能喝出平和之茶、禅味之茶、无心之茶,则别有一番不可思议“禅”的意境体会,所以难怪一休禅师要赞叹、同意珠光的茶道了。 其实禅和茶道相通之处,在于它的“单纯”与“清寂”。“禅”是一种究极实在的直觉把握,如“父母未生之前的本来面目”,而茶的清纯、知性,在精神上和禅自有其相应之处。若在喝茶当中体会“无我”、“无味”,这就与禅的至高境界相通了。所以“茶禅一味”就是将茶的清、纯,和禅的静、寂融和而成一体的意思。 佛教对茶的推广与传播 寺院饮茶成风,也重视种植茶树。采制茶叶,一方面自给自足,一方面也贴补寺院开支,因此和许多名茶结下不解之缘。明清以来,佛教寺院大都在深山丛林中,自然的环境适合茶树生长,加上僧侣精心培育采制,因此所产茶叶多属上品,如浙江普陀寺的“佛茶”、天台华顶寺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尤其是浙江云和惠明寺的“惠明茶”,曾在一九一五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此外还有余杭径山寺的茶、钱塘宝云庵的茶、四川峨嵋山万年寺的竹叶青,以及广西桂平西山庵院等所制造出来的茶品皆中外驰名。 另外,如我国六大茶类之一的乌龙茶,其始祖即是福建武夷山的“武夷岩茶”,;“武夷岩茶”自宋元以来,即一直以武夷寺僧所制作的为最佳。又闻名的洞庭山碧螺春茶,其沸汤清澈鲜绿,亦是由洞庭山水月禅院僧侣首先采制的“水月茶”演变而来。明代僧侣制作的“大方茶”,是安徽南部“屯绿茶”的前身;茶叶中最珍贵的“大红袍”,也与佛教有一段渊源。此外,徽州松萝茶、黄山云古寺毛峰茶,起初也都出自佛门。 唐代陆羽嗜茶,且精于茶道,被后世奉为“茶神”,他所著的《茶经》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有关茶叶的专着。陆羽出身于佛教寺院,一生行迹也没有脱离过佛寺。《茶经》就是他遍游国内各地名山古刹,亲自采茶、制茶、品茶,并广泛吸收僧侣的相关经验,加以总结而成。佛教寺院饮茶风气,后来随着禅宗的兴盛而传播至北方,成为民间普遍的风俗。 宋代著名的浙江余杭径山寺,就经常举行由僧侣、信徒、香客共同参加的茶宴,进行品尝、评鉴各种茶叶质量的“斗茶”活动,通过技术的交流后,还发明了把幼嫩芽茶碾成粉末,用开水冲泡的“点茶法”,也就是改煮茶为泡茶的方法,既方便又简易,此对民间饮茶习惯的普及,有着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茶叶后来由于佛教的弘扬,从中国传入朝鲜,并在民间形成饮茶风俗的流行。 西元八○五年,日本高僧最澄法师至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参学,归国时带回茶种,种植在近江阪本村国台山麓;次年,空海大师也从中国返回日本,带回很多茶种,分植各地,首开日本种茶之始,并传播中国制茶技艺。宋代荣西禅师从中国留学回日,又带走茶种及禅寺的饮茶方法,并于晚年著述《吃茶养生记》,极力宣扬饮茶好处,饮茶风气便逐渐在日本流传开来。后来圣一禅师和大应禅师都曾到浙江余杭径山寺,先后将径山寺的茶籽和碾茶的传统方法及茶石臼带回日本,并在日本传播径山寺的点茶法、茶宴、斗茶,对日本茶道有兴起的作用。 此外,珠光禅师亦曾访华,就学于著名的克勤禅师,珠光学成回国,克勤书“茶禅一味”相赠,今藏于日本奈良大德寺中。珠光又以其亲身实践,在一休大师的教诲下,创日本茶道,经绍欧、利休禅师的发展,形成了今天日本非常严格规范的茶道。影响所及,更扩及文学、美学、哲学、书法、花道,乃至日本人的居处布置、庭院构筑、膳食烹调、应对礼仪等,无一不受影响。因此,可以说日本是透过佛教吸收中国文化;而日本人接受佛教则是藉着“茶道”为媒介。 古代僧侣种植名茶,以好茶接待香客。今天各旅游休息站也承袭这种风气,辟有茶屋来招揽游客,让旅游者在悠游大自然的同时,也能享有一杯热茶,自是别有一番情趣,令人倍感温馨。 今天我们能够品尝许多名茶,这都是前人努力的成果,而佛教僧侣也付出许多心血。想想一杯香茶,它能排难解纷、闲坐叙旧、同行聚会、共商交易,还能静心澄虑,体会禅的意境,实在是人们生活中的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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